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狙击004：从尼克波尔撤退

随着天气变暖，地面开始解冻，我们不得不经常在没膝深的沼泽地里开出一条路。靴子和袜子都湿透了，还带着厚厚一层沉重的泥浆。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我们机械地前进着。在路上遇见站在那儿就睡着的战友并不罕见，然后，我们就会拉着他的手拖着他前进，几分钟后他就会彻底清醒过来，并大吃一惊，什么也记不起了。

在这次行军中，所需要的巨大努力前所未有，这几乎打败了“脱氧麻黄碱”药片。我背着狙击步枪，枪上包裹缠绕着厚厚的帐篷布，以防止泥浆弄脏枪支。我的MP-40挂在胸前。为了避免打瞌睡，我养成了一边走一边咀嚼饼干的习惯——我的饼干储备是我用配给的香烟跟别人换来的。

苏军调动的背后意图，远不是变换攻击重点这么简单。他们的行动在1944年1月30日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楔子插进了德军的防线，在第聂伯河的拐弯处——巴萨乌鲁克（Basawluk）河口，对两侧的德国军队形成了威胁。与往常一样，OKH（陆军总司令部）又一次延误了，当他们下达紧急命令缩短防线时，已经太迟了。我们的部队想要得以保存，只能期盼苏军指挥员的无能了，在这危机时刻，与其撤离关键地区以作休整重组，还不如对第聂伯河弯处发起大规模的突击。所以，运气比判断更加重要，于是，OKH按这种方式成功地安排了部队，当苏军的进攻来临时，就有足够的力量抵挡住他们。为了支持这一计划，我们必须开出一条道路通过沼泽。

（二战中非常著名的的一张照片，一名德军士兵抬起身高举手榴弹准备投掷。这张照片作秀的意味颇浓。但无论如何它能体现出战争初期德军势不可挡的劲头，但到了后期，尤其是本书叙述的1944年，德军的实力已经江河日下，再大的勇敢再多的顽强都是回天无力，只能为第三帝国多拖些临终前的日子而已。）

身上的冬季作战服已经湿透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着饥饿和疲惫，我们像鬼魂一样机械地向前走着，唯一的动力仅仅是个人的生存欲望。不停地行军，没有暂停休息。这时我却病倒了，持续的体温过低再加上饮用了弹坑里的污水导致了严重的胃肠炎。一位营长在巡视中发现我扭曲得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躲在隐蔽的角落处瑟瑟发抖。

麦克斯·克劳斯上尉是一名黑发的年轻军官，体型偏瘦，在尼克波尔桥头堡，他接替了全营的指挥工作。他当初是带着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信念，自告奋勇地要求从拉普兰调到俄国前线，因为这里是最迫切需要士兵的地方。克劳斯上尉深受国家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浸淫，他相信，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应该努力做好。另外，在外表上也体现了他的信念，一级铁十字勋章佩戴在他制服的左胸袋处，铁十字勋章旁边佩带着一枚红白相间的菱形徽章，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标记，另一侧的口袋处戴着一枚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但他却不是一个盲目的党的忠实信徒，正相反，他是一名坚定而又勇敢的战士。

看见我可怜的样子，他马上要求陪同他巡视的连长作出解释。连长告诉他我是一名狙击手，我干出的成绩谁都知道。“我们需要每一个专业人才，我们必须让他恢复过来！”克劳斯上尉坚定地表示：“他是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个狙击手，我们不能再失去他了。”说完，他命令我立即跟着传令兵到营指挥所报道。“告诉他们好好照看你”他跟着又补充了一句，然后，克劳斯上尉转向其他军官，“我希望您没有异议，中尉先生。”后者耸了耸他的肩膀。

我颤抖着爬起身，拖着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路程大约有一公里，一路上我在路边方便了好多次，最后终于到达了营部，在传令兵的掩体内，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了，我爬上他的床呻吟着说道：“营长说了，让你照顾我，让我们开始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有条新裤子。”

