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流行语录（一） - 绿波影照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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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流行语录（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政事第一
艾君编
包产到户
1978年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出于吃饱肚子的创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十几个农民结“同盟”的红手印见证了那段历史。包产到户官方术语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的“包干到户”则被概括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1981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此前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
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改革事业由农村再出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早是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三个月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标准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摸着石头过河
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同。邓小平说提出的“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勇敢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一种形象性的说法，是改革开放3条经验—“猫论”、“摸论”、“不争论”中的其中一条。“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一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量身订制，却率先运用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上。1981年9月，叶剑英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指出，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一国两制”概念的第一次明确提出。
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中国政府先后同英国、葡萄牙政府签署联合声明，用“一国两制”原则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的问题。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87年秋，胡耀邦获辞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之，中国共 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此次会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此时，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国内思潮涌动，基本路线之提出实欲为中国未来之发展建规立矩。 1992年，邓公南巡至深圳，言曰：“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期间，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谈到“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至此，“发展是硬道理”传播开来。这句话加上他说的另一个“三个有利于”的论断，后来就成了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这些论断有力地打碎了“姓社姓资”问题的精神枷锁，再次推动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迎来了又一轮的经济大发展。
“入世”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即“复关”)，从此，在经历了从“复关”到“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松谈判。1999年3月15日，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已经13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了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也由此经历了新一轮的繁荣增长。
三个代表
2000年2月，江 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2002年11月，江 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 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年11月14日，十六大一致同意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 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6年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的“崛起”历史悠久，能够成为一个坊间话语，概因2006年央视推出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讲述了500年来人类现代化进程过程城中，相继出现的9个世界性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兴衰更替的过程，以期从中找到中国现代化崛起之路。对此电视片本身优劣的评论逐渐延及到“中国何以崛起”的深刻话题的讨论，尽管结论莫衷一是，但也因此至少扩张了民众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自己的视野。衡量一个国家“大国崛起”，必然要先具备这样的视野和胸怀，并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胜任了“世界公民”的责任角色。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世风第二
五岳散人编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 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
在80年代，类似的话语充斥着街道。似乎在那个时代里，知识已经贬值到不如上街卖红薯的地步，到处都是随便做些什么就发家致富的人。知识贬值如此的时候，有人发出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哀叹。
