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类缘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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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类缘何如此

 

  当此《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来临之际,亦是吾等企盼达尔文的远见卓识如何可被政客决策者们卓有成效地利用之时

  富人,按照上个世纪美国讽刺作家H.L.门肯的说法,“就是此翁有一笔至少比某人妻子的姐夫多100美元的年收入。”自1949年以来,经过对通货膨胀的调节,这是一个不赖的定义。但是为何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还会感到需要比他人挣钱更多?反之,消除贫穷为何如此艰难?

  门肯的祖国,美国每年因为谋杀罪要处死大约40人,然而谋杀率依然居高不下。当人们知道结果通常是被抓并处死时,为何还会互相谋杀?

  在投票支持妇女80年后,男女平等主义革命40年后,为何男人们依然收入更高?为何如此多的人仅仅因为肤色不同而憎恨其他人?

  这些问题,以及有关现代生活的很多其他问题的解答,一直被哲学、社会学甚至是宗教所探寻着。但是得到的答案通常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它们只是在描述,并非解释。它们并未触及到人之所成之本质,从而基于这些答案的政策是无效的,因为它们忽略了使人得以成为现在之人类的力量:进化之力量。

  导致忽略的原因是复杂的。哲学家们宣扬,在人与兽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学家们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之可完善性的思想所吸引;神学家们担心的恰是进化论思想对神之创造世界的解释的威胁。即使是完全信赖启蒙运动的人士,这些从不否认人的猿血统祖先的人们,也经常持怀疑论。他们似乎认为,进化的作用只限于颈部以下的部位:解剖学意义上的人类是进化了,但人类行为却是由文化决定了的,比如英国德汉姆大学的心理学家安·坎姆蓓就很婉转地提出过。

  对此进行推论就是,以适当的教育、灌输、社会条件作用以及你所能拥有的条件,便可把人塑造成几乎可按任何可想象到的方式行事。然而事实是不可能的,塑造人们行为的空间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除非这个有限的空间被认识,而且所塑造行为的根本生物学原理被完全理解,否则操纵行为的尝试可能还是归于失败。不幸的是,值此达尔文的杰作《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纪念(其于1859年出版)来临之际,这一事实还没有被完全普遍地认可。然而,时间将会见证达尔文的分析必定会给予给处于困境中的决策者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会见证它是否能够对结果产生实际的影响。

  门肯的评论巧妙地说明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无休止;一是无论你的国家变得多么富有,总是会有贫穷伴随着你。但是如何解释门肯的评论呢?

  对于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生命事关两件事:生存和繁殖。两者之中,第二者更为重要。就自然状态来说,达尔文主义生存观唯一的要点就是繁殖。行为结果之一就是,生物以种种含蓄或全然不加掩饰的方式炫耀自己,以吸引异性,并使同性竞争者望而却步。在孔雀家族中,只有雄孔雀才有炫丽的尾巴;鹿族,只有雄鹿才有厚实漂亮的角;而人类两性则都有类似的特性。男性似乎甚于女性,然而你只要到斯科特金杯赛马场上观察不到一天,就会看到女性其实也同男性一样。身份和地位至关紧要,在现代社会中,身份之变化为金钱所摆布。

  当然,女孩们总是喜欢有钱的男人,达尔文派通常认为这应归因于其为子女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毫无疑问,这只是部分原因。目前进化论生物学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为争夺基因而进行的竞争,而并非为了财产。身份显赫者更有可能拥有促进健康和智力的基因,而异性则通过相应反应进化得更加完善。身份显赫的男性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配偶,而身份显赫的女性则同样有更多的机会挑选谁将成为其配偶。

生命事关生存和繁殖

  至少对男性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进化论生物学家们喜欢援引一些极端的例子说明观点,最著名的就是嗜杀成性的慕雷·伊斯梅尔,这个摩洛哥的统治者曾生有超过1000个子女。然而国王们是拥有强权的。周·斯塔威尔在他的《亚洲的教父》一书中提供了一些更好的例子,他剖析了商人们的生活。斯坦利·侯是一名退伍兵,他在香港和澳门经商,其和几个女人生有17个孩子;死于1924年的大亨黄天寒,有18个妾和42个孩子。这种关系更有助于抵御来自社会等级的竞争。新堡大学的丹尼尔·奈特和托马斯·珀利特提出,一个英国男子生育子女的数量与他的收入有关,虽然现代避孕法已经很普及,但显然其并未影响这一结果。