“当然没问题！艾勒伯格小姐，医生马上就会来给你粉嫩的小屁股搽粉的。”病情确诊了，尽管如此，但他们真的在照看我，提供给我不放牛奶的茶水，还有一种防治腹泻超级有效的药物，叫做杜冷丁（Dolantin）。这是一种抗痉挛的止痛药，在1939年时由赫希斯特发展的，专门用于伤口止痛。1940年初，化学家赫希斯特成功地把这种药的效力提升了20倍。新的药物取名为“美沙酮”（Polamidon）。在1944年，德国大约生产了650吨止痛药。

杜冷丁，卧床休息，再加上适当的营养，这让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传令兵对我的看护照顾非常慷慨大度，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营长偶尔会来看望我，他询问我的病情，在交谈中，我们发现彼此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完全一致。一天，我恢复了活动能力，尽管膝盖处还有些发颤。克劳斯上尉对我说：“现在是派你回去的时候了。正好有四名新来的军士，我把他们派到你们连，我觉得你刚好可以告诉他们你所知道的一切。我的司机会带你回去的。”

15分钟后，我坐进了一部Kübelwagen（冰人注：德军的一种军用车，有点像吉普车，一般把它叫做桶车），沿着泥浆四溅的道路向我们连驶去。我们开出去还不到三分钟，汽车的左前轮就碾上了地雷。方向盘被震得脱出了驾驶员的掌握，汽车猛地转向了左侧。我听见一声大叫“糟糕！”然后就看见自己飞到了空中，驾驶员在我旁边，我们俩掉进了路边的沼泽地里。那辆汽车翻倒在一边，一个车轮没了。我们俩谁都没敢动，依旧趴在地上。“这件狗屁事肯定是我们的人干的。”司机说着：“昨天这里还没有地雷，而且俄国佬好多天没到这里来了。你受伤了吗？”除了几处擦伤外，我毫发无损，我又一次逃脱了。我们俩趴在地上，手脚并用，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着，最后，我们用这种方式返回了汽车。

（上图就是一辆典型的大众“桶式车”。这种车看起来似乎和美制吉普差不多，但据说德军军官非常愿意通过缴获得到一辆吉普，在东线更是如此。）

就在我们讨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做时，看见一队工兵走近，“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干什么？”一名下士叫嚷着：“谁允许你们引爆我们细心安置的地雷的？”他们善意的讥讽并没能安抚我们。

“你这个混蛋，你应该把你埋地雷的地方告诉大家！”司机反驳着。

“是的，可现在你知道了。”对方回应着：“如果你再继续无理，那我们只能把你们丢在这儿了。不过我建议你们两位先生还是跟在我们后面一起走吧。”这位下士说完，潇洒地率先走开了。

“这辆汽车放在这里不会自己跑掉的，所以我们还是跟着他们走吧。”司机低声嘟囔着。通往连队的道路被封闭了，于是我们很快返回营部报告情况。结果是营长克劳斯上尉让我接受他的直接指挥，并安排我和传令兵住在一起。传令兵每天早晨都要刮胡子修面（这一习惯我曾试着观察了一段时间），住的地方也远离火线，每天穿着干净的制服，吃饭也很定时，所以我认为，与回到连队的战壕相比，现在的条件是个极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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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不遗余力。在战场上，我们想按照某些规则作战，这样就可以避免非法的暴行。我们也曾试着说服俄国人，但却不太成功：俄国人从一开始就设置好了基本规则，以此来报复我们最初取得胜利时带给他们的暴行。但是，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们面对平民百姓所表现出的那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兽性，不仅仅是对敌人和中立者，对俄国老百姓也是一样。

尽管敌军的轰炸很猛烈，但我们还是从第112炮兵团调了两个急需的炮兵连，成功地用火车把他们送到了尼克波尔桥头堡。那里有被包围的直接危险，已经决定从那里把重伤员全部撤出来。结果只有一个火车头完好地驶入那里，而等它向西返回时，将会拖着整整一列救护列车，这列火车由牲畜运输车厢组成，列车两侧的门板上涂着白色衬底的红十字标记。

