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二） - 绿波影照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二）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交锋第五
陶短房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于1978年《理论动态》，因次日《光明日报》的同题特约评论员文章而名动天下。是时文革虽终，影响尚深，“两个凡是”如钳如缚，若“两个凡是”不除，则拨乱反正师出无名，改革开放也成无本之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提出，成为此后解放思想运动的发端和依据，也成为此后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尽管最初遭遇刀丛剑雨，却终以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全社会的赞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理论家试图撼动这一论点，然而尽管他们或以“左”或以“右”的面目出现，却终究应者寥寥。道理再简单不过，倘实践且不能检验真理，难道中国还要回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么？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到了今天，智商在常人以上的，均不可能否认这样的一个论点，何止社会主义，任何主义若想有说服力，都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吃不饱，穿不暖，何来说服力？但在1980年4、5月间，敢于理直气壮大谈首先发展生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白专道路”、“惟生产力论”的大帽子余威犹在。此前历次政治运动谈“抓革命”风险小，讲“促生产”风险大，更让人们三缄其。邓小平在此时登高一呼，大谈“社会主义应该发展得更快”，让“红”和“专”、“革命”与“生产”的交锋无疾而终，人们终于可以跳出“革命与否”的框框，认真思考一个原本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经济长期停滞，究竟叫不叫社会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始于1986年底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最终由争论演变成群体事件，并直接影响到上层领导班子的结构和安排。自此次事件以后，“旗帜鲜明 ”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亿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个固定词组，并在几年后得到强化，在1986年后的5、6年里，这一概念被不同的人多次使用，以反驳某些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声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尘封状态，80后、90后的青年恐怕都不知这句话的个中含义了。
姓资还是姓社
这个问题历史悠久，几乎贯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次大小政治风波，但在1980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改革便裹足不前，因为大到卖工厂，小到卖鸡蛋，都可能被“姓资姓社”堵得动弹不得。对此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一对“白猫黑猫”让问题不解而解。80、90年代之交，“姓资姓社”又被一些人捧出来质疑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一度甚至令人畏言改革二字。由此，引发30年来第二次改革大论争。直到邓小平南巡，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将经济改革从“姓资姓社”争论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才很快被边缘化，但直到今日，仍有人不时将这个问题精心包装之后，以各种名目抛售出来，考验各方各面的智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并以“十七大”写入党章盖棺定论。长期以来，“宁左勿右”成为上上下下趋利避祸的共识和经验之谈，仿佛只要“左”，哪怕出了天大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倘若“右”，即使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原则问题、敌我矛盾。30年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始终是最艰巨的思想交锋。在最初的10年里，宁左勿右的惯性仍广有市场，直到“南巡”定调，党章拍板，改革基调，方才成局。然而极左思潮同样与时俱进，并和“民族主义 ”、“左愤”联姻，以更时尚的面目出现，在年轻人中仍有相当影响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至今仍无过时之虞。
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
2001年江 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从而为民营企业家入党作出理论上肯定的解答。然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 产党是否应该允许“资本家”入党，自那时至今，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势头良好时，这一争论通常会显得波澜不兴。
对日新思维
