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董福祥其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33:23
董福祥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在西北很闻名的人物。他以反清抗暴起家，效忠清廷腾达，最后因反抗八国联军罢官归里而终结了一生。笔秆在金积“董府”附近居家20年，与董福祥的同族近支“董府”总管家董英斌为邻，时相过从。董英斌对董福祥的生平最为津津乐道，故知之较详。写稿前，又承金积雷应龙老先生和董福祥的孙媳、曾孙等分别介绍了一些情况，并参考了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和董福祥的墓志铭与神道碑中的一些资料。采访范围有限．漏误在所难免，愿详其事者予以补充指正。
反清抗暴 拉起队伍
董福祥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840年1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广夏回族自治区)王朝山地方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世猷，不事农业，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哥老会首领和赌棍。董福祥在幼、青年时期，经常跟随乃父活动于帮会、赌场中，深受所谓义气侠勇的熏陶和勾心斗角的习染。
公元1862年，董福祥22岁，那时太平天国转战于南方，反清的捻军纵横于中原。不甘受迫害的回民先后起事于陕甘。尤以陇东回民起义，势成燎原，先由豫旺城把总马兆元领导兵变，继而固原、盐茶(今海原县)、平凉三处回民群起响应，杀官据城，声势颇大。当时环县、固原等处汉民，既因清廷虐政不堪其扰，又因战事纷起，家乡难保，遂群起拥董以谋自卫。董福祥与其父利用哥老会和赌友关系，在不数日之间，即聚众数千，揭竿而起，占有了固原、环县之间的广大农村，并与邻近的民军相呼应，一面杀官劫库，一面保卫家乡。
同治二年(1863年)，由于陕西回民义军受创，全部转入陇东一带。董福祥乘当地汉民群情恐惧和清军不暇西顾之际，便大肆号召起来，因而来归者益众，声势更为壮大。
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仍以全力在陕镇压捻军，不暇西顾，这时在甘肃的回民义军由于各地回民纷起响应，进展极为神速。如平凉回军破固原，河州回军陷狄道，宁夏回军占灵州。董福祥即利用在甘少数清军狼奔豕突疲于应付的机会，在巩固已占地区的同时，又率众向外发展。继以陕西捻军受挫，清廷调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等率部援甘—举攻下平凉，又以靖远回民义军张职璐率部反戈降清攻占了固原、盐茶，回民义军一时受挫。但以当时道运不通，陶、雷两部士兵，军食不继，斗志不坚，逃亡益众，因而陇东的清军与回军相持不下，形成了一种“拉锯”局势。董福祥就乘机劫夺物资，招收人马，补充武器，因而实力更为壮大。当时在环县、固原一带所谓自卫“团练”中的苏存宏、高二、沙三、张俊、李双良、杜乃子、姚旺等部，其中惟董福祥部势力最大，号称劲旅。稍后，其他“团练”之间相互猜疑，时相兼并，如高二杀了苏存宏，沙三又杀高二，张俊又杀死了沙三。于是当时各团练的首领，如张俊、李双良、杜乃子等，为了自保，共同倡议进行统一民团运动，遂共推董福祥为“团总”，张、李、杜等副之。那时董在环、固一带的势力渐趋稳固，并与邻近回民义军划界相约，互不侵扰，共抗清军。
同治四年(1865年)，清军在甘到处败北，回军势力益张。清军陶茂林部溃败于安定(今定西)，几不成军。雷正绾军攻金积回军马化龙部，董福祥率众策应夹击清军，使雷军败于金积，溃于豫旺，哗变于固原，退逃至平凉。董福祥乘胜大举追击，缴获无算，威震一方。
同治五年(1866年)，董福祥已拥有数万之众，武器已由以刀矛棍棒为主转而以土炮洋枪为主了，部队有步队也有马队。这时他以安化(即环、庆、固边区)为根据地，东则联络集结陕境的汉民团练高万镒部，相约合力向东发展；南则联合占据庆阳董志塬一带的陕西回民义军首领崔三、穆二、穆三、穆四、马腊子等众，支援他们向南伸张；北则与金积回民首领马化龙柑结，互为屏障，共抗清兵。董遂将部众分作两队，一队留守于安化的根据地，自率一队主力出征，由安化伸向保安(今志丹县)、曲子、元城子、合水等地。由于当时小麦一石价银一百六七十两，人民生活困苦已极，因而来归的更多。
同治六年(1867年)，董福祥乘陕西清军堵击捻军无力兼顾之隙，又大举攻占了甘肃省之宁州、正宁、合水，陕西省之鄜州、中部、宜君、三水、米脂、绥德、宜川、清涧，并流动于安塞、桥扶峪、新集、老集、董园、安边、定边、盐池各地，声势更大，常与清军刘厚基、鄢太愚、段登云等相对抗。董又联合张福满、欧狗儿、扈正喜等当地团练进掠甘泉，企窥延安。
是年秋，董福祥部已将盐池、安边、定边、靖边等地据为已有。为了巩固后方，他感到环、固的根据地毗近清军驻有重兵的固原、庆阳，形势不稳，于是决定以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为根据地，即将留驻环、固地区的营底家属移于三边。复与灵州之马化龙、白彦虎相约，互为策应，结为联防，并与伊盟各旗协议，互不侵扰。
同治七年(1868年)，董部众号称30万，据有陕、甘数十县，南及延安，北达伊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固，清军被打得首尾不能相顾，狼狈不堪，即榆林重镇，也岌岌可危。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他的下边凡拥众过万的，都封为元帅，内分老营(即董之基本队伍)、新营(以后归从的)、联防(如回民义军在其势力范围的以及汉民自卫团队未归编的)，其编制大体仿清军制，声势颇盛。
降清助虐 镇压义军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自陕西转入山西后。在陕的清军遂转兵西进“剿”回，北向击董，战争日趋激烈。适董攻绥德未下，其元帅高万镒战死于三皇峁，所部四五万人，顿形解体。不久其另一元帅扈彰又率数万之众投降清军。董福祥为了鼓舞士气又率部再攻绥德，但仍受挫，返窥榆林，也没得手。接着其部将张登亦率众万余降清。这时董曾指使李双良、李登、辛满城等前方部队假降，借以重整阵容，力挽颓势。待至是年12月间，清军北路招讨统帅、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率军自山西渡黄河进抵绥德，统一子陕北清军的指挥，开始大举进攻。时董部尚拥众20万余，另外还有一部联防的回民起义军数万，占有东自绥、榆，西至环、固，北起盐、定，南达清涧之数十县的广大地区。区内堡寨林立，崾岭相连，而清军总数不过10万。董福祥即将部众主力布置在大小理川南北之线，企图阻击清军。但刘松山到绥德了解情况后，没有采用全线“扫荡”的策略，竟出乎董意料之外地施行了一点突破，直捣核心的战法，长驱直入闪击董部。从1869年1月中旬大战展开，清军一战胜于大小理川，再战胜于瓦窑堡，三战又胜于隆腰镇、黑牛川、邱家坪，董福祥、张俊、李双良、李登、张万镒、姬春满等，退集镇靖堡共议对策。有的主张后撤宁夏与马化龙联合，共谋抵御；也有主张西去豫旺、环县躲开清军进攻宁夏去路，重整队势。最后，董福祥之父董世猷力主采用董部“参军处”(是一些文人谋士集合体)的主张：“揆度形势，惟有降清是上策。”当降清主张为大家所同意之后，又顾虑在大败之际投降，可能反遭杀害。董世猷说：“这样办，你们先把主力带走，躲进山去，我在这里向清军乞降，看看动静。反正我已老了，要杀他就杀。他们如果诚意招降，我再派人叫你们来投。”这样决定以后，董福祥即率余部转往距镇靖堡130余里的洛珠川一带隐蔽起来，继续收容溃部。
2月中旬，刘松山军逼近镇靖堡，董世猷出镇乞降，刘召纳之，并叫召董福祥等来投。
董福祥率众10万余人投降了清军，经刘松山整编，从中选留了一万多精锐编成三营，号“董字三营”。授封董为五品军功，统领三营，张俊、李双良副之。另为张俊编留一营，归董节制。所部统归刘松山统辖。其余部众分别遣归保安、安定、靖边等地为民，从事垦耕。
