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与评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之二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与评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之二 发表日期：2009年10月16日   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   作者：郑有国   编辑：fjskyfass   阅读：654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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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探索式的前进。这种探索是在稳健作风下进行的，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采取经济稳定的试点进行和逐步展开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在产业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布局和开放经济的拓展中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原则，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思路。
   
    中国经济改革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是我们研究经济史必须关注的问题。
从1976年开始到1984年，是中国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整顿和发展的转折时期，关于经济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政策也逐渐积聚着突破的能量。期间农民自发的改革绩效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前所未有的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一步论证了旧体制束缚经济发展的负作用，被中央集权式计划体制压制了几十年的改革能量开始慢慢释放。原来自下而上、非正式条件下的自发改革转向了由上而下的、正式制度保证愈加有力的体制改革，改革主题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愈辩愈明，坚持改革的立场在争论中得到了越来越多力量的肯定和支持，经济改革完全突破了农村经济的范围向更广阔的领域展开。从此，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战术的预备期，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在渐进式的道路上稳步推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经济基础。
一、改革的几大特点
(一)改革基调的形成与确立
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央集权式的计划体制有所缓解，但是旧的力量仍然在相当一部分范围存在，在当时的一些领导人中有所延续并酿制了“两个凡是”。这实际上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继承，从而个别领导人的指示继续得以在经济决策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了当时“洋跃进”的重要制度原因。“两个凡是”的提出、“洋跃进”的发生是旧的坚持计划体制力量存在的典型表现［1］，也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仍然未能走出旧体制和旧意识形态束缚的阴影。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坚定改革方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一切问题都往实事求是路线回归，为此后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推进准备了思想保障，为“试点———成功———推广”的点状、渐进的改革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全面和系统地清理建国以来“左”的思想和路线，也反对和防止了“右”的倾向。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上更为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虽然在关于经济理论的选择和发展上仍然存在争论，但是坚定改革方向的力量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也在“不争论”的做法下现实地进行着，全面、深入的经济改革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在对传统体制和传统认识既“破”又“立”的斗争中，改革的理论得到持续发展，改革的思想得到更为深刻的解放，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逐渐在中央取得了强势的地位，为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推进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农村经济改革在促进生产率提高上的空前成功，更是极大地鼓舞了改革力量的士气，为全面改革积累了最初的经验，成为孕育新思想、摒除旧观念的有力论据。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地明确阐述了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确立价格体系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要求政企职责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势，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基调已经形成，中国开始准备雄心壮志的全面改革，以“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的姿态进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术预备期。
(二)城市经济改革重心的确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在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领域都进行了改革旧体制的探索，但是总体上主要是集中在农村，农村经济是改革的重心并且很快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这种以农村为重点的非均衡改革方式，虽然在缩小城乡经济差异方面取得了明显改善，但是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及其旧体制的约束又限制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农业经济与其说是比过去发展了，不如说是对过去计划体制导致的被压制的农业经济发展能量的一种“补涨”式的释放，一旦这种“补涨”成功，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就会显现出来。由于城市经济改革的相对滞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慢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农村经济发展也就缺乏城市经济的相应配套。城市经济的计划体制、城镇居民不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国家对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的非市场保护，阻碍了农产品按照市场需求规律向城市自由流通，旧的体制难以为农产品开拓足够的有效需求。城市居民户籍管理下的城乡分割体制，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要素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农民通过劳动付出获得的边际收益递减，拖累了农民增收的后劲。此外，旧体制下的城市经济活力不强，工业产出效率的限制难以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工业品和消费品，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因而受到限制。这个矛盾（笔者注：城乡分离导致的城乡互动被阻碍、城乡关系不和谐的矛盾）如果不通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城市工作势必越来越不能满足占我国80%的农村的发展需要，使农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使农村改革的成果遭到破坏，阻碍农村继续前进［2］。当然，城市经济本身也需要通过对旧体制的“革命”，以展开被束缚的活力，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得到发展。
