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术家李谷一曾被指为“黄色歌女”

 老艺术家李谷一曾被指为“黄色歌女”           核心提示：1980年批判《乡恋》是新旧思维方式较量的白热化。在这一年4月，音乐界人士在京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要议题就是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和王酩作曲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有一负责人点名批判《乡恋》，称毛病就出在李谷一的“气声”唱法上。这种喉头放松，发出气流摩擦的轻声被视为“港台明星的唱法”，是靡靡之音，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报纸杂志上接连出现批判文章，李谷一被指为黄色歌女。但《乡恋》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1983年应观众强烈要求《乡恋》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李谷一才算获得正名。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5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15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起》等。
   
      “15首”堪称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与今天的流行歌曲相比，这些歌非常正统，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在当时，这个评选仍然引发了一些争议，被视为集中反映了不健康思潮，是不符合时代的“靡靡之音”。
   
       通过投票表达音乐的民意
   
       1980年2月16日，正是大年初一。“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在首都体育馆，一场名为“听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音乐会在进行中。李谷一的一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感染得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接下来郑绪岚、李双江等歌手献唱《太阳岛上》、《再见吧，妈妈》……每首歌都引来潮水般的掌声。能坐一万二千人的首体挤得满满当当，观众拍红了巴掌。
   
      “这是中国听众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投票来表达民意，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坐在中国音像协会办公室里，王炬回忆当年评选“15首”的盛况，笑着感慨道。作为评选的主要参与者，他目睹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步步开放。由中央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这次“听众喜爱的15首歌曲”评选，是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79年，27岁的王炬转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编辑。经过“文革”十年艺术凋敝，台里十年没有进新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王炬的第一项工作是负责中央台的听众点播节目“中国音乐信箱”。他每天要读几百封听众来信，统计点播最集中的几首歌曲，然后在每周一的点播时段播放这些歌曲，每次45分钟。
   
      “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当时有个听众工作部，每天负责收信、拆信，然后给我电话。我就下去拿，扛一袋上来，我的办公室永远都是塞满了听众来信。”久而久之，观众的喜好都集中于一批抒情歌曲上，这引起了王炬及当时文艺部副主任康普的注意。
   
       康普是一个敏锐的人。当时听众工作部做了一个听众调查，显示“中国音乐信箱”是颇受好评的一个节目，同时对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也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康普捕捉到在群众中蕴藏着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通过听众来信，和不断收集在一起的曲目表现出来的，并没有人呼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该干什么”。康普找到了王炬。“她问我，咱们能不能把这些歌搞个什么活动，把群众的呼声反映出来？”
   
       当时一些创作活跃的音乐人和音乐界权威之间存在着情绪对立。一方面王酩、施光南、谷建芬等词曲作家创作了很多新歌，由李谷一、李双江、朱逢博等歌手演唱，在群众中流传很广；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却将这些抒情歌曲视为软性歌曲、不够健康昂扬而加以排斥。在康普的提议下，王炬和几个编辑专门开会讨论，最后决定采用听众投票的办法来反映群众的喜好。开始计划叫“优秀广播歌曲”，但后来由于评选结果引发争议，才决定用低调的名字“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
   
       抒情音乐复苏，民众需求爆发
   
       那时，文艺界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年轻的王炬一进电台就体会到了这一点:“台里不断地传达中央文件:邓小平讲话、胡耀邦讲话，都是关于文艺改革和解放思想的精神。每传达一次，老编辑们就到胶带库去翻资料本，就开禁一批歌曲。最先开禁的就是西方古典音乐、交响乐。我一听，原来有这么多好音乐！”
   
       1966年，一位音乐学院学生给毛主席写信，告发同学听西洋音乐，崇拜“大洋古、封资修”，毛泽东当即批示:“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在音乐领域，大就是歌剧、交响曲等大型音乐；洋就是西方音乐；古就是传统音乐，包括帝王将相的传统戏曲。因此整个“文革”十年，充斥的都是语录歌、诗词歌，歌颂领袖歌颂革命的歌曲。
   
      “四人帮”倒台，思想解放的潮流势不可挡。在中央广播电台，西方音乐开始解禁了，先是古典音乐，最后解禁的是苏联歌曲。但仍有这样那样的禁区:比如《蝴蝶夫人》，讲的是美国水兵的爱情，美国水兵作为“侵略者”在日本与当地女子的恋情，这是不道德的。《拉德斯基进行曲》直到1986年才开禁，因为这个曲子是“侵略者”得胜归来时入城式的欢迎曲。80年代初西方乐团来访问演出，按惯例演奏了这首老斯特劳斯的代表曲目，中央广播电台在转播时很默契地把它抹去了。
   
