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的政治改革

一
最近有朋友，希望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发表一些见解。
主要是想探讨一下，中国现在是否有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有的话，政治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当然，最后就是政治改革要采取的是什么路径。
首先要对政治改革有一个定义。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政府的举动，可以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的两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没有政治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进行。
然后看一下民间的改革意见，在比较左的朋友那里，可以看到乌有等地方的想法，在比较右的朋友那里，也可以看到南方等系列的思路。
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上，当然可以看到中偏右的深圳模式，也可以看到中偏左的重庆模式。
然后在海外，也可以看到对国内发展完全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的思路。
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民族共识，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应该改一改了。
不过在谈这个问题之前，俺先说明一下，就是俺对所有的主义和名词概念，不是太感兴趣。
因为俺们这些平头百姓，目不识丁，被你一大堆名词绕来绕去，就绕进死胡同去了，最后就糊里糊涂地拥护你的主张了，然后就忘记了自己是打酱油一族，稀里糊涂就成了你大人的炮灰了。
所以在谈政治改革的时候，俺们黎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就是两句：
一句是俺们民族最有脑的人才之一，孔夫子他老人家的话，听其言，观其行。不受忽悠。
一句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话，不看广告，只看疗效。在疗效（以及其副作用）没有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之前，俺们坚持只打酱油。
这个就是俺既支持重庆模式，也支持深圳模式。因为俺们要看临床试验。
而且现在是互联网流行起来了，各种交通工具也发达了。因此想要忽悠屁民，难度也高些了。
对左手边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前三十年，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为啥？因为俺们这些人，都是经过那个年代的，知道以前的日子是啥样子。
对坐在位子上吃香喝辣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后三十年，难度也是不小。为啥？因为春江水的温度如何，人家生活在里面的鸭子自然知道。现在社会中出现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诸如此类，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自然知道，也是没办法美化的。
对右手边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丑化后三十年，最后把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的生活，大力吹捧，那在10年前还是行得通的，或者是现在忽悠一下学校里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也还可以混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忽悠能力估计是大幅度降低，因为人家有不少人，像俺这样，在西方国家生活那么多年，西方社会的好处和坏处都比较清楚。你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乌托邦描述，尤其是在现在西方走入深刻制度危机的时候，这种理想大泡沫是非爆不可的。
因为一句话，俺们要只看疗效，不看广告。
如果抛弃从左到右的各个派别的各类理论提法，俺们可以简单地将把政治体制理解为一个分赃制度。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大分赃制度。在这个分赃制度里面，就是全球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把自己的筷子和叉子都插到这个全球大饼里面，把自己有能力扒拉出来的份额给抢回去。
这个全球大饼里面，因为历史原因，是欧美西方国家占了大头的。而这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所谓发展，也是在于抢这块大饼的能力越来越强，抢到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
然后在你从全球大饼拿回来的份额中，如何在自己的各个集团和阶层中分配，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问题。
如果搞清楚这个关系的话，首先不要被人忽悠的，就是你改变了内部分赃制度，就会增加你外部分赃的能力。
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全球分赃制度是否合理，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改革的议题上解决的。
这些议题，就是G20和一系列联合国会议。比如说要不要制裁哪个国家啊，国际贸易协定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啊，哥本哈根能源会议啊，诸如此类。
一个向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本来就在全球分赃系统里面是吃了亏的。因此这样的后起国家要想分到自己该得到那一份，要么就是要修改现存分赃协议，这个是短期的。要么就是修改分赃协议的决策过程，这个是长期的。比如说，在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会里面增加中国的权重，要求美国放弃否决权等等，就是更改分赃决策过程。
因此中国自己内部的各派人士，在讨论如何改变内部的分赃体系的争论中，必须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损害你在国际上的分赃地位，也不能因为内部争吵而导致你的争赃能力的削弱。
