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狙击003尼克波尔，堑壕战的滋味

我属于我们连长直接指挥，并发现自己多次处于战斗的中心地带。战斗中，我军与敌军之间的距离常常会迅速缩短，所以我打了几发子弹后，往往不得不放下狙击步枪而拿起MP-40。我总是在身上斜背着这支冲锋枪，就是为了应对防线被突破后所发生的混战这种困难局面。在30米以内，瞄准镜无法使用，因为在这个距离内它所提供的视界过于狭窄。而使用伸缩式装置瞄准也不切实际，因为绝大多数时候视线很模糊。这些情况对狙击手来说非常不方便。所以他必须持有两种武器，因为狙击手往往被视为最危险的人物，并因此成为敌人最优先的目标。

到了夜间，战斗会逐渐平息，但紧张的局势并不因此减退，俄国人毫不隐瞒地继续重组他们的部队，而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进攻会在几个小时后继续重来。这时候，狙击手就特别有用了，利用偶尔的精确射击、远距离射击等方式可以迫使敌军不得不留在一定距离外。

（一队山地猎兵在东线的泥泞中挣扎着。）

1943年10月10日夜间，苏军对着我们的防区开火了，过了几分钟又出现了可疑的平静。我们的连长利用这一时机迅速地检查了战壕并听取了汇报。猎兵们向他报告了阵地前面那片灌木丛的不寻常情况，于是八名富有经验的老兵组成了巡逻侦察队。我陪着他们一起出发并担任掩护，大伙儿小心翼翼地爬过那片荒地，到达了距离敌军侧翼约30米处。我带着我的狙击步枪，其他队员携带着MP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用膝盖慢慢地在高高的草丛里爬行着，向着那片可疑之地前进。

走了大约300米后，我们听见了隐隐约约的声音。排长打了个手势，于是我在灌木丛中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藏身隐蔽处，举起我的步枪，通过枪上的瞄准镜侦察着这个区域。我依稀地看到80米外的一处洼地，就像个小山谷。我们排推进到了这处洼地的边缘，排长一看下面，才知道面前大约有100名苏军，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的领导很可能是一个没什么战斗经验的政委。这帮人焦虑不安又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聚在一起吸着烟叽叽喳喳。排军士爬回来用手势说明了他的发现。一个战友爬到我的阵地里通知我，尽管我们寡不敌众，但在天亮时我们排还是要发起进攻。希望这一进攻能打乱敌军，他们出于本能，会从洼地的出口处逃窜，而我的任务就是等在那里，把他们一一击毙。

两个小时后，东方的天空微微发亮。大多数俄国佬睡着了，那些哨兵很明显不在警惕状态。随着排长的一声令下，每个猎兵都掏出了三枚手榴弹并做好了准备。犹如从天而降，24枚手榴弹几乎同时在俄国佬中间炸开了，俄军立即炸了窝，乱成一片。那些没有受伤的家伙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对着黑暗处胡乱开着枪，这给他们自己造成了更多的伤亡。空中回响着负伤者的尖叫声。猎兵们面对这群乌合之众，冷静地用冲锋枪射击着。

不出所料，剩下的俄国佬慢慢地向洼地的出口处涌来，直接进入了我狙击步枪瞄准镜的十字线中。这是一场例行公事般的大屠杀：瞄准胸部，迅速而又平稳地扣动扳机，重复，瞄准，开枪……。一发接着一发，每发子弹都以致命的精确性寻找到了目标。一转眼，五个俄国佬已经做了我枪下之鬼倒在草地上。其他人犹豫起来，这给了我装上另一个弹夹的机会。等他们恢复过来继续往前冲时，又有五个家伙和他们的死鬼战友去做伴了。其他人作鸟兽散，转头往回跑，马上又遭到了我那些战友的冲锋枪火力以及手榴弹一顿劈头盖脸的猛打。

他们就这样在洼地的出口处与低地之间来回逃窜着，这场屠杀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人阵亡或负伤。然后，留下这个死伤遍地的战场，以及负伤者和垂死者的惨叫，我们这群巡逻队外加狙击手就像清晨的一缕薄雾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这次勇敢的袭击行动，不能说没有运气的成分，这也为我们这个损失严重的连队提供了额外几个小时的虚假和平时间。但是到了中午，苏军调集部队再一次对我们发动了进攻，从绝望中爆发出的勇气使我们一直坚持到晚上。苏军在黄昏时刻停止了攻击，但在午夜前我们得知，他们在我军防线的另一处实现了突破，现在正集中兵力扩大突破口。

