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一座被“筹谋”的“先锋城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19:41


 

朱大可

一座被“筹谋”的“先锋城市”

——序《筹谋》

 

作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钦定的三个区块,深圳、上海和海南,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座里程碑。其中,“无中生有”的小渔村深圳,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自1980年8月26日诞生以来,它的曲折生长史,已是我们考察转型中国的最佳城市样本。

 

《筹谋》之书的重大意义在于,《南方都市报》,作为中国最具竞争力和公信力的媒体之一,从2000年起介入深圳,与新纪元的深圳一起生长,成为后者犀利的观察者和评判者。本书显然是这场近距观察的成果。透过南都报记者群的回忆和评述,我们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本书郑重地回答了世人的诸多疑问:从2000到2010的短暂10年之间,深圳究竟发生了什么?深圳是否还具备“改革开放”的先锋意义?而什么才是它值得期待的未来?

 

毫无疑问,在邓小平时代,深圳创造过无数不可思议的奇迹:城市兴起的狂飙速度、大规模移民的新鲜活力、高度思想解放的政治前沿、以华侨城和欢乐谷为代表的产业经济模式,如此等等。在中国政治语典里,“深圳”就是“改革开放”的同义词。它的象征物不仅是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的称谓,而且还在于《深圳青年报》所扮演的角色。作为青年人本主义精神的南方营垒,深青报曾经大量刊发有关支持改革开放的言论,成为解冻时期中国改革消资讯的重大源头。深圳提供的这种时政财富,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载入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光荣史册。

 

但在21世纪的“后邓小平时代”,早期的政经奇迹开始褪色,以“深圳速度”命名的狂飙运动一去不返。这座被降温和降格的城市,面临着跟其他城市相似的发展迷津。在丧失了“特区”政治优势之后,深圳只能转向单一的经济思维。而在香港回归之后,它的地理优势也遭到质疑,“被抛弃”的悲观论调甚嚣尘上。深港关系、深广关系的两重不确定性,令主政者左右为难。后邓时代的深圳,转入了盘整和徘徊的时刻。

 

本书指涉了发生在10年内的重大新闻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回响。从抛弃论风波,到城市改造与管制所引发的冲突、从妓女游街乱象,到主政官员落马,从金融业失利到文化产业崛起,所有这些变幻莫测的风云,都生动勾勒出深圳十年来的“大盘”走势。

 

尽管各种国内外榜单继续唱盛深圳,表彰它在人均GDP和城市竞争力等方面的卓越表现,但在转型中国时期,深圳比其他城市更深地卷入了意识形态与市场、伦理与消费、传统与时尚之间的价值冲突。妓女游街是这种二元对立逻辑的典型叙事。一方面要以游街方式来捍卫传统道德的纯洁性,一方面用口罩遮蔽妓女的面容,以维系其仅剩的个体尊严。福田警方的这种“古怪举动”,引发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轰动,戏剧性地映射出城市化进程的困局。在颇具独创性的“行政艺术”深层,是整个中国道德/文化管理的失序。而在赢得最初的经济动力之后,深圳还面临着如何营救城市文化的沉重难题。

 

深圳的突围方案,就是用不同的关键词,打造不同造型的先锋城市:实验、创新、创意、超越、低碳……如此等等。2006年12月,南方都市报在深圳发起“先锋城市论坛”,而它的缘由,就是当年7月推出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后者的基本目标,旨在把深圳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由此引发了关于什么是先锋城市的激烈争议。最终,深圳以排名第五的方式,赢得了中国十大先锋城市之一的称号。这既是深圳当局的自我定义,也是南都报对深圳特性的一种指认。这种城市与媒体的双向辨认和互文性,刻画出了深圳的未来面容。

 

深圳的先锋规划指出,先锋城市的内涵是指不断创新、保持领先,这意味着深圳无权选择平庸,而必须超越过去、超越自身、超越常规。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坚硬语态,显示出深圳当局捍卫改革先锋形象的信念。但在中国现代城市史上,先锋状态总是如此短暂,难以成为城市的永久属性。在充满变数的转型中国,先锋很难由地方官员预谋打造,也不能由刻意宣传来加以塑造,它通常是各种政经元素邂逅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先锋就是各种历史机遇的总和。

 

尽管如此,一座把先锋作为信条写在脸上的城市,应当比其它城市具有更高的创新机率。这是深圳未来动力的全部根基。但这完全取决于新一代主政者的改革意志。只要南都报能被确认为城市价值的传播指南,而深圳市民能藉此建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那么,深圳超越后邓时代困局、晋升为创造型国际都市的梦想,也许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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