这个底线，是一定要守住的，不然受影响的是大家。
这个例子，就是什么“二十一条”之类的卖国协议，就是内部分赃之争，靠出卖整体利益，减弱自己的国际分赃份额，来满足内部自己小集团的利益。
当然在一个国家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挟洋人而自重，就是拉着强大国家支持的大旗，来谋取内部斗争的强势地位，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世界超强美国，当年在势力弱小的时候，内部派别有亲英派和亲法派之争。今天的日本在寻找最为有利的国家地位的时候，内部势力有亲华派和亲美派之争。而中国在1949年之前，主要竞争力量也是有亲美派和亲苏派之争（当然抗战胜利之前，还有亲日派）。
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挤上了世界数强的地位，其国家力量已经难以被外国势力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任何派别，希望依靠外部势力而自重，显然不是一条可选择的出路。
因为你任何的不同的政治主张，还是要向广大的屁民们去诉求，你一旦走了外部势力这条路，就把你的民众基础给毁坏了。
在这个政治改革道路辩论中的海外异议力量，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异议朋友们提出来的主张，后面如果靠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马上就会面临一个质问：
俺们屁民怎么知道你的东东是对大家好？俺们怕的是，你这个东东一搞，其实是帮助美国削弱俺们中国在国际分赃体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
如果不是这样，干嘛老美要支持你？人家是活雷锋啊？
因此在政治改革中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要内斗，不要拉着外人一起斗。
二
对俺提出的要内斗，不要拉着外人一起斗的原则，有两个不同意见。
第一个，就是俺说了要看疗效，不看广告，那么是不是如果俺们海外异议人士提出的主张，也是对大伙儿有好处的。那么只要这个效果有效，为啥你要看是不是美国人在后面支持？
说起来，这种提法似乎很有道理。可是问题是，你这个主张要想实行，必须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认可。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和足够的广大的屁民，接受你的说法，才有可能实现。
可是在各种争论中，你背后的底子被人家一曝光，然后再把你和藏独、疆独和台独的头人们一起把酒言欢的照片一公布，或者把你和这些头人们的案底交易登出来，那你还如何赢得你想得到的支持？
当然你也可以说，或许中国的情况恶化到了一个地步，老百姓已经不在于你后面的推手，到了任何人都好于在位子上的人的绝望状态。
要是真的到了这个地步，那就不是靠说理可以解决争端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可不可装备N个美械师的程度了。而且就算是有了美械师，你也不一定打得过泥腿子，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
或者靠你的王师直接送你进北京。可是这个王师到现在，还只愿意在黄海以外巡弋呢。
说来说去，在中国要在政治上有发言之地，还是要靠普通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你还在乎是不是有洋人在后面帮手？
第二个，倒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俺如果不找洋人出头，就被你给打压下去了。
这个倒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前中国的外交韬光养晦战略，搞得一帮子在位子上的人，对友邦惊诧特别敏感。所以一旦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大声鼓噪，马上就对人家采取保护措施。
又派保镖保护人家的安全，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给人家在里面修身养性。
而人家如果一下子，得到洋大人的严重关切，马上又要人家出去放风，到西方极乐世界吃香的喝辣的，继续忽悠去了
这种做法，当然事实上鼓励你的内部不同势力，要跑到外面去找组织和找领导。而这种做法，自然就会被人骂为内残外忍，而有悖于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
那么俺建议的做法，就是正好掉180度。
那就是对内要宽容，对外要强硬。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要让人家说话。对人家说话要有宽容，不要动不动就把人家特殊待遇了。而对外国的干预，要强硬，不能老让人家一搭上洋鬼子，马上就区别对待。
这里就牵扯到了俺说的，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原则。
那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如果你抛弃各种左的和右的政治偏见，那么无论是在那个政治光谱的人士，都是这个民族的财产。如何把这些财产好好的运用，而不是让人家互相消耗，其实对增强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全球讨价能力，是大大有益处的。
因此国家内部的各派势力争执，要做到的就是文斗，而非武斗。
最不好的例子，当然就是内战。比如说美国的内战，和中国当年的国共战争。这样的经历，都是对自己整体利益的打击。
然后比这个好一点的，就是那种动不动就把你肉体给和谐了的方法。
这个在1960年代也出现过。有贵为国家主席的人物，因为政治上的争执，就被人肉体和谐，这种方法也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损害。
现在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已经不再出现，当是中国人的幸事。
当然现在需要的是更进一步的社会宽容，不要因为人家有什么主张，就给请到笼子里面去休息。那怕主张得再耸人听闻、惊天动地，你还是应该有一套成文的规则去应对。
最后的一步，就应该让人尽情的说话了。不要动不动，就出现一个敏感词，把人家的话给消除了。
而在这一点上，则同时必须加强法制上的建设，比如说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发布虚假事实等等，都可以靠官司去解决，那么就可以做到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发言，但同时要对发出的言论，负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样的政治环境才利于规则的建立，就是把各种政治势力的争论，定义为人民内部的不同矛盾，然后掌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
