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的秘密：每次起义农民是最大受害者

核心提示：历史证明，令历史大开倒车之路的，多是这些打着正义旗号却行着土匪流寇之实的“农民起义”。而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往往其始作俑者又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谎言，煽动淳朴的农民生事，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波及到经济秩序，导致社会系统就此彻底紊乱。而历史同样也证明，参与动乱的农民，永远不会成为受益者，只会成为野心家牟利的工具和登上高位的垫脚石。

本文摘自《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帝国启示录》 作者：北地舞人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倘若以推动历史进程及政治务实性为进步的标准，以今日眼光来看，项羽采取分封的理论基础和目的，实为进步之举措，因为它既符合历史现实又推动了历史发展。然而，一直以来，项羽却从没获得过公正的历史评价及待遇，不能不说是种悲哀。

屡屠城为哪般

由史籍的记载我们可知，在秦汉两个王朝的交替过程中，在人性上确有种种开历史倒车的情形，而这一切又皆因经济而起。自项羽分封始，向后倒翻史卷，却发现大泽乡暴乱才是人性倒车的源头。一幕幕武装暴徒将屠刀挥向平民的惨剧自那时起，不时在历史舞台中间上演。

公元前207年正月，项羽奉命带领部属攻打军事要地襄城（今河南许昌南部），经过一番苦战，夺取襄城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灭绝式的屠杀[注7] 。公元前207年七月，项羽携刘邦共同奉命攻打城阳（今山东青岛北部），在攻占城阳后，又一次采取了屠城的方式来结束打扫战场。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率军向西进发，意图进攻秦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途中曾在颍阳地区遭遇秦政府组织的阻击。战斗以刘邦带领的反政府军获胜而告终，但是在战斗结束后，反政府军中再次出现大规模屠戮平民的事件。

难道是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杀出了瘾？学界研究发现，生物界中，动物会因食物的缺乏而互相残杀，但极少有物种能在对同类的杀戮中感受到快感。然而很不幸的，人类的近亲、灵长目动物黑猩猩就在这极少类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在族群争夺生存空间时，会因杀掉对方族群的成员而产生异样的兴奋。

在史册记载中，也确有以杀戮为乐的人存在，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广谱而具备代表性。这种具备杀人癖好的个案，在暴露出畸形人格后，会持续表现出病理状的杀戮偏好。典型的有三国东吴末帝孙皓、十六国时期前秦厉王苻生、北齐文宣帝高洋，还有明末反政府武装组织头领张献忠。

从史料中看，项羽和刘邦并非持续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并以此为乐趣。从他们不具备典型的病理特征这一点，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并非因人格扭曲或心理变态而杀人。那么，他们屡屡屠城又是为了哪般？

就历史记载而言，项羽首次屠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7年正月（以十月为岁首）。根据经济常识可知，这个时段距春季农业播种时间为期不远，正是一年中经济作物相对匮乏的时期。那么，会不会是迫于经济压力，才出现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呢？这可以作为我的一个猜想，而后来逐步分析其是否具备合理性。

秦末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昔日的贵族，也有草根出身的平民，还有秦政府的底层公务员，这些人加入反政府武装的理由各异，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可供参考。率先参加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平民，多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断绝经济来源后，为谋求生计才铤而走险。而其他成员中，除去旧贵族是主动策划者外，剩余成员多是受形势所胁迫，不得不进行武装叛乱。

这里我们应该考虑到一点，旧贵族们虽然曾经是贵族，但是在当时，他们早已脱离了昔日的优势资源，他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并不比普通平民多出许多。以他们自身经济能力来供养一支军队，基本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旧贵族都无法提供出的经济支持，指望组织内其他成员来完成，更是难以实现。基于此可以判断，大部分组织成员的赤贫化，使整个组织面临着极为庞大的经济压力。具体些说，一大群壮汉的吃饭、穿衣，以及手中的武器来源，都是有待解决的持续性经济问题。

反政府武装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正规军。正规军的一切经济供养由政府来完成，既有的财政收入体系能及时地将经济给养补充给军队，以供其必要之需。而反政府武装组织除去抢劫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他们流动扩张，并且拒绝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等同于流寇的特质，决定了其索取经济价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泽而渔。因为这种方式才是最经济的选择。换个角度说，反政府武装组织对所经过地区中的社会及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也就导致了地区内原居民为自我保护而产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败后，生命正在受到掠夺者的屠刀威胁时，居民们仍然不愿交出经济资源，这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经济资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于交出去后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