这对我们连来说意味着得救了。我们连的力量已经十分虚弱，再也无法经得起再来一天这样的战斗了。饥饿、疲劳、负伤以及传染病都是导致损失的原因，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休息。连日来，我们除了腌黄瓜和苹果外就没有其他吃的，这些还是从一个俄国农场的仓库里找到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肠胃没办法适应这种危险的混合食物，结果，每个人都腹泻。

我们得到了一个星期的休息，除了睡觉当然就是洗澡，另外就是把自己的衣服弄干净。清洁卫生是军队保持优良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不能忽视。在基本训练期间以及后来到了兵营里，部队都定期或突击检查卫生问题，其中包括生殖器。这一工作往往是一名军医带着几名医疗军士执行。在食堂里，我们脱光衣服排好队。军医们特别热衷于检查由于不注意卫生导致的性病、炎症等最初期的症状。如果生殖器不干净不卫生，那就触犯了军纪；如果对即将到来的检查心存疑虑，那就要想尽办法躲过这一劫。实际上，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用来清洁自己的身体，除非你想去面对那些讨厌的医疗设备以及并不受欢迎的探病者。

（德国山地步兵与苏军战俘队伍交错而过。）

1943年10月21日，苏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尽管我们也有一些成功的防守和反击，但他们还是有所进展。德军的主战线陷于混乱，各作战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这种极不稳定的状态还在发展。对我而言，这一幕完全是一场混乱。躲在战壕里，带着迷惑和恐惧，我看见两个俄国佬冲进了邻近的战壕里，显然，我们那儿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弹药。第一个俄国佬倒了下去——他的头被工兵铲劈成了两半，但第二个家伙证明了他是个拼刺刀的高手，他像猫一样的灵活，抵挡住了六名猎兵想把他放倒的努力。

在混战中，我开枪射击之前，从未有过机会仔细看清那些俄军士兵的面孔，现在，我看着这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对付着他的对手。他是个极富经验的老兵，坚定的信心让他无往不利，我那六个战友合在一起竟然无法战胜他。他们看起来缺乏信心，每个人都是单打独斗，而不是协调一致地对付这个入侵者。那些战友就像着了魔一般逐一走向死亡。

最后一个幸存者拼命挣扎着，这给了我开枪的机会。那个俄国佬用力刺出了他的最后一刀，那一瞬间，他的脸进入了我的瞄准镜的十字线里，我立即开了一枪。那名德国步兵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盯着这个俄国佬被打爆了的头颅，它被一发子弹彻底打炸了。头骨的碎片以及脑浆喷洒在他的脸上和衣服上，一种混合了恐惧与解脱的意外幸存感浮现在这名猎兵的脸上。在新的生存希望的鼓舞下，他朝着我的战壕飞奔而来，并且成功了。

这件事情很好地证明了作为一个优秀的狙击手到底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不仅仅需要在实战中具有优秀的射击能力，而且需要具备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这能让他在面对明显无望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反应。在军事行动中，狙击手通过精确而又稳定的武器操作参加普通步兵的战斗，这比躲在一旁放冷枪杀人更有价值。出于这个理由，一般来说，狙击手总是从战场上富有经验的老兵中招收，而不是选择那些充满了理论知识却没有实际经验的射手。

一名年轻狙击手的职业生涯，从他加入训练到最终阵亡，平均都在15—20岁之间。他们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选择的隐蔽地缺乏能避开敌军视线的安全退路；穿越敌军迫击炮火时不愿意沿“之字形”路线跑；在同一个位置开了太多枪等等。如果一名狙击手被发现，一般说来他会遭到敌军重武器的攻击，在迫击炮的轰击下，他不可能有机会不露声色地撤退，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力猛跑。这被称为“Hasensprung”——兔子跳，在野地里突然跳起来，撒腿猛跑，并毫无规则地跑之字形，一直跑到最近的掩蔽壕里。而跑过敌军的火力网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和勇气。换了一个没有经验的狙击手，如果留在原地害怕得发抖，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打死的。

尽管第三山地师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苏军还是在我们师的南部得手了，一个新的包围圈威胁着我们。第六集团军被切断了（冰人注：这里说的第六集团军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重建的，并非原先保卢斯麾下的第六集团军。第三山地师隶属于该集团军下辖的第四军），被迫立即撤退到更远的第聂伯河岸堤，在那里建立起新的战线以避免一场灾难。一如既往，OKH考虑的时间太久了，等他们的命令在1943年10月31日终于送抵第聂伯河时，苏军已经在德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宽大的楔口，并准备做出决定性的突击。（冰人注：OKH指的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但它并非按照字面理解可以指挥全部的陆军。陆军总司令部在理论上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领导，但实际上，OKH负责指挥东线战事，而OKW则指挥西线作战。陆军总司令部并不担负实际指挥作战之责，而是交由下辖的总参谋部执行，所以总参谋长一职非常重要。而陆军总司令部之所以无法指挥全部的陆军，是因为希特勒不愿意总参谋长拥有过大的权力以及出于分解陆军的目的而为。）