此言流行过十年，逐渐被人遗忘。知识依然还是知识，杀猪刀与茶叶蛋里，没有站出几个能够上位的人物。倒是操手术刀的，靠“红包”致富者不计其数。不过，没有那些拿杀猪刀的与卖茶叶蛋的，也就冲不破计划经济时代观念的藩篱，手术刀还是不值钱，与杀猪刀相似。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此语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风格上看，颇有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风范。资本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冒险的精神，改革刚开始，谁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就连“投机倒把”这种完全不靠谱的罪名还堂而皇之的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从事商业活动需要的就远不是面对投资失败这么简单了，甚或还应该有坐牢的勇气。然而，突破体制禁区往往也能获得超出想象的回报。这是重涉商业社会的中国人最普遍的精神写照。
这句本来是表明民间勇气的话，几年之后变形为描述官商勾结的意思。“双轨制”的机制就需要足够的胆量把紧俏物资用批条的形式弄到手。权钱交易赤裸裸的表现让很多人吃的很饱，撑死的都是一小撮。
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完整版大致是这样：吃饭基本靠请、抽烟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起于8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江南北传诵一时。当然，普通人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这说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官员。权力不但能满足人的统治欲，还是饭票、提款机、春药以及其他。
流行超过一定时间就消失的语句，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就是因为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该顺口溜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见有人提起。
小姐、同志
语言的变迁如同阿米巴虫一样，本来是好意思的词，渐渐就有了新的代指。
“小姐”一直到1949年以前都算是个好意思的词，然后，就在大陆成了“植物人”。上世纪80年代，随着街上流行红裙子以后“小姐”才猛然苏醒，醒了10年后就变成从事特种无烟行业从业人员的代称。此时，良家堕落，与发展同行。
“同志”一词80年代开始不甚流行死而不僵，在正式场合还是使用的。在世纪交替之际，庙堂上固然应用如故，民间话语就直指男性同性恋了。
今天你离婚了没有
此口头禅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风行于一时，进入新世纪以后渐渐无人如此问候了。社会流动性基本没有的时候，婚姻算是一种无奈的稳固。当流动性增强的时候，婚姻的变数也就加大。在社会观念还滞后的时候，总是听见婚变之类的信息，而惶惑中有些不安的情绪需要发泄出来，于是变成了这样的问候语。
幽默总是一种无奈。现在，见面基本上是说：“今天这位是上次我见的那个吗”。
中国可以说不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引爆了一种语言模式，什么都“说不”，还有“何以说不”、“怎么说不”、“要不要说不”，其根源是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
此书虽畅销一时，如今说到脑子进水的热血青年，总是拉出来批斗一下。当年攒写此书的几位作者，现在是否还在继续“说不”已不得而知。至少是有人开上宝马、有人潜心学问后到了被“说不”的国家。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学雷锋”活动虽在改革开放之后保持了下来，却已江河日下。每年三月，残存的居委会或者其他什么就会出面组织大家来义务工作，从事的多是免费剃头以及打扫卫生。一般来说，到了四月就没人干这个了。每年一次的节目，把日子都过成了必须的桥段。现在，更流行的此类词语是“志愿者”。
新世纪之后，学雷锋也开始有风险。2007年，南京有个叫彭宇的小伙子做好事，搀扶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结果被告上法庭，索赔数万元。学雷锋学到如此地步，情何以堪。当年冬天，江南大雪，南京多位老太摔倒街头，无人敢扶。
做人要厚道
这句话用普通话说出来没有喜剧效果，一定要用“川普”、也就是四川普通话作为念白。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一直都是挺厚道，未必需要总是强调这件事。
但此语风行，除了川普带来的喜剧效果外，乃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急于出位的人太多，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就是借着别人的痛苦找到自己的幸福那种。比如说满嘴跑舌头的宋祖德大师，以及看到别人捐款少了就怒发冲冠的爱国人士，都应该每天对着镜子念上几遍这句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典出2004年电影《无间道》。黑帮电影有这么一句话就值得不朽。《小兵张嘎》有句台词说的是一个意思：别看你现在跳的欢，当心秋后拉清单。简洁直接虽不如此句，但意思肯定是一样。
这话的意思一旦进入民间的语序，自然也就被引申之。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之类的古训，自然是深入人心。当然，细思量起来，要还的东西还真是不少。环境、人口，以及老百姓的血汗钱，最后总是要还的。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2008年初，“艳照门”事件出台，电视台出面进行采访，当问及某青年对此是怎么看时，他诧异曰：“关我什么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于是一语风行。
冷幽默之所以流行，是因为黑色幽默还有点悲剧色彩，正经幽默未免夸张太甚。足够冷的环境里，自然就有足够冷的幽默存在。围绕各种事件，总有不可言说的无力感，打酱油是一种现实主义—说不出来我就不说，然后用貌似不搭界的说法表明态度。此语被广泛应用在一些场合，有些人士在表态打酱油的同时，还顺便做几个俯卧撑。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商道第三
孤云编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极易被漠视的一句口号，盖因耳熟能详耳。殊不知，1982年袁庚将之树立于蛇口工业区之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直至邓公表态，争议方才烟消云散。标语一时风靡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响亮的口号，透露了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同时，它也不幸地预示了改革今后可能走入的误区。多年后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即发端于此。时间就是金钱，但对长时间加班的民工而言，未必如此；效率就是生命，但效率有时也可能谋害生命。——这是口号遮蔽的另一面真实。
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