那天早晨，我加入了一个排出发去我们的新阵地，这条路线刚好经过火车站的货场。数以百计的伤员，很多人只用最少的战地包扎覆盖着可怕的伤口，他们围着火车车厢躺在那里。还有数百具尸体以及可怕的残肢断臂者，这一切让我们极为震惊。当看到我们时，那些垂死者的眼中又出现了希望，许多人提出同样的恳求：“不要让伊万们接近，一直到火车开得没影儿……”这些话语深深触动了几个猎兵的心，点燃了他们内在动力的火花塞，他们答应一定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苏军已经冲到距离货场不到1500米的地方。当我们离开该地区时遭到了敌军的袭击：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的抵抗仅仅是一种战术拖延罢了。与此同时，伤兵列车试着离开车站，但苏军立即调整了他们的炮击重点，转而轰击这列火车，几分钟后，空中的苏军战斗机也对着该列车扫射投弹。装载着医护人员的车厢第一个被直接命中，除了两名军医，其他人无一幸免。剧烈的爆炸使火车出了轨，车厢以古怪的角度相互撞击着挤成了一堆，向四面八方喷吐出伤员。这场灾难实在太严重了，只有少数幸存者，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全部遇难。

（在阵地上据守的德军士兵。战场的残酷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你是否还活着！）

我们坚守着前沿阵地直到第二天早晨，而我们的撤退路线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可怕的地方。死者悬挂在损坏的车厢上，四肢古怪地错了位。胳膊和腿七零八落地撒了一地，绷带在风中飘摆着。出于恐慌，大多数伤员试图手脚并用地爬到安全的地方，但绝大多数人的体力并不足以支撑这种努力，他们的伤口再次迸裂，要么死于血流不止，要么死于内循环系统崩溃。整个杀戮场尸横遍野，其半径从损坏的列车开始，超过了300米。少数医护人员竭尽全力做完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当我们走近时，他们再次浮现了希望：50名德国步兵，其中有一半的人自己也需要得到适当的治疗。苏军紧跟在我们身后，不要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到达这里。我们制作了一些临时担架并商量好进行残酷的挑选工作，挑选出那些还能走路的或者经过担架行军确实还能生存下来的伤兵。其他的伤员我们只能把他们丢下了。在24小时前，我们对伤病员还抱有某种程度的羡慕，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已经脱险了，而且可以回家了，但现在，战争又把他们抓了回来，重新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并交给他们为生存而战的任务，如果他们确实想继续活下去的话。

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所有人本能地向枪响处望去，一名猎兵，手里握着鲁格尔P08，站在一名伤兵的身边。我快步走过去并问他：“你他妈在搞什么？”他一边抽泣着一边跪下了双膝，好几分钟后他镇定下来并回答了我们的疑问。我看着地上的尸体，这是他的朋友兼邻居，双腿已经被锯掉，残肢撕裂并流着血，上身布满了碎弹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负了这样的伤，他居然还活了这么久。他知道自己会被丢下然后会落入俄国佬的手里。当这两个朋友相见时，他恳求对方，出于友谊给他一颗子弹，彻底结束他的苦难。他的请求非常激烈，作为朋友只得满足了他。这种事情绝对违背相关的法规。当我们艰难地离开这个可怕的场所时，我们希望那些俄国人——等他们到达时，能照顾那些伤员，或者至少能迅速解除他们的痛苦。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期盼，俄国人经常折磨那些伤兵，当时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更加仁慈的方式对待那些我们不得不留下的伤兵呢？

我准备好自己的狙击步枪，现在，我在队伍后方大约500米处殿后。当我觉察到身后不远处有苏军的攻击部队时，我们的队伍才走了不到30分钟。我隐蔽在矮树丛中，把狙击步枪的枪管架在树木的分叉上。灌木丛阻碍了我的射界，这些灌木丛会被俄国人熟练地用作掩护。常规、直觉以及面对这种情况产生的感知，对一个天生的猎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得到了回报。