  地位总是一个相关的因素,它与金钱相关联,因为它驱动着赚取更多财富的渴望,以便在竞争中胜出。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地位是一直在变动着的,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钱赚够了。

  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指出了一种矛盾现象,即虽然同一国家里富人比穷人幸福,但当这个国家变得更富有时,平均的幸福感并未增加。地位的相关特性可以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但近来一直在争论。如果地位说能够经得起仔细推敲,那么其意味着“自由市场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少“生活改善”被用幸福感来度量时是如此。自由市场说认为,因为经济发展使每个人的生活改善,那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有是无关紧要的。达尔文派认为,最关紧要的是自由的社会允许人们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然前提是你如果愿意这样做,此即美国梦。

  对人们一直支持社会主义学说(其无视导致经济发展变慢的明显证据),达尔文派的解释是,使富人变穷并不能使穷人变富,但它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喜欢的方式改变了社会等级结构。当研究者询问人们,是否他们更愿意宁肯变得比其同辈相对的富有,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状况绝对下降,回答是肯等的——愿意。(当你的朋友们赚五万块钱时,你更愿意赚十万块?还是当人们都赚三十万块时,你更愿意赚十五万块?)社会主义学说实际上行不通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并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问的是,当他周围的人都赚了五万块钱时他怎样赚到三十万。

  达尔文派的分析一直支持一个论点,即贫穷是相对的。这个论点由左派做出,而被右派人士嗤之以鼻。此论点之最严格论证,由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理查德·威尔金森做出,一旦经济发展将一个国家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如果其居民在收入上不存在巨大的差距,他们可能会更长寿、更快乐。这意味着在居民收入差异较小的穷国,人们的生活状态要好于收入差距大的富国。还有一个被伦敦大学的麦克尔·马莫特首先论证的事实是,当消除了统计学上的所有其它变量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比处于上层的人们健康状况要差,论证还包括,有更好的健康状况者更有可能首先跻身于社会上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马莫特博士发表了这个观察报告时。专家意见则预言了相反的情况,经理阶层被预言会比平头百姓经受更糟糕的压力,而且这一情况被预言会以心脏病发作、中风等等形式显露出来。实际上,专家意见是正确的。达尔文派的观点——处于社会底层才真正经受压力而且对健康不利,是失败的。显而易见,专家意见可能解释了整个社会的死亡率模式。

  既然如此,达尔文派得出了这个结论——正确的答案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不存在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答案。当然,任何竞争都有失败者,这不能要求达尔文学派去解决。一个给人启发的观点是,失败是有实际价值的,不仅仅是在收入损失的意义上。因失败而早死,因成功而基因得以延续——由于具有这个高度的利害关系,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常常在其他方面追求地位或至少是尊重,这就几乎不能使人感到惊奇了。这应是一个被决策者们认真对待的观点。对于这些“其他方面”,也是可以被达尔文学说所解释的。

  犯罪是自私的,这一观点几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犯罪行为是一种进化的对环境的反应,这一思想就有点儿耸人听闻了。这一思想对于——犯罪是由“坏人”干的这一道德解释表示怀疑。然而这一道德解释是易于接受达尔文学说的一个分析的,即进化或许解释了为何某些行为被认为是应受到惩罚的。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马丁·黛莉和马格·威尔森夫妇,首先从进化论的角度研究了犯罪的根源。他们着眼于考察在所有犯罪中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谋杀。