要让斗争的主要武器是吐沫和口水，要让斗争的主要战场在互联网、电视和报刊上，甚至在法庭上。
但就不要让这个战场在街头运动上，在发动暴乱和镇压暴乱上，最后就是在军事战场上。
如果中国未来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真的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大幸。
在压制其他人说话方面，俺是有过亲身的体验。
想当年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作为推动改革的改革派人士们，曾经经历了打破被保守派人士全盘控制舆论媒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派的声音终于可以发布出来的。
可是当改革派控制了舆论主动之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保守派的发言空间，搞得人家保守派最后没有地方可以说话了。
这个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好方向。
如何建立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如何让中国任何一方的人士，都有自己的发言空间，是中国未来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大国的必要条件。
当然如何建设负责任的舆论组织，就是这些舆论的目的，只是在如何实现好的政策这个操作层面的争论，而不是暗藏祸心，以推翻整个政治社会制度为人家的主要诉求，是一个舆论自由的一体两面的另一面。
你要有自由，但你也要有社会责任，是一个宽松舆论环境的基本特点。
总之，右和左，是互相矛盾和互相兼容的一体两面。没有右的力量的制约，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走极左路线。没有左的力量的制约，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走极右的路线。
这两种情况都对国家不利，对国家的权力精英不利，更对广大屁民不利。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对小民们来说，最好这个国家走的是中庸之道。
因此俺们采取的态度，就是支持弱势。如果右派被打压得厉害了，俺们酱油派们一定要支持右派。反之，如果左派被打压得厉害了，俺们酱油派一定要支持左派。
俺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
三
有读者把俺主张的对外强硬，对内宽容，用内圆外方一词来形容，是非常准确的。
内圆，就要求要对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采取容忍之心。如果不是要分裂国家，把某个某个地区分裂出去，或者是要搞暴力革命，推翻国家主体政权，或者是搞恐怖活动，在街上对不同族裔的群众杀人放火，诸如此类的敌我矛盾，其他的都应该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
外方，只不过是内园的延伸。如果没有内园的基础，自然就没有外方的结果。因此人家敌对势力要破坏的，是你的内园。而你自己应对无方，不能把这些挑战，好好的在内部的协商框架下解决，反而采取过激的手段去处理这些不同意见，就难免会陷入内部的混乱。
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你在国际事务上的软弱。因为被人家捏住了软肋。
那么要把内斗的程序搞好，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就必须明确，你斗争的目的，是在饭桌子上面，就那个菜应该这么瓜分为主要目的。
如果你的斗争目的，是把大桌子，给割一块下来，自己然后搬到另一个角落里面过日子，或者你的斗争目的，只是想把大桌子给掀了，然后自己重新安装一个桌子，那么这个饭局，就没有办法和平的进行下去了。
有人说，等民主了，俺就杀了你的全家。这种态度，肯定就不会达到文斗的结果，肯定就会走上武斗。
靠掀翻桌子解决问题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一百年搞建设，时间都不够。要是搞破坏，那么一个星期，就绰绰有余了。
这里就牵涉到俺说的，政治改革的第三条原则：
要反对政策，但不要反对体制。
为啥说不要反对体制？因为所谓体制，就是你这个社会现存的一个生存状态。你反体制，把这个基础一抽掉，你的社会就无立身之地了。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体制曾经是礼乐制度，后来是私有土地制度，那么现在是什么体制？这个体制，基本上就是一个土地公共或者集体所有，国家经济以国有为主，私有为辅的一个混合结构。这个结构，向左边偏一点，俺们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右边偏一点，那么叫做国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
其实目的就是有想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又想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当然操作不好的话，可能会得到社会主义的坏处，又得到资本主义的坏处。
不过那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执行的政策和执行人问题，这些就是应该在政治改革的框架下进行。
其实虽然你名字可以叫得好听，回头看一下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变化，在于帝制的取消。
在1911年辛亥革命取消帝制之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一个暴君怎样怎样管理国家，等等。
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早期的周朝，大概前几个世纪，是封建诸侯制度，从秦汉开始就是中央郡县制度。
自从秦朝确立了郡县制度之后，几千年来，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是虚君制，就是皇帝基本上是一个摆设，而由专业的文官系统掌管政治权力。
当然少部分时间是实君制，就是当皇帝处于要么强势地位，要么和官僚体系力量均衡。通常这些都发生在旧王朝覆灭，新王朝产生的时候。如果好好看一下的话，作为实君制度，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明大祖算是对官僚系统有强势地位。
能和官僚们势力平衡的，也有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明成祖、清康熙和乾隆等等。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英国和日本的制度，其实都是从当年的实君制度，走到虚君制度而已。