为了能继续保有锰矿并确保其生产及供应，我军在尼克波尔建立了桥头堡并被要求尽一切可能守住。这个桥头堡由九个师组成，其中包括第三山地师，但所有的部队无论从人员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只有原建制的四分之一。我们得到了三周时间来挖掘战壕以建立自己的防线。后勤供应也恢复了，但数量非常有限，其中包括正反两用的迷彩棉外套，一面是白色的，可以在雪地里使用，另一面则是迷彩图案。

配发了温暖的冬装，我们当然很高兴，但很快，这种兴奋就消失了。薄薄的外层面料很容易被撕破，而且不防水，一经淋雨，衣服就湿透了，沉甸甸地让人很不舒服，也失去了御寒的功能。在俄国的极度严寒中，衣服内的棉花也冻住了。新配发的带有毛皮衬里的靴子也有类似的缺点，另外，它还给寄生虫提供了田园般的居住环境。

配发的冬装也能发挥作用，但穿着者在干冷的气候下必须保持不动。大大的尺寸让它能穿在原野灰制服的外面，但这样一来，稍稍运动就会汗如雨下，由于衣服面料不透气，所以很容易引起感冒或其他相关的疾病。一等到天气转暖，在我们师撤退的路上，就会有数百件棉衣结束了它们的使命被丢弃在路上。

这种类型的迷彩棉外套的问题，在战争期间被第三山地师解决了。发给我们大量的保暖内衣、毛毯以及帐篷。1944年春天，我请团里的裁缝用帐篷布帮我做了一件迷彩罩衫，这件迷彩服效果很好，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有一件很轻的白色伪装服，专门用于雪地。这些衣服很容易卷起来，携带很方便，衣服里薄薄的棉花非常轻，一点也不妨碍我的动作，即使被雨淋湿了，干起来也很快。

（一处典型的战壕，几名猎兵带着MG34机枪和MP冲锋枪以及步枪查看着形势，堑壕前放着手榴弹。）

敌军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主要是突然袭击和狙击手运动。每天我都出去“打猎”，偶尔打出的致命一击会令苏军战线觉得不安。出于这个目的，我利用两军阵地间一辆被摧毁的T-34坦克残骸作为自己的隐蔽处。在拂晓前，我躲进了该坦克的车身下，这给了我极好的保护。通过坦克履带间的一个洞，我可以观察并射击苏军的战壕。一反常规，我在这个隐蔽所待了四天，打了五发子弹，苏军没有重武器，所以我待在这个钢铁巨物的残骸下觉得很安全。

敌人的活动变得极为谨慎，这就让我越来越难以找到射击目标，第五天，我带了一名观测员跟我一起去。我挑选了巴尔杜因·莫塞尔，一个蒂罗尔人，是我几个星期前结交的朋友。那天早晨，我们俩在天亮前出发赶往隐蔽处，我们并没有预感到会有什么厄运在等待着我们。我犯的错误就是，在那个安全位置，我已经干了太多次，而苏联人已经发现了我的确切位置，因为除了那里之外，附近再也没有这样可利用的地形了。但到目前为止，苏军并未在这一区域部署炮兵，所以，他们对我的狙击无计可施。但是，作为发现了我的回应，他们也找来了一名狙击手负责搞定我。现在，他就趴在那儿等待着机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照耀着这片广袤的草原，闪闪发亮。巴尔杜因和我已经躲在了T-34坦克下面，仔细观察着敌军的阵地，寻找着下一个受害者，也许会有某个傻瓜毫无危险意识地探身把吃完的水果罐头扔出战壕胸墙。大概是我们的瞄准镜或望远镜稍稍反射了一点点亮光，反正这一闪光惊动了那名苏军狙击手，他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准确位置。这家伙对着他看见的闪光处，用狙击步枪瞄准镜上的十字线仔细瞄准着，他躲在伪装得很好的阵地中等待着机会。几秒种后，他开火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们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对方，巴尔杜因正在轻声告诉我：“右侧两指处，靠近小土丘，那儿有一个……”

