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罗隆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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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
罗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人，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六名右派之一。 早年生活
1898年8月14日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这“龙叽”便成了婴儿的乳名。
“龙叽”到了5岁，要拜“至圣先师孔子”启蒙读书。父亲罗念祖要给儿子取个学名，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真是个千古巧合，借个贵气，“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罗念祖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顽生劣生，庸碌之辈，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这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罗隆基的成材，与其父的严格家教是很有关系的。
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不仅成绩出类拔萃，思想也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被斥为“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学校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疯子”的外号由此得出。
1917年，二月，罗隆基加入兵操军乐队（今清华大学军乐队）。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几天来教师和同学们都很忙碌。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留学美国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罗隆基：两度被“钦封”而成为永远的“未改正右派”
罗隆基 五四领袖 揭露蒋介石 民盟创始人 钦定右派 邓小平 指示 不得平反.
罗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958年被毛泽东钦点为“右派的老祖宗，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列出了他的事迹，因邓小曾有明确指示，成为至今未得到正式平反的六名“右派”之一。
罗隆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罗念祖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为此被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指的就是罗隆基和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那时，在英美术，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已的国家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事吗？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主义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以上文字，是罗隆基1928年留洋归来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执教后，于次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的。“新月社”的主将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罗隆基在这儿接二连三地发表刺刀见红的政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中，目标竟然直指蒋介石：
非党是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班要做官发财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袁皇帝（指袁世凯）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指曹锟）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指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隳，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判乱反覆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如此指着老蒋的鼻子骂，谁受得了呢？很快，罗隆基被解除了教授职务，但他仍不屈不挠，继续反蒋。终于，罗隆基于1930年被捕了！由于胡适和宋子文联和出保，他只失去自由的时间只有六个小时。很快，《新月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
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算得什么？我六小时自由的牺牲又算得什么？值不得小题大做。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查查各地的警察厅，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这就是如今的实况，这就是如今的民生！
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
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条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在蒋介石的下马威下，本来公开宣称他“批评共产派的国家观，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而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他开始倒向共产党。
1932年天初，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兼任天津《益世报》主笔，走马上任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局》，目标就直指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
1933年秋，从天津突然传出一条新闻：罗隆基已身中十余枪而毙命！第二天，京沪友人致其家属的节哀应变的悼电纷至沓来。
事实上，在蒋介石派来刺杀罗隆基的四名特务到达天津后，他们拜会了当地的类似于上海杜月笙的帮会头目潘子欣，并传达了蒋的旨意。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潘老大竟然天天读罗隆基的社论，早已被他的才气和正直所感动！潘老大很快把消息告之罗隆基，并给蒋介石发电为罗求情。
一周后，四名特务来向潘子辞行，说上峰已指示放过罗隆基。然而，三天后，罗隆基就遇刺了，四名特务向他所乘坐的汽车开了十来枪。危急关头，罗隆基平卧在车中座位前面的空隙中，对司机说：“快走，不要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躲过一劫的罗隆基回到学校竟然照常上课，课毕才把经过告诉校长张伯苓。在张伯苓忙着给天津市长报告和打电报向老蒋抗争时，他早已改乘人力三轮车回家休息去了。
一年后，在蒋总司令两度通电之后，罗隆基终于失去了《益世报》主笔之职。不久，蒋介石把他请到了嵋眉山。然而，一直被蒋待为上宾的他最终还是在一个月后辞行了。蒋曾找人拉他做官，一种说法是让他当中华民国驻某国大使，另一种说法是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的任何部长都可以尽他挑选，但他都拒绝了。