在150米开外，我发现了苏军小分队的排长，于是用瞄准镜上的十字线对准了他的胸部，看着他穿过茂密的植被。时机到了！隔了一秒钟他暴露在灌木丛之间，我扣动了扳机并看着子弹猛烈地撞击着他，把他打倒在灌木丛里。他的部下非常聪明，立即明白遇到了狙击手，他们马上朝着四面八方开火以作掩护。我又开了两枪，但没有什么确切的结果，虽然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对方的军用水壶并迫使对方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一直趴在地上，这为我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等我赶上自己的队伍并告诉大家自己所做的一切后，一些步枪手自愿跟我一起，留在后面殿后保护前队。出乎我意料的是，一直到晚上，我们这支队伍始终未被敌军发现。晚上，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另一个猎兵营，这让我们的实力大大加强了，很快又接到命令，让我们就地转入防御，尽可能持久地抵挡住苏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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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狙击手，我是通过他的名气知道的，名叫约瑟夫·罗斯。他来自纽伦堡，和我同龄，是自愿加入山地猎兵的，他用一支缴获的苏军步枪自学苦练——就和我做的一样，最后成为了一名狙击手。我从另一个营里找到了他，从一开始我们俩就得到了慷慨的支持。营长非常清楚，如果在防御战中把狙击手结合起来，将会发挥多大的作用，于是他同意让我们放开手干。当其他的步兵挖掘战壕时，我和约瑟夫联合起来仔细侦察了地形，然后坐下来研究战斗计划。我们俩一致认为，两个特等射手合在一起的力量要比各自单打独斗强得多。

（一名德军狙击手正在检查着自己的武器，他的全身打扮和色彩似乎很适合从事狙击任务。）

接连三天，气候一直很干燥，温度稍稍高于零点。第二天早晨八点左右，一声枪响，子弹飞进了那些挖掘战壕的士兵当中，一名士兵尖叫着倒下了。有如电光火石一般，其他人一下子全趴在地上了，只有一个人稍稍犹豫了一下，他考虑着是否应该救救倒在地上的战友。就在这一霎那，一发子弹从他左耳后的头骨处射入，从右眼穿出，留下了一个拳头大的洞。这时，有人喊道：“小心！狙击手！”前哨阵地的MG机枪手立刻对着推测的狙击手大致方向猛扫起来，但显然没什么效果。

当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到营部报告这一情况时，我和约瑟夫正在商量相应的准备工作。营长听完传令兵的报告后抬起头来：“好吧，猎兵，你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去解决这个问题。”伴随着一路小跑，小心翼翼地隐蔽掩护着，我们跟着传令兵赶到了新挖的战壕里，一名中士详细地介绍了情况。战壕顶端是一处浅浅的坑道，一直伸到一片灌木丛之间，形成了一处巧妙的隐蔽观察所。从这个位置，我们俩仔细观察着对方狙击手可能藏身的所在，但却未能确定一个准确的位置，虽然其中有一个地点特别值得怀疑，因为这个位置的角度与我们两名战友被射倒的位置非常吻合。

我们继续观察着，徒劳地浪费了几个小时。约瑟夫说对面的阵地看起来没有更加理想的。中午时刻，当一个空的罐头盒装满了排泄物被扔出战壕胸墙时，第三名猎兵成了苏军狙击手的牺牲品。可是，他比前两个遇难的战友稍稍幸运，子弹击中了他钢盔的边缘发生了偏向，只在他的上臂开了个大口子。与往常的做法相反，苏军狙击手这次没有使用开花弹。就在那一刻，我和约瑟夫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敌军的阵地，我们俩同时注意到，高高的草丛在射击冲击波的压力下，向下短暂地波动了一下。

