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思之：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5:59:54
嘉宾简介：张思之（1927年11月－），中国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导语】今年已经82岁的他，是中国当下声望最高的律师；他的命运跌宕起伏，一生几乎经历了新中国法制进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他被称为是中国律师的荣耀和良心，受到几乎众口一辞的崇敬和景仰；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本期大师，揭秘大律师张思之的传奇人生。
【解说】这是一次穿越那些隐晦的历史、揭开那些事件的本源并且注定会拷问良知的访谈，那些在坊间流传的关于张思之的人生传奇，我们必须要听这位老人当面娓娓道出。访谈是在位于长安街不远的一所高层公寓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由于找到他家里请他打官司的人太多，张思之大部分时间躲在这里工作，据说由于不胜其扰，不久还要搬家。
晓虹：你不愿意人家找到你吗？
张思之：我是这样想的。特别是外地老远千里迢迢也跑来了，人家拿你当成一根稻草，你拒人以千里之外。拒之以门外，于心不忍。我怎么跟他讲，我说你找我，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什么事情也给你办不了，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信啊。人家到北京来了，你是北京啊。
晓虹：你是张思之啊。
张思之：你是张思之啊。是啊，所以说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起安抚的作用，了不起我帮他写一个申诉，写一个申诉材料。或者说我请你自己写一个申诉材料，我帮你改一改。我现在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解说】张思之成了很多案件当事人的救命稻草，尤其是那些很多律师都不愿碰触的所谓“冤案”。人们普遍认为，张思之的声名鹊起于“两案”辩护，尽管那是一场根本不可能胜诉并且也不会带来好名声的案件辩护。1980年，中央做出了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时年53岁，刚刚从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的岗位上回归律师职业的张思之，被推上了这场历史审判的舞台，并受命担任辩护组组长的工作。
评价：当了一辈子的驯服工具
晓虹：那当时是怎么是就决定让您做这个“两案”的那个组长的？
张思之：1980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市选举，选举律师协会的领导班子。那个时候，我是被选为他们的常务副会长的，主管业务了。另外，还领导了一个法律顾问处，那个时候北京只有一个法律顾问处。所以，实际上北京市的律师业务，担子在我身上，我被他们称为是北京市的律师头儿。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中央决定要审四人帮，又决定审四人帮的时候，还要有律师的介入，那么司法部就给北京派了任务。从北京要四个专职律师负责“两案”的审判。那么，司法部通过北京市司法局的党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而且，是讲得很清楚的，这四个人里面，你必须参加，而且是由你带队，另外你找三个人。那我就没话讲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是一种，一种组织决定嘛。
晓虹：对，政治任务。
张思之：政治任务嘛，我是这样子参加的这个“两案”的审判。那么我们到了司法部去报到以后，当时告诉我们的明确的我们的所谓的辩护组负责人是陈守一老师。陈守一呢，是北大法律系主任，是个老革命。但是没想到什么呢？他坚持不干，说什么不做。那么当时的司法部就是主管这个“两案”的部长，叫陈卓的。陈卓说咱们俩一道去请他来，我们不是跑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最后怎么说也不行。因为马上要上阵了，他老人家还不归队，最后我们就不好办。所以临时，那只好是算了。这个任务只有落到你头上了。因为这个落在我头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这个辩护组一共是17个人，加上陈守一陈老师18个人。这17个人里面，真正的专职律师只有6个。这6个人里面，4个是北京的，2个是上海的。上海的一个是韩大杰，韩大杰他是民盟的，民主人士。另外他的一个助手张忠也是民盟的，两个民盟的。那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是，像这样的事情没有党员哪行啊？我既是专职律师，我又是个党员，那你说，这个负责人你不做还有谁做呢？是这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好像就是。
晓虹：但是也接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张思之：那当然是，那当然是。
晓虹：你没有想过法子把它推掉吗？