子弹击中了巴尔杜因手中的望远镜，在他嘴边炸开，下半张脸受了伤。他惊慌失措地看着我，脸上血流不止。第二发子弹在我们俩中间的地面上炸开了。我赶忙拉着巴尔杜因的脚踝躲进了坦克下的最黑处。我们俩躲在那里，一直等到天黑为止，任何离开藏身之处的企图都意味着会被那家伙当场打死。对受伤的朋友，我毫无办法，这不是通过急救包扎或止血带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要尽快得到外科医生的专业救治才行。巴尔杜因躺在那里，他的舌头肿得像小孩子玩耍的球，堵住了他的呼吸道。我试着把他的舌头拨向另一边让他能呼吸，结果却使他反胃呕吐，呼吸更加困难了。现在只有靠插上呼吸管或者做气管切开术才能救他。

我无能为力地看着他慢慢死去，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他因自己体内涌出的鲜血堵住了呼吸道窒息而死。在生命的弥留时刻，他带着悲伤看了我最后一眼，最后握了一下我的手，死在我怀中。我继续看护着他，直到夜幕降临。当天色完全变黑后，我拖着他的尸体从坦克下面爬出来，背着他回到了我们的战壕。我向连长做了简短的汇报，并把巴尔杜因的身份牌交给了他。第二天早晨，我们挖了个墓穴把他埋葬了。但在这片草原上，没有树木可以用来做一个十字架，所以葬礼完毕后，我们把他的钢盔放在了坟堆上。当天晚上，我们在那辆T-34坦克的残骸下安置了炸药，第二天一早把它彻底炸毁了，目的是防止俄国人炮击它从而危及我们的战壕。几天后，苏军的新一轮进攻席卷而来，巴尔杜因·莫塞尔的最后安息之地也被夷为平地。

1943年11月20日，苏军发起了小规模的进攻，这并没有给防守者带来太大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严密留意着敌军的动向，部队的伤亡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11月25日夜间，苏军开始集中，特别是在第三山地师的防御阵地前，他们投入了200辆坦克和数个团的步兵，第144猎兵团面对的是50辆坦克。

那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们在睡梦中被火炮的轰鸣惊醒，炮击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们没有反坦克武器能抵挡面前的两个苏军装甲旅，他们的坦克车身上还搭载着步兵。坦克轰隆隆地冲过第144猎兵团的防线，一旦冲到我们的后面，敌军坦克上搭载的步兵们就跳下车，迅速地摧毁我们的营连指挥部以及后勤供应部门。

敌军的第二攻击波由喷火坦克构成，烧焦烤糊的人肉味再加上犹如地狱般的痛苦惨叫，这一幕可怕的场景无疑让我们的士气更为低落。我们的指挥体系崩溃了，每一个作战单位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独自为战，最后发展到用刺刀和匕首的肉搏。数百名猎兵死在最残酷的这一刻，没有人被俘，伤者也不会得到治疗，谁也不会对那些野蛮残暴的俄国人报以期望。

如果一个人无助地暴露在炮火下，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炮击就像大自然的某种震动。但是面对着要命的坦克逐渐靠近时所发出的稳定持续的咯咯声，再加上敌军无数的迫击炮弹的爆炸，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为之心寒，很容易产生转身逃跑的冲动。

随着敌军坦克的逼近，我用望远镜仔细查看着那些乘坐在坦克上的步兵，试图通过服装或者武器，找出他们中的指挥官。当敌军抵近到100米处时，我们得到了开火的命令。我立即开枪了，尽可能多地对准每一辆坦克射击着。有经验的苏军士兵立即发现了危险，跳了下来，躲在坦克后寻找着掩护：这一举动拖慢了他们的进攻速度。而那些还留在坦克上的士兵则因为他们的错误而得到了致命的子弹。

打坦克的最后一招是对着T-34坦克后面的后备油箱射击。运气好的话，泄漏出的油料会沿着通风口的缝隙流进发动机，这就很容易着火，可以说，只要一着火，这辆坦克就完了。我们现在完全是在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战，所以没有注意敌军的伤亡究竟有多大，这一波次的苏军想要突破我们的战线，而我们太缺乏反坦克炮和迫击炮了。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得甚至能看清对方的脸。面对我们战壕里发出的致命火力，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退到100米开外，随后，20辆T-34坦克带着恐怖的咆哮轰隆隆地向我们逼近。

我们只有少量的“空心装药”（hollow charges），（冰人注：所谓的空心装药，指的是一种打坦克武器的统称，其实就是火箭筒，弹头内有一处空腔，后面是炸药，一爆炸，高速的金属射流会聚集到空腔的中心处喷射出去，把坦克打个窟窿。）我们还有一种打坦克的武器，就是把几枚手榴弹捆绑在一起，然后冲上去把它放在坦克的轮子处，这往往能炸断坦克的履带，让它动弹不得。可惜的是，这种方法需要步兵与T-34坦克做“亲密接触”，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勇敢，还要有献身精神。当坦克冲到距离我们阵地十米左右时，它的射程就受到影响了，这就给防御者提供了靠近的机会。但这时的防御者一定要聪明灵活，因为坦克组员一旦发现了战壕，他们会操纵着坦克碾过去，在战壕上反复转动、碾压，彻底摧毁战壕，并把战壕里的人活活地埋在里面。所以，拿着反坦克武器的往往是那些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