董福祥降清后，积极为清廷效忠，镇压回民起义，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实现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从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8年中，他的军事活动，可以分为首战金灵，西征河湟，进军新疆，镇压河湟事变四个阶段。
首战金灵 同治八年，刘松山驻靖边，秉承左宗棠“屯田策”，准备作且耕且战稳扎稳打的打算，询之于董福祥。当时董力陈：“马化龙以教主关系，维系回心，难期内变，并能号召甘、新教徒前来增援。我如缓进观变，彼则声势更张。为今之计，正宜示强不宜示弱。乘大，军方胜之声威，利用甘、陕回众尚未全部会合，可直捣金灵，必操胜算。”刘甚为嘉许，正在就地备战之际，马化龙部众果尔四出攻击，定边、安边、宁条梁等地相继失守，更引起刘对董的重视。
6月间，董福祥即随同刘松山军投入了进攻金灵的血腥战斗中。9月间，吴忠堡下桥之役展开了双方主力战，刘军前锋全部投入战斗，势犹不支，战局甚危。于是刘命董抄敌之左侧背援攻，董则率部冲杀最勇，转败为胜。在吴忠堡的争夺战中，旷日持久，势成拉锯，董福祥是每战必从，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终使马化龙部败退。
12月初，刘军总攻波浪湖马化龙的长墙阵地时，由于墙高沟深，攻未能下，董福祥率部乘风沙大作的自然烟幕，绕道突入墙卡后，自午至酉，纵横冲杀，旋进旋退，肉搏七八次．终将长墙阵地攻破。战斗中董福祥右臂受伤，犹裹创奋战。
同治九年(1870年)2月间，刘松山在吴忠堡南乡马五寨接受马化龙乞降时小弹受伤，弥留时告其侄刘锦说：“我没听董福祥的话，现在身遭不测，悔之已晚。董福祥有智有勇，且甚忠诚，你年尚轻，经验不足，以后凡事多倚重他。”同时又嘱董竭诚襄佐刘锦棠，共成大业。刘松山死，清廷以其侄刘锦棠继统刘松山军。
3月间，刘锦棠召诸将会议，讨论战策。董福祥献“反包围歼敌”之策，并自告奋勇率所部担任诱敌，—孤军守于板桥。马化龙未审是计，乃出金积、汉伯堡四五千之众，围攻板桥。甫合围，清军又自外反包围，内外夹击，大获全胜。
董福祥在投清前，他要求部众，在战阵中，先以威力吓倒敌人，尔后掳其人马武器物资，以壮大和充实自己，严禁乱杀乱烧。自归刘后，他认为人马物资的补充有公家负责，他为了急于立功以取信任，就鼓舞所部以破城毁寨杀人立功为主。他经常说：“血多才能染红顶子。”这个“血”主要是指作战时杀人越多越好。
同年冬，清军已将金积堡团团围困了数月之久，绝其外援，断其粮道，人皆以树皮草根杂以牛皮等为食。马化龙认为势不能挽，乃亲赴刘锦棠营乞降，以挽救被围军民之生命。刘锦棠上报左宗棠。左当时批令刘锦棠监护马化龙，并转饬招抚未降回众，尚无加害之意。后刘锦棠、董福祥栽赃诬陷，酷刑逼供，奏报清廷马化龙“心存再叛”而将马处死。 同治十年(1871年)3月间，宁夏、灵州、金积等地回民义军皆被镇压，生者尽遣外地。是时清廷对参与讨马化龙战役者都有升赏，董营得赏最多，董福祥升为四品游击，刘锦棠又另以金积、马家滩赐董，以示笼络。
同年6月，刘锦棠扶刘松山榇归葬于湖南原籍，以湘军提督萧章开权统刘军，分驻于宁夏各地。董的三营，则屯驻于金积整训。该部在作战中的缺员，复自其已经编遣安置的旧部中招来补充，遂又成为一支额足勇壮的劲旅。
西征河湟 同治十年冬；左宗棠以河(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湟(今青海省)回民义军，仍顽强抵抗，遂檄调驻金积萧章开所统之刘锦棠部10个营，集中于甘肃之安定 (今定西县)，以备策应。董福祥率所部四营，也参与了西征之役。翌年2月，左宗棠的行营自平凉进驻安定，召见了董福祥，并检阅了他的部队。左见其部队兵强马壮，大为嘉奖犒赏，称为西北干城。说是有此健儿，何患不平?勉董好自为之，为国效忠。从此就更坚定了他的充当帮凶、追求权位的决心。
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刘锦棠自湘募勇返甘，左宗棠命其统帅所部开赴西宁，董部也随之投入了残暴的征杀。8月初清军抵碾伯(今乐都县)，即向老鸦峡、观音堂、桌子山、高家堡一带以白彦虎为主帅的陕西回军，展开了为时3个月的攻击。终于在羊角湾、罗家堡、二十里铺、十里铺的一次总攻战斗中，最后将据守之回众全部击溃，兵临西宁城下，解了城围。据说，董字三营在参与这次战役的十八大营中，战功最著。因为这次战役，是以山地战为主，且以碉堡战对碉堡战，这正是他最有经验最能用武的战场，因而所向皆捷。
同年10月末西宁围解，部队从事休整。2个月后董又随刘锦棠开始了向西宁以北之向阳-堡进攻，兵分三路，董福祥为右路，次年初攻克之。向阳堡攻克后，董随刘返军西宁，刘锦棠任西宁道，就地整军。同治十二年(1873年)10月中，左宗棠以肃州久攻不下，遂白兰州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亦率董福祥等部由西宁取道永安、甘州前往助战。由于董福祥等部卖力向义军猛攻，肃州又复落入清廷掌握。
进军新疆 新疆自同治三年(1864年)，妥得磷(妥明)起事于北疆的乌鲁木齐，金相印发难于南疆的喀什噶尔，继而伊犁回民响应于西，哈密族众纷起于东，自是战事不断长达12年之久。到光绪元年(1875年)，败入新疆的以门彦虎为首的陕甘回军与当地回军互相配合，对清军形成强大压力。清廷乃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奏准以三品卿衔署西宁道刘锦棠率所部全军从征，董福祥就随刘入征新疆。董在新历时20年，由四品游击而参将，而协台，而镇台(总兵)，而一品提台(提督)，攀上了武职的顶峰，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用血来染红顶子”的罪恶目的。
光绪二年(1876年)3月董福祥随军自西宁进抵肃州(今酒泉)，4月集中于哈密，6月推进到古城，7月连克紫泥泉、阜康，而达距古牧地60里的九营街。接着又攻占古牧地城、迪化州、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城等地。董因此获头等军功，赏黄马褂，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
光绪三年(1877年)春，左宗棠分兵三路转攻南疆。左令刘锦棠率马步32营由乌鲁木齐趋达坂城，董福祥部随刘军自乌鲁木齐越岭而南，以“先攻后抚”策下达坂城。刘纳董言，“优抚”降众，令其首领随军“招抚”，遣其从众回去宣传。这一役给尔后迅速攻克南疆开创了有利条件。
9月间刘军向西进军，连克哈喇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进抵阿克苏。至此东四城俱下，接着董福祥部又南渡戈壁，占领和阗，并在空台根满斯击溃义军残部，至是南疆战事最后结束，时在光绪五年。
光绪六年清廷以新疆全局平定，乃诏左宗棠晋京“陛见”，以刘锦棠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移驻哈密，以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驻喀什噶尔总办西四城边防。时董福祥领张俊、夏辛酉等军，分驻南疆最为富庶的叶尔羌、和阗等处。按照刘锦棠令诸将“在在不露战迹，时时不忘战心，蓄养精锐，静以观变”的指示，进行整训。大乱初定，董以胜兵之姿，独据一方达数年之久。据说他曾以办理善后名义，对地方的富有者大肆搜刮敲诈，又利用英、印籍官商和地方商人关系，广为经营进出口买卖。同时组成骆驼队，利用公家名义，经常往来于甘、青、宁、新之间，贩运牟利。对军中多年的欠饷，亦多领少发，甚至截扣不发。总之，他使用种种手段，巧取豪夺而大发其财。