张思之：没有想，没有想。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只要是任务，只要是组织给的任务，我都应当努力去完成它，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这么个心态。我是当了一辈子，不要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这一辈子的驯服工具，我跟你讲，真的驯服，让我干什么，干什么，太忠实了。至于说有些想法，那你要允许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连思想也没有了，我连想法都没有了，那怎么可以呢？
【解说】一开始，张思之被指派去征求江青的意见，要担任她的辩护律师，在秦城监狱，张思之被江青当面拒绝。随后，他便被指派给李作鹏辩护。当时司法部对辩护律师的要求是事实和定性不能动，但张思之还是通过自己的辩护，为李作鹏抹去了两条罪状。
李作鹏案：他说我敲的是边鼓
晓虹：但李作鹏后来你给他把两条罪名给去掉了。一个是另立党中央，再一个就是说企图谋杀毛泽东，这是很重要的罪名。
张思之：对，因为当时这两条之所以现在还值得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接办两案的时候，司法部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司法部的工作原则就是要求我们事实不能动。因为讲的理由很充分，说经过那么多人，审查了那么多年这都是铁打的了。绝对错不了的。事实你们不要动就不能动。那但是我们看了案卷之后，我们觉得不能不动，因为它不是事实，所以我们还是动了。那么我们动了，最后最高法院还是接受我们的意见。这证明我们对了，我们动的还是必要的。
晓虹：那李作鹏对后来的结果满意吗？
张思之：总得来说不太满意。所以他讲，他说你是敲着那个边鼓了，没有敲到鼓心上去。当然他有他的道理。因为之所以没有敲到鼓心，估计他认为他也不是反革命。是不是？而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只是说没有这两条，他当然心里不舒服了。
【解说】无论是站在审判的一方，还是站在辩护的一方，“两案”审判这一政治事件的发生都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作为参与其中的一个小小律师，张思之无法超脱当时的政治背景，他甚至无法超脱由此带来的“为坏人辩护”的名声。
晓虹：当时你对接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呢？你作为这个“两案”的这个，辩护组组长？
张思之：第一，当时的思想啊，当时的思想，就认为审判四人帮呢，是正当的，是正确的。他们这些人是坏蛋，确实该审。
晓虹：但是你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张思之：对啊。第二，因为它客观上它需要，需要它有辩护人。那我们只能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晓虹：总要有人去干的？
张思之：总要有人去干的。
晓虹：当时后不后悔？
张思之：不后悔。
晓虹：现在呢？现在也不后悔？
张思之：现在不后悔，有遗憾。
晓虹：什么遗憾？
张思之：应当说，“两案”，我还是这样讲，我还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该做的做了。但毕竟，有些事情我们做得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说，作为我个人来讲，在对待江青这个问题上，我不认别的账，我自认我不够耐心对待，我对她不够耐心。但是，即便我很耐心，结果还是现在这样，现在这个结果，我认为是最后的。对于江青来讲，是不可动摇的，她就是拿我们来试探一下，她并不想真的要这些人做她的辩护律师。她非常清楚。
【解说】多年以后，因为对庄学义案的辩护，张思之获得了来自人民的掌声，尽管这次辩护同样以败诉而告终。1987年5月6日，我国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森林火灾，史称“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时任图强林业局局长的庄学义被以“渎职罪“判处3年徒刑，张思之是当时庄案的辩护人。
时间：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音频：庄学义案一审辩护词
面对我们庄严的法庭
面对我们大兴安岭的人民
我想作为一个普通的律师
我应该站在这里讲话
我应当站在这里履行我的职责
请法庭允许
审判长 二位审判员
我应当如实的向你们表达
我们作为辩护律师
此时此刻
我们的心情是既沉重又复杂的
因为第一 我们所参与的是一件十分简单但是却被人为地复杂化了的一个案子
现场：
掌声……
不要鼓掌，法庭内肃静
法庭内要保持安静
第二，我面对的不仅仅是我尊重的公诉人
不仅仅是我极其尊敬的法庭
而且是蒙受了人类现代文明史上
并不多见的影响我们子孙后代的巨大自然灾害的大兴安岭的人民
我们作为普通律师
我们既面对法庭履行我们的职责
请法庭审查我们的活动
审查我们的发言
我们又应当面对我们的人民
讲出我们的真情实感
请人民予以评判
审判长
在我发表我的辩护意见之前
我首先应当声明
我的发言
此时此刻
仅仅限于检察院提出的起诉书
基本上暂时不涉及公诉人的公诉词
因为公诉人的公诉词
我个人认为
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得太远了
现场：掌声……
【解说】这段珍贵的录音再现了当年张思之在庄学义案庭审现场的风采，张思之为庄学义进行的无罪辩护提出了五条辩驳意见，精彩的辩词让现场一度掌声不断。甚至一位坐在前排的公安干警王玲，因为试图鼓掌而被驱逐出了法庭。很多人因为庄学义鸣冤而受到牵连，境遇凄惨。17年后，庄学义案平反。