       作曲家冯世全当时是《歌曲》杂志的编辑，他回忆说:“那时邓丽君刚刚进来，在香港电台、澳州电台经常可以收听到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我们都偷偷地听，用大录音机翻录。”在歌曲创作界，作家们开始解放思想。1978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歌曲》杂志邀请部分在京歌词作家，包括金帆、晓星、刘薇、石祥等举行歌词创作座谈会。讨论会上词作家们对四人帮的“流毒”在歌曲创作上的影响进行了总结:曲调上的“高、快、硬、响”，以及歌词上的“大、空、假、废”。词作家们最后得出的一致意见是，要向天安门运动的“四五”英雄学习，“解放思想，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施光南把自己的满腔喜悦化成了一曲《祝酒歌》，这首歌欢快激昂，充满了新生活的热情，成为一代颂歌。他谱写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也被传唱一时。1979年，由刘晓庆、陈冲和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风靡全国。其主题歌，由王酩作曲，王凯传作词，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传唱大江南北。李谷一唱的另一首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是1978年北京举行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时，王凯传和施光南创作。曲子非常好听，三拍子，带点舞曲的节奏，也很快传唱开了。此外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因为更贴近个人的抒情表达，在群众中迅速流行。
   
      “那时好听的音乐一夜间就能走红，你可以看出来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虽然经历了政治的高压，时代的大风浪，还是扼杀不了。只要有一个机会，这股喷泉肯定会喷出来，火山肯定会爆发。”王炬说，这一切为1979年底的“15首”评选铺垫了一个最佳的时机。
   
       从1980年1月3日到1月24日，“15首”的评选过程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收到了25万封来信投票。
   
       加一首革命歌？不，坚持民意表达
   
       关于活动经费还有一番波折。康普最先提出要给评出来的歌曲发奖金，向台里申请两万块钱经费，但未能批准。王炬在当天的日记里特别失望地记了一笔:“成了一个荣誉奖”。几天后恰好《歌曲》杂志的舒小模得知此事，立即建议《歌曲》编辑部出资五千元协助举办这次评选活动。于是《歌曲》加入进来。中央广播电台在广播节目上发布评选的消息，并在《广播节目报》、《电视节目报》、《歌曲》杂志三处同时登出选票。王炬根据中央台一段时间内的点播情况，选出75首较受欢迎的歌曲作为待选曲目，制作了选票。
   
       作曲家钟立民那时是《歌曲》杂志的编辑。对读者的热情他记忆深刻:“那时没有电话，不能发短信或上网，25万张票全是一封封信寄来的。第一天邮局通知我们去拿信，就扛回来7大麻袋的信。我们以为这已经够多了，没想到第二天来了14麻袋。”
   
       中央广播电台那边也深感吃不消。王炬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1月11日，收到6600封来信，“大概算高潮了”。没想到第二天达到一万多封，第四天二万五千多封，到了1月16日，“早上用麻袋背了两次来信，突破三万封，总数已达到104700封”。王炬赶紧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警卫部队联系，请部队协助统计。《歌曲》杂志方面则由从部队转业的冯世全负责，联系他的老部队北京卫戍区部队，“几个团，拆了近一个礼拜”。
   
      《歌曲》杂志同时发布了要出售入选歌曲“歌片”的消息。所谓歌片，就是刊载歌曲词曲的彩色折叠页，售价2角一份。于是很多来信里除了选票外还夹着皱巴巴的毛币。冯世全和陈晓光作为年轻编辑，每天到部队去送信，帮着拆信，再取回战士们已经统计好的票和钱。“全是毛票甚至分币，好大一堆，我们就直接拉到银行给人家点”。这一年《歌曲》杂志社来了一个年轻人，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一来就遇上拆信数钱。“很多零钱都是皱巴巴臭烘烘的，数到后来他闻到钱味就想吐，抱怨说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不久就离开了编辑部。”
   
       根据舒小模的回忆，听众的订购总额达到39.8万元，歌片销量超过200万份。前来索要歌片的还有国外华侨。一位英国华侨寄来的英镑远远高于2角人民币，因此杂志编辑部特意为他寄了一本英汉字典。
       1月底统计结果出来了，入选的15首几乎全是抒情歌曲，且关涉个人生活和爱情，与宏大叙事的革命、战斗的音乐差距甚远。这一评选结果让主办者始料不及，也引来了后面的争议。
   
       1980年2月号《歌曲》杂志上，“15首评选揭晓”的消息发布了。不过在当年的1月22日，王炬在日记里记载道:“前15首已经统计出来，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封存。”他记录的前几首是:《妹妹找哥泪花流》，14.3万多票；《祝酒歌》，十四万零几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13.3万多票。
   
       根据当时选票上的身份调查显示，青年人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从来信地址看，城市青年占了绝大多数。显然支持抒情歌曲的最大力量来自年轻人。
   
       1月23日，又有部队补报的数据来到，“与王惊涛加班，得票多少稍有变动”。这一天下午，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杂志、总政歌舞团等多家单位的一群专家和领导到文艺部审听当选歌曲。
   
       编辑王惊涛到库房里挑出当选曲目，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编好，一首一首放给大家听。一律都是抒情歌曲，听起来太软，太缠绵了。有人提出做一些“平衡”，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正在讨论时，站在大录音机那里放歌的王惊涛，突然用浑厚的男低音大声地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强奸民意！”
   