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由贵族控制的官僚系统，转变为由贵族控制的政党政治。其实看一下日本、英国等等，大部分的政治领导人物，还是来源于当年的贵族传承。
其他的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殖民地国家，美国是一个例外，彻底割裂了与英国的君主传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就仍然敬奉英国女王为虚君。
中国在取消君主制度之后，走的政党道路是两党制，就是一个以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这些有钱阶层作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一个以城市工人和平民和农村农民作为代表的共产党。
当年没有办法做到文斗，就以代表穷人的共产党武斗胜利，消灭了富裕阶层，建立了一个阶级差别不大的均贫社会。
这个社会的主要阶级构成，是工人和农民。当然还有就是来源于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干部，就是以前的文官系统，和军人。
当时表现的社会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别上。其实就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传统小农经济的区别。而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上，都是以城市为主。
这就出现了虽然政治权利在名义上的平等，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农民的政治地位要低于城市居民。一直到非常后期出现的，农民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的变化，才开始真正改变这个状况。
而在政治权力集中上面，中国算是继承了古代中国，行政主导的传统。在立法和执法上面，仍然是行政部门为主导，和英国、德国等采取内阁制度的国家相似，都是在这两个权力上集中。而在司法上面，有一定的分离，这个算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力，采取司法完全独立，有所不同。
那么中国在1979年之后，开始从大家齐步共同富裕的路子，就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一个发展阶段之中，必然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化。
就是说一定数量的富裕阶层出现了，而这些新势力的出现，自然就导致了对其阶层的政治要求。
本来代表着农民和工人利益的执政党共产党，就要面临着这个新兴起的阶层—就是说资产党和地产党的挑战。这种调整的结果，就是资本家入党。在三个代表路线确立之后，执政党就从以前单一的工人农民党，扩大到了全民党，包容了新的资本家阶层。
其实这个变化，和中国以前传统的涵盖全民的儒生阶层没有什么区别。在以前只有工农阶层的时候，只有镰刀和锤子，是全民党。那么今天多了支票簿和楼房，也是全民党。
未来的中国政治走向，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农民这个生产模式身份将消失，从而变成和城市居民身份等同，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别，将从职业为代表的称号，转换为以财富为代表的有产、中产和无产的阶层区别。
因此任何以这些不同阶层为代表的利益斗争，都属于内斗。
看了大家的一些评论，这里就大致补充一下。
关于虚君制，马上就有人和今天的中国政府联系起来，讨论胡主席是不是虚君。这是不正确的类别，俺不是说过，辛亥革命后帝制不是取消了吗？
现在俺们的中央政府，不是君主制，而是文官制度，是人民的政府。因此以前用来制衡文官体制的帝王，就是俺们今天的人民。
所以共产党要代表广大的人民，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你只代表人民里面的一部分，尤其是一小部分，还是特别有钱的一小部分，那么你这个屁股就坐不长了。
还有人问，现在大家都一股脑把清朝末年的乱象算到了慈禧太后的头上，问难道慈禧太后不是很实成吗？
看一看历史就知道答案。当你作为国家的元首，和外国军队开战的时候，你的大部分东南地区，要和这些你开战的敌人，搞和平协议的东南自保，你觉得老太婆的权力是实，还是虚？
又有人说，只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才可以保证司法不能被用作政争的工具。提这种观点的人，俺希望你好好研究美国高等法院前不久，刚刚通过美国企业可以在投钱选举之中，不受任何束缚，可以扔多少钱就扔多少钱。
然后在看一看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资金流向，再等到11月份选举之后，可以讨论一下，是否独立的司法是不是会被用于政治斗争工具。
远的就看一下，前总统克林顿裤子拉链的问题，是不是司法工具用来搞政治斗争。
当然俺不是否定司法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好处，只不过一句话，不要太天真，以为生活在火星上面呢。
在体制和政策的争论上，有位读者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体制就是你的桌子。政策就是桌上的盘子。盘子里面的菜，就是大家要瓜分的利益。
如果你争吵盘子里面的菜，应该如何扒拉，那就是文斗。
如果你手持锤子，不是打方方的船儿，而是打人家圆圆的碗儿，把人家饭碗给打烂了，这个就是武斗了。
如果你索性要把桌子给掀了，那就是要推翻制度了。挨打是应份的事，如果你够狠，去找个井冈山上山，俺们大家也佩服你。
但是你想翻人家桌子，又对人家送给你的笼子不服气，又没本事搞个瓦岗寨，那只好投奔王师了。
当共产党扩大其代表性，包容了新诞生的资产和地产集团之后，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向这些势力倾斜的。
这个时候，出现的选择就是在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你要继续在贫富分化上走下去，还是要走邓小平提倡的共同富裕道路。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代表资产和地产的党内势力，必然要提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搞它一百年。
要求共同富裕的代表改革中得利较小，处于经济贫穷地位的党内势力，自然要提议改弦易辙，将社会分赃体系向穷人倾斜来减少贫富差距。
这种要求就是共产党必须保持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拥有财产的党，而不是只为资产和地产势力服务的资产党和地产党。
