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广泛误解的“中庸之道”

[导语] 孔子认为：“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中道”，“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中庸”不是“平庸”，也不是“妥协”，而是更高尚的理性和承担；“中庸”继承了两个“极端”的优点，因此需要更大的勇气！林永青在与《中庸之道》作者Lou Marinoff博士的交往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孔子、佛陀、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东西方文明在新世纪的重新认识和充分借鉴、融合，将是对当今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的济世良方。林永青还表示愿意为这种综合了东西文明正确价值观的“实践哲学”在中国及世界的推广做出自己的一点点努力。林永青也当面向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人汤小明先生表达了个人敬意：“这样的哲学文化著作，商业利益通常不是太高，但是您的出版公司对于这本书的引进和译介，对中国读者而言，已经是一件积功德的大事。”
林永青：很高兴我们在欧洲有过交流，也很高兴您接受价值中国网的访谈。我们可以先从您的个人价值观开始今天的对话。您是如何诠释社会企业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呢？请描述一下您个人给自己的愿景和使命。
LOU：先说简要说一下我的职业背景。联邦学者奖学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及联邦大学协会颁发给有前途的年轻学者的，以保证其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参与国的顶级院校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这一奖项的受益人，我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哲学博士。英联邦国家及其奖学金激励制度是大不列颠帝国时代遗留下的珍贵文化财富。对智力资本的合理投资以及跨文化的观念融合对人类的进步是极为重要的。 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我的角色主要是希望唤醒人们、组织以及文化，对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我的这项工作可以通过通俗书籍、文章、电影和媒体报道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美国哲学实践家协会（APPA)来实现。美国哲学实践家协会是我于1999年与其他专业人士共同创建的，致力于培养哲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士，为全世界范围的个人和团体客户提供哲学服务。
我的愿景是为发展出一个21世纪全球性的人类文化新范式而做出贡献。这个范式将是在广泛共享认同的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上，在赞颂不同文化的同时，将各种不同的文化加以融合。我的使命是利用和引导创造性能力--通过哲学、文学、音乐、电影和运动--来教育人们，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态。
林永青：当前，中国有不少知名学者都在反思中国文化当前的问题，以及由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美国或欧洲学者是否认为经济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是长期的基础文化危机吗？
LOU：在我看来，并没有足够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对远期进行充分思考。多数CEO根据下一个季度报告考虑事情，政治家们只考虑2年到4年一次的大选。消费者为支付每月的开销而挣扎，而社会名流以及运动明星则只关心未来媒体上的八卦新闻和来年的合同。　　 几年前，爱森哲(Accenture)的一位高级执行官问我，APPA实现主要的政治和教育目标要多久，我的回答是这将花费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他说预见如此遥远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回答是“不去预见未来，是任何人都不可想象的”。
Lou Marinoff
简介

Lou Marinoff：哲学家、作家、哲学博士、加拿大联邦学者。Lou Marinoff于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哲学博士，获得伦敦大学学院以及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科研经费。过去，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布兰诺学院的哲学教授。现为纽约城市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和副主任。
1991年，Lou Marinoff开始担任哲学顾问，为个人、教育机构、专业协会、公司以及政府提供相关服务。1999年，Lou Marinoff创立了美国哲学实践家协会。此前，他曾担任过美国哲学咨询与心理疗法协会的主席。
在决策论、伦理学、哲学实践等学术领域，Lou Marinoff出版了多部著作：《柏拉图灵丹》（1999出版，译成25种语言），教科书《哲学实践》（2001年），《中庸之道》（已译成多国语言）等等。
英文采访
林永青:类似啊，最近，在《商业周刊》CEO年会的午餐会上，我和美国商会副会长共进午餐。我问他，“是否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文化危机？”。他很直接地回答我，“不是的。金融的问题，就是金融的问题。这是一些技术和系统的问题。” 而在一个全球商业论坛上，我和拥有数千亿元资产的飞机制造企业---中国航空集团的总裁林左鸣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要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不能仅仅从单个行业的问题来看，要从更宏观的经济层面来分析，也要从文化的层面来检讨。” 从二者的鲜明对比，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企业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外国企业家更加深刻。
