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资本论坛:经济转型中的资本市场定位实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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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资本论坛:经济转型中的资本市场定位实录(2/2)

 

博鳌资本论坛:经济转型中的资本市场定位实录(2/2)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09日 22:52  新浪财经
新闻发布会主持人(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0年4月9日-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会在海南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绿色复苏”,新浪财经全程报道本次论坛。图为新闻发布会主持人。

 

    秦朔:中国前两三个月的股市泡沫,很多投资银行做的各种各样的报告非常有逻辑和理性,来预测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2007年底,我记得那时候我读很多大行的报告,认为2008年的时候中国A股以上证来记可以到八千点,甚至到一万点,他们是什么样的逻辑?明明知道这样还让投资者进来?

  刘二飞:我不记得有这个事,大家知道有泡沫,谁都不愿意说。比如说有泡沫的时候,香港当时也有泡沫,国内的市场也有泡沫,他说你到电视上来给我讲一讲有泡沫,如果我说对了,大家听我说的,把泡沫捅破了,那么多人赔钱,我还怎么活?如果我说了老百姓不听,那不等于放屁吗?不听我自己感觉也不好。那时候最好就是不说,在这种场合没法说,说对了也有问题,说错了也有问题。

  秦朔:这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号,以后发现像刘总这样的人不说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问一下李总,最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类似像老鼠仓、不公平交易,包括最近查出的造价上市的江苏三友(9.21,-0.01,-0.11%)案,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我们阅读这类文章和案例的时候就说,应该制止这些不公平交易,包括利益输送,您有什么经验和制度,是我们目前还做得不好的。

  李小加:他们回答这么有意思的问题,我回答这么有争议的问题,我还是回答泡沫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我不是学经济的,基本上不懂经济,我以前对经济学家特别尊重,我觉得他们是智力极高,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有很大的自卑感,所以特别喜欢听格林斯潘每次的演讲,还有同行的经济学家我也去听。首先这次经济危机之前,谁也没看不出来,前几天鲍尔森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也讲了,我们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非常同情我们国家的决策者,这么多智囊,大家都在分析人民币要不要涨,要不要升值,升值以后出现什么后果,升值之后是不是泡沫击碎,是一下子跌到谷底还是泡沫增加?

  经济学家把所有数字分析都非常漂亮,同样聪明的经济学家用同样的数据、逻辑来分析,能够得出整个180度不同的结论。所以我认为这些不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人感觉到非常迷茫,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想不明白,但我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大家是不是要考虑到,中国国内的情况和国外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国外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出现以后,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极其自由、效率极高的环境底下,就像大海一样,谁也不知道大海的脾性是什么样的。印度尼西亚大海发生地震就会发生海啸,海啸到哪里?有可能一下子就到东非的海岸,由于效率太高了,国际资本市场像大海一样全部都通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当效率极高的时候,稳定性就有问题了。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现在分析不清楚,也是全球化已经到了今天,创新已经到了今天,这么多负债已经到了今天,实际是大家对水的判断、对海的判断很难了。

  李小加:我希望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别人生病你吃药,别人头疼你吃胃药,今天无论是风险、问题,我们的问题跟人家是一回事吗?是同样的基本原因吗?我觉得还不是。

  咱们国内今天的问题,还不是风险过高了,创新过度了,我们更大程度是效率没有到位,发展没有到位,而不是风险、创新。或者说国外的风险很大情况底下就好比开车,国外的车一是非常快,我去年在这个场合用了法拉利,先不说法拉利开车很快,但开车的人是市场。

  市场开车,在监管缺乏的情况之下,在负债太高的情况之下,在激励机制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在各方面过于复杂的情况之下,由市场开车,监管者在旁边睡着了,出事是必然的。但中国的车没那么快,还有,我们谁开车?是市场开车吗?无论流动性过快,贷款规模过大,是市场在做吗?开车的不是市场,风险不是我们所谈的风险,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风险更可控,开车的本身就不是市场,就是监管者,就是各级政府,就是决策当局。

