3——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可能性关系

　　上个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流派思想家葛兰西(1893:422)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好表述是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价值的。 “有机”的含义是指，知识分子是社会组成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当我们今天再以这种有机的联系为认识基点的时候，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仍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具有认识自我及解析思想观念，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实践的作用。然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今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被高速发展的传播技术与媒体所笼罩的网络世界，并不断地把知识分子培育成一群更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空间中，在这种不得不面对的环境中，媒介知识分子被唤起，开始触及一个知识分子本当思考的与社会的关系和传播的问题。
　　
　　何谓媒介知识分子？从广义上说，当前以大众传播为主要交流方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介为主要交流手段，在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人类传播越来越来趋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对人类交流的现实进行思考，感到怀疑、焦虑、批评、甚至有些绝望的，身在智识阶层的人。从狭义而言，媒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媒介关系最靠近，能与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工作，通过大众传播的讯息生产与传递，对社会产生可能性影响并与媒体发生直接关系者。这样的媒介知识份子从何而来？我以为，正是由于人类用于交流的传播媒介不断地经过进化、分化与异化，加之人类交流的变态发展，从而给人类社会与日常生活带来愈来愈大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知识份子群体因传播媒介力量的增强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相应的思考的群体。也就是说，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表面上知识分子看似独立的个体行动方式，而是通过与媒体这种更大力量的社会机构发生关联而得以形成的。
　　
　　在大众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2006:12)看来，虽然传播科技不断变化，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大众传播现象依然存在于传媒机构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包括媒介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也反映公众与社会其他机构的意愿。大众传播所从事的正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公共传播的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传媒是在一个公共领域运作；媒介提供社会所依赖的信息与处理公共事务；而且可能形成舆论和影响。在大众媒介潜在的社会意义面前，我国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机构的关系既非自由的，也非控制的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使用的、满足的与潜在影响的关系。
　　
　　由于发生一些关联，我国媒介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助媒介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媒介信息方面；在研究领域触及一些与技术性相关的，以信息传播策略与效果为核心的所谓传播学知识的建构；或者以知识分子的名义，接受各种有影响的大小媒体的采访，成为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评论、意见和看法的专家。然而，媒介知识份子并不是单纯掌握大众传播与媒介知识的人。
　　
　　爱德华•萨义德被视为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和创造性的评论家。他对知识分子身份与作用的思考发人深省。他认为：“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爱德华•萨义德,2007:61)多年来，萨义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经常拒绝回答这样一种提问：“你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有兴趣这样问，他为何对媒介摆出这种强硬态度？对于大众传播，他意识到那些在广播、电视、印刷品和互联网上源源不断地贡献思想与话语的知识份子正在被看作是具有统治的力量，而这些经常在媒体上活动的知识分子也正在依靠这样的活动，获得自己具有统治观念的良好感觉。显然，萨义德的拒绝一方面是自觉地放弃这种统治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唤醒我们对“媒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意涵的一种警觉。他把这些经常通过媒介对社会随意发表意见的人称作具有统治观念的“政策知识分子”。这些人通过媒体所制造的公共言论与利益、权威和力量密切相关。 (爱德华•萨义德,2006:144)实质上，萨义德的强硬旨在对抗着美国媒介知识分子自认为所具有的那种“纵览整个世界”的对力量与威权，追逐各利的贪婪。即使身在其中，就意味着拥有合法的代表权？当然，这些人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了自我价值的满足感与简单地认同媒介的权力，但在他们离开之后，就会全然忘记自己对社会和与媒介的责任关系。
　　
　　对于我们也会有这种体验责任感的临界状态。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有一些自觉地放弃包括“统治”观念在内的所有媒介观念，坚决不与电视等大众媒介打交道的人，也有抱持改造社会，传播文化，与媒体保持密切关系者。另一方面媒介也在加强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不仅如此，媒介还不断地表现出一种专家崇拜的倾向。此时正是知识分子省察真实生存状态的契机。如果知识分子只有与媒介的使用与自我满足的关系，没有某种出入于媒介的距离感，丧失思考能力与反思自我与媒介的关系，那么终究会有一天，媒介知识分子有可能很快地转身仅仅成为一些具有媒介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加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媒介人物”而全然丧失掉知识分子的特有性格。
　　
　　从传播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有一个最为明晰的道理，这就是，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应是双向的互动与对话性的关系。媒介知识份子一方面可以把媒介作为知识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把媒介视为反思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对象。进一步而言，生存的现实需要媒介知识分子既能处身于媒介之中，又能身在其外，对媒介的信息生产与社会影响产生清醒的认识，并获得通过媒介来反思自身的真实体验。如果缺少这一种能力，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就会沦为一种道具或工具的关系，就会产生为媒介所使用的道具的感觉。
　　
　　只有在意识到一种重要的关系，并在自觉地揭示媒介真相的努力中，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才能转化成思想的能源，从而变成促进人类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动力。如果仅仅满足于专家的身份，与媒介和社会发生关系，接受并帮助媒介制造现实与流行观念，那么知识分子的本色就会模糊。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专长到头来也是与知识不相干的。相反，“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因为这个行动涉及到了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为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爱德华•萨义德,2007:71)
　　
　　处于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的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个具有普遍性且为焦点的问题上，这就是，大众媒介制造了社会“现实”，构成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让人们获得了所谓“现实”的体验与感觉等。这与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规模与覆盖面、惊人的传播速度与缺少时空感有关；又与大众传播的单向流动、不对等的关系与权力、非个人的，匿名的、有目的、标准化的及商业化等特性有关。简言之，大众媒介已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我们自己和“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来了。媒介已经成为将我们与社会组织、事务、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重要中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这种具有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作为与社会诸方面发生关系的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与自我、与社会、与媒介发生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对话关系可以赋予人类交流以更高的品质和交流在其中不断流动的意义。
　　
　　所谓互动与对话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传播创造人的关系。传播构成并潜藏着人类的各种关系，而最重要的关系则是一种平等的，充满人对人的尊重的，以能看到和体现出人类崇高责任感的相遇关系。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强调交流者与对象之间的积极协商、相互理解与共同创造，也强调在与他人或社会交往中，进行自我的认识与反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知识分子最常使用的以争论为交流方式的批判式的对立关系。英国对话思想家戴维•伯姆(David Bolm, 1996:6)指出，“争论”的含义不过是“敲打”、“碰撞”、“冲击”或“震动”而已。争论者常持怀疑主义，强调思想分析，但是当每个人都在为坚持自己的思想，否定他人而寻找理由和申明证据时，争论也就处在思想易于消解于怀疑之中，容易形成双方对抗的关系，使交流处于中断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争论对于人类交流的意义远不如对话对人类关系的建设具有更多的适用性和建设性。
　　
　　总之，知识分子需要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于人类的传播问题。传播不仅意味着相互影响，使人产生多重的情感体验，还呈现为一种交流在社会、历史、伦理意义上的复杂关系。传播研究中的功能论者常说，传播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传播或交流，人们就无法形成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周围的这个世界。因此，对于我国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与媒介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07/09/30）
　　
　　——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