  周所周知,杀人犯通常是年轻人,而黛莉博士和威尔森博士做了一些更深入的探究。他们发现,虽然凶杀案发生率随地区不同而变化,但犯案模式却是一样的。随犯罪者年龄而变化的犯罪率图表,和随人口及年犯罪高峰值而变化的犯罪者年龄图表是一样的(见图)。此外,受害者的模式也是相似的,他们也大都是年轻人。在最初的研究中,年龄在15到19岁的男性凶犯,其被害者的86%也是男性。这是一个事关继续发生的谋杀案的线索。大部分的暴力行为(包括大部分的谋杀,其只不过是暴力行为的最极端表现)是年轻男性、失业男性及未婚男性间竞争的结果。按达尔文派的观点,这些男性不是为了直接竞争妇女(“你在打我女友的主意吗,吉米?”),就是为了竞争地位(“你看不起我吗,曼?)。

  这并不否认暴力犯罪经常是穷人犯罪(对此穷人应理解为社会地位低下),但这恰好是达尔文学说所预言的。没有必要援引这个思想——即犯罪者是天生的罪犯。当暴力是一种适当的反应时(或在进化的过去往往时),对适当反应引起足够的行为适应性之进化才是需要。

  犯罪……

  进化论的分析解释了很多有关犯罪的情况(不仅仅是谋杀)——特别是为何大部分罪犯都是地位低的男性。很难找到配偶的女性是少见的,即使男性不能完全符合她的高傲的理想标准。在嗜血者慕雷·伊斯梅尔的王国里,一个地位低下的男子会被抛到生殖的垃圾堆上,因为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愿与其配偶的女性。虽然现在的世界无论在哪里都不是象慕雷·伊斯梅尔的王国那样多夫妻制的,但也不是完全类似于现代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一夫一妻制使的妇女比较广泛的分布。在这种环境下,不管男女,如果在生殖上是失败的,冒险从事暴力可能是值得一博的——并且本能将随之进化。

  因为类似的原因,强奸陌生人者也是社会地位低的男性,这对达尔文主义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奇怪的是,考虑到强奸是一种可能导致出生孩子的行为,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强奸是一种进化的行为,这是比达尔文学派对谋杀的解释更值得争议的。这一思想是由新墨西哥大学的兰迪·索赫尔以犯罪数据为基础,并通过与其他种族的人们进行对比提出来,其被女权主义者严厉批评,认为他是在为犯罪行为开脱。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在一些女权主义者中变成了一种诅咒,即男人都是强奸犯,这听起来很像是一个相对应的观点:生物决定论。然而加入这个词“潜在的”,那么这一论调可能是正确的。对达尔文论者来说,强迫交配的最普通的形式即约会强奸,看起来很像是适应性反应,其发生在已经充满感情的性关系中。干这种事的男性可能比不干者有更多的子女。对男性而言,如果迫使其把注意力投向妇女的遗传特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就会不可避免的发展。

  反之,性满足往往会抑制犯罪行为。结婚生子(换句话说,至少部分实现了其在达尔文学说意义上的目标)常常使得一个犯罪过程终止。再者,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然而,这往往被解释为“结婚的镇静效应”,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解释,“目标实现”才是更好的解释。

  谋杀儿童也可以从进化论上得到解释。从字面意义来看,杀死一个可将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人是没有意义的。确实,这并是通常会发生的事情。但生物学家们并未注意此事。直到黛莉博士和威尔森博士研究这一领域,才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相对于只有一个亲生父母的家庭,在有一个继父存在的家庭里(无论是否这一关系被法律正式认可),一个不满五岁的儿童更可能会多次地接近非自然死亡。

  在这种情况中,人类遵循哺乳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模式:雄性敌视雌性与其前配偶所生的子女。在诸如狮子及叶猴等物种中,这导致了故意杀婴。在人类中,事情不总是如此残忍和明显。但是对受抚养的非亲属的忽视和不满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如果一个亲生父母是这个杀手,那么其通常是母亲,而且是年轻母亲。一个年轻母亲以后还会有很多年的生殖能力。如果此时环境不利于她(可能孩子的父亲抛弃了她),那么抚养孩子,这作为她生殖的总体产物,其代价要超过杀死这个孩子所冒的风险。一点也不奇怪,杀婴母亲主要是贫穷、单身者。

