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天问背后:工人科学家蔡祖泉与海归博士自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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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天问背后:工人科学家蔡祖泉与海归博士自杀

  中国科学界的巨挚、泰斗钱学森老人在98岁的高寿走了,这其中的些许遗憾是钱老未能跨过100这个时光的整数。钱老走了不久,据媒体报道“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新安晚报》)。

  11位教授在《公开信》中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但草民认为此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却是一道“天问”,因为难解或者暂时无解。

  所谓“杰出人才”,放在国内的视野,大概应该理解为对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国防事业等等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和贡献者。

  草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常常提起的一些名字如陈忠伟、蔡祖泉等等,这些名字也常出现在当时的科普书刊上、报纸上。

  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被盛誉为“中国的爱迪生”的蔡祖泉教授,从一名吹玻璃瓶的工人,被新社会和“我们的学校”培养成为中国照明科技泰斗级的专家。2009年夏天蔡祖泉教授去世了,《科技日报》这样介绍他“著名的工人科学家、中国电光源领域的开拓者、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爱迪生’……这些都不足以概括蔡祖泉的一生。在他的手上,诞生了我国第一盏氢灯、高压汞灯、氪灯和长弧氙灯……”。

  《新民晚报》有一篇署名“怡然”的题为“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的文章和许多资料都提到,蔡祖泉教授抗战时期仅仅是中法制药厂的玻璃工,负责吹玻璃瓶,大概也没有读过什么高中、初中之类的,16岁当学徒,吹了10年玻璃瓶,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担了国家研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

  这句“工人科学家”很有嚼头,蔡祖泉这样一个工人,技术工人,是在“我们的学校”的里成长和被发掘出来的,“我们的学校”可以培养应届高中生,也可以让一个玻璃工变成货真价实的电光源专家,大学教授,知名大学副校长。有向上的心态,有远大的志向,有不懈的追求,有个人的才华,更进一步说,有社会的培养氛围,成就一个“工人科学家”不是不可以的。当然,这是“昨天的故事”,“今天的村庄”已经不再唱“过去的歌谣”了,改唱精英之歌了。

  令人感慨的是“怡然”的这句话“我把这段文字…发给了周同庆教授的儿子,他十分感慨地说,那时技工的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去哪里找当年的蔡祖泉?”,现在的尴尬是,工人群体大体上已经被称为“弱势群体”了,最近几年报道的几个工人技术能手,还都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比如青岛港务局的许振超。草民不知道,现在一个工人要成为“科学家”,路子有多宽呢?

  对此,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有他的看法,邓教授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学家眼中的蔡祖泉教授”,提到一个时代的产物“工人专家”,邓教授写到“蔡祖泉这个专家不同于一般专家,他是工人,是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工人。…假如叫蔡祖泉下岗,蔡祖泉还能成专家吗?怕是不能的。…天底下只有一个蔡祖泉吗?当然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工人成为工程师、作家、理论家的很多。工人出身的李伦新是出版过十几本文艺作品的作家。工人出身的陶友之是上海响当当的经济学家。”,草民如果没有记错,上海还出过一位工人作家叫胡万春。

  最有意思的是邓教授的一问“读者诸君也不妨想一想:过去能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

  草民以为,邓教授的这一问,恐怕部分地回答了钱老的“天问”。那么,能够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已经成为“过去”。那么当下呢?当下是文凭满天飞的时代,玻璃工“蔡祖泉”们据社会学家分析,“向上”的路径已经被阻断了,玻璃工能不能干到退休还两说呢。

  而且,“土鳖”(“我们的”)学校的文凭好像已经“贬值”不少,“杰出人士”要看海归的了,那么,海归们是个什么现状呢,10月份有两篇报道如下:

  “39岁海归博士在河滩非正常死亡疑为自杀”(《扬子晚报》)、“浙大一名海归博士疑因评职称跳楼自杀”(《华商报》),如果往前翻,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海归博士从11楼跃下自杀7旬老母亲眼目睹惨剧”(2005年4月《京华时报》)。

  湖南大学自杀的海归博士、浙江大学自杀的海归博士,就其学业来说,不可谓不优秀,“南方圆于1970年生,湖北浠水人,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学习工作,并在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涂序新…高中毕业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9•11’之前顺利拿到签证,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

  就算“我们的学校”目前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上述的这两位学有所成,且是海外一流或者比较一流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如果鼎力发挥,成为“杰出人才”当属必然吧?可惜年纪轻轻地就去了。

  海归博士们轻生的原因众说纷纭,“好心”的一般归于“抑郁症”,但是,据说“抑郁”已经成为“时代病”,也许钱老的“天问”和安徽11位教授的呼吁能够反过来部分地说明问题。

  当下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一个物欲沸腾到极致的社会和同样物欲沸腾到极致的校园,这样,把板子打到教育事业单个领域的身上,其实并不公允。全社会笼罩着对金钱财富、物质享受的讴歌和追逐,不能够把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排除在外。

  据说,在煤价高的时候,一个煤老板一天可以赚100万,从事科研、特别是基础科研的工作者,靠工资一年一般来说很难有一百万,煤老板有煤老板的路子,教授、专家、博士们有他们的路子,国家的科研项目经费就是唐僧肉之一,跑项目、弄虚作假、糊弄验收可以赚大钱,北大、清华、党校办老板班可以赚大钱…,在一个以找钱为中心的热潮中,哪里还摆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有人惊呼,中国的博士群体,一大半在官场,有的是学而优则仕当官了,有的是附庸风雅“在职读书”拿了博士,这样的代表学界最高学衔的群体,谁来做学问?谁在做学问?经济结构、社会氛围、知识群体的现状都缺乏“培养杰出人才”的元素。

  再重复一次上海大学邓教授的话“读者诸君也不妨想一想:过去能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