光绪十二年(1886年)，董福祥授阿克苏镇总兵职，移驻喀什噶尔。是时边防无事，其部众以饷项积欠累累，军粮亦有所克扣，层层中饱，积怨极深。咸以当初降清时董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诺言，已成废话，跟他只能共患难而不能享安乐了，遂起而谋变。一天夜里，董左营的200多人，枪伤营官胡登花，冲出城外。本期董福祥下令追击，从而裹胁共同起事。不意董自知众心不稳，恐营勇与叛勇有约，如群起响应，将无法收拾。遂闭城不出，严加防范。起事的200多人，后被擒拿，为首的均遭诛戮。据说董福祥经此兵变之后，人为震惊。他一向把自己的亲兵(即原随他降清的甘陕籍的兵)比作“霸王的八千子弟兵”，如今靠不住了。他感到若不设法慰藉和整饬，不仅毁誉败名，而且生命亦危。于是他对兵勇的待遇，大加改善。对老弱者予以遣返，或就地安置。同时到环、固、金、灵等地广为招募，对兵勇的家属亦优加照拂。兵心略定，军容重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授董喀什噶尔提督，头品顶戴，辖西域防务。据说他当时尝以班超、张骞自诩，经常使人给他讲述班超、张骞征西的掌故和历代治疆的政绩，董心领神会，亦步亦趋。既以炫耀自己，又以傲视同僚。在督喀什噶尔时曾数上固边安民之策，为清廷所嘉许，因而益形骄横，目空一切。时刘锦棠任甘新两省巡抚，对董优容过甚。在董接任喀督时，刘的贺信中说：“有君督喀，余无南顾之忧矣。从此边防益固，疆政更昌，乃意中事耳。”这就使董更为骄横跋扈起来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董福祥奉旨内调，保卫京师。率所部马步18营，道经甘肃又增带回部十营(如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部)。途过星星峡时，适地方建修三皇庙，请他题匾额，他题了“人之初”三字。人们原以董本不学无术，但题词俗而不庸，一时传为佳话。
董入京觐见，备陈征战情况和西北长治久安之策。慈禧大悦，加尚书衔，赏福寿字，对—所部优加犒赏。董力陈自己出身戎行，不胜重寄。清帝嘉其“功高不倨”，遂谕特派白玉道、王学伊、安伟俊等四个翰林，随军襄佐，成为董的“智囊”。
镇压河湟事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河湟事变又起。始而由于伊斯兰教中的新老教派之争，先后在河州、循化等地掀起了回民内部械斗事件。继以驻甘官吏的昏庸受贿偏袒一方，复将事态扩大。更以前往弹压的清军不查实情，就粗暴地认为新老教派的回众都属“一丘之貉”，皆是“造反之民”，遂一并“征剿”。于是新老教众，认为这又是清廷借机来杀灭回民，如不合作共抗清军，将必是“同归于尽”。从而爆发了河湟回族群众抗清的一场大战。当时撒拉族马占禄等围循化，河州回族闵伏英等攻狄道，马永琳围河州，大通的包良、西宁的包有福、海原的海四虎也先后杀官起而响应。“进剿”的清军，到处败北，穷于应付。清廷恭亲王奕沂荐奏董福祥统带甘军马步28营，自京赴甘，平定事变，并将陕军归其调遣。同时准董专折上奏(即不通过总督直接启奏各事)，给以全权行事的最高职权。
是年8月间，董自京启行，沿途大张布告：投降的优恤重赏，抗命的痛歼不赦。入甘后以马安良(马占鳌之子，河州人，回族)为先行官，又起用马福禄任说降使。未战以前，已奏先声夺人之功。集结于狄道的董军，于11月初下令开始进攻。洮河三甲集一战获胜后，即兵不血刃连下太子寺、虎狼关、王家嘴、边家湾、康家崖、景古城、胭脂川，解了河州之围。义军一部就抚，一部西去，大部避于山乡荒野，旋亦降清。于是狄道、河州起义被镇压下去。时西宁一再告急，董遂派总兵何得彪、张成基、张铭新、马安良等先后前往驰援。董驻河州，令马福禄等办理善后。清廷以董用兵神速，议叙董福祥为甘肃提督，总统甘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西宁一再告急，清廷迭电催董亲往“督剿”。，董福祥于5月上旬离河州，5月21日抵西宁。了解情况后，增派新锐部队，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又以马福禄担任南路劝降，以马安良担任北路招抚，着崔伟等往西路分化义军。同时北联新疆驻军，南结四川联防，西约藏蒙王公贵族，共同商定外堵内追，速战速决的方案。于是各路并进，时未两月，而西宁各地起义大都被镇压下去。又经过继续“扫荡”，到同年7月底，青海全境已告“肃清”。清廷晋董福祥太子少保。在大力缩编甘军的情况下，特旨准董福祥编留得胜之兵20营，驻于西宁等地整训。
至此，声震一时的河湟事变被镇压下去。 反抗八国联军的前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由于光绪帝赞许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主张，西太后极力反对，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欲废光绪而自掌清政。为了加强京师的实力，遂调董福祥入京。董到京时清廷以破例之礼，欢迎其“凯旋”于芦沟桥畔。对董部优为赏赐，对董赐以紫禁城骑马肩舆，赏穿嗉貂褂。据说嗉貂褂是贵胄眼，武臣得此，是最高的赏赐。旋编归直隶总督荣禄所节制北洋三军之一(提督董福祥之甘军，提督聂士成之武毅军，按察使袁世凯之新建军)。董于是也进一步地对清廷的守旧派表现了忠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太后于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于中南海；之瀛台，下诏临朝“训政”。又诏命各军统归荣禄节制，重编前、后、左、右、中五大军：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扼守北洋门户——大沽、塘北；董福祥之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兼顾通州；宋庆之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防东路；袁世凯之新建军为右军，驻小站，扼津西南要道；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驻南苑，以卫京师。
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来，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廷腐败的浪潮，汹涌澎湃，莫能遏止。各地焚教堂、驱洋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各国驻京使节纷纷提出抗议。西太后和一些当权的王公大臣，统置各国使节的抗议而不理，认义和团的忠勇可恃，企图一举而将洋人洋物驱毁净尽，以恢复往昔的闭关自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更进而降旨命庄王载勋为义和团总统领，大学士刚毅为协办，并命董福祥与义和团联合。在京城的义和团即和董军到处焚教堂、杀教民、拆电线、烧学堂、捣洋楼、毁洋商。刚毅闻而大喜，誉董福祥勇如黄天霸。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各驻京使节，纷纷向本国告急，要求派兵前来保护使馆和侨民。6月中旬日本派卫兵到京，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出城迎接，为董部破腹杀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端王载漪闻报后，特召见他，并伸拇指称他为“真是好汉”。接着端王又指使武卫军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于是下令宣战，以庄王载勋为步军统领，以刚毅统率义和团，连同董之甘军，端王之武卫军，开始向各国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进攻，历时20多天，死伤甚众，但一个使馆也没攻下。端王、庄王曾令董福祥纵火翰林院，企图延烧使馆付诸一炬，结果也失败了。
6月16日，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l?日即攻占我国大沽炮台。清廷乃急调董福祥甘军自京驰赴北仓(天津西北)抵御，令武毅军聂士成守天津，直隶总督裕禄(主力是义和团)布防于杨村(京津之间)。同时电调董部留驻甘肃的马安良率甘军10营(有说20营的)，山西毓贤率义和团，和山东袁世凯的新军，火速兼程来京增援。