庄学义案：他就是一个悲剧
晓虹：庄学义也是一个悲剧吗？
张思之：悲剧。
晓虹：他其实到前一段时间，也是在高层的干预下，他的案子才被发回重审，并且无罪释放。你作为他的律师，你知道他是冤枉的。
张思之：因为，当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切肤之痛，是因为什么呢，庄学义这个案子有一些小的插曲是外人不知道的。
晓虹：能不能讲一讲？
张思之：庄学义实际上判决之后没有坐监狱。因为当地监狱的人都认为他冤，就把他放了，你走。那么后来这个检察机关发现庄学义没有了，就找。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那我们估计会到连云港。连云港老家的人也同情庄学义，连云港的人也打着埋伏，连云港的人说他没有回来。所以庄学义实际上没有在押，那个时候。还算好一些吧。
晓虹：庄学义的案子实际上不仅仅是庄学义。为其喊冤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张思之：对，一批人，一大批人。
晓虹：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案子终于发回重审了，你觉得是一个进步吗？他最后得到了一个无罪的结果。
张思之：这个很难用进步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只能讲他们终于承认了事实。
晓虹：只是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结果。
张思之：应该得到的结果。
【解说】张思之的无力感几乎是伴随了他的一生，有抗争就有障碍，而障碍往往又如此强大。1944年，时年16岁的张思之满含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原以为可以前线杀敌牺牲，却在做了1年半的收报员后返回祖国。
经历：一个远征老兵的回忆
张思之：我当时是分到炮兵第五团。它叫独立炮兵第五团，分到炮五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最小，个子也小。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把我一个人分在炮兵第五团的特务连。我到特务连里边就是学发报。那时候已经分到炮兵团了那就不是在最前线，当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讲最好是做步兵去。
晓虹：做步兵，直接是面对面的。
张思之：面对面的（杀敌）。当时心情是那样的，那当时已经把你分到那个地方了，那就无可奈何了。那个时候战局已经开始好转，就是远征军的形势也跟1942年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这时候中国的远征军也的确是在很多方面由于学生的加入。那么我们是到的印度了，有很大一部分是到了缅甸。他们在缅甸那块就是在前线了，他们都是第一线了。那就是面对面的冲锋陷阵了就是。打了很多的漂亮仗。学生的牺牲也是很大的，牺牲很大的。那么战局呢，确实从根本上扭转了。 我们的学生真是，我跟你讲，死得太多了。血换来的，真是血换来的。
晓虹：在我看到的报道里，有相当多的老兵至今还是处于一种边缘人状态。缅甸也没有他的国籍，中国也不承认他。
张思之：是啊，很惨烈，这批人很惨烈。所以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很惭愧。这我跟你讲心里话的。我特别是看了那个《父亲的战场》，看了《父亲的战场之后我觉得惭愧极了。尽管我们也是，比如说也是参军了，也是到了印战战场了，但是我们做什么了？我们除了收送信之外，我们什么也没做。他们呢？那他们真是给国家做了多大的贡献。
【解说】回国后的张思之开始在四川、郑州和西安各地辗转求学，当时的理想是做外交家，无奈父亲却力主他去北平上朝阳法学院，这个无力抗拒的选择铺就了张思之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法律人生。
经历：选择外交命运也不会更好
晓虹：当时朝阳法学院是很有名的。
张思之：很有名。
晓虹：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你那个时候就是说已经决定了要把法学作为自己以后从生的事业了吗？
张思之：不是，这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我的思想呢，那个时候也是实在不懂事。就觉得中国之所以吃亏，之所以让人家欺负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不行。所以就想到了外交救国，就想学外交。当时的中国的外交系全国只有一个，是国民党的国立政治大学有外交系。而这个政治大学出来之后呢都是做官的。出来之后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统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那些人有自知之明，根本不是做官的材料，也没这个愿望。所以我就不考，我就没考。没考那怎么办？因为这个外交系一个是跟外语比较近。一个是跟法律比较近。所以我就考了这两类的学校。一个是考的外语系，一个是考的法律系，就这样子。考上了这两个方面的学校之后，我父亲的朋友是朝阳大学毕业的，他就告诉我父亲，说朝阳大学这个学校是非常好的学校，你无论如何让你的儿子上朝阳，不要上那个什么外语系。我父亲采取一个紧急措施，就把我的学费寄到了当时的北平。我那时候人还在郑州呢，准备上南京去上那个外语系的。他就告诉我你的学费寄到北京了，你要上学的话你只能上北京的学校，你上别的学校去我没有学费给你。我理解是这样子，那就是逼得我必须上北京朝阳学院了。