我们不得不钦佩对手的足智多谋，这家伙修建了一个巧妙的巢穴：他必须沿着贴背高度的坑道往里爬。现在的问题是，他会因为足够的经验而放弃现有的隐蔽阵地呢，还是会继续留在原处？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已经有三名战友被他从大致相同的方向射倒了。我们不得不让他继续表演，于是决定使用诱饵。约瑟夫沿着战壕到50米开外，而我则继续留在观察哨这里：我们俩必须瞄准草动的地方同时射击。一个稻草人穿着迷彩外套，带着山地军帽，已经准备好了，偷偷摸摸进入阵地的约瑟夫把稻草人交给了中途遇到的一名步兵，并安排他在10分钟后小心地举起来，直到稻草人的帽子刚刚露出战壕的胸墙就行了。

（透过苏制PU瞄准镜看见的情景。苏联在二战前得到了德国制镜技术，二战后又得到了蔡司等技术，所以苏联的光学镜片工艺在世界上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我们的两支步枪牢牢地瞄准了推测出的苏军狙击手的藏身之处，等待着稻草人的亮相。当它升起时，俄国人犯了他的致命错误。他有些过于自信了，这就是要了他命的原因。很明显，他已经不再考虑这是否是诱饵的问题，于是，他从不变的位置开火了。他的枪声一响，我们立即予以了回应，我们俩都用了一发缴获来的宝贵的开花弹。然后，我通过瞄准镜观看着接下来的一场戏：一阵乱哄哄的忙乱后，某个沉重的东西被拖走了。一个苏军观测员不知死活地站起身，用望远镜观察着我们的阵地。两发子弹同时钻进他的脑袋，它就像一个熟透的南瓜那样炸开了，他的望远镜落在胸前并未损坏。现在该轮到俄国人龟缩回他们的战壕里了，这就可以让我们的战友继续挖掘战壕了。

在我们阵地前有一处分叉，沿着不同的距离走，就能到达一处浅浅的通讯壕沟，连接着两个机枪巢。约瑟夫和我挖掘了六个伪装得非常好的隐蔽处，三个一组，最前面的一处位于机枪阵地之间。这样就能让我们覆盖整个阵地前的无人地带，从任何一个隐蔽处射击，没有一处目标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的计划是，保持致命的交叉火力，等敌军抵近到100米时，我们再换为向前直接射击。沿着每个分叉向前的更远处，都有两个以上的阵地可以转到后方，这是为了应付一旦我们被对方发现这样的偶发事件。这一策略的建立，为我们营连着两天成功地抵挡住苏军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期间，我们疏散了伤员，包括那些伤兵列车上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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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波尔桥头堡所受的压力很快就变得无法抵挡，一个新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威胁。合并后的营将重新分开各自重组，约瑟夫和我握手告别，双方都表示希望能在将来更加愉快的情况下再次相见。我们俩的合作证明，如果身边有一个专家级的观测员，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巴尔杜因·莫塞尔死后我就发誓要单独工作，但我确实看到团队的优势所在。实际上，我已经成功地说服了连长，他同意等我考虑成熟后，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给我招募一位有经验的帮手。

我们的两个团为了避免被敌军合围，各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144山地猎兵团得到的任务是，发起牵制性的袭击，其目的是为了保证重要的十字路口的开放，使其能为我们撤退中的部队所用。我们的兵力严重不足，但我们保持了战线的完整无缺，这近乎于奇迹，甚至我们还能偶尔发起反击，这就让人对我们的实力产生某种错误的印象。我们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却继续存在于被削弱的团里，我们从未得到过保证，所有的连队都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1944年2月12日，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我们得到了命令，撤离尼克波尔桥头堡。现在，我们团已经有太久没有得到过相应的补给了，我们完全缺乏重武器，每个步兵最多只有十发子弹。由于我们还在敌军的持续压力之下，所以形势极为严峻，几名狙击手被号召起来担任“炮兵”的角色。我们这些狙击手成了防御上绝望的最后一道战线，最后的希望就是能把苏军挡在一定距离外。每个人都被动员起来，收集所有能用的苏军步枪子弹。