  车开快了,停下来、慢下来就好了,实际上现在更大地问题是,到底车在爬坡,爬到顶了没有?觉得该刹车了,但怕刹得早了,车又回去了,但又怕油门过猛又下坡了。总的来说是决策风险,而不是市场规模的风险,市场力量在国内市场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并不是属于过于强大。

  所以,我们希望分析的时候有所针对性。

  秦朔:我们已经讨论两轮了,可能大家在座的有很多问题,我们工作人员把话筒准备好,如果各位有问题可以向嘉宾提问。

  提问:秦总,我提出一个格林斯潘的问题已经提出现实的问题,刘总错过了格林斯潘本身的提议,他说我不是没有看到泡沫,是不是管泡沫,捅泡沫。如果股市涨了一倍,明知道有泡沫,台湾、香港该不该管?六千点谁都知道是泡沫,但中央该不该管。大家知道中国方式是泡沫,但政府该不该管,管到什么程度?我希望听听各位的看法。

  刘二飞:这个像是格林斯潘说的,因为他自己在2000年的看市场股市涨得很高的时候,他说了过分地乐观、非理性繁荣,他自己讲过,也意识到泡沫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市场有调节机制,靠着市场自我调节,泡沫就会自消自灭。但2009年的时候,他说过高地估计了市场调节能力。接着小加的话说,中国是政府主导,房市有泡沫了,贷款改进缩小。你读了鲍尔森这本书,谁都知道有泡沫,该捅不该捅都不知道。

  提问:您认为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好,政府可以干预。

  刘二飞:政府做决策如果做错了问题就大了,就要相信政府是英明的。

  提问:如何知道中国政府是对还是错?

  刘二飞:对中国政府有信心,目前就是现实,现在我们刺激计划多有效,美国刺激马上可以动铁锹了,还得批准。奥巴马上台说要做智能电网,要用160多个立法要改变,这也做不了。中国说企业贷款,政府说你要贷,管你怎么样贷下去,自然项目起来了。政府主导就是效率高。

  提问:这个说法跟李总说法矛盾了,李总说应该市场驱动。

  秦朔:薛总有什么回应?

  薛琦: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过去我们学经济的,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有理性预期的学说,如果这个学说说对的话,天下都是合理的,如果都是合理的一定有轨迹可循。但过去二十年,在学术界已经把这个理论忘记掉了。您刚才提出的问题有一个调位的地方,前面两位也提到,过去学经济的时候觉得这只是市场,但我们把规律忘记了。作为经济的决策者,如果他是一个政府的话,你想想他在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会向经济学家分析得这么好吗?讲效率、讲公平,他不是这样想的,会想谁是老板,他的老板怎么想。会让整个决策很复杂。

  回到你刚才讲的问题,你特别讲到股市,不要说股市增加一倍,只要增加10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尤其是个股,这时候风险管控的机制实际上就出来了,在台湾证券交易所好像股票连续涨五天,我们就警告你了,我们也警告投资者,你要注意哦。这个警告有没有什么作用?我可以告诉你,作用也不大。你看房地产在涨的时候,明明背后主要的原因只能是货币政策,但很少主政者会承认这一点,他会想用其他的行政作为压抑房价,你相信压抑有效吗?但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以后学经济学的时候,让政治家教一教。小加说了,以前你崇拜经济学家是因为不知道。

  刘二飞:看中国救银行的时候,把不良资产全部剥离,把资金注进去,干干净净解决问题,从哪里学来的?美国。为什么美国不这么做,因为体制不完全,亨利·鲍尔森下午又说,我的权利不够。美国的决策思维方式很简单,有很多经济学家给他指导,但他的决策机制来回地互相约束,使他的效果极低,这就是原因,在治理危机过程中,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效率是最高的。

  提问:我经常听到经济学家吵架的时候感到很迷茫,我想问一下薛总,人民币讨论得比较热,说人民币升值解决流动性太大的问题,另一方面说人民币升值,升值预期越来越强,很多热钱进来,中国的流动性会越来越成问题,我估计这也是左右为难,央行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很难以决策的原因。我想问一下薛总,您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上频频施压,我们看人民币升级了20%,但贸易利差没有改善。