（尼克波尔的废墟中，一名猎兵小心翼翼地查看着，他的胸前佩戴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步兵突击章。）

当苏军的坦克越过了临界距离后，我们挑选出的一些猎兵贴着地面朝着坦克爬去，靠近后跳起来，试图往坦克的炮塔上、发动机处或者轮子上安放炸药。可是，只有极少数人能爬到那么远处，苏军的步兵会竭尽所能阻止他们的努力。有五辆庞然大物成了牺牲品，爆炸足以使它们无法动弹。但其余的十五辆坦克慌张起来，它们带着刺耳的声响越过我们的防线，我们低低地趴在散兵坑和战壕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经，现在，又有人开始脚底抹油，试图逃离这个危险之地，结果只能是被苏军步兵像刈草那样打倒在地上。

我看见30米开外，一名战友跑着之字形朝邻近的战壕狂奔，跑到15米远时，他的双腿被MG机枪打的全是窟窿。他用双肘支撑着自己，一辆T-34朝他驶来，他试图拖着自己爬完这最后的距离。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聚集起全部的力量在这危急时刻做最后的努力。这名战友急中生智，他让那辆钢铁巨兽靠近，只有短短的几米距离了，他突然向旁边滚去。也许是因为他特别倒霉，也许是因为坦克驾驶员的警觉反应，坦克突然转了方向，履带把他的双腿压碎并卷了进去，机械系统把他卷到了内部，将他撕成了碎片。

让我们困惑的是，在突破穿越了我们的防线后，那些T-34坦克继续向前疾驶，而不是配合后面的步兵把我们包围起来予以歼灭。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通讯系统出了问题，或者就是对我们的抵抗能力估计过高。敌军的坦克轰隆隆向前，一直驶向我们的后方。我们赶紧准备好来对付面前的苏军步兵，他们已经冲近了我们的防线，但他们失去了坦克的保护。

狙击手——这是个让人既恨又怕的角色——如果被俘，肯定会被折磨至死。所以，在每一次开枪射击前，我都在想应该如何丢掉那支带着暴露真相的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如果所发生的情况需要我这样做的话，而且，我还为这支狙击步枪在一堆弹药箱间找好了藏身之处。苏军的第一股进攻波浪已经抵近了我们的战壕，我藏好狙击步枪，端起了MP-40冲锋枪。伴随随着一阵惊人的“乌拉”声，苏军攻进了我们的战壕，一场无情的白刃战爆发了。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我们开始了“狂欢”般的混战。步枪的枪托砸碎了一张脸；一串MP冲锋枪的子弹射进了某个人的肚子，把他打成了满身血污冒着热气的一堆肉；工兵铲的边缘劈进了一个人的肩膀；刺刀和匕首连划带捅……。临死前的哭泣、呻吟、尖叫，偶尔的手枪击发声，枪口的硝烟，汗水和鲜血，在这一切组成的背景下，我们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人性。

一个负了致命伤的俄国佬像一袋土豆那样跌下战壕，他的肋骨被他自己同志的刺刀捅断了，这一刀本来是刺向我的。刺刀插在这家伙的身上，他的那名同志试图拔出刺刀。我一把推开第一个俄国佬，抬起包着铁头的山地靴，对准第二个家伙的睾丸用尽全力踢去。碎裂声告诉我他的耻骨断裂了，这家伙惨叫着，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仰面倒下。我跳到他身上，用拇指卡住了他的气管。他的喉咙咯咯作响，眼球从眼窝中凸了出来。

就在这时，我的眼角瞥见一个黑影向我冲来，我本能地闪避，钢盔上被步枪枪托狠狠地砸了一下。稍稍有些震惊，我就势滚到一边，交叉着双手挡在面前，试图抵挡下一击。突然，一串MP冲锋枪子弹射进了他的后背，鲜血和肠子的碎段溅了我一身。我赶紧跳起来，原来是一名肾脏被苏军刺刀捅伤的猎兵救了我的命，带着可怕的痛楚，他待在那儿，像一根冻僵的盐柱。

步枪还在那个死去的苏军士兵手里，我一把夺了过去，用包着铁的枪托朝先前那名俄国佬脸上砸去——就是那个先前丢了刺刀的家伙。刚才还属于他的脸，现在鲜血四溅，给他致命的一击实在是个很容易的活儿。