7月14日，天津被攻陷。继而联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北仓。董部和义和团虽在火器劣势的情况下，犹奋战20天，曾多次出击歼敌，予联军以沉重打击。终以天津失陷和侧背受敌，乃于8月撤退北京，重整队势，固守广渠门、东便门、朝阳门之线的城防。
旋直隶总督裕禄战败于杨村而自尽。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迎战于黄村亦败，在联军尾追下，及至通州，全军皆溃，李遂自戕。8月14日联军在广渠门、朝阳门发动了总攻，战况至为激烈。防守朝阳门的董部马福禄奋力死战，终以联军炮火集中轰击，死伤惨重，马福禄被炸死，该门遂陷敌手。继之东便门、广渠门，均为联军攻入。时义和团继续巷战，董即收容残部，退守宫室，苦战了一昼夜。当时西太后和一些王公大臣计议，认为援兵不至，宫廷莫保，遂决定挈光绪帝出奔，留庆亲王奕勖在京求和。当联军入京后，不守国际公法，烧杀淫掠，形同匪盗。搜查宫禁，掠夺宝藏，国珍民财，损失无算。
北京被占领后，光绪和西太后在董福祥护卫下，混于败兵中偷偷地出彰仪门西奔。西太后命董福祥为随扈大臣，节制全部满、汉马步残军，护驾西行。董复荐奏以殉忠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为护驾亲随马队，宿卫禁宫。
董随后、帝抵宣化不久，山西巡抚毓贤率勤王之师赶到，奏谓山西全境的洋人势力尽被清除，遂又转往太原。由于联军南下保定，太原告危，董福祥力谏两宫赴西安。其理由为：一则暂都西安可以设朝理政，诏告各省共整勤王之师，外张不屈之势，内安国入之心；二则“圣驾”远离京城，既可避开联军直接威胁，又可使敌不敢孤军深入，有利和议折冲；三则如和议不成，犹能与敌周旋，且福祥久历西北，尚可纠集西北健儿，作和议之后盾，为再战之先锋。西太后甚为嘉许，遂于10月到西安。董到西安后，犹以反洋勤王的功臣自居，认为总有一天会作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在签订卖国条约之前，在各国使团威逼之下实践先决条件，即诏令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斩罪，缓刑发配新疆，永生监禁；庄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武卫军帮办义和团统领李秉衡，虽均死故，但亦不赦，均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定为即行正法。
对于董福祥的惩治问题，其说有二：一说清廷以董在战阵失踪，骗过了联军；另一说清廷业已定谳，但未执行，以敷衍外人。而实际处理情况则是：议和时各国使团坚持杀董，清廷则以董拥重兵，仅予革职，将其软禁于西安皇城内。正在杀释未决，审度局势当中，突马安良等使用类似“兵谏”的形式，迫西太后恢复董的自由。在董出宫时，西太后厚为赏赐，并嘉其忠勇，慰其艰难，以安董心。同时准董奏授马安良为甘州提督统领甘军。并准董编留卫队三营，仍名“董字三营”，人为3000。其各营统领为周某、薛某、姚某，皆军门提督衔，实职都是镇台。当董自西安回归金积途中，董深以清廷懦弱愤愤不服，并闻毓贤在发配新疆途中示斩于兰州，也怀自危之心。遂在旧属怂恿下，滞留于平凉之崆峒山上，拟以陕、甘、新三省联盟共抗外敌作号召，图谋再起。清廷闻之，极为震惊，乃急遣大员前往转致后意，劝董以国家为重，以民命为重，暂屈和议，徐图中兴。最后董福祥终于接受了西太后如下的旨意：“董福祥知悉：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时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日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董自是感知遇，释异图，毅然回归金积。
退居金积 田园终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董福祥在他原有的北京、西安、兰州、固原、金积、新疆等地的所谓“董宫保府”中，选择了塞北江南的宁夏金积之“董府”定居下来。据说这个府，是在光绪二十年他晋京觐上特赏建府银30万两，费时3年工夫而建修的。开工时是按尚书衔的提督府格局，-R将竣工时，董又晋太子少保衔而加以装璜成为“宫保府”的。府北侧原有的“统领第”(也称旧府)，遂让给族人居住。
董回驻金积后，曾给金积带来了一些假繁荣、真剥削，假活跃、真压迫的新局面。随着董定居而来的3000卫队，环驻在董府的周围，并建成了—条“董营街”。大府周围绕以小府 (如姚府、周府、薛府、杜府、朱府……)，小府左右又是一般官兵的新第。不言而喻，街是董营街，而乡也成了董营乡。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该处为“董营村”，就是这样沿袭下来的。当地群众在喧宾夺主的形势下，逐渐转变为“新主人”的长工短役。与此同时，金积县城也同样出现了以新代旧的行业局面。只董家的商行就有什么天太裕、天太当、祥太魁、祥太和……等等，掌握着左右市场的雄厚资本，操纵着垄断专业的经营权威。其他随居的官员，当然也长袖善舞，亦步亦趋地做起生意来。
董回驻金积后，另一个“人杰地灵”的新局面，就是“冠盖满城乡”。从董定居金积以来，清廷或是为了防其反侧，或是为了眷念“忠良”，经常不断地有京官、省官、道府之官前来慰问；其旧部提督、总镇、协参之属，有的为了感恩念旧，有的为了联系说情，更是此去彼来地出入董门；还有的一般文武官员地方豪富，认为董是一时受过，后必再起，因而奔走逢迎的也络绎不绝。当地州、县官员投其所好，更时常在金积城内关帝庙为董演戏，跪迎跪送。逢年过节更为铺张，扎灯结彩，请其玩赏，博取欢心，以保官位。据说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金积是满街灯火，争奇斗妍。在东街还扎有灯牌楼，张灯六千烛，绘有全部西游记和三国故事的图画；西街设有阁灯塔，点蜡一万支，上画全部封神榜。董观赏时还说：“我已为民，特与民同乐耳。”这期间，清廷为了使他终老田园，处处给以优遇，有时也采纳他一些建议。据说马福祥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靖远协台，就是他保荐的。那年他的一个差官叛逃时，他曾下令在金积城挨门逐户搜查3天，断绝了城内外的出入。他的卫队3000人，虽大部安家落户，各就生业，但他的3营人马仍按编制按月从甘肃总督府领取全部粮饷，直到他死去为止。尽管这样，董当时还是不甘伏枥。
董在金积曾把据为己有20多年的马家滩开放，重新垦殖起来。所谓马家滩，当时是南至峡口，北达叶盛堡，东西两河之间的一块沃腴土地。以前为马化龙所占有，设为牧马场。在马化龙败死后，刘锦棠即划给董。董回到金积后曾将董营村被迫迁徙的农民移往该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水溢，中卫、中宁一带遭灾，居民流离失所，董除留中庄、连三寨一带沃腴地带外，允将其余地区拨给卫宁灾民定居下来。另外他还在同年为黄河大水灾给兰州捐赈银28万两，清帝奖其孙董恭以道员加二品衔官。此外他对金积的教育事业公益设施也时多捐赠。又如当时回族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的教门在金积重新创复起来，也得到很多董的同情和支持。此外，他在息影乡间时期，外出仍是轿来轿去，前护后拥；家居依旧珍馐美味，养尊处优。但也有时故作农民打扮，草帽布服旱烟袋，躬亲田间，一则表示他是出身农民，还不忘本，取得乡邻赞誉；一则显露他的戎马余生，优游林下，其心实已无他。所以当时人们还流传着一句：“宫保好见，宫保的事好办；县官难见，县官的事难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冬之交，董病笃。清廷曾几次下诏慰问，并派京医、省医前来诊治。他曾上疏，以“未能尽晚年之忠诚，以上报朝廷”为罪憾。在弥留时，嘱将他的余储银40万两上交以充国帑。延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正月初九日逝世，时年70岁。是年秋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