  秦朔:在薛总回答之前,我请安东尼·博尔顿回答谈谈他的看法。

  安东尼·博尔顿:恐怕这些问题非常具体的细节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对中国非常乐观,就是因为我认为人民币肯定是升值,只不过什么时候而已,这是我的观点。

  薛琦:我们可以轻松一点,我跟您讲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因为我过去在政府里面工作过,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主持会议。主持会议的时候,你总是要听一听大家不同地意见,不外是正方和反方,同意和不同意的,有时候越听越不懂,但主席总要有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是这样下,大家讨论这个案子,支持的有7个,反对有6个,显然这个问题太复杂,下次再论。如果我听懂这样做结论,今天同意的意见是3个,归纳得越少越好,大家有不同意见有2条,但我们想想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意思是说解决问题,而不是数数多少是赞成、多少反对的,汇率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那样想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我还告诉你,我怎么想汇率的问题。

  薛琦:外汇资产累计这么多,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贸易顺差。在座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出口本身就是目的,一个国家经济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贡献、服务其他国家的老百姓,用他自己本身的资源生产出产品以后,卖给别的国家,然后就说我我给你,我什么都不要,有没有这回事?我学到的知识,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如果你不为了进口,为什么要出口?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自己用,这是一个非常尝试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经济学的老祖师艾登·史密斯是重金主义,但他站出来说,国王、贵族的金银财宝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如果你们读《国富论》的导演,一个国家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每年可以享受多少商品和劳务,什么是财富?是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如果合在一起想可以回答问题,一个国家的比值,我就说人民币该不该升,你们来回答。

  提问:谢谢。我问李总一个好玩的问题,我们看到港股是T+0的,就是当天可以买卖,也没有涨跌停板的,中国二十年股票A股,大家看到涨跌停板对机构有利,跌的时候先跑,涨的时候可以提前买卖,这个问题您通过在香港经验对中国A股怎么看。第二,请您预测一下港股今年的走势,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

  李小加:我要是能预测,就不干活投资了。我非常清楚年底港股在哪个点上,但我不能说。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都是T+0,别的国家是T+N,有时候你看机构占便宜还是散户占便宜,哪个对哪个更公平,实际上系统设置的时候,不是根据价值观判断设置的,都是历史造成的。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系统,中国的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系统,或者说最高效的系统。中国一亿的股民,所有股民的帐户都直接在交易所透明,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信息都是透明的。

  中国唯一可以作弊的就是拿农民的身份证做投资,如果你没有股票根本不能卖,帐户里没有钱想买股票也买不到,这个系统实际上是非常高效的系统,而且监控风险、风险管控的成本是世界上最低的。证监会也好,交易所在控制风险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产品设计、交易结算、清算设计上面都得益于后发之市。

  为什么人家没有这么做,千万不要香港、伦敦、纽约不这么做?这么做对我们不公平,恰好反过来了,他们没有办法,之前都是从中介系统开始,你们跟他们交易,老百姓通过不同的券商把所有组合起来,小河汇成大河、大海到证券交易所交易,以前从中介开始,技术不先进的时候只能这样开始,造成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成本非常高,所有技术上的监管都是监管中介机构会不会作弊,会不会做老鼠仓,会不会在中间该交的钱不交,客户买卖之前你们先通气,然后交给交易所。

  中国的交易系统大家都非常羡慕,先进市场发展到今天,不能说这个系统好了,我们重新做一个新的,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后发之市。但又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比如说香港市场考虑的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最终和香港将来逐步的融合,市场上逐步地产品各个方面投资者的融合上,两边的IT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如何对口,这变成了很重要的挑战。