LOU： 从长期的、动态的、文化学角度来看， 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与罗马帝国相似，美国从共和国演化为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末期相似，美国堕落、颓废、脆弱。罗马帝国在全球的支配地位持续了几个世纪，而英帝国仅仅持续了几十年。让我惊讶的是，太多的美国人对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更确切的说，美国人拥有的一切导致了他们的无知。国内宗派的分裂，公共美德的遗失，消费主义以及媒体过度宣传的驱使，美国人已经失掉了曾经使他们辉煌的文化价值观念。
林永青:您认为东西方文化中各自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LOU： 我强调说，许多美国和欧洲的公民不知道他们的超级经济优势、和相对繁荣，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他们的生命迹象---政治、文明、人口、教育---正在衰落。这种衰落发生在他们身上，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直面衰落的原因，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方法。
东方文明正在日臻完善，它的问题在于发展的问题和社会政治的“成长的痛苦”。随着东方文明融合和重新塑造西方经济模式，他们将在研究与规避对社会结构带来侵害性的现代化文明的副产品方面，展示出色的表现。随着西方文明困扰于后现代主义，或者倒退为新世纪的原教旨主义，许多西方人向东方智慧寻求帮助--特别是印度教、佛教、道教--来弥补精神需求增长下的文明衰落。
林永青:从文化以及社会学的角度看，您认为东西方文明能从彼此那里学到什么呢？
LOU：经过千百年来的世世代代，我们从彼此那里学到很多。西方正从亚洲吸收大量的文化精髓，特别是中国，包括哲学、针灸、草药、武术、 书法、绘画（属于少数），西方也在吸取佛教精髓。很大程度上，这多亏了中国：第一，经过古代佛教的传入以及持续地改良（例如禅宗和天台宗-原文如此），然后传入朝鲜、日本最后传到了西方；第二，通过藏传佛教传入西方。
从现代数学，科技，人文学科，工程学以及信息技术，到对抗疗疗法、古典音乐，亚洲人已经掌握了西方文化大部分的精髓。东亚人已经卓有成效的地将西方经济模式与新儒文化融合（引注：原文如此）。如果中国热切关注创新和全球品牌塑造，中国将从正在建立的致力于智力资源、和激励开放创造力的智库中获益。
就个人而言，我想为中国孩子们提供学习和玩桌面曲棍球的机会。这项运动从五岁左右开始，培养孩子们的运动技巧，塑造孩子们的运动员德行。在北美和欧洲，桌面曲棍球进行很高水准的职业比赛。桌面曲棍球是终生的运动，我30年前是加拿大联赛的冠军，现在仍然保持着最高水准。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无人能敌，我也期待中国世界级桌面曲棍球选手大量涌现。在中国的协作下，我能在15到20年间，使中国涌现出来优秀选手。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林永青:你是如何比较知识和信仰的？它们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个人认为信仰并不抽象，信仰也并不全是非理性的。信仰是知识的一种特殊形态。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知识乃是我们借以飞向天堂的翅膀。”
LOU：是的，同时，莎士比亚也曾说过“无知是进入地狱的通行证”。在西方古典哲学里，知识是一系列的信念或信仰，被称作“合法真理”。因此知识（英语是knowledge，希腊语是episteme）明显不同于希腊称作的“doxa（共有信念）”，或者仅仅是意见。 既然“意见”常常是不公正的或是错误的信念，偏见，或者迷信，它们就不能够被归为知识。
但是，如果我们探讨什么能使信仰无可非议，我们会遇到许多哲学难题。如果我们必须探讨什么使信仰正确，我们会遇到与事实相悖的理论，这些理论从根本上会出现矛盾且不合逻辑。在我看来，知识是客观的、实际的，而信仰是主观的、情绪化的。一个人可能被一些有蛊惑力的信仰所诱惑，但是一个人必须仍然忠实于经验事实。
林永青:在你的书中有一个结论：“佛陀是介于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之间的‘中间道路’”，请您就这个问题做出详尽一些的解释。
LOU： 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优点是个人成就的展示---从古代和现代奥运会的奖牌，到如今的诺贝尔奖。当然，个人需要一个支持型的社会母体来全面发展他的才能。孔子的优点是传播经时间检验的美德，这有益于家庭和社会母体，因此，促使了文化长盛不衰。在亚里士多德理论方面，太多的个人主义导致了政治破裂（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失控），有时甚至会导致政治混乱。而在孔子观念的极端方面，太多的集体主义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健全，从而阻碍了整体文化潜力的获得。佛陀的中庸之道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优势的重要性---个人和集体---并且寻求平衡双方利益之道。
   《中庸之道》
《柏拉图灵丹》
林永青:很好，这是一条“融合的”道路。刚才我们谈的是人类自身文化的因素，而在文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类学家支持“地缘政治学最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我个人也是认同这种解释的。您对这一观点有什么看法呢？在地理上，印度位于东西方文明的中间，长期来看，我们能说佛教将“中和”东西方文化吗？
LOU：这是很有意思的观察。时至今日，大部分人类历史证明这种言论正确无误。地理学和政治学，都对人类的特质和自我认同施加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全球化显现出超越地缘政治学界限的力量，或者至少显现出重新定义地缘政治学界限的力量。作为经济学、互联网空间、意识形态的主要演变过程，全球化正使各个伟大文明---西方的、伊斯兰的、印度的、东亚的---适应全球化，并使其与其他文明更好合作起来。
从它对意识开态的长期作用来看，佛教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产品。很具讽刺意义的是，佛教是印度哲学流派中仅有的几个“异教”之一。佛教利用并反对《吠陀经》的权威，轻松融入了印度哲学流派的多元文化中。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植根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佛教的转变促使其逐渐演变为与儒教、道教比肩的东亚三大宗教之一。同样，中国将佛教对日本、西藏进行了二次输出。现在，佛教在西方逐渐演化并成为了与犹太教和基督教齐名的宗教。如果佛教成功地协调了东方的儒家观点以及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那时会如您所述，我们应该感谢印度的哲学以及地域上的连接。
