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文津讲演录——之一

作者：郭齐家 文章来源：《文津讲演录——之一》 点击数：11601 更新时间：12/16/2005



郭齐家，生于1938年，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中国古代教育家》和《中国古代学校和书院》等。主编：《中外教育名著评介》、《中国小学各科教学史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务全书》、《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等。与人合著：《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远古暨三代教育史》、《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等。





一、当今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问题已成为当今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国各级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及人才规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是在21世纪我们国家、民族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因此，上到党和国家领导层，下到普通大中小学各级各类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亿万学生及其家长都对素质教育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所谓“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品质。这就是孔子讲的“性”与“习”的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渐渐地相差很远了。孔子说的“性”，是人们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征；“习”就是习染，指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获得的基本品质。“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和受教育的程度。当代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把中国传统教育中“性与习”的关系称之为“性修不二”。熊先生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进力创起净习，以随顺乎固有之性，而引令显发。”(《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第622页)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天然具足的本性，就失去了为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习”，即不从事于修为，则天性也不能显发。所以说，“性”是成人的先天根据，而“习”是成人的后天根据，二者是内在地统一的。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们根据当今世界变化和发展潮流，提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紧迫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当今国际社会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为了抢占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全球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又是以合作为前提，民族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取决于他国和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国际趋势的出现，对我们的人才素质提出了挑战。日本较早提出了“国际人”的人才培养要求，日本提出“为培养具有国际社会生活能力的日本人，应加强国际理解的教育”。美国一个由33位大学校长和权威人士组成的迎接挑战委员会在一份致总统的建议书中“建议”：1．支持并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学习；2．鼓励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互换；3．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学；4．帮助美国高校与外国高校开展教育与科研的合作交流。1994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的报告，指出教育应该具有四个支柱，即学知、学做、学会发展、学会共同生活。

第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亦带来了对社会的危害和负面的影响。人类社会发生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带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与飞跃，但也产生了一系列世界性的问题，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心病加剧、价值标准失范，道德滑坡等等。“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对善和恶都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主要反映在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两个方面。

第三，文化时代的到来。其特点如下：一是知识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并处于中心的位置；二是知识制约并决定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方向、结构和水平，并且成为一种产业；三是知识已成为权力的象征，成为能影响财富、政治权力的最重要权力的来源。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与当今素质教育
作者：郭齐家 文章来源：《文津讲演录——之一》 点击数：11602 更新时间：12/16/2005

当前提出“素质教育”，从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教育积极适应当今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培养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从消极方面说，是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而言的，其主要表现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向功利主义，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甚至是畸形发展。有些学生成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将自己所有的时问和精力都局限于课本知识内，通过各种机械的学习和训练来获取考试成绩的高分，但作为现代人应有的素质却非常贫乏，手拿高分成绩单，却缺少应有的适应社会的能力。重理轻文造成学生素质的低下。学生只看重自己的学习成绩，缺少对他人的和社会的关心。学生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素养，甚至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学生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贫乏。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足。

为什么要提出“素质教育”?因为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加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素质教育”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而是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但人的素质的提高终究是需要一种媒体，知识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最重要媒体之一，包括经验。对两者关系的不同处理，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观：一是重知识，认为只要有了知识也就有了能力，也就提高了素质。这一观念在教育中被逐渐强化了，并影响到学生，使他们的学习较多地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二是重能力。相对而言，人的能力远比知识重要。因此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促进他们将接受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力。三是重素质。能力一方面不能覆盖人的全面素质，容易导致对非智力因素的忽视。另一方面，能力和素质比较而言，素质更内在、更根本，而能力只是素质的一种表现。因此教育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落在提高学生的素质上，注意整体的人格的提高，把以往重知识、重能力的教育认识水平再提高一步，提高到更加注重人的素质的新水平上来。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得以最大程度的“内化”，身心潜能得到更好的开发，人格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这种认识应当说既包括了对能力培养的重视，同时也肯定了知识的基础作用。这种认识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江泽民主席1992年9月9日在北京师大庆祝校庆九十周年之际为师大的题辞：“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谱写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10月6日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秀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7年9月12日江主席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及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及其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历史联系。1997年11月1日江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从历史文化角度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角度，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些论断不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价值，而且说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根据江主席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我们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与当前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它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它吸取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秀成果。



二、孔子与“素质教育”

蔡元培先生1921年在美国考察时发表演说，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和墨子。他说：“孔墨教育含有三种性质：(一)专门教育；(二)陶养德性；(三)社会教育。孔子有普通学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专门学四种：甲．修词学；乙．伦理学；丙．政治学；丁．文学。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为因材施教。其总的道德主义为中庸，与西哲亚里士多德相似，又极注重社会教育，故其收学生，无年龄界限及职业界限。”蔡元培先生考察欧美后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教育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之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等，“大学教育应采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照以上所述之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在柏克来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9、425-426页)

西方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道德智慧。(参阅新加坡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载《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孔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马融注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论语义疏》)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贵贱、廒鄙等种类。西周的学校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廒鄙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是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孔子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