  提问:刚才四位嘉宾都谈到正确决策的重要性,我想请专家们给内地资本市场每人提一条前瞻性的建议。

  秦朔:您问得比我还宏观,不好玩。李总、刘总,你们简单地给一条建议。

  刘二飞:加大力度发展债券市场。

  李小加:咱们待会私下说。

  薛琦:我想在资本市场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怎么制定上市的准则,松了也不行,紧了也不行,紧的话没有人来,松的话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都是出问题的。中间这一段是任何一个交易所的职责所在,要做到资讯的透明,注意交易的效率等等,你可以看很多先进市场这方面都做得很好,上市完以后谁去管它,谁去注意它,有没有所谓的为非作歹。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同事告诉我的,有一家公司申请上市,他自己去看这家公司,他自己去看的时候说不错啊,工厂里面的机器、工人运作都很正常,结果后来他看完以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后来隔了几天自己跑去看一下,发现工厂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说上市的审查,到底审查什么东西?是审查会计帐、营运计划,还是保荐人?这些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结果你看?跟当初的情形完全是两样,所以我想资本市场要把它做好真的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好的,很多地方我想都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安东尼·博尔顿:最重要的是资本可以流入中国,我们要保证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资本流出去,对香港股指和外国股指的融合有很大的融合,未来在很大意义上改变和这两个市场的关系。

  提问:我给薛先生提一个问题,您刚才讲了台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经验,我感觉对中国企业家有很大的启发,因为从台湾来看,到1987年的时候,就是您说的经济不平衡,顺差过大,最后导致突然一天把外汇放开,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台币在1987年国际化,台币就涨了30%,导致热钱进入,使台湾股市进入一万多点,这没有投入乱七八糟的地方,投进IT产业了。所以九十年代的产业振兴被资本浪潮支撑起来了,导致它具有国际竞争力了。

  说按正常的思维来讲,一万多点也是过热得不能过热了,早就是泡沫了,就是因为没有到最后放到不该投的地方,就撑住了产业。刚才您说了很重要的观点,流动性过剩,中国22亿存款不知道到哪里了,就到房市、股市,把通货膨胀的压力减低,就不会出现泡沫破裂。当时台湾从一万多点到八千点,是因为过热了还是没跟上?

  薛琦:如果没过热产业为什么降下来?如果说一万两千点是合理的,你要有产业实力支撑它,如果支撑力道不够的时候,最后一定会下来。我在这里做一个比较,这不是我讲的,是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他写了一本书《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他认为台湾经验是良性循环,日本经验是恶性循环,这两个差在什么地方?台湾币值升值的时候,台湾的经济、产业和企业家的确好好利用升值所带来的机会,所以台湾利用升值,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把台湾产业彻底做了推动。他说了日本,日本升级的时候看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大变动,反而把钱东京的地价把美国买回来,买到后面撑不下来了,回来又以1/4的金钱卖掉了。这是很好的case,升级带给你压力。

  提问:我想问一下薛琦和李小加,内地有很多资金用很多手段引进来,我们通过地下钱庄热钱来到我们的市场,你们没有靠谱的数据,究竟钱从哪里来,从风险管控来看,是否担心有一天那边的河水太慢,把小河淹没了呢?

  李小加:我听没太明白,那就所答非所问了。什么是热钱?

  李小加:香港市场这么大,从九十年代初两万亿港币市值的市场到现在已经是十六、七万亿的市场,是大海接着的。这个市场不是封闭的市场,是连通的市场,最近中国大银行由于资本金的要求提高以后,这么大规模的融资行为一下子冲进市场,为什么我们没有这觉得这个是问题呢?因为这个市场和大海接着的,你只要有好的投资机会,资金是水,一定要相信物理,钱就是水,会往大海流,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去给钱定性,说你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是没有意义的东西,钱有机会就一定会来。

  你要做的,设计出市场真正需求的产品。设计出一个产品本身风险特性和你投资者本身是相吻合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间,肯定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哪样的产品能够迅速推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流程,哪一个产品在风险上可以控制。

  我们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矛盾,风险比较可控的产品恰恰不太容易很快最大市场需求,比如说债券,风险是比较可控的,但债券本身,但人民币成为升值货币的话,很难有人愿意举人民币的债,股票本身带来的风险很大,人民币国际化初期风险是最重要的,我们宁可走得慢、缓都要走得稳一点,但不是为了规避风险就不走路,如果站着不走,大坝的水蓄着不放。既然往前走,也要走得快,必须要走得稳。你刚才说的药店里的钱就像地下水一样,如果想冒上来就冒上来,堵也堵不死,不要跟物理做斗争。

  薛琦: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常常用一个名词“热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给热钱很清楚的定义。大家看两岸关系越来越好,从这个地方看到很多机会,觉得台湾股市八千点出头,资金进来了,这算不算热钱?说台湾外资多,但只不过3、4个百分点,2006年的时候比例到了33%。第一,什么叫热钱?