  很多人可能会同情那些被迫做了这种特殊形式杀人的犯罪者。但通常情况下,诸如杀人、强奸等犯罪激起了人们要惩罚犯罪者的愿望,而不是原谅他们。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进化的反应,而且他可能完全是人类独有的。没有哪个法院会审判一只强奸了母鸭的公鸭。雌狮可能会力图保护她的幼崽不被杀害,但如果失败了,她不会试图报复杀婴的雄狮。相反,她通常会与这个雄狮交配。但是,报复与惩罚的观念却植于人类灵魂深处。

  ……惩罚

  举个例子,经济学家们被一个游戏的常见的结果所困扰,在此游戏中,一个游戏者在他与另一位玩者之间分一笔钱,然后他决定每一份是否公正。如果另一位玩者认为分得不公,那么两人谁也得不到什么。

  此游戏令人好奇的是,为了惩罚第一位玩者的自私,第二位玩者通过不接受这笔钱故意使自己处境更差。很多进化论生物学家认为,公平感及自愿惩罚不公存在于很多事情当中,它使得人类有可能成为一种成功的、合作的物种,上面的例子就说明了公平感,并且一位玩者甚至不惜以自己为代价自愿地惩罚另一位玩者。在一个人类已经进化了的小社会里,人们一再地与这样的邻居打着交道。惩罚一个骗子,对于从事处罚者个人以及更大的群体,有着必要地长期的意义。以后,这个骗子或者不再与其打交道,或者将更真诚地与其交往。进化将有助于使此反应得以自动发生的情感的发展。

  适合于骗子的处罚也适合于其他不良行为,包括谋杀亲戚和朋友。此外,如果处罚被公众所奉行,那么处罚就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给那些被认为可能有类似行为者。

  因此,惩罚和报复在极大程度上被制度化,这是文明的一个奇迹。制度化的惩罚必定要被那些受害者们视为正确的结果,才算成功。另外,受害者可能会给出自己的报复,这种情况可能会使那些相信审判措施的主要目的应是改造罪犯的人感到忧虑。如果人们不再相信惩罚适合于犯罪,那么达尔文学说则预示着人们将不再支持罪犯审判制度。

  然而即使是威慑,也不总是有效的。表面看来,死刑应是终极的威慑,但实际似乎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进化论心理学家瑟陶士·科娜泽娃认为,这是谋杀的生殖相关性的一个进一步的证据。因为不能生殖在达尔文学说看来无论如何是没有前途的,冒死以避免那个命运(或更确切地说,盛怒之下,被进化了的本能所驱使去那样做),这种行为不是象它表面看来的那样没有意义。某些谋杀可能被绞刑和注射处死的威胁所阻止,但不是最普通的那种——年轻人杀害年轻人,为了地位和性。

  妇女的地位

  另外,犯罪是一个女性与男性不平等的领域。然而这不会使女权主义者们恼火,虽然也许他们应该为此烦恼。因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事实,这会使那些相信两性不仅应该有平等的权力而且应该有平等的结果的人感到不快。

  在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范围内,当结果不平等时,比如失业,这个结果经常被解释为是歧视的表现。但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们很少考虑到,这个被质疑歧视,可能实际上是由被他们设想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自己导致的。

  典型的事例是收入,女性挣钱比男性少。果真如此吗?实际上,比较年轻的女性不是如此,或者不是少那么多。最近英国的一个智囊机构经济事务研究所(经研所)作出的一份报告发现,年龄在22岁到29岁的全职英国女性挣钱仅比他们的男性同行少1%。对很多妇女来说,这一年龄组适合于单身阶段的妇女。一旦她们找到了最适合的配偶,这一计算结果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女人不再需要通过挣钱工作表现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年长的妇女挣钱被她们的同龄男性所超过就不是那么令人惊奇的了。一个原因是她们此时不太关心自己收入的多少了。在由女性选出的前25位理想的老板中,经研所发现,有12位是在公共服务部门或志愿服务部门,对于同等的工作来说,这些部门往往比在私人部门拿薪水要少,尽管如此,工作保障性更高并且工作满足感经常被认为是更大的。对于由男性选出的理想老板,则只有四位老板是在这种部门。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女性通常要照看孩子。的确,奈特博士和托珀利特博士的研究发现,生殖成就与男性的收入呈正相关,同时也指出,对女性而言,这种相关性是反向的。但是经研所的研究也发现,恰恰是女性自己做出了护理孩子的决定。它报告说,三分之二已经没有“工间休假”(这一休假已经婉转地为人们所知)的女性,计划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要一个孩子,只有不到八分之一的男性有类似的期望。这些也可以被达尔文学派学者所预言。

