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为什么不鼓舞国民？

“收入倍增”成了一个热词，这个词之所以兴起，直接原因是6月4日媒体报道了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的一番话。他说，中国收入分配方案年内应该会出台；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可年增工资15%，力争大多数人收入在五年内有大幅度增加。

    平日里总有许多人抱怨收入低，诉说其不堪重负，现在反映官方立场和国家意志的人出面宣布国民收入将要倍增，这该是多好的一桩大喜事啊！中国官方掌控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能力没的说，只要想对谁给予或剥夺、对谁造福或损伤，目的就一定能达成，对此鲜有人会有所怀疑。苏海南先生宣布这个收入倍增意图与计划，其实也反映出官方对自身地位和能量的自知及自信。

    然而，关于收入倍增的这番言说，不仅没有鼓舞、振奋国民，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弹。许多学者和评论人士相当专业地质疑此说，更有不少网民直接开骂，明言这仅是一种“宣传”，是号召大家望梅止渴的“大忽悠”。这就有点蹊跷，公众皆知官家的掌控力和执行力，但同时又坚信收入倍增不可信、行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

    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倍增事实，均有前车之鉴，那不是前车覆辙而是前驱之成功经验。1960年，日本新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而后，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减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

    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曾反对此计划，一般日本民众也认为收入“倍增”的效用将被通胀抵消，不过，此计划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今天的中国学者和民众，是不是也和当年的日本人相似，反对错了呢？我看，情况完全不同。

    实质上，中国并不存在“经济分配”上的大问题。折磨我们国民和社会的是贫富悬殊和“贫富无道”，而这是由权力无节、社会不公造成的，不是经济领域、经济链条上的问题，说到底，这是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分配或分摊的结果。

    社会与政治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规定了经济损益的对象，还规定了其损益程度。对这个特点，明智的官方人士有观察分析，普通民众也有体验或直观结论。所以，这个收入倍增计划必随着贫富悬殊的概念而提出，假如没有解决贫富悬殊这个内容，这个计划就不能成立。这就是说，计划与宣传的本意是解决“不公”，核心内容并非出于经济上、分配上的量的考虑。

    而当年日本出台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不是这样，两国收入倍增计划的社会、经济基础均不可类比。其一，日本要解决的事情属于分配量的范畴；中国需解决的难题在权利范畴。其二，日本主要的国民收入是明的，政府虽不控制大部资源、指挥企业和社团，但社会管理机构对国民收入可知可测；中国权力虽掌控所有资源并直接指令企业，但对特权寻租和诸多隐形收入无法监管或监测不力。这就意味着虽然强大但缺乏解开症结的功能，客观上也就等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三，最关键的一点，割裂的社会，“特殊国民”和普通国民不会在一个宏观计划中共损共荣，其间获大利者必是现实强势的一方，而受伤的，则是已形成现实薄弱基础的那批计划内的“收入被增”者。

    以往的革命、建国和建设，都和“改变分配”脱不开联系，分配，其实是一种目标、目的性质的东西。不提以往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分配改革”这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喊了这些年的分配改革，也干了这么多年，尽管国民收入一直“被增”，分配现状仍达到了公众难以忍受的地步。如此，“分配改革”理论或实践，是否要对现实承担责任呢？

    不必。还是同一个理由：那些分配理论和经济领域的“分配改革”实践，对分配损益的实际影响微不足道——我们实际中的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分配，是贼样的分配，不存在于任何纸面上，也不能有口头明示。我们这里真正的分配，摆明的规则都是伪规则，说了定了不算；而实践中认真执行了的规则，都是暗规则,在口头上坚拒，在实干中落实。

    分析人保部苏海南所长的措辞，我看他还算比较有学养的官员，某些严谨用词说明他对分配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有一定认识。他说收入该长，说要注意贫富差距拉大，这和以往宣传一样一贯正确，不该对此大惊小怪。相比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些年的居民收入、劳动收入的增长低到了羞于示人的程度，这一点大家有共识。要增收、要公平，“时代呼声”是不错，不过，这回大家诟病“收入倍增计划”也不错——人们看出来了：办法不少，都没点到根子上，你是“铁路警察管不到那一段”。

    过去有经济上的增收条件而多数人没增收，规定了这种情况的所有因素还原封未动，大家自然乐观不起来。本本和花名册上没有的分配，人保部乃至更权威的单位都管不了，而仅仅管得了经济领域和明处的分配，则铁定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这就是“收入倍增”不鼓舞国民的主要原因。草民眼亮，这是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