基本上共产党里面的三大势力，可以叫做资产派、中产派和无产派，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中产派做大，资产派和无产派变小。最危险的目标，就是无产派变大，中产派变小。
无论如何资产派的人口比例肯定不会大，但是要是资产派的资产比例过大，导致政治影响力过大，也会变成很大的社会乱局。
而现在的局面，恐怕就是高企的房价，导致地产派势力太大，从而阻止了无产派向中产派的过度。所以搞不定房价，中国的问题就会比较大。
搞定了粮价，只是稳住了无产派的底盘，短期内让人家安安定定。但是房价不解决，无产向中产过度的道路被堵死，就是在慢慢往革命的道路前进。
这个共识，应该是全体人民都要明了的事实。覆巢之下，没有完卵。真搞到那么一天，你地产派总不能背着北京的摩天大楼，横渡太平洋，投奔彼岸吧。
除了这个主要的三产区分，其他的如地域和行业的细分集团，自然也是博弈的主要力量。
中国以前的重南方，轻北方，重沿海，轻内地的政策，已经在大力转变。随着环渤海的经济兴起，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庭抗礼，以地域经济发展不同，和地域富裕程度不同，而导致政治势力分化的危险大幅度减低。
而以重庆、武汉领军的中部崛起，以新疆和关中为代表的西部开发，是为了解决由东西部的地域发展不同带来的政治分化。
于是可以回顾俺在《花开花落》中提到了三个分化问题：
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不平衡，汉族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这些都处于缩小之中，因此将来中国的内部利益博弈，应该主要集中在三产区别和行业利益问题。
之所以俺提出不反体制，只反政策，换一句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叫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因为这个体制总体上来还是处于运作。
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你还可以象往常那样开车，但是听到里面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了，那就是应该拿去维修，换个零件，加点润滑油什么的，不是马上开到废弃场，就给一下压扁了了事。
因为在可以运行的体制之下的社会，俺们成为治世，或者称为升平世。至于乌托邦里面的太平世，俺们可以意淫的幻想一下，在口水世界里面喷雾一轮，都不是问题。至于要推翻体制，让大家回答衰乱世，对不起，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在家里玩吧。
看一下美国的例子，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经验。虽然当年美国的宪法是写得冠冕堂皇，说是人人平等，但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面，美国还是一个奴隶社会。
即使在今天，在城市一级的美国，女性还是没有能获得平等地位，相比于在中国的城市女性（当然边远农村另当别论），地位更要不平等。有一个粗率的估计，美国的城市女性大概是男性地位的65%左右（主要是从同工同酬为依据），而中国的城市女性是90%左右。
如果你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宪法里面写的东西，并不是代表你政治实践的现实，而是代表你的政治理想，那么就容易明白了。
因此你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要推翻这个现存宪法，拿出自己的一套私货出来。而是应该通过社会各阶层在辩论中，在法律体系框架下，对里面的东西，进行修改和重新栓释，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做细节改革和优化。
这才是真正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
而希望大刀阔斧，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最后的结果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
想起了俺前一阵的一句诗，百年治乱枉投鞭，指的就是这种状态。
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就是法国，动不动就说推翻旧次序，来一个新宪法。然后法国人的总结，就是“多变即无变”。
五
有读者问，如何解决执政党不去代表广大人民的问题。说实在的，俺不担忧这个问题。因为任何执政党，如果不去代表广大人民，自然就会有其他势力去代表广大人民。
如果这个局面出现，就是你执政党要是从共产党变成了资产党和地产党，那么你还是早点收拾细软，准备走路吧。
不过现在看来，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就是以农村为主的大量农民，在这30年来，是受益的。只要看一下中国政府每年的第一号文件，基本上都是和农村问题相关的。而且随着各种利农政策的不断出现，可是说对农民的政策会越来越好。
然后看一下人数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在社会影响力上面，具有很大动量的各界精英人士，从企业、到文化、到体育、到思想，各行各业，这些精英的小日子都过得比较红火。
这种做法，被海外的异议人士批评为收买各路精英，叫做花钱买政策。就是用给予好的待遇，让各路精英都变成了制度的利益共享者，从而达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这种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就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的基础，使得中国的大饼越做越大。
于是海外人士，就骂这些各路知识精英，见利忘义。
可是反过头来想一下，政府对知识精英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正是因为官员们明白了，如果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不要说没有发展，大家没有继续富裕，官员们现有的利益，也许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为了自己的未来，迫使了官员们向各路知识精英让利。这种做法使得了社会上因为发展而得利的阶层扩大，其实是很合乎俺提倡的博弈原则的。这种行为让俺想起了当年李世民看到各地的知识分子鱼贯而入，进京参加科举的热闹场面，而欢欣鼓舞的情景。
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不能把社会上的势力容纳到你的体制之内，人家最后就一定会走到体制之外，来冲击你这个体制。
因为别看知识分子们貌似弱不禁风，知识界的力量也是无比强大的。20年前人家显示了一下肌肉，也让政府鸡飞狗跳，进退失据。
