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李健吾:“花团锦簇”的多面手(中国青年报 200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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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李健吾:“花团锦簇”的多面手 2007-09-12 本报记者 张伟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笔名刘西渭,曾任教暨南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等。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那么一个用“小资”笔调作文学批评的人。

    他的文字是“花团锦簇”的。比如写杨绛,“白皙皙的,不高、不瘦,不修饰”,“和她的小女孩子一样腼腆,唯其有清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划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

    司马长风评价,李健吾的批评,有周作人的渊博、朱自清的温柔敦厚、朱光潜的融会中西、李长之的洒脱豁朗。

    他的评论文章,文笔之生动,比喻之频繁和贴切,“即便是世人觉得乏味的社会学,阶级观,一给他的点染,也觉得有趣有意味了”。

    和文字的优美比起来,李健吾的外观却“像他的寓所,陈设无雅致与情趣可言”,既没派头,也没风度,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完全看不出“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式”。

    他惟一一次穿西装,是为了参加一次隆重的政治游行,还正式打着领带。不过,那是一套老掉了牙的西装,颜色发旧,领带又过于红艳,没有穿皮鞋,而是像平时一样,踏着一双布鞋,“有些不伦不类”。

    但这样“土气”的人笔下却流淌出这样的文字:“城像圆剧场,一步比一步低,雾气笼罩,直到过了桥,才乱纷纷展开。再过去又是旷野,形象单调,越远越高,最后碰上灰天的模糊的基线。全部风景,这样从高望去,平平静静,像煞一幅画。”

    这段译文,与他的批评相比,又是另外一番味道。后世公认,李健吾翻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定本”。他喜欢连用一串短句,行文潇洒,优美传神,“像用砂纸细细打磨了一遍,闪着铮亮的光芒”。他所翻译的莫里哀戏剧,至今无人可以替代。

    传记作家韩石山曾试图概括李健吾的成就,百般罗列,一直到害怕读者“不耐烦”,却发现仍然不能穷尽他涉及的领域。

    比如,写起散文来,他又成了“深情和多慧”的典范,“以谈笑风生之笔,畅达幽情和妙趣”。他写小说虽然不多,可是连鲁迅也表示,在他小说中看到了“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写剧本呢?同样不在话下。他的剧本,着力于“挖掘复杂人性,不看重时代感,而对舞台的趣味则努力追求”。有人评价,如同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开始入口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

    这些“像一首清丽的诗篇”一样的剧本,经常是他一边用脚踏着孩子的摇车,一边写作而成。他从国外剧本改写而来的作品,一次次被称赞为“力作”和“魁首”,在国内上演。

    更何况,这名剧作家还一度是戏剧台上的名角,据说有人曾听他夸口,若是自己早出道几年,“哪有他梅兰芳吃的!”

    “噢,这么说来,该叫他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韩石山话锋一转,慢悠悠地接着说道:“你还是急了点。”

    而另一名研究者琢磨了半天,最后只挤出一句“文坛上有数的多面手”。

    如今,那个“多面手”辈出的时代,已经难以想象。有人曾经惊叹,民国时的许多青年学者,往往在短短几十年中,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其创造力令人费解。

    “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很多学问家其实都是通才,像钱钟书,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研究者刘绪源认为,反右和“文革”期间,几乎不再强调个人趣味和多元文化,像张爱玲在解放初期被分配在上海电影厂做剧本创作,夏衍任厂长兼剧本创作室主任,几乎每个文化人都有明确分工,“一个萝卜一个坑”,当年的“通才”时代,一去不返。

    李健吾曾坚持“批评自有它独立的尊严”,“具有一个富丽的人生的存在”。直到进了“牛棚”,他还在“批评”。一次,一名曾经揭发过同仁的“棚友”在诵读毛主席名篇时,讲错了一个词,李健吾当即对他进行了批判。他“用语文雅,泼辣无情,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滴水不漏”,听到的人连连称赞:“真是一篇绝妙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