  第二,还有地下金融,我们学经济知道一个事情,任何地下经济出现的唯一理由,就是地上经济管制住了,地下经济扮演地下经济不能发挥的地方,你刚才所说的药店钱庄,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有的所谓钱庄的钱都是通过银行储蓄流通的,如果在家里存一笔钱,那他不怕死了。如果地上经济有效率就没有所谓的地下经济。还有我们对热钱,不要太污名化,任何资金的移动都有道理。

  提问:我想补充一下薛董事长关于台湾在外汇猛增的情况之下,为什么ITC产业能够发展,其实这是挺困难的。刚才台湾在1990年的时候,1991年的时候股市到12000点,1991年跌到2500点,跌了80%,后来能够起来,能够随着ICT产业起来也不是台湾本身的功劳,台湾把应该准备的工作做好。

  人才到美国留学,在台湾本地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培育了非常好的人才,在那里做准备。然后政府提供很多、很多的补助,比如说科学园区,现在大陆也有很多科学园区,政策上的鼓励,还有税收方面的鼓励,在台湾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给他税收的优惠,到了1993年、1994年以后,为什么能够起来?主要是那时候美国景气是上扬的,美国ICT产业起来,所以台湾是乘风而起。日本为什么没有?

  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怕她怕得要死,她曾经要做第五代电脑,纽约时报吓死了,为什么日本没有上来,日本头脑比较硬,不像美国那么灵活,跟美国竞争世界领袖就输给美国,台湾没有办法争世界领袖,台湾是待工,美国好台湾就好。但台湾要有基本的人才和制度,有一个基本环境,海外也有市场流动起来。我觉得大陆有很大的市场,大陆要发展的时候,把其他配合起来,大陆的人才、创新也要非常重视,如果没有创新,任何都是泡沫了。我稍微补充一下,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顺利,有时候运气不错,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提问:谢谢主持人。我是证券时报的记者,有一个问题给四位嘉宾,请四位嘉宾展望一下两岸三地未来资本市场的空间,如何实现互利共赢?如果实现互利共赢有什么样的政策配合。

  薛琦:谢谢。两岸应该有四个交易所,把上海和深圳分开了,港交所、台交所,有时候会叫香交所。这四个交易所各有特色,这是很难得的,我简单地告诉您它的特色是什么。上交所你看产业结构不一样,有20%是金融,有一个业别是其他交易所是没有的,就是采掘业,台湾的比例是零。你看深交所是制造业、机械业、金融业。

  台湾交易所我刚才提过,一半以上都是IT产业,如果看港交所,你们那边就是金融、房地产。看上市公司的规模也不太一样,上市公司从哪里来的也不一样,港交所70%的市值都是非本地公司,台湾过去完全是本地的,现在我们才把这一块打开,深沪都是传统产业。我们讲到怎么合作,从去年8月开始政策松绑,我们欢迎在大陆的台商,过去不能回到我们的交易所上市,现在我们把这个门打开了,打开以后效果非常好,详细资料就不讲了。第二步的开放是什么?去年我们把此地ETF引进来,我们透过哪里引进?通过香港引进来的,我们引了三档ETF。

  我告诉大家的结果,这里面最红的就是沪深300(3379.170,32.43,0.97%),这是最纯的,是原汁原味的,还有恒生、恒中国,最没有吸引力的是恒香港,现在政策上已经开放了,香港的红筹股可以到我们那边发DR,我希望很快,最快是下个月有红筹股到我们这边发DR。从这个地方再下去我就不讲了,有很多想象空间,寻着这个方向发展,以后三个交易所可以各自就自己的专长发挥特色,进行所谓的互补。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刘总。您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现在有没有泡沫?这几天每次停车的时候保安都会和我讨论股票,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

  刘二飞:我的感觉是中国股市泡沫不大,我的司机没有跟我说。

  提问:不大的意思是什么?