林永青:我们再往前走一点，谈谈哲学的现世作用。哲学被人们遗忘已经很久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似乎哲学没有太直接的用处。而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大成功者往往都是拥有大智慧的哲人。中国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张瑞敏先生说过：“如果哲学家不是企业家，那么就将我们自己变成哲学家。”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以及一些分析哲学家主张：哲学这个词语必须意味着代表高于或低于的自然科学的事物。而大多数哲学著作中发现的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就是无意义的。作为一位哲学专家，您对哲学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知识发挥的正面作用有什么看法呢？
LOU：分析哲学发展出非常机智的逻辑、批评以及分析技巧，这些技巧限于分析概念、语言以及文本。换句话说，分析哲学几乎百分之百为理论和百分之零为实践。如果缺少经验内容和实际应用，没有哲学能够承载太多人文成果。
作为哲学专家，我专注于培养哲学理论和哲学实践更加合理的平衡。作为新生的哲学实践运动的先锋，美国哲学实践家协会的同事和我正在使实践哲学与公共以及私人组织文化、临床医疗和教育机构，融为一体，也将使实践哲学融入单个客户的私人生活。
我热切希望实践哲学恢复它古代地位---对于人类生存之道的向导。实质上，人性和科学研究的每个主题都有抽象面和实用面，这两方面是相互补充、相互增强的。为什么哲学应该有所不同呢？
林永青:是的，我们在哲学的作用上需要有更加实证的态度，和更加综合的态度。我们再谈一谈历史哲学的话题，这将为我们的文化如何能够影响人类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著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不同意历史决定论，但是他认为有力的历史预见和偶然性将改变人类历史。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您对自己的理论有哪些期望呢？
LOU：我研究生是在伦敦读的，研究独特的波普尔思潮。尽管波普尔那时已经退休，他仍受到尊重。我曾和波普尔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他在皇家学会（RSA）上进行的令人难忘的关于达尔文主义的演讲。甚至在他八十岁时，他仍是一个思路清晰的思想家和激情四射的演讲者。
林永青:包括不少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如哲学家罗素，包括不少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最著名的科学家，都对波普尔推荐备至。说起来我们应当算是校友，都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不同学院学习。我本人十分荣幸，在波普尔工作过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波普尔坚持真理的“可错性”，以“证伪理论”为核心的、以“试错法”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发现逻辑，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LOU：是的。我深信波普尔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是正确的，也认为批判性的区分经验主义假说（自然科学的特点）和不能检验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多数社会科学和神学的特点）是合理的。
波普尔对“极端的”历史决定论的批评是公正的。一个人能够以确定的方程式来计算一段时间后的状态，来预言物质体系未来的状态，而一个人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由历史来推断未来。（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变量更为多元和复杂，以至于不可能预测。林永青引注）而且，甚至物质体系（例如天气）也受混乱过程的支配，混乱的结果是确定的，但是不可预知。
相比之下，多数社会科学倾向于从过去“推导”现在。例如，弗洛伊德哲学认为，成人现在的思维状态可以从他孩提时的经历推导得出。另一个例子，在经济学中，现在的金融危机能够从许多近期因素（次级贷款，消费者储蓄不足，监管不力等等）推断得出。（事实上，这一类推导，也是极不准确的。林永青注）
但是原因的推导与结果的预言不同。如奎因(Duhem-Quine)理论所揭示的，按照数据来看，理论的证据总是不足。换句话说，假设事件的任何状态（例如：数据）总是有无数种可能的解释（比如理论）可以解释这些数据。科学的核心问题是辨别合理理论，舍弃荒谬理论。
波普尔反对“极端的”历史主义是正确的，我也深信“适度的”历史主义是更加可信的。适度的历史主义宣称历史存在可辨别的模式，包括个人模式和文化模式；宣称这些模式具有无可争辩的解释力，甚至可能具有预测力。
例如，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在“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an Kuo Chih Yen-i)”，“Empires wax and wane”，“states cleave asunder and coalesce” 一系列历史著作中将大帝国的兴衰描述为阴阳哲学的作用。 正如西班牙后裔美国哲学家Santayana的著名论断：“遗忘过去的人将重蹈覆辙。”在他的小说《1984》中，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奥维尔(George Orwel)对政治教化或者意识形态教化的决定力发出警告：“谁控制过去，就能把握未来。谁把握现在，就能控制过去。”
最后，我不庇护我对我的理论的期望。简单地说，我期望正面的贡献，同时为改良人性推动实践哲学。我也非常感谢您深有见地的问题。
林永青:谢谢您与我们分享您的大师般的智慧，更感谢您格局宏大的著作，以及为此付出的致力于传播人类最优秀文化的努力。祝愿您的理想和实践成功。我在这个星球上的很多地方，也已经看到众多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那些真正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们，都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并实践人类文化改良这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