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色”绑架的中国经济

被“特色”绑架的中国经济

如果只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几乎可以确定：在各国经济仍然孱弱不堪的今天，中国大陆又在创造一个经济奇迹。中文网上，触目皆是令人羡慕的中国上市公司的2010年盈利数字：百度盈利增长逾一倍；中石化盈利增长40%，原因之一是油价上涨；中国人寿第一季度净利润飙升67%；上海汽车净利润增长逾三倍；可以类推，所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在增长行业的，一般都是这个表现。这些数据显示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2009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时的估计。比起不断注资进入基础设施项目来，这些大型企业展示的强劲增长，示人以企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景象，给陡然增高的GDP数字，增添了一个脚踏实地的基础。

经济领域的舆论也信心十足，以至于刚刚开启的整顿房地产市场的严厉措施，带来的股票市场的大幅下挫，也并没有给这种信心带来多少挫折。从这些现象，令人感到中国大陆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整个国民经济用30多年的时间，崛起于经济大国之林，而且至今仍不着陆，仍在腾飞之中；即便着陆之际，人们也认为是令人愉快的软着陆，不会有硬着陆。

其实，在十数亿人口的大国，花开数十、数百个具有优质财务状况的大型企业，是不假的，实实在在的。在这些企业生存的人们也是很幸运的，他们的生活得以随着GDP的增长而蒸蒸日上。就像“21世纪经济报导”做的新闻调查显示的那样：这一部分人在参与投票的2300多人中占12%，他们感到欣喜。可是，有另外60%的人感到愤怒，因为社会分配不公。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那12%代表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而那60%代表了一个衰退的、愤怒不满的中国呢？从大量事实显示的情形来看，这样的分割基本是成立的，但是12%与60%的比例应该不够准确，因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挣扎的底层人口，他们不上网，没有参与投票的机会。参与投票的这60%是已经卷入到这个热辣辣的商圈里，却又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的人们。

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大陆市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架构。许多学者早已揭示出这个结构：位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同的极端上面的两个部分，即一个富裕的中国和一个贫穷的中国。其实西方各国也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特别富有的阶层，其生活与大众脱节，其所构成的一个独有的、封闭的生活圈，也俨然一个与大众割裂开来的独立王国。但是其与中国不同的特点是：西方的超级富豪圈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深居简出，低调不露，社会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声音主导了社会大局，他们的心声构成社会的精神价值的主要部分。而在中国，富有阶层是社会的绝对主流，他们有钱也有权、有财富也有尊荣，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反而是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成了沉默的或被沉默的拿不上台面的后台景象，他们是这个国家想要千方百计令其消音、同时令外界忽视的部分。

一个富裕的中国和一个贫穷的中国，把整个人口分成增长的和衰退的两个板块。增长板块包括所有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职工、私营上市公司公司中的多数职工、公务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口；他们在近十年享受到了每一步经济增长的好处，而没有受到经济调整的伤害。这部分人对自己的状态相当满意，其中许多人对衰退板块中的人们的悲惨处境视而不见。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自己对于整个社会的不正常现象负有责任。而衰退板块包括所有中小企业的大部分职工、私营小企业主、失业人口、农业人口以及公务员中的部分人口。这部分人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增长，可是生活成本却在成倍增长，他们享受到的福利在成倍的减少；部分人的生活常态被各种非正常事件打破，生活悲惨。衰退板块的人们处于极度受压抑状态，其中一部分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得以目睹增长板块的飞扬得意的人，非常愤怒。他们之中一些思想很不健康的人选择了对弱势群体下手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同时有一些有胆识的，选择了不屈服的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人生。

可以说，衰退板块是增长板块的肥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被牺牲。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这个“特色”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者所不理解的结构。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体的权益得到原则上和法律上以及通常情况下的实践中的保护，一切皆得在公义所能允许的原则上进行。就如美国，保健法案必须公平的照顾到每一个合法居民；比如亚利桑那州通过了过于严厉的移民法案，加州的朝野居然都站起来反对，与其断绝往来。这些公平的原则背后，都是庞大的经济数字支撑着，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其经济领域的折射。

中国特色却不仅肤色异于西方，身体比例也日渐呈现出个性鲜明的“大脑袋”。中国人喜欢说头大聪明，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大脑袋体现出了高效的决策力和强大的资源调动力，但也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肌体的内循环失衡的“症状”：当养分过度向头部集中，四肢很难不瘦削，也不得警惕脖颈的承受力。

由于扮演着重要的营养输送器，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政绩忧戚相关，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一直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力背书。而在中国力保经济高增长、快速推进城市化，投资渠道有限，持续扩张信贷、加大投资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脊柱行业和主要投资领域，一直矗立于头顶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它为大头催长，但也被大头越顶越高，正日益成为体制“大头症”上的垒卵。而内需过于瘦削的身躯，始终难以伸展拳脚。

房地产问题是中国特色养分循环体制内在问题的典型代表，但非特例。从财税到投融资体制，“大头症”背后的病因都一脉相承。税收的意义是转移支付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政府用不了太多钱就不应该征收太多税，而正如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5月21日发表的署名文章《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带来经济社会风险》指出的，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竟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为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且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与此同时，正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的，金融海啸后虽然各国都扩张信贷，但中国的银行信贷扩张，大部分都投向了房地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另外一部分能贷到款的恰好是富裕阶层和“成功人士”，普通百姓很难从银行融资。利息收入与实际通胀率相比是负利率，至少要负5个百分点，这等于向存款的老百姓征收家庭储蓄税，或者说穷人贴补富人、贷款者。而受制于教育、医疗和养老考量，存款的恰恰是穷人，甚至是连首付都付不起的穷人，才是存款的主力军，无意间银行就扮演了“杀贫济富”的角色。

中国财富分配日益表现四大失衡：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对于4万亿投资，社科院近期调查显示，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计划可能令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强弱贫富的差距都是相对项，当强者更强，本身就意味着弱者的差距更大，而如果不从体制政策上扭转，悬殊程度只可能加深。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超过，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而中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最近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也说中国加工出口非常庞大，对美国赤字一个月有上千亿等等。为什么中国的很大的富豪不出现在加工产业或者工业制造的领域？这正好体现了中国经济结构畸形的一个主要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出口量非常大，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集中在制造业的下端，就是产业链的最后一段，就是产品的组装和加工，而在工业制造领域里最主要的、具有潜在的盈利能力的其实是上端，也就是产品的开发、研制、专利和它的相关的营销。但是中国的企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走的是所谓短、平、快的路线，就是引进外资，用外资提供的品牌、技术、部件和销售，用最简单的未受过训练的劳工就能组装的这些产品。所以，产品出口量虽然大，但是中国企业的利润非常非常之低，而且是把工人的工资也压到了最低限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种制造业，其实规模再大也没有办法支撑整个中国国内经济的消费和购买力。于是，就出现了畸形的、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房地产业去。

中国政府投入数万亿投入刺激经济，但实际上几乎都注入房市和股市，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它的房价炒到这么高的程度。毫无疑问，如果发生房地产价格下跌，那么，这些房地产大鳄很快就会财富缩水。实际上，中国大陆房地产价格被人为地过度炒高，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本身也是始作俑者。

3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人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40多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人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

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

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也即所谓的“中国特色”。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绑架了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

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人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