在这场疯狂的屠杀中，时间、恐惧、怜悯，我失去了一切感觉。不久前，一枚手榴弹在我附近炸开，泥土溅了我一脸，当时我觉得自己的鼻子和颚骨被轻轻地打了一下。现在，双方的搏杀开始消退了，我这才尝到了鲜血的滋味，发觉自己的脸和脖子上全是粘糊糊的血。

少数德国士兵站在那里审视着这个中世纪般的战场，战场上遍布着呻吟、哭泣和死亡的士兵。“塞普，你负伤了，让我看看。”一个战友说道。我的右鼻孔撕裂了，一些细小的金属碎片钻进了我的下嘴唇，但现在可没时间去找军医治疗，伴随着一阵“乌拉”的叫声，第二股苏军步兵从远处逐渐逼近。我们当中，还能继续战斗的人寥寥无几，大伙儿聚拢过来，从倒下的那些战友身上收集了武器和弹药，然后我们退到了距离前线200米外的一处地堡里。出于谨慎，我把那支狙击步枪还是留在了它的藏身之处。

在接下来的混战中，我们成功地守住了地堡，但是另一组战友就没这么幸运了。有20名猎兵被敌军切断了退路，他们被迫在战壕里继续坚守。这些战士拼死抵抗，直到他们弹药告尽。有五名幸存的猎兵向敌人投降了，我们看见他们被敌人用枪托推搡着又踢又打地驱离了战壕。

（一群德军山地兵高举双手向苏军投降。苏德战场上，做俘虏的下场并不乐观，对双方而言都一样。）

前面提到的那十五辆俄国坦克，像梳子一样穿过我们的防线一直向前驶去，结果它们遇到了我军两门自行火炮和一门88毫米高炮（冰人注：这是德军对付坦克的杀手锏，用88毫米高射炮平射打坦克，威力极大）的伏击，落了个悲哀的结局。这就消除了我们身后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收到了来自连部的消息，两辆自行火炮将被派到前线来，等它们一到就立即展开反攻，尽可能久地牵制住这一地区的苏军部队。

战斗的双方都在重新集结自己的兵力。目前，我暂时拿起了一支不带瞄准镜的K-98步枪，但即便如此，偶尔我也会精确地打上几枪，主要是提醒俄国人，让他们别靠得太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做什么伪装。狙击手的目的是找到一个具有良好射界的藏身之处，并能从这个地方进行连续的射击，直到情况和目标或者是战线发生变化为止。

自行火炮花了一个小时姗姗来迟，反攻计划迅速被确定下来，于是我们爬出了地堡。八十名猎兵在自行火炮的掩护下，将试着重新夺回我们的前沿阵地。而这时的苏军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们没有及时加强那些遭受损失的部队。我们的反攻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这帮家伙撒腿就跑，很快就退回了他们原先的出发阵地。我在先前藏枪的那堆弹药箱中找到了自己的狙击步枪，完好无损。

进攻的刺激使自行火炮的指挥官确信，应该继续对苏军的阵地进攻。我端着狙击步枪，保持着快速而又准确的射击，专打级别较高的敌人，妨碍着他们聚集起来进行某种有效防御的努力。他们失去了坦克，又没有其他的重武器，苏军的防线开始逐渐崩溃。当他们向更远处撤退时，我试着给他们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我完全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倒在我的枪口下。

我找了个时机，到紧急救护站处理一下我的伤口。我的鼻子被缝了几针并打上了石膏，嘴唇里的金属碎片也被用磁铁吸了出来。这种小伤很难理直气壮地得到几天的疗养，所以，我一直待在前沿阵地。

我们的进攻直捣虎穴，非常果断，苏军的防线解体了。我被分派到一个只有12人的排里，我们的任务是清除敌军的阵地及其延伸。我们没有遇到抵抗，找到的要么是死尸要么就是重伤的敌军士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持着警惕，因为敌军的战壕里还有一些坚固的地下掩体，很有可能隐藏着伏兵。我们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着，走近了一间掩体，里面传出来咯咯的声响。一名猎兵用俄语高喊起来：里面的人把手举起来，赶紧出来！等了一下，见里面毫无反应，他端起MP-40冲锋枪对着里面打了一个点射。还是没有动静，但里面还是有咯咯声，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向前走去。

