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工人自杀背后--国家的缺失

富士康工人自杀背后

（2010-06-14）（联合早报网）

                                                       周雷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实际上揭示了几个有关中国的生活常识和深刻危机：第一，底层中国人集体成为寡头满足欲望的生理工具，以及国家发展觊觎满足的燃料，中国经济体内在的能量失衡，使得许多中国人被物理化和异化，人被当做燃料和生产资料使用，地理环境被阉割和蹂躏，从这个角度上说，从iPhone中国代工帝国的大楼跳下的生命，与山西的“血煤”，因发展水电而被迫移民的中国人，遍布中国矿山的尘肺和医疗病例，渗透至中国山河肌理的污染所造成的癌症村村民是等同的。

　　第二，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些国家节日的记忆，对于1970年代生人来说，小学和初中有密集的歌咏比赛，其中有首热门参赛歌曲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整合改造”、“工人内退下岗”、“工厂倒闭破产资不抵债”、“工人成为底层社会流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一波波浪潮，旧的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其实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出现在富士康、广州、东莞、深圳龙岗的工业区产制的是一种新的工人阶层。他们相对年轻，从未有过工人荣誉感和归属感的教育，他们自己给出的标签是打工仔——这和工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处在一种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自谋职业者的中间状态，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农村、城镇和大城市之间，他们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会嘲笑不出门同乡的土气，但是也会在回到城市的时候，发现自己内在的渺小和“屌毛”感（许多富士康的员工私下以“屌毛”相称）。

　　如果中国的工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沦为发避孕套、劳保用品的“国家货郎”的话，2000年以降，工会作为争取工人权益和力量凝聚的组织，其实在中国已经高调消失了，国家不说，工人也不问。上世纪九十年的中国新兴工人，仍然可以在歌手李春波、陈升、《打工妹》、《情满珠江》之类的怀乡、青涩恋情和励志情绪里生活；现在的中国城市打工者，他们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都市生活环境，无可企及的生活愿景和几乎绝望的个体成长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丧失了自己重新做农民的能力和愿力。

富士康自杀事件的国家缺席

　　第三，作为纳税大户，富士康基本上是一个中等城市，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封闭和主权意识的城市庄园，这里的一切，原理上仍然是“生长在红旗下”，在国家和党的监督之下，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自己的党委书记？汶川地震期间有没有交特殊党费？但是这些监督，不过就是邀请企业主列席地区两会建言，国际劳动节、春节回家、春运高峰、城市办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的时候，借关怀城市建设者的名义上演一些秀场。对于企业内部的严刑峻法、规章制度、军营管理、工人的嫔妃化和奴婢化，国家基本上是缺席的（宋山木是另外一种注脚，同时请不要忘记早些时期，中国工人的下跪事件）。只要富士康持续贡献几十个亿，它的下场顶多是个“大力整改”， 两个“关怀”，四个“回头看”。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是被当做精子使用的，只要仍然有几个亿，保持经济的持续受孕能力，就是个好种子。

　　2007年我曾经调查过沿海工人的尘肺病以及工伤赔偿案例，采访了重庆的知名工人维权律师周立太，前往四川达州去采访尘肺病人的家属，并在因公致残工人的带领下，重新进入他们曾工作的工厂。从大城市、核心和龙头产业，到产业工人乡缘、血缘、业缘所联系的、处在凋零中的城镇和农村，任何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实际上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利益链条中，如果这个环节发生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国工人的公民权、中国公民的迁徙权、中国的户籍管理、中国的职业正义、全球产业连锁与危害补偿、伤害（区域、集体、个体）的跨国诉讼、国际公平贸易、国际代工的制度细节、国际代工的所属地国家干预、国家赔偿、工人原籍所在地集体安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1999年，作为本科生刚毕业，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广东打工经历，在拥挤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坐车到广东境内，然后因为证件资料不全，被樟木头的公安拦下，统一用车装运到一个工人集散中心，有些外表对城市更为恐慌的底层打工者，被送到采石场打工，作为对不办证进入特区的惩罚，我因为有大学毕业证，被中途放走（如果态度强硬，将成为孙志刚）。我辗转来到广东虎门，作为一名技术翻译工作了几个月，当时的生活还没有电脑，网络也没有普及，我记得当时这家当地比较大的皮革厂，周围有黄色录像厅、小卖铺、烧烤店、电话亭、性用品商店，宿舍里没有电视，下班的时候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到电话亭打电话，然后在烧烤摊上喝上几瓶啤酒，男工人聊得大多数是性和女人。我曾经到我的工友家访问过，他住在广州，具体地址是石牌，那是一个城中村的超级版本，所有的建筑在跳贴面舞，坐在房间里只要有电话，所有的要求都可以搞定，房间比较脆薄，经常夜里能听到隔壁亲昵的声音。

　　那是中国的1999年，我大学毕业，我随后觉得这种打工没有出路，去继续读书，我同时间下海打工的同学和朋友，小部分自己创业成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产业和生意，当时流行的做法是，在学到了老板的一些做法后，转过身就可以模仿成立一个新公司，做任何可以挣钱的事情。至于中国新兴工人的生活环境，我相信他们会过得更加数字化，但或许和1999年一样糟，甚至可能在伙食上更糟糕，因为可能在极热的广东喝不起一碗绿豆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