作者：王伯祥 点击次数：1883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上传日期：1996
反清抗暴 拉起队伍
董福祥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840年1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广夏回族自治区)王朝山地方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世猷，不事农业，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哥老会首领和赌棍。董福祥在幼、青年时期，经常跟随乃父活动于帮会、赌场中，深受所谓义气侠勇的熏陶和勾心斗角的习染。
公元1862年，董福祥22岁，那时太平天国转战于南方，反清的捻军纵横于中原。不甘受迫害的回民先后起事于陕甘。尤以陇东回民起义，势成燎原，先由豫旺城把总马兆元领导兵变，继而固原、盐茶(今海原县)、平凉三处回民群起响应，杀官据城，声势颇大。当时环县、固原等处汉民，既因清廷虐政不堪其扰，又因战事纷起，家乡难保，遂群起拥董以谋自卫。董福祥与其父利用哥老会和赌友关系，在不数日之间，即聚众数千，揭竿而起，占有了固原、环县之间的广大农村，并与邻近的民军相呼应，一面杀官劫库，一面保卫家乡。
同治二年(1863年)，由于陕西回民义军受创，全部转入陇东一带。董福祥乘当地汉民群情恐惧和清军不暇西顾之际，便大肆号召起来，因而来归者益众，声势更为壮大。
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仍以全力在陕镇压捻军，不暇西顾，这时在甘肃的回民义军由于各地回民纷起响应，进展极为神速。如平凉回军破固原，河州回军陷狄道，宁夏回军占灵州。董福祥即利用在甘少数清军狼奔豕突疲于应付的机会，在巩固已占地区的同时，又率众向外发展。继以陕西捻军受挫，清廷调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等率部援甘—举攻下平凉，又以靖远回民义军张职璐率部反戈降清攻占了固原、盐茶，回民义军一时受挫。但以当时道运不通，陶、雷两部士兵，军食不继，斗志不坚，逃亡益众，因而陇东的清军与回军相持不下，形成了一种“拉锯”局势。董福祥就乘机劫夺物资，招收人马，补充武器，因而实力更为壮大。当时在环县、固原一带所谓自卫“团练”中的苏存宏、高二、沙三、张俊、李双良、杜乃子、姚旺等部，其中惟董福祥部势力最大，号称劲旅。稍后，其他“团练”之间相互猜疑，时相兼并，如高二杀了苏存宏，沙三又杀高二，张俊又杀死了沙三。于是当时各团练的首领，如张俊、李双良、杜乃子等，为了自保，共同倡议进行统一民团运动，遂共推董福祥为“团总”，张、李、杜等副之。那时董在环、固一带的势力渐趋稳固，并与邻近回民义军划界相约，互不侵扰，共抗清军。
同治四年(1865年)，清军在甘到处败北，回军势力益张。清军陶茂林部溃败于安定(今定西)，几不成军。雷正绾军攻金积回军马化龙部，董福祥率众策应夹击清军，使雷军败于金积，溃于豫旺，哗变于固原，退逃至平凉。董福祥乘胜大举追击，缴获无算，威震一方。
同治五年(1866年)，董福祥已拥有数万之众，武器已由以刀矛棍棒为主转而以土炮洋枪为主了，部队有步队也有马队。这时他以安化(即环、庆、固边区)为根据地，东则联络集结陕境的汉民团练高万镒部，相约合力向东发展；南则联合占据庆阳董志塬一带的陕西回民义军首领崔三、穆二、穆三、穆四、马腊子等众，支援他们向南伸张；北则与金积回民首领马化龙柑结，互为屏障，共抗清兵。董遂将部众分作两队，一队留守于安化的根据地，自率一队主力出征，由安化伸向保安(今志丹县)、曲子、元城子、合水等地。由于当时小麦一石价银一百六七十两，人民生活困苦已极，因而来归的更多。
同治六年(1867年)，董福祥乘陕西清军堵击捻军无力兼顾之隙，又大举攻占了甘肃省之宁州、正宁、合水，陕西省之鄜州、中部、宜君、三水、米脂、绥德、宜川、清涧，并流动于安塞、桥扶峪、新集、老集、董园、安边、定边、盐池各地，声势更大，常与清军刘厚基、鄢太愚、段登云等相对抗。董又联合张福满、欧狗儿、扈正喜等当地团练进掠甘泉，企窥延安。
是年秋，董福祥部已将盐池、安边、定边、靖边等地据为已有。为了巩固后方，他感到环、固的根据地毗近清军驻有重兵的固原、庆阳，形势不稳，于是决定以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为根据地，即将留驻环、固地区的营底家属移于三边。复与灵州之马化龙、白彦虎相约，互为策应，结为联防，并与伊盟各旗协议，互不侵扰。
同治七年(1868年)，董部众号称30万，据有陕、甘数十县，南及延安，北达伊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固，清军被打得首尾不能相顾，狼狈不堪，即榆林重镇，也岌岌可危。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他的下边凡拥众过万的，都封为元帅，内分老营(即董之基本队伍)、新营(以后归从的)、联防(如回民义军在其势力范围的以及汉民自卫团队未归编的)，其编制大体仿清军制，声势颇盛。
降清助虐 镇压义军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自陕西转入山西后。在陕的清军遂转兵西进“剿”回，北向击董，战争日趋激烈。适董攻绥德未下，其元帅高万镒战死于三皇峁，所部四五万人，顿形解体。不久其另一元帅扈彰又率数万之众投降清军。董福祥为了鼓舞士气又率部再攻绥德，但仍受挫，返窥榆林，也没得手。接着其部将张登亦率众万余降清。这时董曾指使李双良、李登、辛满城等前方部队假降，借以重整阵容，力挽颓势。待至是年12月间，清军北路招讨统帅、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率军自山西渡黄河进抵绥德，统一子陕北清军的指挥，开始大举进攻。时董部尚拥众20万余，另外还有一部联防的回民起义军数万，占有东自绥、榆，西至环、固，北起盐、定，南达清涧之数十县的广大地区。区内堡寨林立，崾岭相连，而清军总数不过10万。董福祥即将部众主力布置在大小理川南北之线，企图阻击清军。但刘松山到绥德了解情况后，没有采用全线“扫荡”的策略，竟出乎董意料之外地施行了一点突破，直捣核心的战法，长驱直入闪击董部。从1869年1月中旬大战展开，清军一战胜于大小理川，再战胜于瓦窑堡，三战又胜于隆腰镇、黑牛川、邱家坪，董福祥、张俊、李双良、李登、张万镒、姬春满等，退集镇靖堡共议对策。有的主张后撤宁夏与马化龙联合，共谋抵御；也有主张西去豫旺、环县躲开清军进攻宁夏去路，重整队势。最后，董福祥之父董世猷力主采用董部“参军处”(是一些文人谋士集合体)的主张：“揆度形势，惟有降清是上策。”当降清主张为大家所同意之后，又顾虑在大败之际投降，可能反遭杀害。董世猷说：“这样办，你们先把主力带走，躲进山去，我在这里向清军乞降，看看动静。反正我已老了，要杀他就杀。他们如果诚意招降，我再派人叫你们来投。”这样决定以后，董福祥即率余部转往距镇靖堡130余里的洛珠川一带隐蔽起来，继续收容溃部。
2月中旬，刘松山军逼近镇靖堡，董世猷出镇乞降，刘召纳之，并叫召董福祥等来投。
董福祥率众10万余人投降了清军，经刘松山整编，从中选留了一万多精锐编成三营，号“董字三营”。授封董为五品军功，统领三营，张俊、李双良副之。另为张俊编留一营，归董节制。所部统归刘松山统辖。其余部众分别遣归保安、安定、靖边等地为民，从事垦耕。
董福祥降清后，积极为清廷效忠，镇压回民起义，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实现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从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8年中，他的军事活动，可以分为首战金灵，西征河湟，进军新疆，镇压河湟事变四个阶段。
