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新论】收入分配不公加剧经济非均衡发展|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

★我国政府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与对策
从横向的角度看，政府系统内水平机构的增加和行政职能的分割，使得政府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极大地增加了协调成本。职权关系复杂，加上权责不明，往往导致多个政府部门插手同一事情或管理同一对象，或者根据自身利益而刻意忽视经济改革过程中衍生的社会问题。【详细】
——于立生《学习时报》撰文指出
★任建明：朝着公开透明的方向改进申报制度
基于完整科学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要求，我国的申报制度还需要不断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予以发展和完善。发展和完善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制度的完整性上还需要下大力气。我国的申报制度目前主要发展到申报环节，后续的公开、监督和问责环节还比较弱，需要大力强化。【详细】
——任建明《学习时报》撰文指出
★张全景：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善于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和组织部门的优良传统。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着大量关于学习的论述和典型事例，还有数不尽赞颂学习的诗词歌赋。《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就是“传不习乎”。我们党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发展、壮大起来的。【详细】
——张全景《红旗文稿》撰文指出
★对邓小平干部年轻化思想的几点认识
对于干部年轻化问题，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论断，即“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这一论断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必须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首先，干部年轻化与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一个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缺一不可的整体，不能孤立地看待年轻化。邓小平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详细】
——韩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撰文指出
★“裸官”若公示，监督更有力
监管“裸官”只是手段，遏制腐败才是最终的目的。对“裸官”加强管理，只是“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一个重要部分。要防止腐败问题的出现，官员们的其他报告事项无疑也应得到落实，譬如官员财产申报等。在谈到官员财产申报时，全国人大代表任建明认为，一个完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具备“申报对象、申报、公开、监督、问责”等5个环节。【详细】
——刘义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状况。第一，从全国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２０００年以来，基尼系数在不断提高，２０００年是０．４１２，到２００８年达到０．４５８，２０１０年上半年据估计是０．４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现在可能已经接近０．５了。【详细】
——王曙光  王丹莉《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
★李稻葵：我国经济增速未来十年仍能保持9%
目前官方公布的我国城市化率是46.6%，这个数据远远低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大致要低1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落后的数字，也是一个潜力的数字。在上海，在北京，我们体会不到城市化的加速态势。但去重庆、成都、南宁看一看，你会发现城市化在加速。城市化会带来新一轮的消费和建设，会带来新一轮的行为的变化。【详细】
——李稻葵《人民日报》撰文指出
★厉以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需破除认识误区
这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因为农村家庭承包制是在维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行的。结果，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滞后，增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为此必须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详细】
——厉以宁《北京日报》撰文指出
★“中国经济责任论”的要害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人士在看待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往往事先就有一个基本的限定：既不能让中国去重新构建一套秩序，更要防止中国破坏现有的体系。而最佳的应对之策就是，让中国为维护现有的体系承担更多责任。如果中国不这样做，那就是“不负责任”。“中国经济责任论”的要害就在于，西方一些人士想用责任来“套”住中国。【详细】
——丁刚《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
★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影响分析
西方世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攻击的靶子，无疑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再次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推托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形成、发展以及应对危机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迫使中国为金融危机埋单。【详细】
——范德胜《红旗文稿》撰文指出
★龚维斌：怎样拓宽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
教育改变人们身份地位的作用不如改革开放初期那么迅速有效，一些农民和普通工人子女大学毕业后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人力资本改变命运的作用短期内难以显现。城市中的 “蚁族”大学毕业生满怀理想、不甘现状，顽强拼搏，值得充分肯定，但是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流动困境也值得关注和思考。【详细】
——龚维斌《北京日报》撰文指出
★俞金尧：最低工资至少应足以养家糊口
当前在中国城市生活，最低工资该是多少？由于不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一个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不存在，但世界银行调查报告的以下数字可供我们参考。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平均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详细】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
