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捍卫党的机密

中央电视台在2006年2月9日的《新闻联播——永远的丰碑》中，播放了“用生命捍卫党的机密——董健民”烈士夫妇的事迹，我看后心情非常激动，追忆起和董健民在一起的峥嵘岁月，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思绪起伏难平。
董健民是我伯父的女儿，我俩同生于1923年，从小在一起度过了童年和读小学的时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祖国大地，日本侵略者悍然对中国发动战争，我的家乡河北省静海县刘祥庄随即沦陷。此后，我们被困家中，失去了外出求学的机会。
1939年春天，我的父亲董秋斯（翻译家、中共地下工作者）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把大姐董清民、堂妹董健民和我从家乡接到香港，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为我们办理了有关手续，并于6月随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向祖国西北进发。当时，我们党在海外华侨中募捐了大批医药用品和二十几辆卡车，其中还有一辆宋庆龄赠送的救护车，由我们这支队伍辗转运送到延安。这个团有40多人，大部分是归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司机，还有一些青年学生和医生。
离开香港的时候，我父亲董秋斯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王超北同志来到码头，送我们和车队上了海轮。海轮离开香港后，越驶越远，父亲站在岸边的身影渐渐望不见了，茫茫大海上只有闪闪的航标灯光忽隐忽现。轮船在越南海防靠岸，我们登陆后觉得这里房屋残破，街道很脏，满地都是被人唾弃的一片片红色的槟榔，不像一个国家的大城市，这大概是由于越南长期为殖民地的缘故吧！
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较好，但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对我们这支公开名义为十八集团军的运输车队，依然处处设防，戒备森严。沿途每过关卡，都有国民党守备军警把守和刁难，车队负责人要和他们交涉，车辆、药品或人员搞不好就会被扣押。因此，我们的车队只能取道驻有八路军办事处的路线，经海路先到越南的海防，然后走广西凭祥、贵阳、重庆、西安等地迂回至延安。
从广西凭祥出发时，我们40多人分坐在二十几辆卡车的驾驶室里，那辆救护车内坐着一位叫米勒的德国医生，他是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车队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副主席（周当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副官龙飞虎和邱南章同志，他俩原来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小鬼。在去往贵阳的途中，身体孱弱的大姐董清民病倒了。大姐既晕船又晕车，而我们的车队由于躲避日军飞机在白天的疯狂轰炸，只能在夜里摸黑前行。车内十分颠簸，大姐在一路舟车劳顿中呕吐不止，水米难进。车队领导对她非常关心，让她坐在救护车上，一方面有德国医生的救治，另方面也想尽快赶到贵阳，以便抓紧治疗和休息。但是终因其病情太重，还未赶到贵阳，她便停止了呼吸。和我们从香港同行的王唯真同志还为清民画了一张遗像留做纪念。贵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把大姐安葬在贵阳城郊的公墓。我和健民强忍着失去大姐的悲痛，跟随车队继续北上，终于在9月到达西安，然后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了两个月。
安吴堡青训班的受训地点，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逃到西安的行宫。行宫已经破败不堪，但当年的八国联军和眼下的日本侵略者，同样使我们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参加革命的决心。同年11月，我和健民随队翻山越岭向延安进发，路上十分艰苦。途中，我和健民夜宿破窑洞，清晨时发现我们的被子几乎被大雪掩埋。我们步行800里后，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姊妹到陕北公学学习，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从家乡到延安的短短几个月内，我们经历了从沦陷区、蒋管区到革命高等学府的巨大变化，真是备感幸运。
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虽较艰苦，大家住窑洞、睡地铺，吃小米饭，穿粗布衣和草鞋，白天在山坡上听课，晚上在油灯下读书，但我和健民的心情却非常愉快。窑洞里没有桌子，大家就到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延安城内捡废砖，将废砖堆砌成桌腿，上边横放一块木板当桌子，凳子也是砖头垒的。从学校去城里捡废砖要走很远的路，涉过延水河，健民每次都是女同志中背砖最多的一个。
陕北公学的老师都是一流的，如哲学老师艾思奇，政治经济学老师温济泽，党建课则由校长罗迈（李维汉）主讲。教我们唱歌的是金紫光，陈新讲课十分生动，他讲解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小学、中学还有个别大学生，同学们之间就开展互帮互学。我和健民是文化较低的学生，学习中不懂就问其他同学，有的同学还教我们国际知识，如各国通讯社等。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们懂得了马列主义的初步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1940年，我和健民相继入党，但当时党员的身份是保密的，甚至连我们姊妹之间也不知对方是党员。后来，我们都被调入中央社会部工作时，彼此才知道都已经入党了。
1941年初，我和健民调入位于延安枣园的中央社会部，先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多月，训练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政治学习，包括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革命人生观和气节教育、保密教育等。最突出的是要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机密为第一生命的崇高理想和信念；二是进行专业训练，如密码使用，电台报务，照相密写，以及如何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袭击等等。受训人员大部分被派往日寇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我和健民被留在了枣园机要科做译电员。