改革初期，下海、经商风起云涌，几成全民皆商之势。这一口号尚有若干版本及衍生版本，比如“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等等。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随便在路边摆个摊都有望成为“万元户”；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三令五申都阻止不了官员下海；那也是一个迷乱不已的时期，仅一“倒” 字足以道破个中奥秘。财富那么让人陶醉，“投机倒把”的大盖帽却又如此冰冷。许多年后，“投机倒把罪”才从刑法中废除，而民众早就用脚投了反对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上世纪80年代初，彼时的“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禹作敏可谓语出惊人。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的“前”隐指“社会主义”。意思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尔后，“向钱看就是向前看”几经辗转变为“一切向钱看”；版权亦屡番更迭，或谓出自权威经济学家于光远。于是波澜乍起，引发80年代中期一场大批判。无论当年批判指向何人何方，“一切向钱看”思维居然挥之不去，遂酿成经济恶性发展一祸根。当年说这句话的人，也已不在人世间。
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改革自农村起步，农民和个体户乃市场化最早受益者。一时之间，“脑体倒挂”怨气冲天。“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亦出自此阶段。就此而言，标语成了改革初期一本“变天帐”，反映彼时社会阶层之变动。
然则彼一时此一时，如今该靠边的还靠边，分了田的(一部分)还被征了去，“不三不四”(个体户、民营企业)依然穿着小鞋蹒跚前行。
政府托市，企业圈钱
贯穿中国特色股市之始终也。中国股市肇始，便定位于为国企融资服务，其“政策市”特点异常鲜明。2000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痛批股市黑幕，一语点醒梦中人。股市“赌场论”，顿时甚嚣尘上。时至今日，中国股市几轮牛熊，仍然难以摆脱先天基因，企业前赴后继圈钱，股民前赴后继入局。不无吊诡的是，只要股票大跌，便有企业、股民、学者异口同声吁请“救市”，莫非中国股市不是个“市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只是说说而已？
烂光不如卖光，卖光不如送光
国企改革之惨烈，于此可见一斑。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史，从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到卖光、送光，一言以蔽之，解套而已。时在90年代初，山东诸城市市委书记陈光一举卖掉全市272家国有(集体)企业，人称“陈卖光”。1996年，朱镕基赴诸城考察，直至离开，均无表态。随后，诸城经验得到肯定，“一卖就灵”流行神州。不同之处，就在于“卖给谁”而已—卖给经营者，美其名曰“MBO”；卖给民营资本，则曰“国退民进”。其最终结果，便是造就今日一批叱诧风云、风光无限的国有垄断企业。
要先把自己变成狼
入世后，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这就是2001年海尔张瑞敏给出的答案。“狼论”逻辑为，入世以后就是与狼共舞的时代，而我们不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要使自己先变成狼。果然，国内大大小小企业争先恐后扮演“狼外婆”，只是冲出国门厮杀者少，在国内市场上横冲直闯者多。于是乎，在一些有狼性而无人性的企业眼里，消费者成了可怜的羔羊。“狼与羔羊”的故事，前有“大头娃娃”今有“结石婴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与国际接轨
改革三十年，“接轨说”始终流行不衰。举凡制度、典章、服饰、生活习惯，无不以此为标杆。抬眼望去，铺往现代化的一条条却是轨道或宽或窄、高低不平，甚而方向相反。可见与谁接轨、如何接轨，大有文章可作。在某些人看来，接轨无非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有接轨接到第三世界的，有该接轨不接轨、不必接轨乱接轨的，更有油价这东西—国际价格上涨喊接轨，下跌时竟不接轨了。感觉不爽？还有一句话相送：国情不同。
8亿件衬衫换不回一架飞机
迄今为止对“中国制造”最为形象的概括。2005年5月，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曰：“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意在平息欧盟贸易代表对中国出口纺织品的怨气。孰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引发激辩。“衬衫换飞机”式的经济发展路径，由此进入深层次反思阶段。低成本、低价格、低工资的“中国制造”还能走多远？这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开发商只为富人造房
在赚钱赚到手软的房地产界，任志强是个异数。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就他时不时煽风点火，巴不得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冷静对之，却也有几分道理。此言还有后半句，即“为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个市场化社会，此论言之有理：在开发商眼里，房子乃贵重商品，有钱者得之；不为富人造房而为穷人造房者，那是慈善家。问题是，国内房价畸高并非有钱人竞相购买(市场因素)所致，而是官商合谋的一个恶果。正因如此，房价高，百姓苦；跌，百姓亦苦。
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语录之讽喻第四
莫之许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文革结束同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破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彷徨，如潘晓的焦虑：“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但在顾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看来，黑夜并未过去，过往时代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人们追寻光明的心灵之上。那些自以为可以站立起来宣称“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人”，其实也不过在运用习惯黑暗的眼睛。当他们试图用个人英雄主义宣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候，现实的世界里卑鄙依旧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却是卑鄙者的通行者。
与顾城相比，北岛的激越显得苍白，也预示了文革后一代青年的虎头蛇尾。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高考改变的不仅是部分人的命运，而在于建立了垂直流动的可能，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高考的相对公平性，还为改革之初的社会变革的合法性提供了佐证。