★拆迁变法需要人民参与
和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游说并影响中央有关部门相比，人民只能在外围反映自己的诉求并产生模糊而间接的压力，至多通过几个学者来回传递信息。学者确实可以提出很好的建议，但是显然无法触动强大的既得利益势力。要将拆迁制度改革继续推进，人民还得有机会站出来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推动对自己有利的改革。【详细】
——张千帆《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
★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演变新趋势
现阶段，我国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扩散，导致了社会成员个体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详细】
——吴忠民《北京日报》撰文指出
★跨行费上涨有“劫贫济富”之嫌
假如认为外资银行的银行卡办卡门槛较高，免费只是让高端客户受益，那岂不是揭示中资银行提高手续费有“劫贫济富”之嫌？一边对高端客户给予贷款利息、手续费、增值服务等优惠，另一边对中低收入者占大比例的银行卡客户提高收费。而且，跨行取款手续费上涨首先避开北京和上海，更凸显出“劫贫济富”。【详细】
——张炜《 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
★习近平“四有”标准是干部选拔的指南针
优秀的领导干部是旗帜鲜明、毫不动摇的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楷模。科学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贵在坚持不懈，不能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对那些矢志不渝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领导干部厚爱一分，多看一眼，让他们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实践中尝到甜头，得到重用。【详细】
——网友： 李炳孝
★“仕而辍学”就是“仕而失责”
防止和克服“仕而辍学”、“仕而失责”的问题，关键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意识，提高不断学习的自觉性，牢固树立“领导职位越是上移，学习热情越要高涨，学习标准越要提升”的学习境界，确实把学习当作首位需要、当作日常习惯、当作终生任务，顺势而学，顺势而读，在学习中强“身”健“体”。【详细】
——网友： 熊建华
★人民满意才是政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政之所兴在于顺民心，政之所废在于逆民意。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一位，我们党所要求的政绩，是人民得实惠多少,满意度高不高，不是搞华而不实的“数字游戏”，看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详细】
——网友：夏廷堂
★创先争优活动是全党范围的重要竞赛活动
“创先争优”就是“创先进、争优秀”，它的实质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开展的竞赛活动。竞赛就是“竞争比赛”，是一种重要的、普遍的社会活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体育等各种社会活动中，竞赛是一种重要的竞争激励机制，对于提高能力、促进创新、推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详细】
——网友：李兴顺
★对制约农村干部工作若干因素的思考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矛盾增多、难度增大，表面上看是由税费改革引起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所致。越是经济条件好、集体经济越强大的乡村，基层组织的号召力越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干部号召什么老百姓就干什么”，主要原因是这些村庄经济发展情况好，集体经济基础雄厚，农民得到的实惠多。【详细】
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范畴的扩大和深入，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公务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进行统计，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持续增大，已由“一五”时期的 12.72％上升到“十五”期间的17.70％。
行政管理费用飙升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近年来政府机关公务员数量和平均工资水平迅速上升而造成的人力成本增加。此外，由职务消费引起的财政超编和政府浪费，几乎占了整个政府运行成本的一半以上，成为提升政府运行成本的显著因素。所谓职务消费，就是根据国家公职人员（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高低，享受不同档次，以实物分配形式为主的物质待遇，如住房、汽车、各种通讯工具、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额度等。20世纪 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改革的不断进行，职务消费供给制逐渐削弱，但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中，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务差旅费及公费旅游等方面引起的财政负担严重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
在我国，由于机构臃肿、层级过多和职能模糊等原因，不仅严重影响了政府效率的优化，还使得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横向的角度看，政府系统内水平机构的增加和行政职能的分割，使得政府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极大地增加了协调成本。职权关系复杂，加上权责不明，往往导致多个政府部门插手同一事情或管理同一对象，或者根据自身利益而刻意忽视经济改革过程中衍生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使得各个部门之间由于行政目标函数差异而引起的协商、谈判、整合成本倍数上升，并且滋生了过多的行政决策和审批流程。例如，由于各政府部门千方百计设定审查、批准、发证的权限，造成冗长的办事程序和不必要的权力交叉，从而行政审批过程环节众多，手续繁琐。这不仅加重了转嫁给社会的外部不经济，还增加了政府的运营成本。
从纵向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五级政府对应五级财政，加重了政府的运行成本。从世界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设立中央政府和二级或三级地方政府。而我国现行政府层次是五级制，即中央、省、市（地区）、县（市）、乡（镇）。政府层次太多，影响统一性；管理幅度太小，影响宏观性。更为严重的是，每一级政府层次的设立，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来支撑，增大了政府运行成本。此外，过多的政府层级，使中央到地方的分级职能分配和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过长的委托代理链。委托代理链越长，相对委托人、代理人就越多，他们之间的利益折冲、信息扭曲就越大，从而提高了代理成本。
（2010年第2期《东南学术》于立生）
（责任编辑：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