依次类推，这几年在利益倾斜下比较吃亏的族群，比如说农民工等等，也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上，知道要显一显自己的肌肉了。所以俺们才看到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
而这些可能造成社会稳定隐忧，就会迫使执政党采取主动，赶紧出台关于工人集体谈判薪酬的法规，让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下的利益博弈，可以走上一条理性、和平和遵循法律，最后令到工人、资方和政府三赢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一个社会肯定会离不开左中右，而社会的绝大部分，就是大部分打酱油的屁民，其实都是坐在中间的。但是这些中间势力，在西方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又是被嗓门比较大、意识形态鲜明的两个极端势力拖着走。
于是这些糊里糊涂的中间派，就被人忽悠到了一个极端，然后实在受不了，大家就重新向中间回归，然后又因为拨乱反正，又被忽悠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这样一个进程，就不断反复，然后到了一天就折腾不下去了，变成的计算机，就要档机，重新启动了。
那么这种左右的运作，是如何进行的呢？
最近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似乎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
在美国的中学里，风情初起，豆蔻花开的少女们经常在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是每一个少女，要在中学的男同学里面，选择三个人。
一个是你最烦的，想杀掉了事。这个男孩子老让你下不了台，在哪里一出现，就让你反胃。
一个是你最爱的，想和他那个一下。但是虽然这个男孩子让你心仪，却不是太让人放心那种，是没法托付终身的。
一个是你也不是那么爱，但是非常有责任感，会对你很负责，是可以嫁给他过日子那种。
后来俺想了一下，这个似乎就是俺们大家对这个社会所拥有的三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你的力量，是属于可以体现你的实力和爱好的选择。第二种就是理想，是你可以幻想，但是知道不是那么现实的。第三种，就是责任，是属于你选择了可以心里比较安稳的。
而在俺们的政治光谱中，其实不是两股力量的搏杀，好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左右互搏，毫不留情。
在俺们的政治光谱中，其实是三股力量。在中间的那股，代表着大家比较习惯和信任的状态。如果从心里来讲，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确实是最安稳的选择。
而且因为中间这股力量，是骑在墙上的骑墙派，是可以两边摇摆，有时中偏左，有时中偏右，就会让整个社会的走向，有时偏左，有时偏右。
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政治历史，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变化。
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其实就是三股力量。一个是民主党的克林顿代表的中偏左的势力，一个是共和党的老布什代表的中偏右势力。然后就是佩罗代表的右边势力。
但是你看美国的整个大势的话，就是在小罗斯福时代的向左走，到了里根时代的向右走，然后在老布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中途站。是继续沿着里根的改革开放大路走下去，还是大家休息一下，喘口气，向左边摇摆回来一些，来巩固向右走已经取得的成果？
这个时候向右走到动量还是比较大，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向左边看代表的是一种向往，在中间代表一种安全的责任，向极其右边，就变成了一种烦人，可以被人砍杀的力量。
所以克林顿上台了，佩罗给砍掉了。
等到克林顿的中间偏左政策解决了出现的问题，美国的大车轮又往右边走了。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中左的戈尔，中右的小布什，加上极其左边的拉达。
这次就是中右的小布什上了台，极左的拉达被砍了。然后再走八年的右边，就把美国走入了另一个困境。
那么看一下中国的政治演变历史，大概就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形，这之后会出现什么走向。
六
看中国的政治演变历史，大家都知道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在1949年，到1955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中国在同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恢复的工作。
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纲领》上的。如何好好研究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遗产，俺曾经试图写了一个《也论毛泽东时代经济》的未完成系列，尝试了解那一段时间的一些特色。
可惜的是，限于材料的不完整，还有就是某些历史史实的敏感性，这个系列暂时没有完成。
记得甘阳兄有个著名的提法，就是运用《公羊春秋》的方法论，将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传统，成为儒统（孔统），然后把1949年到1978年称为毛统，当然那之后的就称为邓统，然后希望俺们可以通三统。
其实俺认为在1949年到1955年之间，中国政治经济的模式，已经有所谓三统的雏形在那里。
就是说孔统遇到的挑战，在1911年已经算是坍塌了。这之后出现的联省自治，或者说独立运动，然后包括外蒙和西藏出现的地方势力自治，全国各地的军阀割据，都是冲着中国的郡县制这个基础去的。
当然今天的提法，是有所不同的。叫做中华联邦共和国，希望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上要彻底摧毁这个孔统的基础。
在这里还是要把儒家传统稍微区分一下。那就是春秋的儒家，和战国的儒家，和汉朝的儒家，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早期的儒家传统，面临的是独立的各个小邦国的国内治理问题，和各邦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处理问题。
虽然当时是有天下的概念，和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但是现实操作的恢复天下次序的方法论，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最终实现天下一体，是提出新方法论（就是郡县制的实践）的法家学派。
