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济时遗忘的机密文件

口述：范征夫  采编：郑榴榴

     范征夫一九四九年五月随陈毅市长接管上海时的留影

　　1949年5月，解放军接管上海。在常熟区接管工作组的临时住所，发现了六只总统府军务局的公文档案箱。其中的东西极其机密，极其重要，是蒋介石从1948年到1949年1月下野前后这段时间的公文、档案。它们涉及总统府在解放前夕在情报、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秘密文件。那么，这么重要的文件是怎么流落在外的呢？它们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靖江路上的一栋洋房
　　1949年5月30日的清晨，解放军接管上海的干部大队开进了上海市区。29岁的范征夫也在其中，当时他的身份是上海市常熟区的代理接管专员。在头一天的接管工作结束后，范征夫和其他几名接管工作成员来到了区公所附近的一栋洋房。这所房子位于靖江路（现桃江路）39号，是一座带有花园的洋房。根据当时带他们去的地下党同志介绍，这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大官僚的住宅，他本人已经跑了，还有管家、花匠和门房3人留守在这所房子里。在地下党同志的建议下，范征夫一行人决定暂时安顿在这里。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入住后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情。

意外发现六只公文箱
　　　到了第三天，管家突然“不辞而别”了，这引起了范征夫他们的怀疑。他们马上就找来看门人询问。在询问下，看门人说出管家平常有一支枪，他走的时候，可能没有带走。于是，范征夫叫来两个警卫员仔细搜查，很快就在阴沟里搜到这把左轮手枪。它在阴沟的一块砖下面，还有几十发子弹。这时候，花匠就偷偷告诉他们：在那个汽车间里，可能还有些什么东西，好像有几个箱子，放在那里。根据花匠提供的情况，范征夫马上带着警卫员搜查。在汽车间里一个低一点的地方，堆了一些破家具。把这些破家具扒开后，发现有六只箱子。它们比火油箱稍大一点，外面是藤的，里面有点木的，是装公文用的箱子。这六只公文箱被发现后，马上打开对它们进行了查看（公文箱没有锁）。一看以后，范征夫大吃一惊：这是蒋介石从1948年4月到1949年1月份下野前后的档案、文书。他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六个箱子里的东西：第一箱是有关军事的，第二箱是特务情报方面，第三箱是外交方面的，第四箱是有关民主党派人士的，第五箱是共产党的文件，第六箱是蒋介石用的公文、文房四宝，还有一些书。

靖江路39号房子的主人
　　如此机密和重要的文件，怎么会出现在一所民宅里呢？其实，这不是一户普通的人家。在地理位置上，靖江路39号的这所房子离蒋介石在东平路9号的寓所非常近，步行仅两三分钟路程。而这所房子的主人也不是普通人。范征夫手中有一份上海市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住址电话一览表，他核对文件上的地址和姓名后发现，这是俞济时的住所。俞济时原来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是同乡。曾经担任过国民党74军首任军长，还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务局局长，是一个与蒋介石关系非常密切的人。解放前夕，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一行人来到上海，给汤恩伯等打气，说你们要坚守六个月，要把上海变成斯大林格勒，要跟共产党打六个月。其实，这时候解放军已经两面包围过来了。蒋介石看到形势不妙，在5月7日乘兵舰离开上海。俞济时4月26日随蒋介石来上海的时候，就把这六只箱子放到家里。走的时候可能因为比较仓促，来不及回来再拿箱子，这些箱子就留在了他的家里。

国民党特务部门的情报
　　当时这六箱文件里面，有一箱是属于特务组织的报告或材料，数量较多，主要为国防部二厅，保密局报送的潜伏各地的地下军及特务组织的情况及人员名单。范征夫记得，其中在苏北淮阴、徐州地区、皖北地区均有较大的潜伏武装特务组织，其负责人均为少将、上校军衔，少则三至五人，多则数十人。配有枪支，大部分还有电台、密码本。在上海由毛森报送的特务组织人员数也不少，且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准备长期潜伏，与我方为敌。这些材料上缴后，对这些特务组织的捕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4月27日，在上海举行镇压反革命全市统一大逮捕行动，范征夫也参与其中。那时他是常熟区的副区长，也是区里“镇反”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在行动开始前，范征夫看到抓捕名单里大概有三十个人，与在机密文件中发现的那个名单是一致的。4月27日那一天，潜伏在上海的特务组织基本上被一网打尽。

