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对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余世存先生在《今天怎样读历史》一文中说：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 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历史作为一种信仰，究竟给我们这个国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信仰历史的国度是辉煌的。

　　这种辉煌主要体现在对文明的传承上。将祖上遗下的东西保存好，直至再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是中国人骨子里普遍具有的责任感。如果祖上的东西在经由自己手上时能再锦上添花或发扬光大，这将是自己莫大的荣耀。或是师者对文化的传授，或是学人对学说的拓展，或是史家对历史的载录，或是商贾对产业的积贮……中华文明就这样迈过了漫长的岁月，这终究要归功于中国人对历史传承的推崇。

　　然而，当这种推崇走向极端时，是否会产生对它种文明链的极度排斥？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让信徒以客观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信仰，这无疑是痛苦而艰难的，中国近代以来转型之曲折也就无可避免了。

　　信仰历史的国度是悲惨的。

　　长久以来，我们无法建立起对政权的有效监督机制。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历史的监督，寄希望于历史的威慑力对统治者邪念的压制，寄希望于历史对邪恶的最终审判。然而，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掌握主动权的却始终是统治者或罪恶制造者。

　　我们看到，完全有能力为所欲为的君王，因慑于史官的笔墨而不敢大肆作恶。完全可以卖国求荣的张作霖，因恐于后人的唾骂而与自己的靠山翻脸。我们也看到，因怕遗臭万年而一直犹豫不决的秦桧，最终还是杀害了岳飞。那个流泪而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人，却是最大的始作俑者。对他们而言，为与不为只是一念之间而已。而且他们也明白，当现实成为历史时，一切也已事过境迁。

　　历史的审判，与其说是正义的最终彰显，不如说是邪恶在岁月冲刷下的自动消亡，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今天有人说，不必急着冒险抗争，几十年年后血案自会平反昭雪。也许确实如此，但我还是想问，既然这样我们的存在还有何意义？真到那时你有勇气说自己是胜利者吗？

　　信仰历史的国度是悲壮的。

　　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就是对历史信仰者悲壮一面的充分展现，是历史让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超前的思想与行为让他们为时代所不容。幸好，这些流浪者最终被历史所收留，也只有历史有足以包容他们的博大胸襟。被现实所抛弃的下场他们已料到，但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也相信历史最终会为他们正名。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信仰历史的国度是容易陷入虚伪的。

　　这往往是一种披着“悲壮”外衣的假悲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比如明朝的邹元标。

　　邹元标基本没干过什么实事，但历史却记住了他，原因在于他年轻时捅过一个大娄子。当时秉国首辅张居正的父亲亡故，按儒家传统张首辅应离职回乡丁忧三年。但由于当时正推行改革的张居正责任重大，万历皇帝决定“夺情”，即让他带孝留任。却不成想蹦出个谨遵圣贤教导的邹元标来，批评张居正不肯丁忧实在是罪大恶极，由此拉开了政坛上的倒张派对张居正的轮番轰炸。但由于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倒张行动以失败告终。愣头青邹元标因此而遭廷仗，并被革职流放。五年后张居正病逝，张氏集团随之垮台，邹元标时来运转，重返庙堂，万历投其所好让其出任给事中，职司监察。但不久他却两度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有过不改、装腔作势、无人君之风。不久邹元标再度被革职。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邹元标的行为作了深入论述：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分不清或不想分清悲壮与假悲壮，这是我们崇尚清流的儒家史书的一大特色。

　　信仰历史的国度是容易陷入虚无的。

　　今天大众越来越以一种娱乐化、消遣化的心态来看待历史，越是那种帝王英雄传奇、真假难辨的历史疑案、历史内幕以及流水账般的不假思考的讲述，就越能吊起人们的胃口。娱乐化的历史，已完全丧失了铜鉴的功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失望于现世的学者只得沉迷于历史。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一味地 “如果”：如果当年权贵们让步，如果当年***败给国民党，如果当年我们实行君主立宪等等。更有甚者将历史作为向俗世献媚的“口红”来涂抹，来缅怀，来沉迷。满纸迂腐，空洞无物，肉麻而矫情。

　　记得电影《宋家王朝》的结尾，病榻上的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有记者问她，如果孙中山不是那么早过世的话，那中国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宋氏艰难而平缓地答道：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说罢，这位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传奇女性安然谢幕。

　　中国人，请珍视历史，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在；请活在当下，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请求索未来，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