      “这事过了这么多年，就这句话永远记得。这话整个影响了这个事件。”王炬说。王惊涛的话一出口，会议室里立刻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其他年轻人心里很乐，偷偷说，好好好。平衡名单的事不了了之。最后出炉的结果，更明朗昂扬一些的《祝酒歌》以微弱优势超过《妹妹找哥泪花流》成了第一。
   
      “后来批评还是很多，说我们这个评选是抒情歌曲一花独放”，钟立民回忆，音乐界有人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歌曲》的主编时乐蒙等人支持评选，中央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原样发布。舒小模在回忆中曾提到，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18和20位，于是音协领导提出将15首改为20首评选，或者将两首歌与《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替换。最后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
   
       气声唱法的李谷一被指为“黄色歌女”
   
       最后，公布的15首“听众最喜爱的广播歌曲”依次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青春啊青春》、《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和《永远和你在一起》。全是抒情歌曲，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就占了四首。
   
      “其实每首歌单独拿出来都没有问题。但它们集中在一起就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抒情轻柔取代了昂扬奋进的、口号式的歌曲。比如《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关于这首电影插曲就讨论了半天:一直以来都是党给我力量，爱人怎么能给人以力量？这样的十五首歌放到一起，代表了人们一种对个人化的生活，对音乐与爱情的渴望。”
   
       王炬一直认为，并非群众真的认为抒情歌曲就一定比其他的好，而是有一种对多年的主流艺术的逆反心理。“所以十五首选出来之后，连我们这些老编辑看了都啧啧称奇。群众怎么都这么集中听这些歌？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冷静反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逆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来信表达，认为这不是纯艺术的投票选举，而是一次对十年禁锢的反抗。”
   
       1980年2月16日，“15首”的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上万观众把场馆挤得水泄不通。李谷一、李双江、郑绪岚，每首歌都是原唱到场。
   
       冯世全说，《歌曲》杂志因为这场评选受益良多:“15首之后《歌曲》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哗的一下，我们的发行量从几万份涨到1983年的37万多份”。发售歌片也为杂志社和音协带来了几十万的收入。
   
       评选已经结束，争论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有人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康普。接着，为了平衡影响，1980年12月，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希望“以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鼓舞广大群众”。这次评奖由各省市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由专家评委会投票选出31首。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打桩机在歌唱》等。只有在后面的独唱部分，才有《祝酒歌》、《再见吧，妈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15首”中较为铿锵明朗的几首入选。        王炬在日记里记载，1980年4月，在压力之下他制作播出了“部队歌曲12首，与15首做平衡”。他在日记里特别指出:播出后群众没有反响。
   
      “当时音乐界内部对于抒情歌曲的争论很多”，冯世全说，1979年6月号的《歌曲》杂志曾经刊登了一次争论，争论对象是周琪华演唱的《丁香花说我爱你》。一位作者发文《丁香花诉说的是什么情调》，称这首歌“比过去的流行歌曲还要‘黄’一点”。作者特别分析了“我爱你”一句的曲调，称“一般正派人这种词也很难唱出口。就像找不到对象没人要似的，略带低贱，有损于社会主义新型妇女的形象和自尊心”。“试想，如果这首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大家整天都哼着‘哎呀呀，我爱你’，那我们的社会风气将会是什么样子？”
   
      《歌曲》杂志在1979年初刊登了《丁香花说我爱你》的词曲，随即受到批评。冯世全说:“那时候音乐界存在着保守和改革两种力量的较量。我们经常因为发表‘不健康’、导向不好的歌曲挨批。后来领导要求我们发批判文，就有了6月的这组争鸣，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同时登出的为“丁香花”叫好的文章是署名黄书田的《丁香花是香的》。文中说，谁也不会因为唱几句“我爱你”就不正派了。“《流浪者》插曲到处都在唱，不见得就到处一片流浪之声。”
   
       1980年批判《乡恋》则是这种较量的白热化。在这一年4月，音乐界人士在京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要议题就是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和王酩作曲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有一负责人点名批判《乡恋》，称毛病就出在李谷一的“气声”唱法上。这种喉头放松，发出气流摩擦的轻声被视为“港台明星的唱法”，是靡靡之音，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报纸杂志上接连出现批判文章，李谷一被指为黄色歌女。但《乡恋》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1983年应观众强烈要求《乡恋》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李谷一才算获得正名。
   
      “中国的流行歌曲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一路都是坎坎坷坷的。”冯世全感慨说，80年代“流行歌曲”曾一直是个禁忌词汇，是低俗、不健康、港台味、黄色、无艺术性的代名词。1984年央视首度举办“通俗歌曲大赛”，“通俗”于是替代“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来表示大众喜爱的歌曲。摇滚乐也受到压制，“直到90年代初摇滚乐还不能进剧场，不能上电视和电台”。
   
      “15首评选的意义就在这儿，它是第一步。从那以后，流行歌曲的口子逐步打开，直到今天已经是非常自由———时代就是这样一点点进步的。”他最后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