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问“收入倍增计划”中国路径:本质是提升国民福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30:46
●“收入倍增”从表象来看,当然是国民收入的切实提高,但究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如何持续提升其国民福祉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能否让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让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

  ●减少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为农民盘活手中的土地创造可能,提高农村劳动者普遍受教育水平,这些都是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过程中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资料图

  ●主持人: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嘉宾: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陆铭:近来,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很多。不过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共识:无论下一步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将如何推向纵深,相关的举措都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重要的一环。而在此过程中,能否确切把握我国的实际情况非常重要。李实教授是我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权威教授之一,您怎么看这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

  李实:虽然以往世界各国都有不少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经验,理论层面关于收入分配也有很多经验性的结论,但要想真的揭示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要讲中国的经验,然后拿出对策。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就是要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揭示出以下四大方面的现实状况:我国失业与劳动力收入差距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农民工就业,是否会对城市劳动力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些年来,城市就业结构和工资差距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什么?

  这些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只有摸清了以上几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和对策,才有了扎实的基础。

陆铭:对于以上这些核心课题,您如何判断?

  李实:我们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可供大家讨论。首先,统计数据表明,失业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其中,失业率越高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越低。而失业本身对于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

  其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在就业方面,外来人口对当地劳动力不产生替代性。事实上,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外来劳动力和当地劳动力分属两个不同的市场。所以,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工资的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外来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它的平均收入越高。当然,这同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有关,也同一个城市的具体发展阶段有关。一般来说,伴随着一个城市的不断发展,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呈现收敛态势。

  第三,这些年来我国就业结构上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从198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如今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而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

  第四,在过去30年中,我国农民的收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在转移支付、惠农政策方面推出了有力举措。不过,对于农民收入增长贡献最明显的,还是外出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外出就业也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陆铭:袁志刚教授,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以后,就一直努力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您对刚才李老师的分析有何评价?

  袁志刚:听了李实老师的分析,我个人也深有感触。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收入差距缩小,恐怕还是得坚持一个基本理念:所有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是最根本的国民“收入倍增”之道。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速度,促进就业增长。

  从长远来看,我们还必须思考,如何能够真正让农民获得实惠?除了短期的税收减免和种粮补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惠农政策的目的肯定不在于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它首先当然是保障农民的福利,其次也应该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对于一个完整的劳动力而言,他的人力资本,包括他可以享受到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教育。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下一步的惠农政策和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包括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思考农村青壮年的培育问题。在这些方面不管投入多少都是值得的,也有利于我国劳动力人群整体素质的提高。中国最大的禀赋就是劳动力。只有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才有国民收入、国民福祉从整体上实现增长的可能。

  当下,一方面,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另一方面,减少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为农民盘活手中的土地创造可能,提高农村劳动者普遍受教育水平,这些都是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过程中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其中,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壁垒,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然是应该摆在第一位的。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维护。

       陆铭:两位今天的发言,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收入倍增”从表象来看,当然是国民收入的切实提高,但究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如何持续提升其国民福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差距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收入差距的成因是否公平。或者说,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我们的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让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简单来说,就是让穷人有变成富人的机会。

  综观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也很大,社会有不稳定的方面,但总体还是和谐的。就因为,这些社会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收入流动性。所以,对于下一步的我国而言,一个问题十分值得思考:怎样才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让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拥有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和渠道;怎样才能促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以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养为荣,愿意为这个社会的融合和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记者 柳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