晓虹：你现在对你父亲当时为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感觉？
张思之：这个怎么说呢，就我的情况来讲，我上了外交系我的命运也不会更好一些。
【解说】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做过地下党员的张思之因为专业的优势，顺利成章地参与到接管北平的法院的工作中。也就是说从1949年开始，张思之就开始正式从事律师工作，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才中断，而这一断就是15年。
经历：文革十五年的农奴生活
晓虹：右派十五年？右派等于十五年？
张思之：不是右派等于十五年。你是右派，你就必须下去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多长时间呢？没有期限的，没有期限的。我是到了十五年，到了1972年，因为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尾声了。觉得这批人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处理了。我才转移到一个中学去教书的。
晓虹：你当时下放到哪了？
张思之：下放在，最初是在昌平，一个叫清凉洞的一个山沟里。后来在南苑就是现在的南郊农场。
晓虹：那十五年是怎么过的？顶着右派的帽子？
张思之：那是十五年农奴生活。我们没有那十五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农奴，奴隶式的劳动。
晓虹：十五年的农奴生活，恨不恨？
张思之：没有。
晓虹：你怎么可能不恨呢？不抱怨吗？
张思之：不是恨。抱怨，抱怨只是一点，我自己认为抱怨只是一点。我可以跟你坦率地讲，划为右派我没有骂过娘，你给我平反我也不喊万岁。因为平反的时候，很多单位都要求开那个座谈会说党的政策好啊，把这些人解放了。我也不喊万岁，绝对没有。但是有一样，我只是感觉到我的十五年时间浪费得太可惜了。因为这个十五年不是一般的十五年，是三十岁到四十五岁，人生当中最精彩的十五年，是这么一个十五年，可惜得很。
晓虹：我好像看到一只困兽，就困在那里。
张思之：是，那就是困兽，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甘寂寞。我买了小的手电筒，在秋冬季节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点东西。
【解说】1972年，张思之再次被命运裹挟到了一个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岗位---中学教师。在北京垂杨柳二中担任语文老师的张思之，在只能接受命运安排的无可奈何中，享受了一段充实而平静的生活，以至于现在他回忆起自己的一生，还认为或许一个中学老师才是他最贴切的人生定位。
感受：当老师也许最适合我
张思之：后来到中学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那个学校叫垂杨柳二中，到了垂杨柳之后可能我的适应性还强一点吧，我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环境。所以你发现我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你自己不能对不起孩子，不能对不起学生。尽管你没有学过，你不是科班，但是你也要尽你的最大努力了。所以我那时候可是玩命了，我真是玩命了，那个时候。
晓虹：玩命。
张思之：玩命干啊，那时候。
晓虹：备课吗？
张思之：备课啊，当然备课啊。我的备课本可漂亮了，相当漂亮。真的！我比较得意的就是我的备课本子，这个可惜的是都被别人拿走了，太可惜了！我现在，我现在还想要回来一本，留作纪念的，挺可爱的！那个备课本，我相信很多人没有，我真的认真的。
晓虹：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就保持自己不受这些外界的影响和伤害？
张思之：我干我的了。我就一心一意地来做我的老师。我不但教书认真，我代班也认真。我每天晚上九点钟以前我没有到过家呀，没有到过家，学生的家里面我是跑遍了的。每天这个，我带的最后的毕业班，因为我要让他们参加高考，我最后是早上五点种起床，起来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我把他们揪起来，跟我一起到学校跑步去。是啊，晚上跟他们一起上晚自习，他们上完晚自习我才回去，够辛苦的。不过我体力好，我体质很好。
晓虹：那个时候教书反而就成了一个唯一的解脱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张思之：对，可以这样说。
晓虹：那段时光对您来说算不算是像避风港一样？最起码还可以给你的心灵找到一处有点温暖的地方？
张思之：那对，那对！是个寄托，这个，我承认这一点。好象是应该作为一个事业来对待了。所以我跟很多人讲，如果让我选择的职业的话，我还愿意做中学老师，那是发自内心的。我跟孩子们的关系现在都很好，他们都很大了，他们大的现在已经有50岁了，大概。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非常好。
【解说】1979年，张思之复出，除了接手“两案“审判的辩护，也着手开始北京市律师协会的恢复工作，此时他已经52岁。此后，”两案“辩护、庄学义案以及一系列政治敏感人物的案件的辩护，张思之犹如斗士，屡败屡战，在对抗公权力的抗争中，几乎无一胜绩，却同时迎来了如高山仰止般的声誉和崇敬。
感受：律师更应该有道德底线
