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古知今,动静得宜

【原文】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飘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大意】

    古时候善于行道的人，其微妙玄通，真是深不可识。由于深不可识，只好勉强来形容他：其审慎好像冬天过江，谨守好像畏惧四邻，恭敬严肃如同作客，流逸潇洒如同化冰，纯朴 得好像未经雕琢，旷达得好像高山空谷，敦厚得好像浑沌不清。 谁能沉淀混浊的，使之渐渐清澈呢？谁能启动僵死的，使之徐徐复活呢？  持守此道的人，是不会自满自溢的。唯有不自满自溢，才能在凋敝死亡中成为新人。 
《老子名言的智慧》在线阅读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8776401_12_1.html
　　老子说,谁能在浊流激荡中安静下来慢慢澄清?谁能在安定之中变动起来慢慢地成长?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只有明了古今得失之鉴,才能做到动静得宜,进退自如。
　　唐太宗在悼念魏征时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不厌其烦地纵论古今,引经据典,研究历史上的兴亡衰替之道,成了贞观君臣上行下效,蔚
然成风、经久不衰的一种良好风尚。
　　　历史的演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一场革命推翻了一个政权,表面看是突变,实际也是长期问题积累的结果。只有知道了曾经在你这个位置上的前人们是怎么做的,你做起决定来才有底气,才不会急于烧“三把火”。成功是因为有益,失败是因为有损。知损知益,才知道该损该益。不知道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你又怎么能调和五味,做出—桌丰盛的大宴呢?
　　西汉初年,刘邦曾与臣卞陆贾等经常谈论秦亡的教训。以后，贾谊也经常与汉文帝谈论历史,特别是秦朝的兴衰史,但所有这些，均不能与唐太宗相比。唐太宗的以史为鉴,不局限在亡隋一代。他
的重视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说要胜过历史上的所有封建帝王。