  刘二飞:基本上没有,因为泡沫随时都存在的,任何一个市场都有泡沫,水里的泡沫也会有的,会不会形成危机,离得很远,跟楼市比泡沫小得多。

  秦朔:我们的论坛越来越好玩了,我借着主持人的便利问一个问题,四位嘉宾回答一下就结束。博鳌我每年都来,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谈到危机,2009年谈刺激、谈信心,今年复苏以后总理的报告叫“复杂”,复苏以后越来越复杂,去年谈刺激很多,今年又在谈退出了,在这样的一个宏观背景之下,如果今年是复苏之后比较复杂的,在刺激过程中又在考虑退出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四位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趋势?

  薛琦:我前面讲过,说资本市场的波动是难免的,但是从政策的观点应它稳定,资本市场可以稳定的发展,会提供给稳定的复苏,有时候复苏太快也未必是好事。

  安东尼·博尔顿:我觉得退出机制方面有两个阶段,目前大家可能很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出战略会开始,他们也担心利率是不是会上升,会扼杀牛市。在第一阶段大家会有这么一个恐惧,对实际的情况有一个恐惧感,市场还会上升,尽管有可能利率也会随之上升。大家就会很自满,会进一步出现市场的上升,最后在2011年可能会击破牛市。因此我觉得,最后有两个阶段。

  刘二飞:去年任务比较简单,一切为了保8,保8的副作用也保了股市,也刺激了楼市。今年的任务除了保8以后更复杂了,要抑制通货膨胀,防止资产泡沫,等到一出台防止资产泡沫,控制信贷的措施,股市、楼市都有反映,我觉得今年的资本市场波动会大一些,虽然各种政策的出台。

  李小加:这个词老说,已经说烂了,但我觉得真正进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因为以前所认定的经济学原理,整体大的框架思路,似乎都已经扔到窗户外面了,为什么这么大的危机,在世界最聪明的宏观经济管理者面前悄然过去以后酿成如何大祸,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做,唯一方法就是放水,大家都在刺激,这是大家想到的唯一一招。放水以后最有停水的一天,不知道怎么停水,怎么以后怎么办。

  我们赖以生存二十年以来的全球结构受到如此大的改变,如此大的冲击目前,今后大家都要失衡了,要重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如何找?不是一两年可以记得住平衡在什么地方?二十年来新的平衡被打破了,中国到今天面临着汇率和人民币升值到风口浪尖,有时候是货币政策的问题,有时候是简单地政治工具和戏剧,这样的情况下,海外资本市场基本上反映了危机后的状况,而我们国内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没有受到危机真正的冲击,我们又吃了一系列和危机有关的药以后,到底怎么反映?

  从现在起,中国的宏观决策者从来没有面对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而又没有灵感妙药、理论,各种各样的教条可以指导,大家每天听到的观点都相差非常之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真正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秦朔:正如小加总裁所说的,进入不确定性的状况,温总理的工作报告用了一个词就是“两难”为什么?有国内国际、通胀、经济、社会,许许多多的东西在决策上也进入了很两难的时点。但也正如刘总一开始讲到的,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少年、青年,也许在这样不确定的、两难的、复杂的,似乎在这样一个平衡的、磨合的时期过后,我相信还会有新的增长。

  这是安东尼·博尔顿先生退休以后从英国到香港重新做投资一样,也许在明年或者在后年,我们在博鳌又有激动人心的主题。今年一年都是不确定性的,我也提了很多不确定的题目,使得这样的论坛有一些沉闷,这时候感谢嘉宾,感谢在座的朋友做了好玩的互动,相信这样的头脑风暴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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