1941年，罗隆基与张澜、陈伯钧、左舜生一起组建了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报纸戏称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的他为“罗隆斯基”，闻一多则被称为“闻一多夫”。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他是38名代表中的一员，同与会的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为双十协定的成功达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后因毛虎在上海解放前夕发动起义，他和张澜才幸免于难。此后他和张澜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抵京时周恩来亲自来欢迎接，之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举行家宴欢迎他和张澜、史良。
建国后，罗隆基提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1年夏天，罗隆基到庐山避暑，回来后发现地上的花砖全部变成了地板。一问才明白：生怕花砖冬天太冷，有关部门趁他外出之际，换上了地板。
罗隆基不由得心头一热，此后一来客人就指着地板说：“共产党对我真好！”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
5月22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并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后来，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6月21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罗隆基从锡兰归国。然而，等候他的竟是最后置之于死地的暴风骤雨。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
墙倒众人推，在8月10日的批判会上，罗隆基原来的许多亲密朋友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此外，他还出提供了两条揭发材料：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第一个代表吴晗马上成了大家的批判。后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执笔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吴晗对此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对吴晗的发言，罗隆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吴晗的积极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个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对立的章罗在对吴晗的看法上，却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从1929年即在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与罗隆基共事、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周新民揭发的是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所以，他的揭发是切中命脉。
他说罗隆基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中共“51”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49年12月～50年１月，民盟开４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看得很重。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双方遂达成妥协 ——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实际上，他还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第3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3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３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浦熙修。她是彭德怀元帅的妻妹，此前与罗隆基同居了十年，因子女反对而未能结婚。可是，这次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而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进而又举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虽然已经是众判轻离，罗隆基却拒不认错，这位法学博士让批判会变成了“舌战群雄”。于是，等待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1958年1月26日，罗隆基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保留“政协委员”一职外被剥夺了所有职务。此后，香港方面曾想邀请他去办报，为此周总理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一直认为自己没错、相信自己的事能得到公正处理的他表示不愿离开。
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提到章、罗二人是时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1965年，罗隆基黯然去世，至今无人知其尸骨下落。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的右派的55万人的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平反。“右派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知识分子，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被认为用自己的正直的社会良心、高尚的知识分子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因此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惨痛人生代价换来了名留青史的不朽！
然而，由于邓小平曾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
永远的“未改正右派”罗隆基的这桩经两度经御笔钦定的铁案，恐怕永远也不会有昭雪之日了！
罗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人，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六名右派之一。 早年生活
1898年8月14日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这“龙叽”便成了婴儿的乳名。
“龙叽”到了5岁，要拜“至圣先师孔子”启蒙读书。父亲罗念祖要给儿子取个学名，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真是个千古巧合，借个贵气，“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罗念祖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顽生劣生，庸碌之辈，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这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罗隆基的成材，与其父的严格家教是很有关系的。
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不仅成绩出类拔萃，思想也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被斥为“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学校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疯子”的外号由此得出。
1917年，二月，罗隆基加入兵操军乐队（今清华大学军乐队）。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几天来教师和同学们都很忙碌。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留学美国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罗隆基：两度被“钦封”而成为永远的“未改正右派”
罗隆基 五四领袖 揭露蒋介石 民盟创始人 钦定右派 邓小平 指示 不得平反.