正是在这特殊的背景下，适应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改革主题鲜明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步伐，开始对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在内的城市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革，标志着经济改革的重心开始向城市经济转移，中国经济改革新的篇章也由此翻开。
(三)改革重心转移的深层原因
农村改革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滞后的制约，不利于农村经济的深度发展；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国民经济追求均衡式发展目标的要求，又内在地要求城市经济改革提上日程。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我们对当时经济改革重心之所以转移的一般解释，也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相符的，但是我们一样不可忽视在这些一般解释之外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三农”问题始终是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改进效果的彻底突破。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声，不仅仅在于“农村最穷，农民最苦”，而在于农村经济的危机牵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神经，以及另外一个前提———农村从来都是受到中央管制最为薄弱的地区。这不仅在革命战争时代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壮举，还让使得小岗村的18户农民得以“冒着杀头的危险”大胆尝试分田到户的改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还存在中央管制就不会允许农村改革持续地深入下去，因为它涉及了最敏感的政治涵义———“中国不允许乱”和“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是不具有辩驳余地的。因此，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约束，注定了农村经济改革必然只能作为“先声”，而需要由城市经济改革来充当全面推进的角色。
其次，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人们的意识里，虽然都同情农村经济的落后，但是更多的是实质地表现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偏爱。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发展的方向，与这一方向的论证相对应，通过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充分的理论支撑的；而试图通过农村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城市经济主体利益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改进，则是几乎找不到理论证据的。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尝试又一次在全国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形势，又一次激发了城市居民享受种种利益优惠的天性，构成了要求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巨大压力。而农民虽然是一个普遍的拥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但是几乎不可能有效地形成力量的集结，更不可能形成一个阶级对抗力量以充当争取利益的改革先锋。因此，城市改革激进要求和农村改革自发力量的又一次消沉，构成了又一双重约束，经济改革无法为了农民利益的持续增加而进一步不断深入，城市经济改革的能量则很快被释放了出来。
此外，城市经济的联系效应明显，实行城市经济的改革具有多重效应。发达的城市经济代表着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向，同时也是开放经济下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枢纽，集中了绝大部分前后、旁侧联系明显的产业经济，所以城市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都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真正地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３］。继农村改革成功之后对其进行改革当然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效益，而且由于城市经济占据了GDP的主体部分，边际递减对总收益的损失相对较小，因而乐于为政府官员所接受。
二、推进改革的基本进程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几乎是在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没有做好发展中大国经济如何快速发展的理论准备，从而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也就体现为一种探索式的前进。但是，这种探索是在稳健作风下进行的，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采取经济稳妥的试点进行和逐步展开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在产业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布局和开放经济的拓展中则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原则。
（一）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２０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价格改革主要是对扭曲的价格体系作修补，以形成较好地体现成本的价格。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计划经济的主要方面开始解体，价格控制逐步放开，中国的改革更明显地取向市场导向，由市场来决定价格［４］。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专门阐述了“建立自觉应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对摒除计划的认识不够彻底，在当时认识的范围内也实为重要突破，市场化的方向也由此更加旗帜鲜明。
首先，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地位越来越明确。1986年到1987年开始，国务院决定在国有企业中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1994年底开始了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试点，进一步暴露了国有企业的深层次矛盾，并且更加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该具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此外，坚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三资企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这些企业具有天生的市场竞争本质，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其次，宏观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与市场化的取向相一致，国家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逐渐发生变化，完全的行政性计划力量逐步减少，而更加注重对宏观经济运行整体的调控。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环节中去；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报告还进一步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五个方面，全面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市场机制也由此确立了主导作用的地位。
再次，中国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外在地促进了市场化的进程。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中国经济条件由过去的封闭转向了开放，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也都随之转向了国际化的进程。总体上，中国经济基于国际化的市场化走向，充分依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在更多领域实施高级工业化准备了条件。