但很快就有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知识受到了商业的挑战，到了今天，则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知识又受到了权力的凌辱。于此可见知识及其分子在中国的命运坎坷，也难怪中国一直高居海外留学生不回归排行榜的第一名，在海龟日渐成为海带的今天，这个第一名想必还将继续拿很多年吧。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教条主义越猖狂，“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经验主义就越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论断，只有在反对极端教条主义如“两个凡是”的时候才能振振有词。“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实用主义也是一样，从好处来说，它帮助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启动了社会发展，但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它也隐藏着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种子，指向一种根据结果事后衡量的成王败寇哲学。今日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和心理，其实也可从中看出一丝端倪。
打破大锅饭
大锅饭其实分两种，农村大锅饭对农民只有束缚，没有好处，所以一分就富，一包就灵。城里的大锅饭却给了不少人心理和现实的保障(尽管很低)，在农村打破大锅饭一呼百应，在城里却是阻力重重，很难打破。
到了1990年代，打破大锅饭往往是为了方便掌勺人私分大锅饭，这个时候，曾经让人欢欣鼓舞的改变，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说成败，人生豪迈，谁也不愿意重头再来。
不过，也有没有打破的大锅饭，这些年还越发丰盛起来，那就是公务员和资源、能源、交通、通讯、文教等大型垄断国企和事业单位之类，难怪南开大学教授李炜光要说：“辛苦3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孔雀东南飞
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自东南启动，四个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分别对应港澳台和潮汕华侨，自此，东南犹如磁石，吸引各路资源，而人才更首当其冲。
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人因此欢呼对外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全球化的普惠效应；持续的资源净流出，也拉大了地区差距，无论如何招商引资，无论怎样优惠政策，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于是有人哀叹“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是非暂且不论，人事已然隔膜，我本西部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昔日的同伴分居东西，不消数年，已难寻共同的经验和话语，这种隔膜，其实比可以用数据衡量的差距，更让人惊心。
过把瘾就死
个性的释放往往开始于最基本的欲望，1980年代知识分子倡导的个性解放，到1990年代经济浪潮中的享乐主义，有着起承转合的自然顺序。尤其在一个曾经张扬过禁欲主义，又刚踏上现代化起飞期的社会里，自然欲望的膨胀成为某种图腾，并不足为奇。
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次第流行，反映出以自然欲望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特征， 知识分子哀叹人文精神的衰落，未几也加入到了这场全民的狂欢中来，“活得就是心跳”，不知道在股市高台跳水，房价面临下调的今天，人们是否还有这样的豪情。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改革就是用权力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实现有利于某种目标的变迁。但权力的运用，也可以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进入1990年代后期，新的利益格局日渐形成，“看的见的脚”，一把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在现行框架内，对这一格局的挑战几近不可能的任务，也正因如此，1998年新上任的总理朱镕基的一番比喻，就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同情，只是，离 这番话讲述的时间已有10年，无论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还是拉美化的前景，都比当时更为逼真，改革攻坚的任务依旧摆在面前。
在网络那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温柔的匿名可以造就浪漫的网恋，凶猛的匿名则能够制造刻骨的伤害，回顾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更多的是温情脉脉，是一个个聊天室和BBS上准熟人社会式的交往，后来，才有了芙蓉姐姐的超级S，才有了木子美的遗情书……再后来，才有了网络游戏，有了同城约会，有了雷词，有了视频……而在这个动物凶猛的人肉搜索年代，王石会被匿名减二，大师会从此含泪……
究竟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很难立刻找到答案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匿名发言，正如几乎所有游戏玩家都有小号一样。
谁动了我的奶酪
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给了正在茁壮成长的新兴白领阶层第一次教训，也催红了《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小书。流动性颇大的都市白领等新兴社会阶层，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现象，尤其在文化消费领域，这个群体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新兴阶层也就意味着尚没有确定的位置，和明确的意识，一切都有待塑造。
有意思的是，以《给加西亚的一封信》为发端，《自动自发》、《敬业》、《细节决定成败》等书果然接连流行，据我观察，这些书大多是以老板团购为主，其目的在于给员工洗脑，试图说服员工遵从某些职业伦理，看来看中的也正是“可塑性”，不过，我相信，老板们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新阶层的社会位置和自我意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形成和稳定。
世界是平的
对有些人来说，世界是平的。2006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畅销中国。抛开此前的开放实践不谈，从1993年李慎之先生为全球化申张，到最终加入WTO，一时间，全球化福音在中国找到了最强大的支持。2006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认同自由贸易观点的高达74%，名列受调查20国国家中的第一。
不过，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则显示，许多中国人认同的或许仅仅是做生意的自由，而不是更深入地交流融入的自由。这一微妙区别的显现，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数，无论是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的疑虑，还是中国队外部干预的敏感，都隐含着相当的不信任。
当然，目前对平坦世界的最大挑战，还是因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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