第三山地师拼死奋战，在付出了重大损失后，杀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了位于因古列茨河（Ingulez）的新阵地。我们得到了严冬的帮助，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在这种气候下组织战斗是没有可能的，但丝毫不能减轻我们部队的虚弱状态。我们带着冷漠，蹒跚地走过广袤的大草原，冰晶体像针一样保持着它刺人的功能。温度计上显示的是摄氏零下50度。谁要是停下不动或是筋疲力尽地摔倒，那么要不了几分钟，他就会得上致命的冻伤。我们的山地靴靴底钉着平头钉子，这倒成了传递严寒的一个管道：如果某人的脚底出汗，那么袜子就会把他的皮肤冻结在靴底上，然后他就只能在地上爬行了。医护人员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液体药物都被冻结在瓶子里，虽然为了应付最糟糕的情况，他们总是把一些装有吗啡的安瓿瓶放在自己的嘴里，这样就可以保证随时可用。伤口在这种严寒下会立即冻结，然后变成坏疽。如果在行军路上发现了苏军士兵冻僵的尸体，那么由谁来占有他的衣物就成了问题，往往会因此引发打斗。一个人如果拥有雪地帽或者毛皮靴子，那么他就是个快乐的富翁。

全营官兵冷酷无情地向前奋进着。有时候，我停下来喘口气，马上就会收到继续前进的“鼓励”——往往是后面的飞起一脚踢来，或者就是来自枪托的“关照”，当有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偿还这种“鼓励”。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死于严寒或是精疲力竭，减员不断地削弱着我们的战斗力量。我们拖着伤员跟着队伍一起前进，只要这个伤员还有生存的希望，否则就只能把他遗弃了，把他们跟无法继续前进的骡子放在一起，骡子们的燕麦饲料很早以前就消耗完了。我们的武器被冻住，根本无法使用。极度的严寒使钢铁收缩，枪膛往往会被卡住。昂贵而又精密的仪器——这曾经是德国武器制造商的标记，现在却成了一个祸害：苏联的武器具有更大的公差，但在这种最低的温度下却能正常使用。要想在坚硬如石的地面上挖掘战壕是不可能的。为了生存，在本能的驱使下，我们硬拖着自己在暴风雪肆虐的时候穿越了无情的大草原。饥饿和疲劳导致了麻木，我摇摇晃晃地走过没膝深的积雪，狙击步枪背在我身后，上面包裹着厚厚的毛毯以作保护。在我的制服外，我穿着一件带衬垫的迷彩外套，一个大大的风帽盖着我的头和脸。

过了一会儿，穿过深不可测的灰色风暴，眼前出现了一所被烧毁的农舍的影子，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干草堆。现在，寒冷已经让人无法忍受。正当我向那里走去时，地面突然中断了，我叫了一声就跌入了一条步兵战壕里。一名守卫者依然待在战壕里，僵硬得像块木板，他的脸上还带着被冻僵的一丝微笑。我像个甲虫那样，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农舍就在30米开外，突然间，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们迅速散开。我的四肢冻得厉害，没办法把步枪摘下来：所有的转身动作都被证明无能为力。我们毫无防卫能力。俄国人说话的只言片语随着风传过来。太可怕了！我们等待着MG机枪的怒吼，这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没顶之灾的。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时间就在这可怕的不确定状态中一分一秒地度过，直到事态明确为止：俄国人被雪困住了，他们也无法战斗！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后撤了。夜色降临时，风暴更加剧烈了。现在，是否躲在遮掩物下就代表着生与死的不同。于是我们偷偷地向那个巨大的干草堆爬去，这是这里唯一能抵御大自然狂暴的足够大足够宽的掩护。我们到了那儿，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处遮风挡雨的掩蔽处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爬完了最后几米，一头钻进了温暖的稻草堆里。我们抛开了一切关于自我保护或安全的规则条例，像一群小猪仔那样在草堆里挤成一团。在这两天两夜里，风暴毫无节制地肆虐放纵着，我们停止了一切战斗行动，这个干草堆是生存的唯一机会，对俄国人来说也是一样。双方根本无法厮杀，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分享这个巨大的干草堆，中间的一条分界线划出了各自的区域。