首战金灵 同治八年，刘松山驻靖边，秉承左宗棠“屯田策”，准备作且耕且战稳扎稳打的打算，询之于董福祥。当时董力陈：“马化龙以教主关系，维系回心，难期内变，并能号召甘、新教徒前来增援。我如缓进观变，彼则声势更张。为今之计，正宜示强不宜示弱。乘大，军方胜之声威，利用甘、陕回众尚未全部会合，可直捣金灵，必操胜算。”刘甚为嘉许，正在就地备战之际，马化龙部众果尔四出攻击，定边、安边、宁条梁等地相继失守，更引起刘对董的重视。
6月间，董福祥即随同刘松山军投入了进攻金灵的血腥战斗中。9月间，吴忠堡下桥之役展开了双方主力战，刘军前锋全部投入战斗，势犹不支，战局甚危。于是刘命董抄敌之左侧背援攻，董则率部冲杀最勇，转败为胜。在吴忠堡的争夺战中，旷日持久，势成拉锯，董福祥是每战必从，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终使马化龙部败退。
12月初，刘军总攻波浪湖马化龙的长墙阵地时，由于墙高沟深，攻未能下，董福祥率部乘风沙大作的自然烟幕，绕道突入墙卡后，自午至酉，纵横冲杀，旋进旋退，肉搏七八次．终将长墙阵地攻破。战斗中董福祥右臂受伤，犹裹创奋战。
同治九年(1870年)2月间，刘松山在吴忠堡南乡马五寨接受马化龙乞降时小弹受伤，弥留时告其侄刘锦说：“我没听董福祥的话，现在身遭不测，悔之已晚。董福祥有智有勇，且甚忠诚，你年尚轻，经验不足，以后凡事多倚重他。”同时又嘱董竭诚襄佐刘锦棠，共成大业。刘松山死，清廷以其侄刘锦棠继统刘松山军。
3月间，刘锦棠召诸将会议，讨论战策。董福祥献“反包围歼敌”之策，并自告奋勇率所部担任诱敌，—孤军守于板桥。马化龙未审是计，乃出金积、汉伯堡四五千之众，围攻板桥。甫合围，清军又自外反包围，内外夹击，大获全胜。
董福祥在投清前，他要求部众，在战阵中，先以威力吓倒敌人，尔后掳其人马武器物资，以壮大和充实自己，严禁乱杀乱烧。自归刘后，他认为人马物资的补充有公家负责，他为了急于立功以取信任，就鼓舞所部以破城毁寨杀人立功为主。他经常说：“血多才能染红顶子。”这个“血”主要是指作战时杀人越多越好。
同年冬，清军已将金积堡团团围困了数月之久，绝其外援，断其粮道，人皆以树皮草根杂以牛皮等为食。马化龙认为势不能挽，乃亲赴刘锦棠营乞降，以挽救被围军民之生命。刘锦棠上报左宗棠。左当时批令刘锦棠监护马化龙，并转饬招抚未降回众，尚无加害之意。后刘锦棠、董福祥栽赃诬陷，酷刑逼供，奏报清廷马化龙“心存再叛”而将马处死。 同治十年(1871年)3月间，宁夏、灵州、金积等地回民义军皆被镇压，生者尽遣外地。是时清廷对参与讨马化龙战役者都有升赏，董营得赏最多，董福祥升为四品游击，刘锦棠又另以金积、马家滩赐董，以示笼络。
同年6月，刘锦棠扶刘松山榇归葬于湖南原籍，以湘军提督萧章开权统刘军，分驻于宁夏各地。董的三营，则屯驻于金积整训。该部在作战中的缺员，复自其已经编遣安置的旧部中招来补充，遂又成为一支额足勇壮的劲旅。
西征河湟 同治十年冬；左宗棠以河(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湟(今青海省)回民义军，仍顽强抵抗，遂檄调驻金积萧章开所统之刘锦棠部10个营，集中于甘肃之安定 (今定西县)，以备策应。董福祥率所部四营，也参与了西征之役。翌年2月，左宗棠的行营自平凉进驻安定，召见了董福祥，并检阅了他的部队。左见其部队兵强马壮，大为嘉奖犒赏，称为西北干城。说是有此健儿，何患不平?勉董好自为之，为国效忠。从此就更坚定了他的充当帮凶、追求权位的决心。
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刘锦棠自湘募勇返甘，左宗棠命其统帅所部开赴西宁，董部也随之投入了残暴的征杀。8月初清军抵碾伯(今乐都县)，即向老鸦峡、观音堂、桌子山、高家堡一带以白彦虎为主帅的陕西回军，展开了为时3个月的攻击。终于在羊角湾、罗家堡、二十里铺、十里铺的一次总攻战斗中，最后将据守之回众全部击溃，兵临西宁城下，解了城围。据说，董字三营在参与这次战役的十八大营中，战功最著。因为这次战役，是以山地战为主，且以碉堡战对碉堡战，这正是他最有经验最能用武的战场，因而所向皆捷。
同年10月末西宁围解，部队从事休整。2个月后董又随刘锦棠开始了向西宁以北之向阳-堡进攻，兵分三路，董福祥为右路，次年初攻克之。向阳堡攻克后，董随刘返军西宁，刘锦棠任西宁道，就地整军。同治十二年(1873年)10月中，左宗棠以肃州久攻不下，遂白兰州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亦率董福祥等部由西宁取道永安、甘州前往助战。由于董福祥等部卖力向义军猛攻，肃州又复落入清廷掌握。
进军新疆 新疆自同治三年(1864年)，妥得磷(妥明)起事于北疆的乌鲁木齐，金相印发难于南疆的喀什噶尔，继而伊犁回民响应于西，哈密族众纷起于东，自是战事不断长达12年之久。到光绪元年(1875年)，败入新疆的以门彦虎为首的陕甘回军与当地回军互相配合，对清军形成强大压力。清廷乃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奏准以三品卿衔署西宁道刘锦棠率所部全军从征，董福祥就随刘入征新疆。董在新历时20年，由四品游击而参将，而协台，而镇台(总兵)，而一品提台(提督)，攀上了武职的顶峰，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用血来染红顶子”的罪恶目的。
光绪二年(1876年)3月董福祥随军自西宁进抵肃州(今酒泉)，4月集中于哈密，6月推进到古城，7月连克紫泥泉、阜康，而达距古牧地60里的九营街。接着又攻占古牧地城、迪化州、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城等地。董因此获头等军功，赏黄马褂，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
光绪三年(1877年)春，左宗棠分兵三路转攻南疆。左令刘锦棠率马步32营由乌鲁木齐趋达坂城，董福祥部随刘军自乌鲁木齐越岭而南，以“先攻后抚”策下达坂城。刘纳董言，“优抚”降众，令其首领随军“招抚”，遣其从众回去宣传。这一役给尔后迅速攻克南疆开创了有利条件。
9月间刘军向西进军，连克哈喇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进抵阿克苏。至此东四城俱下，接着董福祥部又南渡戈壁，占领和阗，并在空台根满斯击溃义军残部，至是南疆战事最后结束，时在光绪五年。
光绪六年清廷以新疆全局平定，乃诏左宗棠晋京“陛见”，以刘锦棠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移驻哈密，以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驻喀什噶尔总办西四城边防。时董福祥领张俊、夏辛酉等军，分驻南疆最为富庶的叶尔羌、和阗等处。按照刘锦棠令诸将“在在不露战迹，时时不忘战心，蓄养精锐，静以观变”的指示，进行整训。大乱初定，董以胜兵之姿，独据一方达数年之久。据说他曾以办理善后名义，对地方的富有者大肆搜刮敲诈，又利用英、印籍官商和地方商人关系，广为经营进出口买卖。同时组成骆驼队，利用公家名义，经常往来于甘、青、宁、新之间，贩运牟利。对军中多年的欠饷，亦多领少发，甚至截扣不发。总之，他使用种种手段，巧取豪夺而大发其财。