晓虹：在中国做这个事最需要做什么？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最需要做什么？
张思之：问题是在这里。作为中国的律师，或者作为律师，他天生下来他就是公权力的对抗力量，他就是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的人。不然的话要律师干什么？你扩大检察队伍就可以了，如果只有一个声音的话，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歧见，分歧的歧，那是异议。我们是把这个异议变成异端，变成邪说，变成异己分子，于是乎要打击。这不可以的。但是作为我们律师来讲，我觉得我们面临这个形势，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硬着头皮抗争下去。绝对不可以妥协，如果妥协的话，那我们这个律师可要完了，绝对完了。没有任何意义了。
晓虹：您的《我的辩词与梦想》曾经获得一个奖，就是汉语言文学的贡献奖。
张思之：那个当之有愧的。那个确实当之有愧的。
晓虹：当代汉语研究所颁给你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是这么说的。
张思之：那个话不可以信的。
晓虹：“中国生活的磨难成就了他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先从字眼来说吧，这种激情从何而来。当你在法庭上的那种激情。
张思之：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是各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个综合吧，或者说。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讲，肤浅地讲应该是直来直去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那么深层地讲呢，作为一个人他一定要有他的良知。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或者说应该有他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律师来讲，如果这个话你把握不住你自己，你在中国很难做，很难做一个好的律师。
晓虹：我在采访江平先生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大意如下：因为中国历代的政治运动，所以知识分子就养成了一种不敢说真话的这种惯性，那在中国就是说想讲真话实际上是很难的。
张思之：在中国讲真话是很难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不讲假话并不难。那么你不让我讲真话的时候，我拒绝讲假话总还是可以。所以我们那些辩词你不让我讲他无罪。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不讲假话。我讲真的他就是这样。那你看他是否无罪这个还是可以的。迂回一些，曲折一些，总还是能够去改善某种情况。
晓虹：这种胜利的曙光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张思之：这个我很难预测，但是我觉得靠大家的努力慢慢走吧。总是要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去突破它。
感受：政治性的案子我胜诉不了的
晓虹：那你办的这些案子有进步没有，你觉得有没有突破？
张思之：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我只能讲，从整个的进程来看，我们的进步是太小了一些。
晓虹：和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来比。
张思之：对，太小了。
晓虹：为什么会这样。
张思之：我们现在，我们不讲哪一个环节，我们讲整个的法制。那么中国这几十年来在法制的问题上，我觉得我们是处于扭秧歌的状态，进进退退。
晓虹：所以您做了很多。在四处，在一些场合，你会把自己的意见，努力地把这种声音传递出去。
张思之：那我觉得我们该讲的话我们是要讲的。该讲的是要讲的。
晓虹：您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一生从来没有胜诉的失败者。
张思之：也不能说一次没有吧。偶然有，我是说这几个，这一类政治性的案子。政治性的案子我胜诉不了的。这一点我清楚。我并不是因为胜或者败而觉得做与不做的。而且胜败的标准，他们有他们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我坚持一条，今天我还在这里给你发豪言壮语。我所有的辩护词，只要有一点他能把我驳倒我都认罪。绝对的！绝对的！我所讲的事实，我所讲的你们又驳不倒，你们还要违背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去做你们的判决，我什么思维啊。所以这里边没有一个胜负的观念。我只是觉得执法的这些人真是非常可悲的。
晓虹：该怎么样去改变它呢？
张思之：哎呀，问题确实又很尖锐又很复杂。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也只能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推动它去。
【解说】如今的张思之案子接得不多，年纪大了似乎火气也收敛了不少，但是他骨子里“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豪气和正义感却丝毫没有减退。2005年，曾经在网络上轰动一时的“聂树彬案“让张思之拍案而起，然而无力感却依旧如影随形。