中央社会部机要科负责与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联络，要求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所谓“一字之差，人头落地”。因为我们的任何工作失误，都可能造成地下组织被破坏、革命同志牺牲的结局。“保密、准确、及时”是机要工作的三原则，要求我们译电员必须尽快掌握和熟悉业务。健民聪明肯学，刻苦背记电码，因此参加工作不久就和原在机要科工作的钟琪同志（原名陈贯中）搭档，共同担负起对重庆秘密电台的工作，我协助张云同志（当时为机要科长）负责上海台的译电工作。也许是天作之合，健民和钟琪、我和张云都由工作搭档而成为终身伴侣。
1941年，我和张云结婚，翌年健民和钟琪也成婚。我们都是在枣园的窑洞前举行的婚礼，仪式简朴而热烈。新房的窑洞内布满了鲜花与贺词，窑洞外举行了跳舞晚会。使我尤其难忘的是，时任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同志成为我们的主婚人，他的警卫员还为我们拍了结婚照。由此，我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觉得无比幸福。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云和我被调到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后转往南京。健民和钟琪仍留在延安，我和健民从此分开在两地工作。
1946年冬，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延安主动撤退。健民和钟琪接受了新的任务离开延安，而张云和我从南京返回延安后，被派往太行山工作，两家人凑巧在山西离石县邂逅，都觉得喜出望外。由于特殊工作的需要，党对机要人员有严格的纪律，即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亲人和同志之间也不问不说。因此，我们姊妹在难得的相见之时，彼此也不打听何去何从，执行什么新的任务。时间仓促，我们只是简单叙述了别后的情景，我把一只在南京代表团工作时，用作掩护身份的金戒指送给了健民，然后抱过可爱的小外甥亲了亲，就匆匆作别了。谁料想，这次短暂的相逢竟然成为我和堂妹健民的诀别。
直到解放后，我随张云从太原调到北京工作，见到了在中调部工作的申余同志，才得知董健民和钟琪夫妇的壮烈牺牲经过。
1946年10月，健民和钟琪由延安被派往大连情报站工作，当时随行的还有几位不知名姓的同志。他们夫妇带着通讯密码，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从延安出发，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先到烟台，然后准备乘普通商船经渤海湾去大连。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炮火拦截，他们的孩子也被弹片击伤。接着，敌舰逼近商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准备登船大搜查。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健民和钟琪果断做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全家三口人抱在一起，毅然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后许多年里，我每忆及此，总仿佛听见海涛声中回响着健民和钟琪那穿云裂石的声音：党的机密为第一生命！誓与密码共存亡！
钟琪和董健民夫妇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永远与大海同在！
在跳海的随行同志中，有一人把一只空木箱捆在身上，随波漂到一块礁石上，幸好被一艘过路的苏联船只救起，并将他送到哈尔滨。刘志汉和申余夫妇也在1946年从延安出发，11月到达哈尔滨，在招待所偶然遇到这位侥幸脱险的同志，亲耳听到他讲述了商船遇险和健民夫妇的舍家纾难壮举，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落泪。遗憾的是，与健民和钟琪一起投海牺牲的其他同志，至今未能查明他们的名姓和情况，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中，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同样与日月同辉。
钟琪和健民一家遇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东省委和华东社会部，之后以电报和书面报告的方式送达延安中央社会部。直接看过这些电报和书面报告的有罗青长、王涛江、刘涌等同志。社会部的领导和同志们在1947年初从延安撤退之前，专门为二位革命烈士举行了追悼会。
“文革”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许多人（包括我的父亲董秋斯）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肯定了他们对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业绩。因此，我想到健民和钟琪夫妇的事迹和万千革命先烈一样，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便于1981年5月给中央调查部的领导同志写了信。他们对此非常重视，及时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向民政部优抚局提出申请报告。民政部优抚局于1981年7月9日批复：决定追认董健民、钟琪同志为革命烈士，并函告二位烈士原籍（董健民为河北省静海县，钟琪为河北省献县）民政局，将二位同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
1983年6月20日，中央调查部举行了二位烈士的遗像安放仪式。会后，烈士的遗像镶嵌在盖着党旗的骨灰盒上，安放于香山的万安公墓。骨灰盒内没有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有一张悼词。2005年6月，二位烈士的骨灰盒移放至八宝山革命烈士骨灰堂。
为二位革命烈士写过证明材料、文章以及负责善后安置工作的同志有：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副部长王涛江、刘志汉、王珺，原中社部做干部工作的刘涌，原中社部机要科的金信、申余、赵德芳，新华社的王唯真，中央机要局的姜立贤，国家安全部政治部主任樊守志等。在这里，我特向以上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同样是对那些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同志们的尽责，若健民和钟琪等革命烈士们有灵，也当含笑九泉。
作者：董仲民 点击次数：1175
出处：《纵横》 上传日期：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