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需要收入倍增计划 _

据媒体报道，原定于年内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仍将缓，被公众期待已久的收入倍增计划仍待国务院统一部署。事实上，中国欲仿效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存在着被误读的可能，作用也有可能被过分夸大。那么，中国是否需要仿效日本，出台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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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欲仿效日本，而日本倍增计划有特殊环境也有负面影响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当时倍增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完全就业，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等。
 
日本:为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通胀和两极分化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当时倍增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完全就业，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等。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2倍。日本从此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1970年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日本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也愈益严重。
中国：中央已经统一部署，但地方可能忽视分配结构，仍是追求GDP
2010年6月3日，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做客人民网时表示，我国年底或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翻番。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
与此同时，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全国多省市宣布将实行收入倍增计划。一些地方开始先行试点。今年9月，广东省发改委《关于我省实施扩大内需情况的报告》指出，未来将积极探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2月21，江苏省宣布明年将实施收入倍增计划。
实践层面，由于一直以来各地政府习惯GDP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指标，专家担心，笼统提国民收入倍增，会让地方政府追求总量增长，而非具体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最近各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草案确有此迹象，包括广西、黑龙江等多省规划指标仍落脚在财政收入和GDP上，对具体人均收入指标鲜有涉及。
 
收入倍增计划被误读，不如投入社保、打破垄断

财政部研究员刘微表示，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与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存在差异，“倍增计划本质是要做大经济蛋糕，而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在现有蛋糕之内，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结构的问题。”

有专家担心，由于这一计划由政府所主导，而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的又是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可能会变成“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倍增计划”。
 
倍增计划存在误读，作用被过分夸大，中国更应该强调分配公平
事实上，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存在被误读的可能，作用也有可能被过分夸大。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之前社会各界热议的收入倍增计划，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的是总量概念，而非普遍认为的让居民收入倍增，或者让个体收入翻番，"国民收入倍增不等于百姓收入翻番"。
财政部财研究员刘微表示，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与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存在差异，“倍增计划本质是要做大经济蛋糕，而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在现有蛋糕之内，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结构的问题。”
事实上，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之前的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就已步入快速增长的通途1954年至1959年，日本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10%的增长。对此，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认为，即便没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同样可以取得同等乐观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当时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社保缺口90%，收入倍增不如加大社保投入力度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严重不均，二次分配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额度不够大，转移支付给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还不够多，且并没有完全将其分配比例制度化。
其实，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以来颇受诟病，不光是体制尚不健全，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投入明显不足。目前我国覆盖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五项的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在1.5万亿元，作为战略性储备的全国社保基金也仅有7765亿元，仅能供养不足500万人存活25年的养老所需，缺口高达90%。
分析认为，我国社保领域的财政投入不足并非是国家财政力量不足所致，而是严重的资源分配分配不均所导致。据报道，新华人寿前总裁孙兵退休后每个月通过保险领取的养老金高达9.28万元。孙兵的高额养老金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垄断企业畸形高福利的典型表现。
垄断企业高福利严重，收入倍增不如打破行政垄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提醒，“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不等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我们更需要去调整国民收入内部结构，消除不同群体、不同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比如，我国一些垄断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时就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
为此，有专家担心，由于这一计划由政府所主导，而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的又是企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可能会变成“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收入倍增计划”。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来看，日本在战后通过改革措施，迅速解散了大财团，具备公平充分的竞争市场。日本池田内阁的《倍增计划》开篇指出：该计划的基本特征，是在以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体制下而实行的。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政策倾向于垄断企业，给其提供了诸多便利。
 
收入倍增的几个后果，可能带来通胀和两极分化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做客人民网时表示，我国年底或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翻番。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7的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间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18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收入倍增或将带来通胀，通胀将吞噬倍增成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不久前建议，中国急需将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约束性指标，争取“十二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8%，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低于10%。按此测算，大概在10年内中国劳动者收入会翻一番，如果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五年就会翻一番，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社会各界对于收入翻番最大的担忧在于”通胀与工资齐飞“。
有网友调侃道：”收入翻番，物价翻番，双赢！”，还有人说：“一套房子压垮两代人，同样翻番，工资从2000块涨到4000块，房价从100万涨到200万，收入翻番有用吗？要看实际购买力啊！”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收入倍增’从哪来啊？改革30多年来，收入增加10倍了，我看再有20年，增加5到10倍还是有可能的。但有用吗？你不看物价涨的更厉害吗？是现在的1000块值钱还是30年前的100块值钱呢？”
行政干预不利于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能造成市场扭曲
据中国社科院教授蔡昉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至2007年间增长了大约7%，而去年则猛增了16%。为此，蔡昉认为，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出于善意，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是在绝大多数时候，干预都加剧了市场扭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不例外。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副司长万东华今年4月份曾表示，我国目前沿海地区的民工荒不是劳动力总量出现短缺，而是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短缺，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就业难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体，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匆忙上马“公民收入倍增计划”只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危害。居民收入增长可能会取得暂时的成效，但是从长期来看，是弊大于利。
行业工资最高差15倍，收入倍增计划可能加剧两极分化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7，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经济学家赵晓指出，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一批先富阶层，如果他们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一起翻倍，那结果只会形成“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这样的工资倍增还不如不增。
为此，有学者认为，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既是为了增加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更是为了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倍增”的主要对象应当集中在企业普通职工、一线职工、中低收入阶层，以及离退休人员等弱势群体中。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的是总量概念，而非中国普遍认为的让居民收入倍增，或者让个体收入翻番。在我国，与其用行政手段制定工资倍增规划，不如加大社保力度和打击行政垄断，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内需不足和分配不公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