感受：无力感如影随行
张思之：聂树彬这个案子呢，那个案子不能说是我抢来的。我只能这么讲，这是我唯一要主动办的一个案子。我所有的案子都是别人找到我的，只有这个案子是我找他们的。我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跟踪这案子的记者，我说请你们告诉聂树彬的家属，我愿意做他们的这个案子，如果他们信得过，马上就找我，我做。如果他们信不过那他们就免了。他们一联系，那边说欢迎我来做。他们就到北京来了，这样我接手的。
五年了！五年了！法院是来回踢皮球，不像话！你不能杀错了人连这样的错都不认吧。这怎么办？我们就能够因此要了人家的命吗？你知道把聂树彬杀了之后，人家家里边是怎么过的日子吗？那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主要劳动力。他父亲我见到过，他父亲快要精神病了。这个人不是很正常了，已经是，是那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你说我们做律师的人，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已经是这么一个局面。
晓虹：多痛苦啊。
张思之：痛苦啊，确实痛苦啊！我们能做什么呢？是不是？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达不到。
【解说】82岁的张思之精神矍铄，斗志昂扬，似乎永远都没有想停下来的一天，最近，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被起诉的案件引起了张思之的关注，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李庄案”的意见，被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让这场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律师被讼案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愿望：希望我能干到115岁
张思之：我最近通过李庄案子就触发了我一个比较原有的一个想法。中国的律师现在很需要自己的NGO。很需要。（图片说明：从左往右，张思之、蒋彦永、李锐）
晓虹：律师本来是替人维法的。现在他也需要NGO了。
张思之：对，他需要NGO。他，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NGO呢。我们会在关键的时候，在重大问题上发出我们，比如说咱们借用一个词，积极的声音。而不是零打碎敲。我们讲李庄的案件。李庄的案件现在给人们的印象是律师无声。这个很可怕呀，如果说律师界现在对李庄这个案件是沉默的，是无声的。那我有恐怖感，那中国的律师可就完了。因为李庄这个事件打击的对象不是李庄个人，而是整个的律师制度。实际上他是对你整个律师制度的否定，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呀。那么事件如此之重大，作为律师你不能发出有力的声音来，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在这一点上呢，我这几天是反反复复想这个问题。真的，作为自己也很惭愧，也很遗憾。这个早年在这方面考虑太少。
晓虹：刚才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实际上好像你也并没有正式回答。你说你要换地方，我就问你是不是萌生退意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张思之：没有。
晓虹：不觉得累吗？
张思之：累。
晓虹：累了为什么还要去做？
张思之：因为客观需要。
晓虹：这种使命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何而来？
张思之：这也很难讲话，我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何而来。这些话我都很难讲。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应当有使命感，他应当完成一定任务。尽管现在已经是身体不是很理想，但是毕竟是还可以活动吧，思维能力还有一些吧，那么还是应当起到一定的作用。周有光105岁还在那里。是不是？周有光 可真不简单啊，105岁了啊。那多值得学习，是不是？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干到115岁。
张思之：是不是。你说？
晓虹：对。
张思之：这当然有点玩笑话了，但是我是觉得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息尚存就该努力。
【解说】82岁的张思之律师，一生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痛苦和压抑，他能在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下保持良知、捍卫正义、独立思考，这是为人钦佩的最本质原因，也是一个优秀律师最可宝贵的品格。
晓虹：张老师我问一个老套的问题，我对我的采访对象都会问的问题，在内心里你如何评价自己，评价自己所做的事情？
张思之：很简单，努力了，不精彩。
晓虹：那如果说非得要在张思之这三个字之前加一个帽子的话，你愿意给他一个什么帽子？大律师、理想主义者或者说其他，人权律师？
张思之：就是普通律师张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