在汉朝的时候，董仲舒对儒家的整合，算是将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为一体，而奠定了儒家一统的局面。这个时候，体制上的争论，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而真正的争论是在政策上，也就是具体的实践上如何运用的策论。
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实际上达到恢复中国郡县制，这个完成是在共产党手里实现的。
当时的思想和实践，其实就是在孔统坍塌之后，如何引进西方思想和实践，引进多少，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还是彻底抛弃中国传统，等等。
在这个中西之争的磨合状态中，是不能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政治分野来划分的。
比如说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三个旗手，一个是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胡适，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大人物。一个是鲁迅，算是独立的知识分子。
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中间，有的是欧美、日本、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因此所谓西洋、东洋和北洋的区分也不小。当然最后的主流，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的本土派，就是重视中国实践的派别。
看1949年的制度，可以大致认为，算是维持了中国传统郡县制，又进行了西方式的现代政府行政改革。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政府，行政改革比较注重在城市，而1949年后，则是在农村进行了现代制度改革。
这两个改革，都是中国历史上开创性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虽然城市的嗓门比较大，造成的影响比较明显，可是农村进行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是比较长远和深刻。
看一下中国的郡县制，和欧洲的各小国林立，和苏联的共和国联邦制，和美国的各州联邦制，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是有人，在政治改革中，要推翻郡县制，实行联邦制，这个可是一个自从秦汉以后的大变局。
可以说分裂中国，这个算是一个基础。
那么在1949年之后，出现的另一个争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其实把这个名词和概念去掉，就是俺们祖宗在汉朝时候，开盐铁会议，讨论的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
当时的贤良和文学，当然支持的是豪民权势，就是今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当时的大夫，支持的是国进的官山海，就是今天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当时发生的争论，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有一条修正的中间道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市场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名声有点差。就像是汉朝初期的法家，被秦朝暴政给拖下水了。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被蒋家王朝的官僚资本主义给拖下水了。
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说的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资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和掌握，使得资本的运用，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利。
比如说任何国家都有某种垄断性的企业存在，比如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如中国银行、共识银行等等，比如说美国的私有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国有银行里面的股权，比如说中国财政部有30%的股权，是国家所有。
你可以把这些垄断收益，用于国家财政支出，也可以拿来搞全民福利。
而私有资本主义的这些钱，就是装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里去了。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主体，要是被不良的官僚所侵占，那么这部分的好处，就不是用于国家的分配，而是变成了官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那么就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了。
所以俺们后来的名称，就选用了市场社会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是如果不能避免国家的公器被私用，而产生了腐败和自私的官僚，那么这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就变质，而成立市场官僚主义了。
这个是路线之争，说到底还是俺说的分配之争（有读者对分赃有过敏）。那就是分配是要有豪民来主导，还是要有国家来主导。
由豪民来主导，结果就是东汉末年，财阀兴起，国家衰弱，土地兼并，流民大增，黄巾四起。对老百姓非福，对豪民也未尝是好事。
由国家来主导，就要考虑如何监督官僚的行为，而保证国家主导的分配，能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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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才是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如何让官僚系统产生活力，加强内部竞争机制。要求政府政务更加公开，并阶段性的采取公开质询和问责制度。如果无能和无德的官员，就可以采取任期中途罢免的机制。