通过屋顶的一条缝隙，微弱的光线照进了房内。这名猎兵的脚还没伸进屋内就惊恐地大叫起来。我们看见了一个恐怖而又残忍的场面。先前我们看见的那五名在阵地里被俘的战友倒在地上，鲜血汩汩地流着。俄国人割断了他们的喉咙，他们不希望让我们注意到这些战俘的存在，所以故意没有用枪杀的方式。他们的双臂和双腿失控地颤抖着，双手在肮脏的泥土地上无助地抓挠着。他们已经没救了，但他们临死前的状态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像这样的经历绝对会让一个人在面对俄国人时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无情。问题不在于哪种杀人方式，也不是道德沦丧消失的问题，而是应该让那些特殊的敌人尝受这一切。至少对我来说，他们播下了对他们无比仇恨的种子，这帮家伙无一例外。我发誓，绝不饶恕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我有机会开枪射击！其实，这种绝不宽恕的现象双方都存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报复行为是合法的。

我的战友们对这些道理可不在乎，于是，一名被俘的苏军中士成了“谋杀五名德国士兵”这一行径的替罪羊，他是因为腿部负伤掉了队而被俘的。战友们要这个中士交待出苏军的阵地以及集结点的情况，还有苏军的进攻计划等等。这其实与他们毫无关系，而那个苏军中士显然对这些情报也知之甚少，这一切只不过是实施报复的借口而已。

不管他怎么回答，都无法使我们的中尉和他的“审问助理”感觉满意，他们甚至认为，对着他的脸狠狠地来几下也许会让他稍稍松口。即使这个家伙知道一切并愿意来个竹筒倒豆子，那也远远不够，另一个借口早已经找好了。残酷野蛮的审问升级了。最后，一名“审讯助理”决定，把火柴棒削尖后插进俘虏的手指甲里，这样就可以“让他开口”了，痛苦的惨叫声听起来似乎在怂恿着那些施虐者。终于，一名久经沙场的准尉及时出来制止了这场闹剧：“够了！你这家伙跟伊万一样坏！”说罢，他从皮套里拔出P08鲁格尔手枪，对准那名苏军中士的后脑开了一枪。现场一片沉默，这场闹剧般的审讯在最后终于醒悟过来。中尉对这位准尉“不尊重他的军衔”的做法并没有提出任何非议，这一枪好像也把他从恍惚中带了出来。

（被德军山地兵俘虏的苏军战俘，看起来他正奉命掏出口袋里的物品。）

然而，德军在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并未得到充分的补充，而苏军则可以在内地看似深不可测的储备兵源中征召士兵。1943年12月19日，苏军针对尼克波尔桥头堡展开了新的攻势。为此，苏军调集了十个整装师，同时还有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援，现在它们在天上可没有对手了。就像席卷而来的波浪一样，苏军的坦克和步兵无穷无尽地冲击着德军的防线，经过12天持续不断的厮杀，第三山地师几乎已经精疲力竭。在前线的某些地方，一个或者两个德军步兵被要求守住100米范围的防区，他们面临的压力来自对方50倍于己的兵力。即使是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也因为长期处在恐惧中而倍感压力。

（几名山地兵在战壕里快乐的一刻。）

1943年的最后两天，第144猎兵团的防线破裂了。面对这一极其危险的状况，团里的副官和军械官赶到最前线视察阵地，他们登上一辆摩托车，试图凝聚起大家团结一致的精神，并激励我们守住阵地。

我跟随着144团第七连，连续几天来抵挡住了敌军持续的进攻。我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阵地，偶尔用致命的子弹让苏军不得不采取隐蔽，这样也给了我的战友们喘息之机。出于某种奇迹，在铺天盖地的炮击轰炸下，我继续保持着毫发无损的记录，当然，我很清楚我军的伤亡率。但是，当一个人孤零零地或是只跟着一个战友待在战壕里时，情况就复杂了，由于通讯和补给线都已经中断，战壕里的人会突然感觉到恐慌。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惊慌失措的催化剂：缺乏弹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孤军奋战、与指挥所失去了联系、伤员得不到救治、看见其他的战壕已经被放弃等等。虽然我有在防区内自由活动的宝贵条件，但现在我再一次有了难以抗拒的冲动，想尽快逃离前线躲到相对安全的连指挥部去。

每当我跳进一处战壕，那里的守卫者都露出明显的如释重负。他们会唠唠叨叨地又是说又是问，例如“情况怎么样了”“你从哪里过来”“是否了解迫在眉睫的灾难”等等。我到了一处掩体，发现里面只有孤零零的一个MG机枪手。他的神经已经崩溃了，“塞普，带我跟你走吧”他绝望地恳求着，“他妈的，他们不会再为了伤兵到这里来了，我们也不会再得到弹药或口粮了！”