（二）经济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及其“点状”特征
在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使越来越多的人务实地认识到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坚定改革的力量不仅在群众、地方政府中越来越占据了优势，在中央领导层中也同样获得了越来越强势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过去由下而上自发的农村经济改革也转向了由上而下的、政府主动为之的经济改革，为经济改革更大范围、更加深入地推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中国经济改革与东欧国家试图一夜翻身的激进式改革相对比，整个的改革过程显得相当稳重，通过累积变化的途径而在没有发生任何突然剧变的前提下逐渐实现了各种预期的质变，因而这又是一场“渐进”的革命。一方面，就改革主导理念的演变、实验方法以及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而言，这场革命是渐进的。另一方面，从调整计划体制同时迅速培育市场的角度讲，这场革命也是渐进的。由于发展新经济制度相当难以把握，要达到正常的运作水平也尚须时日，因而，不断地调整现行的计划体制有助于改革平稳进行、减少动荡并增强承受风险的能力［５］。
“放活”是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这不仅要对微观主体进行“放活”以提高经济效率，也要对地方行政单位“放活”以提高行政效率；不仅考虑对国有企业单位的放活以证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效率优势，更表现为对私有制经济的放活以在体制外迅速证明改革的有效性；不仅包括对内经济的放活，更突出为对外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在开放的视野中寻求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增长。总而言之，通过渐进改革积聚起来的将中国经济推向市场经济的内在力量根植于三种机制，即：在发起和促进改革中，地方政府以对地方经济更恰当的方式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挑战，而且还刺激国有企业更加经济理性化；中国经济有力的融入世界经济，将现存体制展露在与市场制度的冲突之中，使市场和自发努力持续地推动制度演进［６］。
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这三种机制是通过“点状”的模式展开的，即任何一项具体改革的实行首先是在划定的若干小范围内，以“不争论”的方式先行试验以总结经验，在取得成功之后再进一步向更大范围展开全面推行。比如在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并没有一下在全国推行，1984年之前，国务院批准3个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到1985年底，则已有61个城市进行综合改革的试点［７］。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整体改革上，更是从一开始就倍受争议，所以也是从福建、广东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率先设立开始的。在取得鲜明成功后则进一步往沿海、沿江、沿边和整个内地逐步推进，最终构建成了全国范围立体、全面的对外开放型经济，可以说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了计划体制下的封闭型经济向市场体制下的开放性经济的彻底转变。
在邓小平务实地“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下，通过“点状”试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点状”渐进模式在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支撑着整个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顺利进行，可以说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经验之一。
（三）比较优势原则下的非均衡思路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化取向的，在忽视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试图短时间内建立起健全的产业体系，以改变过去旧中国的落后、地区经济差距悬殊以及始终考虑备战的思路努力去实现区域经济布局的均衡状态。事与愿违的是，这种经济发展策略对实现这种经济目标本身只是短期的见效以及长期的弊大于利，在开放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求摒除这种封闭、落后的经济发展理念，转向基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思路。
在产业经济的发展上，由过去纯粹的重化倾向转向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取向，这主要是在开放经济的视野下去审视我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低是我们当时的最大比较优势，这一点不容忽视也无法忽视。从这一点出发，首先就必须摒除计划体制下服从于政治和军事考虑的重化、完整经济体系的建设思想，而是转向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做好前期准备。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产业发展呈现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去，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又一重要特征。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布局上，由过去加快内地经济发展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化的方针，转向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政策。２０世纪90年代中，邓小平提出了“大的战争在近年内是打不起来的”的重要论断，推翻了忽略区位优势的区域经济均衡化的军事依据。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要求“东部地区利用沿海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服从这一大局；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要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也要服从这一大局”，打开了计划经济同样要求区域经济均衡化发展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沿海地区凭区位优势加快发展提供了依据。以经济特区的设立为重要标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快车道，形成了明显的沿海经济成长带。通过增长极的辐射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南下、东出”内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扶持要素自愿贫乏、发展路径狭小的中西部地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８］。
注释：
    ［1］“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不仅不加分析地肯定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的正确性，也间接地否定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正确性。
［2］尹永钦，杨峥晖：《巨变：1978年—2004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３］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４］［５］［６］王辉：《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５页。
［７］《中国经济史通论》第80页。
［８］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了一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结对子”以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例子，或者将东部地区的领导干部派往中西部地区任职以带进新理念、新资金、新路子等。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