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政治改革的“苏联魔咒”

当前政治改革迟迟难以推进，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种心态，即不是不想改，而是担心不好改，进而不敢改。所担心的无非有几种：一怕社会动荡，二怕民族分裂，三怕丢掉政权。前苏联就是这样解体的，前苏共就是这样垮台的，包括官方认识甚至民间心态中都有许多人将首要责任归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这样一来，苏联解体就像一个魔咒笼罩中国的头上，政治改革虽然仍是一个政治上合法的话语，但实际上被视为险途，从而迟迟难以推进。

那么，政治改革真的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吗？

毫无疑问，苏联的政治改革是不成功的。它试图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毕其功于一役，忽视了政治转型期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民族矛盾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最终加速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原来期望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上的改革，但由于过于激进的政治改革一下子把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全部引爆出来，反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与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从而葬送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七十多年的大党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甚至被解散时，有人悲伤，有人叹息，却没有人为之挺身而出进行反抗。

但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不搞政治改革，苏联就能免于解体的命运。经历了勃列日涅夫的长期停滞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过渡时期后，苏联经济状况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极其糟糕。即使是用后来被称为保守派、曾经担任苏共中央的第二书记、后来变成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的利加乔夫的话说，1985年以前国家的经济已接近窒息。与一般人的认识相反，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也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如提出“加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但由于勃列日涅夫长期统治遗留下来的官僚阶层使得改革难以推进，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打起了通过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注意。在他看来，政治改革既能够唤起民众的改革动力与热情，又能够化解官僚们对改革的阻力，最终达到整体推进改革的效果。

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这一选择未必是对的，但如笼统地认为苏联也可以走中国式先经济改革的道路也不正确，因为苏联经济与中国经济不同。文革结束后中国拥有庞大的农业经济，且已走入困境，这个时候可以在不触动原有国有经济的情况下进行“增量改革”，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即改革带来益处而大家都不受损失。但苏联经济中农业成分很少，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来的国有经济下手，是一种“存量改革”，结果不但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福利全部系于国有经济的工人阶层也忧心忡忡，从而很容易走入到改革的困境。换了邓小平，在苏联环境下或许也会选择通过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路子，形势比人强，我们不能把政治改革的失误全部算在戈尔巴乔夫主观错误的头上。

换而言之，如果苏联不搞政治改革，不搬掉长期吸附在苏联体制上的庞大官僚集团，其经济改革很可能也推进不了，其原来经济形势只会越来越恶化，原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严重向军工倾斜、生产效率低下、错失科技革命的良机、人民日常生活需要难以满足以及粮食长期依赖进口等等，都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长久下去，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只会越来越弱，它面临的改革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我们甚至可以说，问题拖得越久，越严重，进行政治改革甚至是激进式政治改革的需要就越紧迫，而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因为人们已经看不到通过传统经济改革、通过小修小补来改善国家命运的希望，而愿意求诸极端的方式来放手一搏。而在一个国家矛盾重重时进行到涉及利益重新分配的政治改革确实是极其危险的，就像一个堆满干柴的火药桶，一旦摇动，就很容易起火爆炸。启动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其实是社会矛盾还不那么具有爆炸性、阶层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人们的承受力相对较强，逐步启动政治改革又将进一步缓和利益矛盾，从而形成促进改革的良性循环。

因此，苏共的错误不在于进行了政治改革，而在于进行了错误的政治改革，不在于过早启动了政治改革，而在于政治改革的时机太迟。如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统治前期，苏联就逐步启动政治改革的话，很可能就能够避免后来的结局。因为当时苏联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错，官僚集团尚不如后来那么根深蒂固，国际环境也比较宽松，对政治改革的承受力较强，苏共有更大的机会通过改革成功来维持既有的合法性，以在后集权时代、通过新的政治运作方式继续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即使错过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政治改革方式，苏联的解体也并非不可避免。当然，很难界定什么是负责任的政治改革，我们现在只能回过头去总结苏联的教训，并加以假设：如果把民主化先从基层政权推广，如果先把苏共培养成一个习惯于宪政与选举的现代政党而不是让其在在民主化进程中无所作为，如果在政治改革之前先搞法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这两个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把过大的社会矛盾留给政治改革去解决），如果在政治改革之前先搞好宪政建设，如果在政治改革之前先进行公民教育而不是维持愚民教育，如果在政治改革之前先消除民族分裂的重大隐患（如苏联是加盟共和国的自由分离权，在中国则有达赖问题），苏联与苏共的命运应该会有所不同。

总之，仅把苏联经验教训理解为不能进行政治改革或拖延政治改革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只是认识上的心灵魔咒。对于从斯大林模式中走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政治改革不能不改，也不能乱改，而是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政治改革方式。如果继续误读苏联政治改革的教训，害怕进行政治改革，反而更有可能会像苏联那样，错过了在国力鼎盛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最终走入到一个被迫改革甚至是被迫激进改革的可悲阶段，从而导致类似于苏联似的结局。这样，苏联的“魔咒”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越是想跳过那个陷阱，却越是向那个陷阱滑去，这样的结果不一定比苏联更加不幸，但肯定更加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