  虽然有一个强烈的理由,支持创造更有同情心的工作条件,以满足两性父母们的需要,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很多女性(毫无疑问很多女性带着孩子)并不像男性那样关心在事业上力争上游。这一报告指出,男性更多是被薪水所激励,而较少被工作满足感所推动,相比之下,女性更多的是被工作满足感所促进。如果是管理人员,他们更有可能长时间工作,他们也有更大的风险,或至少可以说,他们在工作中更经常地受到伤害。

  正如经研所报告的主要作者兰·沙克尔顿提出的,结果是:“两性工资差异是老板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歧视的反映,这一普遍的观念是缺乏见识的而且无助于讨论。工资差异是存在的,但也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反映。政府不可能通过管制或立法使这些消失,而且也不应该去尝试。”然而他没有补充,这些生活方式的选择经常是两性间生物学特性差异的结果。

  适合于工资的刺激因素也适合于其它的职业选择。在一个极端的情形中,正如密西根州韦恩大学的晶斯雷·布劳恩提出的,在一些象军队这样的组织中期待平等的结果是愚蠢的。布劳恩先生指出,不仅是男性更强壮和更有攻击性,而且两性的心理状态也进化得使男性在战斗中被信任(而不是女性),也正是因为这个攻击性和力量。反之,导致象护理这样的职业被女性所主宰的原因,可能是相对应的进化的自然倾向和心态相混合的因素。

  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好的女兵或好的男护士,显然,那是可能的。但他们比异性同事要少得多,这并不是歧视的明显证据。对此问题的达尔文派的分析并不能告诉你,存在于一个消除了歧视的世界里的平衡在哪里。但是它可以一个合理的信心告诉你,这个平衡将经常不会是一半对一半。

  很多人也许不同意达尔文学说对女权主义的这种解释,而且会说,这种解释是传统目标的一种迂回的路线。实际并非如此,不期望在每一种职业中的两性平均分配,这与说“女人的位置就是在家里”并不是一回事。而且某些进化论生物学家敢于质疑女权主义及其相对立的观点,同时希望彻底推翻另一些公民权利长期遭受偏见的领域里的传统观念——即难以解决的种族问题。

  种族特征的终点

  种族差异至今还是一个现代达尔文主义者们不敢涉足的领域。如果已知这一主题的历史,那么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很多早期的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然而不是达尔文本人)认为,正如人是进化的猿,因此白人、欧洲人也是人类进化的顶点,并且认为,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人必然是低等的。

  这一观点的后果是可怕的。它给在纳粹死亡集中里达到了顶点的恐怖的种族改良提供了粉饰,即敬重高智力的种族。的确,这一观点也可能是“进化止于颈部”观点的根源之一。但进化论生物学现在正在进行修正。通过推翻对种族本质的理解,有可能给人们提供一些理论工具,使不同背景的人们和睦相处。

报复和惩罚深植于人类灵魂深处

  最初的研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即种族主义或至少是仇外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但第二次的研究结果,迄今为止可以被确定下来,就是种族的传统定义(居住于世界不同部分的人们趋向于有不同的肤色、发色和面相)在诸如智力等领域没有更大的分歧。因而,种族偏见仅仅是——偏见。

  作为替代被提出来的一种理论是种族分类,由达尔文主义的另一对夫妻小组,位于桑特芭芭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丽德·考斯米德丝和赵·图比提出,它解释了多个种类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曾被人类学家试图硬塞进“种族”的传统分类里。按宗教排外主义定义的犹太教徒和锡克教徒是种族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与其他人共享他们的宗教,但他们互相却不共享,而且没有一个遗传学家可以区分出他们,那么他们是种族吗?这些例子和其他类似的一些例子证明,种族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但种族是有生物学意义的,只不过不是传统上的意义。