1944年2月20日早晨，风暴减弱了，这时我们的武器又能使用了。于是我们提心吊胆地侦察了一下这个干草堆，小心翼翼地查看俄国人的动静。看来，他们认为小心谨慎就是最大的勇敢，于是俄国人在夜间已经离开了。一个三人巡逻小队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检查了旁边的农舍，他们放心地回来了——现在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农舍了。

不久之后，我们又恢复了无休止的长途跋涉，通往因古列茨新战线的道路就是一片异常寂静的积雪“沙漠”。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几乎濒临崩溃，终于，我们跌跌撞撞地到达了一个村落的废墟，万幸的是，这里是由我们的部队把守着的，我们团得到了弹药、衣服、毛毯和食物。现在，我可是属于营部工作人员，沉湎于军官才能享用的“高级”膳宿，屋内还配有烤炉。

当营长克劳斯上尉从团部召开的情况通报会回来时，我正蜷缩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打瞌睡呢。刚从外面进来的上尉冷得发抖，于是他蹲在火焰熊熊的暖炉前烤火，随后他又把湿透的靴子伸进温暖处。肯定有一种轻松的愉悦感爬遍了他全身，于是他靠着墙很快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当我碰巧朝他那里扫了一眼时，我注意到他的靴子冒烟了。过了一下，他大叫着跳了起来：“糟糕，太热了！”然后开始在房间里跳来跳去。他试图把自己的靴子脱下来，虽然有传令兵帮着他，可还是没能成功。湿透的皮革在火烤后干的太快了，结果——收缩了，紧紧地裹着他的双脚。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让克劳斯上尉坐下来，再端来一盆冷水，请他把脚放进盆里，然后就要等皮革变软和扩张了。随着在集会上大家明显的笑容看，这场危机终于结束了。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分发新的军装制服后，克劳斯上尉用他的皮靴换了一副毛皮衬里。

（一名苏军狙击手，手持莫辛纳甘步枪正在瞄准。其实，苏军的狙击手除了我们常见的单打独斗，还有成建制的狙击排狙击连甚至狙击营等，下文会介绍到。其实这种“狙击手”已经不能称之为狙击手，而更靠近特等射手、神枪手等等。）

1944年2月25日，苏军再次发起了攻击，但立即被刚参战的山地炮兵团的炮火击退。与此同时，步兵们继续后撤到因古列茨，那儿的新防线已经建好。就像过去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一次又被搞糟了。尽管战场上的军官们针对战略和战术的情况做出了正确的计划安排，OKH却插手进来，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所有的——哪怕是完全没必要的——阵地！其结果就是造成人员和物资上更为沉重的损失，这两者都是目前难以弥补的。对后勤部门来说，再也不可能弥补在这条战线上被消耗掉的巨大资源了，尽管我们的运输线已经日益缩短。军事行动逐渐变成了混乱的厮杀和撤退，现在的口令是“sauve qui peut ——溃散！。”

因古列茨防线就等着一场大灾难，缩短防线的请求被拒绝了，部队必要的整顿重组要求也被粗率地丢在一边。一条过度延伸而且破破烂烂的防线就这样等着苏军的进攻，这种攻势将越来越巨大。一些具有高昂士气和丰富战斗经验的师和团——例如第三山地师——承担着战区指挥官们的期望。他们被反复投入复杂的战局中，他们的肩上被赋予防止战线出现大缺口以及可怕的包围圈这样的责任。他们毫无行动安全，即使调到后方也是临时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