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兴：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09日09:41  中国青年报 马玉梅
熊昌碧
褚仁敏和她的生意。

　　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采访的地方，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凡。”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凡……”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到4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她最着急的，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她舍不得花车钱，总是一大早起身，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走到县城去。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只能住下来。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住一夜，3元。天亮后就去卖血，卖一次，能得60元。卖完了，再走回家。可有时抽完血头晕，只好坐车回，要花掉15元，能带回家的钱，就只剩下35元。她连续3年卖血，最少的一年，卖了4回。

　　他拍摄过一天筛4吨河沙只能挣9块钱的熊昌碧。他拍摄过下了雨才能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

　　他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

　　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孔，但他更希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位位摆脱贫穷后的母亲们的笑脸。为此，他成为“幸福工程”的志愿者。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始的，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内心。”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

　　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1500元，资助她家办个酒作坊。刚开始，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赔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她满脸是幸福的笑。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脸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美。”

　　张秀琴家在宁夏灵武西渠村。进入她家院子，只见到处都是稻草，一家人和雇来的两个女工正在编织机前编草帘子。编一个，挣5毛钱。

　　没草编的时候，张秀琴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乡里干部到她家考察一番，决定依托“幸福工程”资助张秀琴2000元发展草编。于是，她买了台脱草机，和丈夫一道拼命干了一年，当年便还清了“幸福工程”帮扶款，见还有结余，又购买了一台草帘编织机，从此每天能打帘子100多个，家里的生活富裕多了。如今，张秀琴家有了家电，日子过得很舒心。

　　这就是于全兴参与“幸福工程”，并年年往西部跑的原因。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实质内容有3个。一个是“治穷”，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第二个是“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最后是“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援助。

　　在于全兴看来，这个全国性工程要在1100万贫困母亲中实行，并不简单。“就说‘小额资助’这一项，僧多粥少，助谁不助谁，就是个难题”。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不过，虽然钱少，于全兴说：“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现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死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让贫困的母亲得到幸福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于全兴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46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6.6亿元人民币。对于全兴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枯燥，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的一张张母亲的笑脸。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裸露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她1986年嫁到婆家，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工艺落后，效率很低，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仅够维持生活。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当年，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把豆腐做成豆腐果、豆腐片、油炸豆腐等，到2000年，纯收入已达7000元。于全兴去采访时，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还有了积蓄，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

　　“就这么多，1000元，最多2000元，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于全兴说，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这么点钱！走出贫困！她们真了不起！”

　　万州一户贫困人家，女主人叫连传会，一家三口，以前为了盖房，也曾经借贷，未曾摆脱贫穷。听说“幸福工程”又能贷款，便提出要求。但“幸福工程”贷款是有规定性的，盖房子不行，得是生产性的，而且项目的前景要好。连传会便学了“反季节苹果种植”的技术，得到1500元贷款。后来她又扩展种植葡萄、草莓、中草药。这样鼓捣了3年，再盖房时，已是一座3层小楼。

　　八寨村张小英家的院门正中挂着块牌子：“幸福工程养羊户”。土地贫瘠，打的粮食不够吃，有上顿没下顿。1997年，“幸福工程”贷给她1500元，张小英当天便牵回4只母羊。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羊打草，年底产下7只羊羔。两年后她用卖羊的钱又买了一头母牛。就这样滚动扩大再生产，如今已有存栏的羊38只，牛4头，价值两万多元。

　　只要有了本钱，许多贫困母亲们同样敢想敢干。

　　于全兴来到水泉村的一个蔬菜暖棚时，见到的是一位正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女主人。她叫付莲琴，曾经也是个贫困母亲。1999年，村里帮助村民建蔬菜暖棚，每建一座，村里出5000元的钢筋，到年底偿还5300元的周转金。付莲琴想建两座，丈夫担心到年底还不上1万多元钱。

　　“咱们干，不怕。”付莲琴很有信心。

　　她忙前忙后，建起的暖棚够大，占地一亩。可问题来了，钢筋还差一些。付莲琴急中生智，去找“幸福工程”，申请到2000元贷款，把暖棚建了起来。此后她再次大胆地申请了1500元的籽种贷款，从此开始用暖棚生产蔬菜。

　　于全兴采访她时，付莲琴刚卖完黄瓜，一棚黄瓜有1万多元收益。“现在正忙着摘辣椒呢，一棚辣椒能挣6000多元。”付莲琴掩饰不住内心喜悦。

　　6月18日始，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将举办“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展出的照片，除了幸福工程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性工作图片，都是于全兴拍摄的“母亲”照片。

　　这些照片将持续展出8天。大街两侧将出现50组高二米四的展架，这些展架的每一组都有四面，每一面都有一米宽。于全兴拍摄的“母亲”们将出现在这些展架上，他估计共有90面，展出他拍摄的近300幅照片。

　　这将是于全兴的“母亲”主题照片的第十四次展出。

　　“我喜欢这种展出，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拍摄的照片。”于全兴说：“看到了，就有好心人会关注贫困母亲们，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办展览，也拍卖过，有几幅拍了20万元，他全捐了。

　　“每当听说又有一位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走出贫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于全兴说：“这样的主题摄影，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也盼着有更多的人一起做。”

　　去年，他第21次深入贫困地区采访拍摄贫困母亲们，就利用教学职务之便，带上了他的5名学生，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他坚持十年做的这件事值不值。

　　“他们都说值得。”于全兴很高兴学生们对他这个教授作出的表态：“他们愿意在毕业后，也能去做同样的事。”

　　本版图片：于全兴摄

　　“幸福工程”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12号2444信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邮编：100081)，电话：(010)62179002，传真：(010)6217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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