就在这时，我们听见了驶近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伸头一看，只见一名上尉把摩托车扔在一边，沿着之字形朝我们快速跑来。他到达时，隔壁战壕里的五个家伙刚好决定要丢下阵地逃到后方去。上尉先生马上意识到，如果不立即把这种状况扼杀在萌芽中，那肯定会带来一场雪崩，他从脖子上摘下MP-40冲锋枪，对着那几个家伙的头顶上方打了个点射，那几个逃兵站住了，他们盯着这位军官。看起来他们似乎吓坏了。突然，这帮人当中的一个举起手中的步枪开了一枪，子弹擦着上尉的身体飞了过去，作为回敬，上尉立刻用冲锋枪对准了这个反叛的家伙，把他套进了瞄准器。

“放下枪，回到战壕里去！你这个败类！”上尉高喊着。这些人恢复了理智，上尉压低了冲锋枪的枪口，但始终保持着警惕。就在他迈步向五个士兵走去时，苏军的迫击炮打响了，这迫使每个人都趴下身子隐蔽。在上尉进入空战壕之前，那几个士兵争先恐后地回到了战壕里。

十分钟后，带着满身尘土和疲劳，他到了我们的战壕里，就在这时，苏军的一阵迫击炮齐射呼啸着越过头顶。上尉和我，外加那名MG机枪手，三个人看着那串炮弹飞到不远处，落在地上炸开了，一时间泥土四溅。几秒种后，被炸飞的草片泥团噼里啪啦地落在我们四周。上尉流露着他坚强的自信，告诉了我们一些他所知道的事情，“伙计们，别做任何蠢事。只要坚持住，一切都在控制中。”他向我们保证着，随着更多的迫击炮弹越过头顶，他伏下头躲避着。

“俄国人不可能保持这种攻势。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用最模范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我们正在构建新的防线，很快情况就会好转。通讯线今天晚些时候会修好的。坚持下去就行，我就依靠你了。”说罢，他又向下一处战壕爬去，留给我们一盒巧克力，我们俩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半个小时后，我又换了一处阵地。

这件事情能让人看出军官到前线视察所产生的惊人效果。德军士兵守住了他们的阵地。一场潜在的灾难和致命的恐慌被避免了，前线保持着稳定。

（几个山地猎兵正在挖掘战壕，这种战壕的宽度绝对不是坦克能跨越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抵抗住压力，有许多来自野战医院的报告说明了自伤以及假装生病这些情况。对某些人来说，这可是一门“专业艺术”，只有极少数人能得以传授这项“秘密知识”的技术。我就发现，如果吃了妮维雅护肤霜（Nivea cream）就会出现与黄疸病相同的症状；如果是自伤，为了避免在手或脚的伤口边缘处留下火药的痕迹，那么开枪的时候就必须隔着一块黑面包；较大规模的进攻之前，或者是战斗压力持续时间较长，再或者是日常环境及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假装生病的现象就非常普遍了。甚至某些军官和军士也采用这些方式，这些较高军衔的家伙放弃了他们的职责，丢下前沿阵地不顾，抛弃了他们身处困境的下属。

苏军对于他们所遇到的激烈抵抗程度感到惊讶，于是最终放弃了这一无益的努力，并把他们的主力转移到东北方向去，在那里加强了攻势。德军的侦察部门对这些迹象已经有所警惕，这种客观的变化很快就被发现了。最后，144团第七连的幸存者可以撤到后方集结地区了，必须承认，上尉先生所言不虚，他所预测的新防线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一处临时安全所——地下暗堡里，我们带着一身的疲惫东倒西歪，这时，一名中士军医把大家从昏睡中叫醒。“伙计们，有好东西给你们！”他宣布着，然后他递给我们一些小玻璃瓶让我们逐一传看，瓶子里装着药片，外面有个标签写着“脱氧麻黄碱”（Pervitin）。这些是兴奋剂，能够抑制饥饿以及睡觉的欲望，增加精神耐力并能引发轻微的兴奋感。

那么，医生是怎么说的呢，“当你觉得疲惫不堪时，”他解释着，仿佛在面对50个人发表演讲：“只要来上一颗这种小药丸，你体内的马达就会运转得更好。不过，有一个善意的忠告——别过量，一旦过量就会让你睡着的，比你开口嘀咕一声还要快。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显然，这些药片的事情是优先要办的，只有等他把这些药片注意分发完毕，鼓动性的演说也结束后，他才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带进来的伤员身上。

昏昏沉沉地睡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都被摇醒了，然后让我们吃那些药片。后来，又给我们供应了热咖啡和两杯烈酒。半小时后，我们得到命令，跑步出发去抵挡苏军的进攻，在我们赶赴防线的路上，这几者的混合物开始发挥了作用，奇妙的是，它仿佛烧掉了我们心情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步兵师的兄弟们迫切需要支援，所以，144团第七连将提供增援。唯一的事情是，这意味着在我们面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