日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事件”和“春晓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争论的加剧，中日关系陷入长期“政冷经热”，并一直僵持不下。近年来一些人士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向前看”，将发展两国未来关系当作讨论的主线，而不必执着于争论历史问题。目前的态势是，在两国关系近期发展进程中，“新思维”所主张的一些事似乎正在实现，但在言语交锋中，反对“新思维”的声调却在气势上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诸多有争议的行为，这便导出了世纪之交开始的“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的观点交锋。认为有原罪的如李强，将原罪归咎于“社会失范”，并主张予依法追究，一些更激进的观点则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和“羊吃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联系；认为没有原罪的如胡德平、赵晓，则喊出“清算民企原罪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所谓“木炭论”，认为不能以现在的制度清算过去的事。与“有无原罪” 相伴的，是“有原罪应否赦免”的争论，张维迎等学者认为应划定一个时间线，此前既往不咎，此后依法查办。
汪洋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提出“胎记说”，主张最大限度谅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由于近年来国资企业的再度坐大，以及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的、相对更引入瞩目的问题，“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虽未平息，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似大不如前几年。
经济学家为谁代言
随着经改的深入，原本应该“超脱”、应该“学术中立”的经济学家，却屡屡发表一些匪夷所思的言论而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当人们发现这些言论往往明显有利于某个既得利益集团、而发表这些言论的经济学家又和这些得益于言论的集团关系纠缠不清时，便自然而然发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疑问。从陆家豪替郑州百文代言引发广泛争议，在萧灼基“家属炒股，本人唱多”被曝光，和众多经济学家令人生疑地拼命为房产商造势，“经济学家为谁代言”已引起全社会的疑问和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疑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也许将贯穿改革开放进程始终。
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2004年国企股份制改革全面推开，当年8月9日，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国企改革盛宴说”，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质疑，而这一质疑最终演变为对“ 要不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进程中出现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不少意见和不满，“盛宴说”的不少论据得到诸多共鸣，但更多人则尖锐反对借“盛宴说”否定改革总体路线，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改革不进则退”的口号。
这一争论以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而告一段落，但改革过程中必将伴随各种副作用，类似“盛宴说”的质疑声音，就仍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得到社会部分阶层、成员的共鸣。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文林第六
潘采夫编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语出1980年电影剧本《苦恋》，拍成电影后改名《太阳和人》。电影中女儿对归侨爸爸发出如上质问。《苦恋》引发了一场批判，令人误以为文革风又来，尤其这句话，成为攻击的靶子，因为它喻示着，屡遭劫难的脑袋开始开始思考了。时至今日，此言不再专属于知识分子，它成为一切受伤者的内心追问，和被抛弃者的“自怨自艾”。
近有作家阎连科之叹，“今日作家已是丧家之犬”，远有话剧《茶馆》里常四爷之悲，“我爱咱们大清国啊，可是谁爱我啊？”都与此言暗通款曲。与此语录相关的还有一句，“不许爱国”，设置了霸气十足的爱国准入资格。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语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北岛名作《回答》，说出了一代青年的迷惘与愤怒，并以形式美成为流传不衰的“格言”。同一首诗里，有流行度稍小但更有力量的一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还只是老一辈的“国家怨妇”之语，“卑鄙”一出，代表文革后一代青年闪亮登场，并大声说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怀疑。在“不再相信”的咒语中，一个旧世界的轰然倒塌。
今日，此语已成为对一切不堪的世道的赠言，并成为所有悲壮者的精神武器，但同时也开始走向庸俗。通行证越来越多，墓志铭日渐稀少。地震中的范跑跑领取了通行证，但同时又被书写了墓志铭，这个世界有点乱。
如今，曾经的愤怒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中沉浮，那一代人，正一边念着咒语，一边走向坟墓或者通途。
跟着感觉走—语出台湾歌手苏芮专辑《台北东京》，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传至内地，随即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象风一样自由。”准确命中了那一年的社会情绪脉搏，道出了遍地迷惘、浮躁与不安。
“跟着感觉走”，它的虚无与玩世不恭，使它既成为八十年代末的末世情绪的代言，同时成为九十年代初无所皈依的写照。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纷纷回到书斋，不将军也不再拱卒，李泽厚预言了“思想家淡出”，老百姓看《渴望》听“好人一生平安”，年轻人要“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都在跟着感觉走。只有熊猫盼盼，投入地招呼着人们捐款买国库券。
丑陋的中国人—语出台湾作家柏杨著作书名，柏杨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入国民党黑牢，《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进入内地。“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出了中国文化“酱缸说”，立即与鲁迅的“吃人说”、李宗吾的“厚黑学”一起，成为最为流行的文化语录。