光绪十二年(1886年)，董福祥授阿克苏镇总兵职，移驻喀什噶尔。是时边防无事，其部众以饷项积欠累累，军粮亦有所克扣，层层中饱，积怨极深。咸以当初降清时董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诺言，已成废话，跟他只能共患难而不能享安乐了，遂起而谋变。一天夜里，董左营的200多人，枪伤营官胡登花，冲出城外。本期董福祥下令追击，从而裹胁共同起事。不意董自知众心不稳，恐营勇与叛勇有约，如群起响应，将无法收拾。遂闭城不出，严加防范。起事的200多人，后被擒拿，为首的均遭诛戮。据说董福祥经此兵变之后，人为震惊。他一向把自己的亲兵(即原随他降清的甘陕籍的兵)比作“霸王的八千子弟兵”，如今靠不住了。他感到若不设法慰藉和整饬，不仅毁誉败名，而且生命亦危。于是他对兵勇的待遇，大加改善。对老弱者予以遣返，或就地安置。同时到环、固、金、灵等地广为招募，对兵勇的家属亦优加照拂。兵心略定，军容重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授董喀什噶尔提督，头品顶戴，辖西域防务。据说他当时尝以班超、张骞自诩，经常使人给他讲述班超、张骞征西的掌故和历代治疆的政绩，董心领神会，亦步亦趋。既以炫耀自己，又以傲视同僚。在督喀什噶尔时曾数上固边安民之策，为清廷所嘉许，因而益形骄横，目空一切。时刘锦棠任甘新两省巡抚，对董优容过甚。在董接任喀督时，刘的贺信中说：“有君督喀，余无南顾之忧矣。从此边防益固，疆政更昌，乃意中事耳。”这就使董更为骄横跋扈起来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董福祥奉旨内调，保卫京师。率所部马步18营，道经甘肃又增带回部十营(如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部)。途过星星峡时，适地方建修三皇庙，请他题匾额，他题了“人之初”三字。人们原以董本不学无术，但题词俗而不庸，一时传为佳话。
董入京觐见，备陈征战情况和西北长治久安之策。慈禧大悦，加尚书衔，赏福寿字，对—所部优加犒赏。董力陈自己出身戎行，不胜重寄。清帝嘉其“功高不倨”，遂谕特派白玉道、王学伊、安伟俊等四个翰林，随军襄佐，成为董的“智囊”。
镇压河湟事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河湟事变又起。始而由于伊斯兰教中的新老教派之争，先后在河州、循化等地掀起了回民内部械斗事件。继以驻甘官吏的昏庸受贿偏袒一方，复将事态扩大。更以前往弹压的清军不查实情，就粗暴地认为新老教派的回众都属“一丘之貉”，皆是“造反之民”，遂一并“征剿”。于是新老教众，认为这又是清廷借机来杀灭回民，如不合作共抗清军，将必是“同归于尽”。从而爆发了河湟回族群众抗清的一场大战。当时撒拉族马占禄等围循化，河州回族闵伏英等攻狄道，马永琳围河州，大通的包良、西宁的包有福、海原的海四虎也先后杀官起而响应。“进剿”的清军，到处败北，穷于应付。清廷恭亲王奕沂荐奏董福祥统带甘军马步28营，自京赴甘，平定事变，并将陕军归其调遣。同时准董专折上奏(即不通过总督直接启奏各事)，给以全权行事的最高职权。
是年8月间，董自京启行，沿途大张布告：投降的优恤重赏，抗命的痛歼不赦。入甘后以马安良(马占鳌之子，河州人，回族)为先行官，又起用马福禄任说降使。未战以前，已奏先声夺人之功。集结于狄道的董军，于11月初下令开始进攻。洮河三甲集一战获胜后，即兵不血刃连下太子寺、虎狼关、王家嘴、边家湾、康家崖、景古城、胭脂川，解了河州之围。义军一部就抚，一部西去，大部避于山乡荒野，旋亦降清。于是狄道、河州起义被镇压下去。时西宁一再告急，董遂派总兵何得彪、张成基、张铭新、马安良等先后前往驰援。董驻河州，令马福禄等办理善后。清廷以董用兵神速，议叙董福祥为甘肃提督，总统甘军。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西宁一再告急，清廷迭电催董亲往“督剿”。，董福祥于5月上旬离河州，5月21日抵西宁。了解情况后，增派新锐部队，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又以马福禄担任南路劝降，以马安良担任北路招抚，着崔伟等往西路分化义军。同时北联新疆驻军，南结四川联防，西约藏蒙王公贵族，共同商定外堵内追，速战速决的方案。于是各路并进，时未两月，而西宁各地起义大都被镇压下去。又经过继续“扫荡”，到同年7月底，青海全境已告“肃清”。清廷晋董福祥太子少保。在大力缩编甘军的情况下，特旨准董福祥编留得胜之兵20营，驻于西宁等地整训。
至此，声震一时的河湟事变被镇压下去。 反抗八国联军的前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由于光绪帝赞许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主张，西太后极力反对，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欲废光绪而自掌清政。为了加强京师的实力，遂调董福祥入京。董到京时清廷以破例之礼，欢迎其“凯旋”于芦沟桥畔。对董部优为赏赐，对董赐以紫禁城骑马肩舆，赏穿嗉貂褂。据说嗉貂褂是贵胄眼，武臣得此，是最高的赏赐。旋编归直隶总督荣禄所节制北洋三军之一(提督董福祥之甘军，提督聂士成之武毅军，按察使袁世凯之新建军)。董于是也进一步地对清廷的守旧派表现了忠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西太后于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于中南海；之瀛台，下诏临朝“训政”。又诏命各军统归荣禄节制，重编前、后、左、右、中五大军：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扼守北洋门户——大沽、塘北；董福祥之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兼顾通州；宋庆之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防东路；袁世凯之新建军为右军，驻小站，扼津西南要道；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驻南苑，以卫京师。
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来，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廷腐败的浪潮，汹涌澎湃，莫能遏止。各地焚教堂、驱洋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各国驻京使节纷纷提出抗议。西太后和一些当权的王公大臣，统置各国使节的抗议而不理，认义和团的忠勇可恃，企图一举而将洋人洋物驱毁净尽，以恢复往昔的闭关自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更进而降旨命庄王载勋为义和团总统领，大学士刚毅为协办，并命董福祥与义和团联合。在京城的义和团即和董军到处焚教堂、杀教民、拆电线、烧学堂、捣洋楼、毁洋商。刚毅闻而大喜，誉董福祥勇如黄天霸。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各驻京使节，纷纷向本国告急，要求派兵前来保护使馆和侨民。6月中旬日本派卫兵到京，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出城迎接，为董部破腹杀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端王载漪闻报后，特召见他，并伸拇指称他为“真是好汉”。接着端王又指使武卫军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于是下令宣战，以庄王载勋为步军统领，以刚毅统率义和团，连同董之甘军，端王之武卫军，开始向各国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进攻，历时20多天，死伤甚众，但一个使馆也没攻下。端王、庄王曾令董福祥纵火翰林院，企图延烧使馆付诸一炬，结果也失败了。
6月16日，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l?日即攻占我国大沽炮台。清廷乃急调董福祥甘军自京驰赴北仓(天津西北)抵御，令武毅军聂士成守天津，直隶总督裕禄(主力是义和团)布防于杨村(京津之间)。同时电调董部留驻甘肃的马安良率甘军10营(有说20营的)，山西毓贤率义和团，和山东袁世凯的新军，火速兼程来京增援。
7月14日，天津被攻陷。继而联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北仓。董部和义和团虽在火器劣势的情况下，犹奋战20天，曾多次出击歼敌，予联军以沉重打击。终以天津失陷和侧背受敌，乃于8月撤退北京，重整队势，固守广渠门、东便门、朝阳门之线的城防。