这种机制可以慢慢开始，先从厅局级开始，然后在部分地区和中央政府部门，实行省部级官员的竞争上位机制，最终一直到总理级和政治局常委级，都实现这种机制。
伴随着政府政务公开的同时，当然就是官员财产的公开申报制度。在官员的报酬上，不妨给人家一个比较舒适的基本工资，然后根据绩效，干得好的，给一笔大奖励，或者中央政府颁奖，发一块“人民公仆”的匾额，或者当地百姓送一块签名奖状，就是万民伞那样的。
总之要在经济上和社会名望上，鼓励管理有成绩的官员。当然就必须对无能和贪腐的官员，进行相反方向的操作。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方法是空谈，但是大家要明白，这几十年见到钱，就恨不得把老娘也给卖了的社会逐利心态，毕竟是历史发展时期的短暂时代。正如当年的美国经历过大亨时代，人人为钱而出卖灵魂，后来也进入进步时代，而导致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道德回潮。
因此俺有理由相信，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精英人士，不是几十年穷疯了，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或者就像今天的新一代农民工，不是为了一份工资，就愿意忍耐做奴工，而是对人生有更高的追求，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走出疯狂状态，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这样的结果将来肯定会出现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初的路线斗争，是被界定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而不是内部左右势力要求平衡，达到内部调节的动态修正，是人民内部矛盾。
结果就是斗争剧烈，导致的后果，是失去平衡，从而引发了趋于极端的局面。
因此中国政治历史发展，从1955年到1978年，其实是从中左向极左发展的历史。
中国有句古话，不审时度势，宽严皆误。
所以俺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和看法，没有绝对的判断。其实双方的理论，都有道理，都有误区，都可以自圆其说。
但是不审时度势，你用任何一种理论，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虽然说俺自己目前的观点，是处于中偏左的位置，但是俺还是避免让别人把这里变成一面左的旗帜，而对右派们进行口诛笔伐。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需要向左转，但很可能意味着20-30年后，又得想右转。
中国政治在前30年中的一个拐点，是庐山会议。
其实就是左的路线，在大跃进之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大家一致同意，要回到中线上来。
本来一个国家跑得太左，自然是因为中间力量也跑了那个方向。因此不论是右派和是中间偏左派，要批斗的对象是极左派。
可是庐山会议中跳出来的一派，是右派中的翻台派，就要把中间左派全部给掀了。结果就变成了会议的目的，是要反左，结果就开成了反右的结果。
于是俺们继续向左走，出现了文革。
第二个拐点是1976-1978年。大伙儿在文革下面已经有左倾疲劳感了，结果有极左派要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家已经革不动命了，你老哥还要继续。
于是代表极左路线的麻将帮，被中左的华派和中右的邓派给联手和谐了。整个社会开始向中右转变。
这个中右的方向走了大概10来年，马上就看到极右派的势力发难了。而这次针对的对象，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右的中右力量。和庐山会议的情景一样，本来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刚刚走上中右道路，还要把主要的精力拿来防止左倾回潮，结果因为极右派要翻桌子，结果就变成了反右成为选择了。
从这里看得出来，你整个庞大的国家，就像一只军队。里面有跑得快的，有跑得慢的。你要是想让一个国家向某一个方向跑，你那个方向跑得最快的人，必须在跑得最慢的人后面跑，才可以赶着大家一起走。
这个就要求你激进派必须跑得慢一点。不然的话，你一加速，就把人家跑得慢的拉下好几圈了。整个系统就会处于崩溃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大伙儿的选择，就是你要接受整个系统崩溃，还是要大伙儿一致，把极端派给砍了。
结果1989年那次的极右派盲动，就和1976年那次极左派盲动一样，就被顾全大局的中间派们给和谐掉了。
当然这之后中国向左回摆了一下之后，在1992年邓老爷子南巡之后，又回到右边的路上。但是这个右边的路走到了1995年的大幅度国企私有化改革之后，最后以三个代表达到顶峰之后，右边道路的优点明显，但是缺陷也出现。这个之后，要求向左边摆动，而回到中间，甚至中间偏左的状态。
这个就是科学发展观出台的背景。
那么中国在下一步该往何处走？俺个人的建议，应该向左走，主要着重点，是在继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框架下，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这个着力点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尤其是工资收入表现出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向中下层民众倾斜。
这个包括劳动者工资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例要向劳动者方向倾斜，也包括不断调整最低工资制度，还包括运用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分红，向低收入家庭实行各种住房等等补贴。
那么中国会不会向左走，或者出现大家希望向左走，但结果却出现向右走？就好象庐山会议之后的不合理的结局？
关键之处，在于极左派和极右派在这个路线之争中，采取对现有体制的态度。
也就是说，那个派别要翻台子，那么那个派别就会先被和谐。
如果右派要对现有体制开战，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会把政府里面的中右派赶到中左派的阵营里面去。
如果左派要对现有体制开战，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会把政府里面的中左派赶到中右派的阵营里面去。
那么俺们就看一下右派和左派在政改上面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福于穷民，而不是只是造福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