令人唏嘘的是，柏杨提出的是一个魔咒。这句从“丑陋的日本人”抄来的语词，终于在东土大唐找到了的土壤。在黑砖窑、凉山童工、瓮安、三鹿奶粉等诸多惨剧、悲剧、丑剧 中，“丑陋的中国人”被一次次抬出来，立此存照。难道，我们永远逃不脱柏杨？
但这句话的短板在于，它把问题主要归结于文化与国民性，对任何问题，都是一句顶一万句，国民性是一切之根源，反而掩盖了问题。
柏杨还有句语录，“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我是流氓我怕谁—来自作家王朔。王朔说过很多语录，如“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但都可归入“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列”。王朔也因这句话成为痞子文学首席代表，也有人称之大师。
王朔的人民性在于，对知识分子拼命嘲弄，对大众文化拼命迎合。王朔的姿态激怒了知识分子，这也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大背景之一。
但人民真的喜欢王朔，不因他痞子姿态，而是他对旧意识形态、对伪知识分子、对假真善美的调侃与嘲弄。北岛带着愤怒，而王朔是笑嘻嘻地说出了那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只不过加了一句“我他*的”。
但王朔的悲剧在于，他的精神内核是批判，但当他走入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人群，人们却只吃了“流氓”的糖衣，而把炮弹抛还给他。所以王朔开始愤怒，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好人一生平安—来自电视剧《渴望》。那个年代，人民刚刚受了委屈。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个是《红太阳》歌曲，一个就是《渴望》。司机在汽车内挂两种平安符，一个是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一个是“好人一生平安”。
这句话表达了九十年代初的人们的某种愿望。当一个好人，不招谁也不惹谁，但也不管谁，就能够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好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千年来最大的谎言，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关汉卿早已让窦娥唱出答案，“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只是人们从来讨厌真相。所以何勇在《钟鼓楼》里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在三十年里，广告语是一道风景，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霸道，你不得不尊敬”、“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奥妮皂角洗发露”，“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是三十年广告语里最经典的一句，最能表达出时代的嘴脸。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其中包含的财大气粗、迷信吉利，使之成为有钱人的最爱。此广告一出，影视作品里都是“来瓶人头马”的吆喝声。
广告是时代的香水，让人们仿佛生活在幸福之中。《没完没了》里款爷傅彪抱着一瓶洋酒大醉，嘟囔着“十四，路易的”。一群成功男人觥筹交错，贤妻端着白酒微笑，“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男人们开怀大笑。广告是时代的妓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学者陈寅恪。上世纪初王国维沉湖，陈寅恪在墓志铭中写下此语，从此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一宇宙定律”。
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成为流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争论胡适，争论鲁迅，怀念陈寅恪，愧对顾准，痛惜王小波，都是为了这短短十个字。在过去十几年里，顾准以拆下肋骨当火把、王小波以“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陈寅恪以坚守独立人格，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
人们怀念什么，恰好说明了它们缺少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个世道实行越发艰辛，但在众声喧哗里，有这样一句话的位置，火把就永远不会熄灭，就永远会有对独立思想，对有趣人生的顽强追求。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来自2005年超级女声主题歌。那一年的8月，一个女孩子由上百万张选票，成为中国第一个超级流行偶像。
超级女声是十年来最重要的娱乐事件。专制总是制造英雄，一次盛大但普通的娱乐选秀，因为权力的介入与压制，而被知识分子称为一次娱乐革命，一次民主实践。一次次投票淘汰，也被升华为民意表达的大规模演习。年轻人展示了它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家乐福、火炬、地震中被反复展示，它们是中国的新势力。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当老歌唱家为支持遭禁的超级女声，而颤抖着哼起这首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马赛曲》。
孔子是条丧家狗。
—— 来自学者李零《丧家狗》。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成了大工程，公祭孔子、祭炎黄二帝，儒学奔着国教而去，电视明星登坛讲孔子，孔子学院泽四海。千年之后，孔子又从老二成了帝师，这样的遭遇，几百年总要遇到一次。
一个叫李零的学者路见不平，指出孔子是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顿时引发恶仗，各路人物粉墨登场，将孔子推到高潮。
孔子热的背后，是传统文化复兴，是软实力，是大国崛起。孔子所代言的君君臣臣、孝治天下等品牌，经过装修粉刷，被寄以厚望，期待焕发出新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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