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啸鸣：收入来自交易 而非分配

邹啸鸣 供职于江西师范大学

也许，居民可以指望“再分配”，但我们的“再分配”的原则是严格按照掌握公权力的多寡进行“分配”的。无论是养老保障体系还是医疗保障体系都是如此。即使现在将“再分配”的覆盖面在逐步扩大，但依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原则。

今年以来，有个流行的话题，那就是政府打算“调整收入分配”。媒体上议论纷纷，一会儿说要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一会儿说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前两天第一财经日报则刊登了王莹的文章：《收入分配主角应是政府》。而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发表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进行了专访文章，题为《人保部工资所所长： 我国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文章。

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说“收入分配的主角是政府”，别人会以为你是计划经济论者。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国家，承认人们的收入有不平等现象。经济学上一般用洛伦茨曲线来反映收入在家庭间分布的差异格局，但那里的穷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贫穷是因为政府的“分配”导致的结果。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1、将注意力放到形成这种差异格局的决定因素上。2、政府的努力方向在于改善居民的获得收入的能力上。3、他们认为形成家庭收入的主角应是市场。

人保部苏所长认为，我国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是“行业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这让我想到了前几天我们本科生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个同学的观点正是如此。因此他的结论就是政府应该加强收入分配的调控。我问他的问题就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没有这三种原因导致的差距？他回答说“没有”；我再追问它：他们没有这种差距的原因，到底是政府调控了，还是没有调控导致的结果？他懵了。

客观地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些东西部差距及行业差距。但这根本不足以形成民怨和民愤。因为这种差距的产生，要么是居民自我奋斗的结果，要么是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没有人会因此责怪政府。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收入来自交易，而非“分配”。

但我国形成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责任在政府。我国的反垄断法并不“剑指”国企垄断。它对国企是典型的选择性失明。产品市场和资源市场及行政手段形成的垄断，对投资者而言是一种进入资格歧视，他们的工资水平畸高，并非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高。更糟糕的是，它会倒过来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同样垄断——你能进入该行业就业吗？这取决于你的父母是否掌握了公权力。这对父母缺乏公权力的年轻人而言，是一种严重的资格歧视。比美国的种族歧视更严重。

那么，苏所长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有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需要国有垄断经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竞争性领域仍然有国有企业暂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国有企业普遍得到政府关照，也是难免的”。这就是说他并不是建议“用竞争打破垄断”。而是建议将垄断国企获得的超额利润上缴。这种建议令人匪夷所思。国务院刚通过的“新非公三十六条”看来在他那里没发生有意义的作用。

其实，苏所长所选择性失明的地方还在于：他漏掉了城乡差距产生的原因，漏掉了官员们灰色收入形成的差距。他给大家画了一个饼：“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暂且不讨论他的这个饼用什么材料做，资金从何而来，就问他一个问题：没有“人均工资”的农民何以达到这个目标？失业者何以达到这个目标？他也会立刻就懵。

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我认为责任仍然是政府干预太多。农村的土地号称“集体所有”，但农民并没有真正的处置权。土地被严格限制用途，农村的宅基地不允许城市居民购买，这都严重阻碍了城市的资本进入农村投资。逼迫农民只好进城务工，只好去沿海打工。对农村的种种限制，就是妨碍人们通过自由交易产生收入，但这种交易权被政府严格垄断，这种收益权也就被政府严格垄断。

很多人指责中国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比如某知名代工企业，当前舆论总是在炮轰它是“血汗工厂”。无非是指责它工资水平不高，而劳动强度很高，劳动时间很长。但这种炮轰无法解释：为何它的招工门前总是排起长龙？难道去哪里找工作的人都不知道它是“血汗工厂”吗？

我的解释是：它门口排起的找工作的长龙，才是导致工人不敢要求更高工资的真正压力。更深刻的说，正是因为广泛存在“血汗农村”，才使“血汗工厂”显得是一种明显的改善。倒过来说，我认为是某知名代工企业这样的工厂还太少太少，逼的人们只能从全国各地蜂拥到沿海地区才能找到这样的“血汗工厂”。实际上，沿海各城市地方 政府的“压地价，降税费”等措施，才导致某知名代工企业等企业到沿海生根落户。某知名代工企业一个工厂就安排就业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数量。

最关键的是，某知名代工企业这种非垄断国企总是处于高度竞争状态，而且它无法设置其他眼红他的利润的企业家进入该行业与之竞争的门槛，对普通公民而言，他是最没有就业歧视的工厂。在这里，人们清楚自己的收入来自交易，工人们获得收入，无需感谢谁，这是自己付出努力的回报。

实际上中国并不缺钱，我们的商业银行有50万亿的存款总额，每年还从海外吸引巨量的直接投资。同时我们的政府还拥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相对于海量的待就业人口而言，我们的私人投资还是严重匮乏。储蓄之所以难以转化为投资，以吸引就业，就是因为严重的行业垄断及自由交易权利的限制。

也许，居民可以指望“再分配”，再分配的主体总是政府吧。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居民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并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地上的奶牛。他们提供再分配的资金，仍然来自居民的税收。而税收来自居民的频繁的交易。

值得重视的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原则。我们的“再分配”的原则是严格按照掌握公权力的多寡进行“分配”的。无论是养老保障体系还是医疗保障体系都是如此。即使现在将“再分配”的覆盖面在逐步扩大，但依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原则。

只有“公家人”的收入，才来自“分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他们的确应该感谢政府。但代价是“非公家人”的收入占比下降。这种局面急需改变。而改变的途径就在于对公权力的有效限制，不让他们的“看得见的手”到处乱伸。就在于将资源的产权更清晰地界定到公民，让公民自由地进行交易和投资。垄断就是罪过，必须无条件打破。政府提供“再分配”的原则应该改革，分蛋糕的人应该最后拿蛋糕才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