旋直隶总督裕禄战败于杨村而自尽。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迎战于黄村亦败，在联军尾追下，及至通州，全军皆溃，李遂自戕。8月14日联军在广渠门、朝阳门发动了总攻，战况至为激烈。防守朝阳门的董部马福禄奋力死战，终以联军炮火集中轰击，死伤惨重，马福禄被炸死，该门遂陷敌手。继之东便门、广渠门，均为联军攻入。时义和团继续巷战，董即收容残部，退守宫室，苦战了一昼夜。当时西太后和一些王公大臣计议，认为援兵不至，宫廷莫保，遂决定挈光绪帝出奔，留庆亲王奕勖在京求和。当联军入京后，不守国际公法，烧杀淫掠，形同匪盗。搜查宫禁，掠夺宝藏，国珍民财，损失无算。
北京被占领后，光绪和西太后在董福祥护卫下，混于败兵中偷偷地出彰仪门西奔。西太后命董福祥为随扈大臣，节制全部满、汉马步残军，护驾西行。董复荐奏以殉忠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为护驾亲随马队，宿卫禁宫。
董随后、帝抵宣化不久，山西巡抚毓贤率勤王之师赶到，奏谓山西全境的洋人势力尽被清除，遂又转往太原。由于联军南下保定，太原告危，董福祥力谏两宫赴西安。其理由为：一则暂都西安可以设朝理政，诏告各省共整勤王之师，外张不屈之势，内安国入之心；二则“圣驾”远离京城，既可避开联军直接威胁，又可使敌不敢孤军深入，有利和议折冲；三则如和议不成，犹能与敌周旋，且福祥久历西北，尚可纠集西北健儿，作和议之后盾，为再战之先锋。西太后甚为嘉许，遂于10月到西安。董到西安后，犹以反洋勤王的功臣自居，认为总有一天会作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在签订卖国条约之前，在各国使团威逼之下实践先决条件，即诏令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斩罪，缓刑发配新疆，永生监禁；庄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武卫军帮办义和团统领李秉衡，虽均死故，但亦不赦，均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定为即行正法。
对于董福祥的惩治问题，其说有二：一说清廷以董在战阵失踪，骗过了联军；另一说清廷业已定谳，但未执行，以敷衍外人。而实际处理情况则是：议和时各国使团坚持杀董，清廷则以董拥重兵，仅予革职，将其软禁于西安皇城内。正在杀释未决，审度局势当中，突马安良等使用类似“兵谏”的形式，迫西太后恢复董的自由。在董出宫时，西太后厚为赏赐，并嘉其忠勇，慰其艰难，以安董心。同时准董奏授马安良为甘州提督统领甘军。并准董编留卫队三营，仍名“董字三营”，人为3000。其各营统领为周某、薛某、姚某，皆军门提督衔，实职都是镇台。当董自西安回归金积途中，董深以清廷懦弱愤愤不服，并闻毓贤在发配新疆途中示斩于兰州，也怀自危之心。遂在旧属怂恿下，滞留于平凉之崆峒山上，拟以陕、甘、新三省联盟共抗外敌作号召，图谋再起。清廷闻之，极为震惊，乃急遣大员前往转致后意，劝董以国家为重，以民命为重，暂屈和议，徐图中兴。最后董福祥终于接受了西太后如下的旨意：“董福祥知悉：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时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日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董自是感知遇，释异图，毅然回归金积。
退居金积 田园终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董福祥在他原有的北京、西安、兰州、固原、金积、新疆等地的所谓“董宫保府”中，选择了塞北江南的宁夏金积之“董府”定居下来。据说这个府，是在光绪二十年他晋京觐上特赏建府银30万两，费时3年工夫而建修的。开工时是按尚书衔的提督府格局，-R将竣工时，董又晋太子少保衔而加以装璜成为“宫保府”的。府北侧原有的“统领第”(也称旧府)，遂让给族人居住。
董回驻金积后，曾给金积带来了一些假繁荣、真剥削，假活跃、真压迫的新局面。随着董定居而来的3000卫队，环驻在董府的周围，并建成了—条“董营街”。大府周围绕以小府 (如姚府、周府、薛府、杜府、朱府……)，小府左右又是一般官兵的新第。不言而喻，街是董营街，而乡也成了董营乡。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该处为“董营村”，就是这样沿袭下来的。当地群众在喧宾夺主的形势下，逐渐转变为“新主人”的长工短役。与此同时，金积县城也同样出现了以新代旧的行业局面。只董家的商行就有什么天太裕、天太当、祥太魁、祥太和……等等，掌握着左右市场的雄厚资本，操纵着垄断专业的经营权威。其他随居的官员，当然也长袖善舞，亦步亦趋地做起生意来。
董回驻金积后，另一个“人杰地灵”的新局面，就是“冠盖满城乡”。从董定居金积以来，清廷或是为了防其反侧，或是为了眷念“忠良”，经常不断地有京官、省官、道府之官前来慰问；其旧部提督、总镇、协参之属，有的为了感恩念旧，有的为了联系说情，更是此去彼来地出入董门；还有的一般文武官员地方豪富，认为董是一时受过，后必再起，因而奔走逢迎的也络绎不绝。当地州、县官员投其所好，更时常在金积城内关帝庙为董演戏，跪迎跪送。逢年过节更为铺张，扎灯结彩，请其玩赏，博取欢心，以保官位。据说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金积是满街灯火，争奇斗妍。在东街还扎有灯牌楼，张灯六千烛，绘有全部西游记和三国故事的图画；西街设有阁灯塔，点蜡一万支，上画全部封神榜。董观赏时还说：“我已为民，特与民同乐耳。”这期间，清廷为了使他终老田园，处处给以优遇，有时也采纳他一些建议。据说马福祥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靖远协台，就是他保荐的。那年他的一个差官叛逃时，他曾下令在金积城挨门逐户搜查3天，断绝了城内外的出入。他的卫队3000人，虽大部安家落户，各就生业，但他的3营人马仍按编制按月从甘肃总督府领取全部粮饷，直到他死去为止。尽管这样，董当时还是不甘伏枥。
董在金积曾把据为己有20多年的马家滩开放，重新垦殖起来。所谓马家滩，当时是南至峡口，北达叶盛堡，东西两河之间的一块沃腴土地。以前为马化龙所占有，设为牧马场。在马化龙败死后，刘锦棠即划给董。董回到金积后曾将董营村被迫迁徙的农民移往该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水溢，中卫、中宁一带遭灾，居民流离失所，董除留中庄、连三寨一带沃腴地带外，允将其余地区拨给卫宁灾民定居下来。另外他还在同年为黄河大水灾给兰州捐赈银28万两，清帝奖其孙董恭以道员加二品衔官。此外他对金积的教育事业公益设施也时多捐赠。又如当时回族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的教门在金积重新创复起来，也得到很多董的同情和支持。此外，他在息影乡间时期，外出仍是轿来轿去，前护后拥；家居依旧珍馐美味，养尊处优。但也有时故作农民打扮，草帽布服旱烟袋，躬亲田间，一则表示他是出身农民，还不忘本，取得乡邻赞誉；一则显露他的戎马余生，优游林下，其心实已无他。所以当时人们还流传着一句：“宫保好见，宫保的事好办；县官难见，县官的事难缠。”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冬之交，董病笃。清廷曾几次下诏慰问，并派京医、省医前来诊治。他曾上疏，以“未能尽晚年之忠诚，以上报朝廷”为罪憾。在弥留时，嘱将他的余储银40万两上交以充国帑。延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正月初九日逝世，时年70岁。是年秋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
作者：王伯祥 点击次数：1883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上传日期：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