毛泽东的“秘密讲话”
　　情报战是一场特殊而持久的较量，它的激烈程度不亚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这些公文、档案里，还有一批名为“共党机密文件”的材料。其中的内容，有些是当时范征夫这样级别的共产党干部，也未曾被传达过的。当时，最引起范征夫注意的，是一份名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秘密讲话”的文件。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以后，其中 “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这两个文件是范征夫曾经听过传达的。而这份所谓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秘密讲话”的文件，他却未曾听说过。范征夫看了以后非常地吃惊，其中提到了毛主席对抗战胜利后可能遇到的困难１７条的论述，如内战，天灾等等，还提出五大解决办法。范征夫一开始对这份材料将信将疑。然而文章的口气和文风很像毛主席，纸张也是解放区纸厂造的粗糙发黄的土报纸，印刷也非常差，这使范征夫更加相信这是“中共七大”的原件。然而它究竟是不是真的，范征夫当时也吃不准。

上缴到华东公安部
　　接管工作组在靖江路39号俞济时的寓所里发现这六只公文箱后，由范征夫单独整理并开列文件的目录清单。根据指示，范征夫把发现国民党公文、档案等材料的事，向当时市军管会、市政府的潘汉年副市长进行了电话汇报。潘汉年指示：速送华东公安部梁国斌副部长亲收。梁国斌副部长就来了一部大卡车。范征夫就跟接管专员张文通一起把这个六箱文件，押着送到华东公安部，梁国斌还当场打了收条给他们。办完了这件事，范征夫等人都很高兴，认为给党做了一件工作，完成一件任务。其中一个地下党同志开玩笑说，蒋介石倒蛮辛苦的。这个“运输大队长”，他给我们把公文箱都送来了。

便条纸引来的风波
　　在这六只公文箱中，有一箱是蒋介石的私人物品。其中有书籍、文房四宝，还有“总统府”及军务局的信纸、信封、便条簿。其中的便条簿，在17年后的“文革”中，还引发了一段故事。当时范征夫所在的接管工作组有一个警卫员被调到江西工作，他的鉴定书是由范征夫写的。这个警卫员后来当了县委书记。在“文革”初期，江西某县造反派到范征夫那里调查他们县委书记的“假党员”问题。范征夫问他们有什么证据，对方就把他们县委书记的鉴定书拿给他看。范征夫一看，哈哈大笑。这就是当初他写的那份鉴定书。当时，由于没有办公的纸张，他就用缴获的箱子里的总统府军务局的便笺纸给警卫员写了鉴定书，经过组织部把他转走了。没想到，便笺纸上的台头在“文革”带来了问题。后来范征夫再三声明，说这个纸张是当年缴了国民党的公文箱，由于那个时候没有经费，上面不给公文纸，他就拿其中的便笺纸写了。他说给你们县委书记找来麻烦了，对不起啊，这个事情我负责。对方说你把这个事情详细写清楚，范征夫就详细地写了证明。经过上海市的组织部门盖章，后来这个县委书记被“解放”了。

“文革”中的牵连
　　这六箱秘密文件上缴后，原本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然而在“文革”中，这件事被翻抖出来，被说成是“防扩散”案件，范征夫也因此受到审查。造反派主要审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六箱文件，市政府有那么多的副市长，为什么不向其他市长汇报，而向潘汉年汇报？范征夫告诉他们，因潘汉年当时是副市长，军管会秘书长，分工管区又管公安工作，按上级规定，他只能向潘汉年请示汇报。第二个问题，他跟潘汉年是什么关系？范征夫始终咬着一句话：跟潘汉年是工作关系，没有别的关系。造反派对范征夫的回答极不满意，大叫大嚷，大概折腾了三四天，最后看逼不出什么东西，也就不了了之。

生死攸关情报战
　　回想上缴这些秘密文件时大家轻松的打趣，实际情况中的情报战却如同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关于那份所谓的“中共七大秘密报告”的真假，范征夫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后来，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去询问这件事情。有一次，他遇到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曾三，就向他请教，中共七大的机密文件会不会泄露？曾三回答说，一般说来，三年之内，能保密的，三年之后，保不住了。范征夫问为什么保不住？回答说，七大代表有几百人，哪一个人把这个文件丢了，到了国民党手里，就到了保密局。直到1995年，范征夫才确认了这份“中共七大秘密报告”的真假。那时，他在书店买到一本《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翻开一看他恍然大悟：当时在公文箱中看到的文件完全是毛主席讲的。像这样的文件，连范征夫这样级别的干部都没有被传达过，可见它的机密程度之高。在情报战线这个看不见的战场上，一份重要的情报可能维系着千万人的生命。在生死攸关的险恶战况中，保守机密的重要意义或许只有参与的人才能体会。61年前，发现这六只公文箱虽然只是接管上海中的一个插曲，但它的个中意味，其间显现的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感叹。

范征夫 1974年

范征夫高菲夫妇 1949年6月2日在俞济时住宅楼上合影

 范征夫 高菲夫妇1946年6月接管上海市常熟区留影
　（地点在俞济时住宅客厅台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