    《论语.为政》里有这么一句话：子张阿:“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传统是人的传统。朝代和政治的变化,有时并不能更改文化和文明。她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扬弃中沉淀,在沉淀中确立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与个性。尽管她不一定对未来产生好的影响,这就更需要我们研究、追问、反思,在研究、追问、反思中培养我们的清醒和理智。
　　历史不仅是一堆文字。因为历史和文字是两个概念,历史变成文字的时候,往往是有选择的,有的被忽略或遗忘,有的被误读或扭曲。因为人掌握了质疑和追问的武器,历史在不同的人心中
有着不同的面貌。因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阅历,有着不同的心情和兴趣,有着不同的问题和困惑。因而要善于把历史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
　　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现实。一个人立身社会,对人和社会的本质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当动则动,当静则静。如果在此认识不清或流于肤浅,便只能归结到天真、幼稚之列,其后果必然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了。
　　人要认清社会的本质,办事才有依据。这就是“审时”。另外还要度势,什么是势?势是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所造成的态势正确地把握住态势,然后根据这种态势去谋事,才会有获胜的把握。反过来,没有正确地把握住势,谋事就无从说起,即使硬要去做,也会脱离实际。所谓纸上谈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楚庄王准备攻打晋国,就派豚尹去晋国打探动静。没多久,豚尹回来,对楚王说:“现在还不能进攻。晋国的君臣忧患在先,安乐在后,况且那里还有一位贤臣,叫沈驹。
　　第二年,楚庄王又动了这个念头,再派豚尹去探察。豚尹回来了,高兴地说:“行了。最初的那位贤臣死了。一些拍马屁的人都围在国君的身边。它的国君喜欢游乐,不讲礼节。下面的人处境危险,抱怨上面。上下离心离德,大王兴师讨伐,晋国的百姓一定会支持大王。”
　　楚王听了他的话,兴兵伐晋,一切果然和豚尹说的一样。
　　看看对方是什么来头,一旦发生对抗,千万不能以鸡蛋碰石头,到头来,对方只伤了点皮毛,而自己却毁掉了一切。这是何苦呢?
　　有道之人能审时度势,动静得宜。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与其所进,退与其所退。这说起来容易,实则非有大智慧者不能为之。被水淹死的大都是那些谙熟水性的人,究其原因,很多就是不知动
静屈伸的缘故啊。
　　秦朝承相李斯曾经说,人生在世,最大的耻辱是卑贱,最大的悲哀是穷困。一个人总处于卑贱贫穷的地位,就像禽兽一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人的真实想法。他还做过这样一个精辟的比喻,在厕所中觅食的老鼠,遇见人或狗就慌忙逃窜。再看粮仓中的肥鼠,自由自在地偷吃粮食,没有人去打扰。幸福的伊甸园http://blog.sina.com.cn/wack3
　　同为老鼠,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所立足的地方不同。人也一样,无论是在积极进取还是在退而自守时,都必须懂得良鸟择木而栖,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华的地方,又要懂得危邦不人乱邦不居,避开可能危及自己的去处,这就是所谓的动静屈伸之道。
　　“动与静”、“屈与伸”都是处世行事的技巧,明古知今,便有了动与静的判断标准,是动是静都有章法。不会该动的时候蛰伏不动,该静的时候盲目作为,“进”不张扬直奔要害;“退”不委屈善于收场。
　　当我们理解了《菜根谭》中‘执拗者福轻,而圆融之人其禄必厚;操切者寿夭,而宽厚之士其年必长。故君子不言命,养性即所以立命;亦不言天,尽人自可以回天”之言,自然能够平衡内心与行为,行事处世方能达及外柔内刚之道。孔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就是宁俞,他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在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宁俞表现出非
凡的才干。然而,当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则发生内乱,宁俞则糊涂起来。显然,这是他明哲保身之道。身为国家重臣,不暂时保住性命,将来何谈治理国家。后来周天子出面,诛杀乱臣,政治出现清明之象,宁俞又聪明大显,辅佐卫成公大治国家。由此可见,孔子是很欣赏宁俞这种“邦无道则愚”的做法的。在聪明中见屈,在糊涂中藏伸,才是真正掌握了动静屈伸之精要。
　　曾国藩对政治斗争的艺术深有研究,这正是他仕途升迁的根本原因。
　　自道光十九年咸丰二年(1839年——1852年),10余年间,曾国藩在京任职,先后任过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侍郎。1852年,年已41岁的曾国藩被派主考乡试。他得到母亲亡故的消息,就连夜回家守灵。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破武汉时,咸丰帝大为高兴,对群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立此功大勋。”
　　汉军机祁俊藻献媚道:曾国藩一个在乡侍郎,只是一个独夫,一个独夫在乡里居然一呼而从者万人,恐不是国家的福份。咸丰帝被他提醒,脸色突变。从此不敢给曾国藩实权,因此,曾国藩带湘军,只能用兵部侍郎的虚衔,并无地方行政权,管不了州县官,各省的督抚都比他官大,常常窘谑他,使他难堪。“
　　无权则难以筹钱粮,无钱粮则难以征兵了,曾国藩深入考虑了这个问题,无权是难以办成大事的,他当时已看到清朝的八旗兵已经腐化,难以与太平军对抗,惟有他的湘军可以与太平军相匹敌,因此,朝廷离不开他,但怎样让咸丰帝认识到这一点呢?公开要权是绝对不行的。
　　曾国藩父亲之死,给他带来生机。咸丰七年(l8S7年)春,曾国藩父亲辞世,他立即带了国华、国荃奔丧回籍,激流勇退。
　　曾国藩自信是有实力的。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攻浙江,东南告急,浙江是清政府的经济命脉所在。清政府十分恐慌,清军连吃败仗的时候,咸丰帝终于认识到离开曾国藩不行。咸丰帝再次赏给曾国藩一顶兵部侍郎的空衔,命他火速奔赴前线,这道上谕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三到达曾国藩老家荷叶塘,曾国藩心中一热,初七就整装离开了荷叶塘。虽然仍是兵部侍郎的空衔,曾国藩明白,不久皇帝就会授他实权,只需耐心等待一下。到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清廷果然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曾国藩有了地方行政权。这实际上是动静结合,以退为进的策略。
　  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而进,固然是英雄本色,但激流勇退,能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也是智者之举。那些得道之人,总是能把握好进退的时机,并掌握好进退之度,做到当动则动,当静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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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与“动”是矛盾的,老子认为“有”来源于“无”，“动”来源于“静”,万事万物的源头是“虚静”,通过发生、发展又回到原来的“静”,万物都静静地守着自己的本性,默默地吸取大地的雨露,安享着各自天然的寿命,春荣冬枯,最后又回到天然的寂静。因而“静”是主宰和根本,“动”是现象或表象。一个国家如果老是动荡不安,政局长期不稳定,就会迅速走向灭亡。一个人如果老是躁动不安,不仅一事无成,甚至不能尽自己的天年;读书、修身、立业等等,都需要“以静制动”、“宁静致远”。但在静中又要看到动的一面,静中随时准备着顺应向动一面的转变而又不失其静的本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