  社会心理学家们长期观察到,人们在第一次相遇时,自动地按照三种方法互相分类:性别、年龄和种族。但是考斯米德丝博士和图比博士指出,在长途运输出现之前,只有两种相关的分类法,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相遇,不同种族的人还没有相遇。

  两位研究者认为,现代的种族歧视是对在人类大脑中可以被称为“联盟”探测器的过度的刺激反应。在一个最大的社会单位是部落、宗族或你作为一员的几百人团体的社会里,你的邻居和其他同盟者通常看起来都非常像你,而且行为相似。从对现代的狩猎采集族的研究,和对远古部落的考古学证据的推断中,人们可以知道,邻近的部落经常是敌对的。

  虽然某人可能自然地被预料他认识其部落里的很多人,但可能不会认识所有的人。因此可以说,在部落的辨别标记中存在着一个生物学的优点,潜在的联盟者可以很快的辨别出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出来的标记,以及将其他人与他们区分出来的标记。而且,因为那些标记差异可能是很小的,那么探测器必需是非常灵敏的。

  过去,这样的标记往往是文化上的,因为同一地区的人们身体上的差异极小。基督教《圣经》中记载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据说当时他们走近他,让他说“暗号”(使伯乐丝),于是他说“西伯乐丝”。因为他没有正确发音,于是那些人将他抓住并杀死。

  发问者是基列人,被杀者是个以色列人。但是并没有身体上的差异可以区分两者,因此基列纯化者们不得不依靠口头语来辨别。

  在一个不正确的发音就可以让你送命的世上,拥有不同的肤色是相当有价值的身份标志,然而并非唯一的标志。考斯米德丝博士和图比博士以及他们的学生在美国和巴西(巴西也是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两地进行的实验提出,即使是不同肤色的人们,用一些更有意义的归属标志来重新标记他们,是相当容易的,这很令人吃惊,比如运动员穿上不同颜色队衣时就是如此。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德鲁·派尼尔和俄勒冈大学的爱莉娅·塞博斯坦茵提出,在现实中,一个人对种族的感知度实际上是有变化的。在面对失业、变穷、坐牢时,很多人在自己和他人眼里都由“白”变“黑”了。

  这对于在美国进行的种族团结而言,可不是一个令其愉快的消息。然而这个研究带来的一个希望就是,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特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种族区分的基本标志,例如肤色。如果团体的成员身份的其他标志可以被强化,那么传统的标志即使不完全消失,也会弱化。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然更多的研究是必要的),它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规则:鼓励各群体在某一社会中保持其身份的政策将导致麻烦,而鼓励文化融合的政策将会使事态平稳。

  实际上,美国这个最多的种族混居的国家的历史支持了这一思想。正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洪流的后代的情形,如果融合被鼓励,那么种族差异就会消失。如果融合不被鼓励,就如同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不久,被解放的奴隶的后代的情形,种族差异被强化。即使在英国,官方政策似乎也在从“多元文化主义”(其赞扬多样性因而鼓励差异)转向试图有意地打造一种文化一致性。

  种族划分标志理论不需要少数民族服从由多数民族做出的种族标志的定义,而需要的是,鼓励每一代人从尽可能的最广泛的取材范围来确定他们的身份。

  达尔文学说的研究阐明了许多紧迫的问题。但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代谢综合症(肥胖加上高血压等于糖尿病加上心脏病)的出现,对达尔文派来说,似乎是人们满足食欲对糖和脂肪的需要的结果,进化并没有给这一需要提供制动装置,因为这种对食欲的过分贪婪在自然界中实属罕见。

  假设年轻人就是儿童,因此他们全部可以在学校里被教育,这是另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人们拒绝遵守古典经济学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的副产品,是产生了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在其根本点上有达尔文主义思想。

  没有人会提议让达尔文学说去解答所有的社会问题。确实,关于某些问题,诸如阶级的功能,达尔文学说认为根本不存在确定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结论。达尔文学说很少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这是很不正常的。可以通过类比来推论,这如同没有对汽车工作原理的正确理解而试图修理汽车一样:并非不可能,但很可能导致损毁。也许要到一个半世纪以后,才是人们不仅认可而且理解人类是进化的生物的时候。毕竟,了解自己是智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