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上海青浦一个基督教世家。前清时，外国牧师到青浦传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响，也先后人教，到董健吾已是第四代教徒了。董健吾少年时代便考入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且入了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受“五四运动”影响，他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他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学籍。离校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1928年，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1930年底，他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出面，而实际是由宋庆龄资助和他卖田产筹款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该园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由他收养照顾的，以后又由他通过张学良送到苏联。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也是通过董健吾联络、护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他。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被“取保候审”。直到1960年，斯诺访华时见到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同意见面。可惜斯诺等不及，错失了见面的机会。不过这使董健吾处境出现转机。年底，毛主席、周总理要陈赓到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当时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1961年陈赓会见了董健吾，并把董的情况向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董的境况才有所改善。1962年6月，经柯庆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参事室参事。　　“文革”开始，董健吾在参事室参加运动。说来有趣，他与另一个参事蒋铁如被推举为所谓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本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最流行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行动”，可是董的此举却被造反派称为“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在随后开展的“一镇三反”运动中，在所谓的“揭盖子”的斗争中，对他采取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之所以“背靠背揭发批判”而没有揪出来批斗，是因为“董在历史上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命”，所以采取“对其罪行严肃批判，对其本人基本保护”的政策。当然，更深一层原因不便透露和说明，他毕竟救护过毛泽东的儿子，尽管也有人诬蔑他对毛的儿子曾施以拳打脚踢和饿饭。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开过刀。3月19日，他又因为胃出血住进第一人民医院。据有关部门的报告，他“经近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神志有时不清”，可是当时只是“在不动手术条件下，采取治疗措施”。而且还认为他“行将就木，如此对待，亦属宽大了”。　　7月，“经肿瘤医院诊断为胃癌后，曾在第一人民医院、东方红医院住院治疗”。到了12月4日，董健吾的病情加剧，据当时有关报告说，他“又入东方红医院抢救，据该院医生讲，董全身静脉已起变化，注射器刺不进血管，只得将董的大隐静脉切开进行输血(已输血600CC)。但该院忽于本月16日(此有误，疑为6日)动员董回家，现经联系又送进东方红医院。董是胃癌后期，只能以药物苟延残喘”。　　在当时医院为什么不抢救董健吾，反而要动员他“回家”，后来又送回医院?原来197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多次请求来华被批准，他在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期间，又想起了当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会见他。毛主席的客人有要求，当然不能怠慢，董健吾病重却被“动员回家”，这在斯诺面前太难堪，所以赶紧又把他“送进东方红医院”。遗憾的是，没等斯诺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在病榻前，董健吾坚定地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0年12月12日，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且作出卓越的历史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就这样黯然谢世了。　　这里顺便补充一些董健吾去世后情况。当时的报告说：“鉴于他也曾经做过些好事，对其死后的丧葬后事……仍应有所照顾。”怎么照顾呢?本来参事故世后，根据国务院规定，按照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对死亡的参事，只准实报实销火葬费。这些参事都属‘养’的对象，他们死活固然不应享受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但只准报销火葬费的办法也不完全妥当”，尤其像董健吾这样的人物，所以对他特别开恩，“除准予报销火葬费外。还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照顾。董健吾虽有子女多人，但非现在老婆所生，为照顾董死后其老婆的生活，拟给予董的后事处理费500元”。　　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使董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中央领导李维汉、上海市委有关部门领导韩仰山、张苏平以及赵朴初先生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和纪念。董健吾也算享受哀荣了。　　董健吾智送岸英岸青去苏联　　1936年三四月间，董健吾去西安会见斯诺。在逗留期间，张学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　　张学良夫妇十分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见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连饭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机会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谢张学良将军借用专机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位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色质细腻、人物各异、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确属明代珍品。董健吾与这位朋友促膝长谈，终于感动了他，将这套瓷器低价买下送给了赵四小姐。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以重金，但他坚持分文不收。　　后来，董健吾要回上海，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不肯罢休，一定要董健吾说出他私人有啥要求。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来仍是为答谢赠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辞，张学良还是执意不允。正在这时，董健吾突然想起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岸英、岸青生活那么苦，又不能上学，长此下去总不好。便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张学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应允。　　当时，董健吾对此并不存奢望。不料回上海不到两个月，张学良也到了上海。张给董健吾打电话说：他这次来上海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的诺言，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去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董健吾听罢甚感突然，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便马上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随即同意岸英、岸青、寿琪三个孩子赴苏。见面后，张学良说：“现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将军等人要经过法国进入苏联，而后绕道至中苏边界，准备组织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乘这个机会，我决定履行在西安时对你的诺言，让他们带你的三个孩子出国到苏联。”张学良又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并要他立即与李杜联系，作好孩子出国的准备。随后，董健吾和同去的地下党负责人老李就登上张将军的汽车，由张驾车把他俩送到法国公园门口下车。时间大约在1936年5月间。　　没过几天，董健吾同李杜接上了关系。岸英、岸青、寿琪很快就被转移到法租界宝建路 (今宝庆路)李杜将军的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身份通过多种渠道办理了出国护照，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一艘豪华的法国邮船前往法国马赛，在那里乘火车到达巴黎。在巴黎等了半年，当时苏联对入境控制极严，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余均不准入境。于是其余人返回上海。　　后来，岸青给董健吾的次子写过一封信：　　寿琪兄： 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又知道你已经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土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的。与你在巴黎一别，我和岸英去苏联后，就进入国际教养院读书，后来岸英进大学，我中学末毕业。在苏联10多年生活过得还是好的，回国以后连中国字都不大会写，现在慢慢在学。岸英回国后就进入劳动大学。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国，还要解放全人类，只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会有个人的前途。我学马列著作学得不好，你在上海学习和工作的条件比较好，希望努办学点马列著作，提高阶级觉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写下这点与你共勉之。希望你常给来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