罗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人，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958年被毛泽东钦点为“右派的老祖宗，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列出了他的事迹，因邓小曾有明确指示，成为至今未得到正式平反的六名“右派”之一。
罗隆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罗念祖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为此被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指的就是罗隆基和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那时，在英美术，我是侨居异邦的学生。如今，到了自已的国家来了，可以放胆讨论国事吗？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主义吗？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说句痛心话，我们小民，想要救国，无国可救；想要爱国，无国可爱。在“党国”名词底下，在“党人治国”这名词底下，我们的确是无罪的犯人、无国的流民！
以上文字，是罗隆基1928年留洋归来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执教后，于次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的。“新月社”的主将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等。罗隆基在这儿接二连三地发表刺刀见红的政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中，目标竟然直指蒋介石：
非党是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班要做官发财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就不讲究气节廉耻。袁皇帝（指袁世凯）时代，眼见他上表称臣；曹总统（指曹锟）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指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隳，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判乱反覆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如此指着老蒋的鼻子骂，谁受得了呢？很快，罗隆基被解除了教授职务，但他仍不屈不挠，继续反蒋。终于，罗隆基于1930年被捕了！由于胡适和宋子文联和出保，他只失去自由的时间只有六个小时。很快，《新月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
我个人的被捕，是极小极微的事。牢狱，我登堂尚未入室。就是我无故被杀，算得什么？我六小时自由的牺牲又算得什么？值不得小题大做。然而，党国的领袖们，我希望你们去查查各地的公安局，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查查各地的警察厅，看里面尚有多少无辜被拘的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这就是如今的实况，这就是如今的民生！
我们小民的呼号是：我们要法治！我们要法律上的平等！……
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这是笨人的条法子！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在蒋介石的下马威下，本来公开宣称他“批评共产派的国家观，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而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他开始倒向共产党。
1932年天初，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兼任天津《益世报》主笔，走马上任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局》，目标就直指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
1933年秋，从天津突然传出一条新闻：罗隆基已身中十余枪而毙命！第二天，京沪友人致其家属的节哀应变的悼电纷至沓来。
事实上，在蒋介石派来刺杀罗隆基的四名特务到达天津后，他们拜会了当地的类似于上海杜月笙的帮会头目潘子欣，并传达了蒋的旨意。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潘老大竟然天天读罗隆基的社论，早已被他的才气和正直所感动！潘老大很快把消息告之罗隆基，并给蒋介石发电为罗求情。
一周后，四名特务来向潘子辞行，说上峰已指示放过罗隆基。然而，三天后，罗隆基就遇刺了，四名特务向他所乘坐的汽车开了十来枪。危急关头，罗隆基平卧在车中座位前面的空隙中，对司机说：“快走，不要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躲过一劫的罗隆基回到学校竟然照常上课，课毕才把经过告诉校长张伯苓。在张伯苓忙着给天津市长报告和打电报向老蒋抗争时，他早已改乘人力三轮车回家休息去了。
一年后，在蒋总司令两度通电之后，罗隆基终于失去了《益世报》主笔之职。不久，蒋介石把他请到了嵋眉山。然而，一直被蒋待为上宾的他最终还是在一个月后辞行了。蒋曾找人拉他做官，一种说法是让他当中华民国驻某国大使，另一种说法是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的任何部长都可以尽他挑选，但他都拒绝了。
1941年，罗隆基与张澜、陈伯钧、左舜生一起组建了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报纸戏称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的他为“罗隆斯基”，闻一多则被称为“闻一多夫”。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他是38名代表中的一员，同与会的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为双十协定的成功达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后因毛虎在上海解放前夕发动起义，他和张澜才幸免于难。此后他和张澜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抵京时周恩来亲自来欢迎接，之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举行家宴欢迎他和张澜、史良。
建国后，罗隆基提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1年夏天，罗隆基到庐山避暑，回来后发现地上的花砖全部变成了地板。一问才明白：生怕花砖冬天太冷，有关部门趁他外出之际，换上了地板。
罗隆基不由得心头一热，此后一来客人就指着地板说：“共产党对我真好！”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
5月22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并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后来，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6月21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罗隆基从锡兰归国。然而，等候他的竟是最后置之于死地的暴风骤雨。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
墙倒众人推，在8月10日的批判会上，罗隆基原来的许多亲密朋友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此外，他还出提供了两条揭发材料：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第一个代表吴晗马上成了大家的批判。后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执笔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吴晗对此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对吴晗的发言，罗隆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吴晗的积极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个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对立的章罗在对吴晗的看法上，却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从1929年即在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与罗隆基共事、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周新民揭发的是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所以，他的揭发是切中命脉。
他说罗隆基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中共“51”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49年12月～50年１月，民盟开４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看得很重。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双方遂达成妥协 ——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实际上，他还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第3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3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３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浦熙修。她是彭德怀元帅的妻妹，此前与罗隆基同居了十年，因子女反对而未能结婚。可是，这次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而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进而又举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虽然已经是众判轻离，罗隆基却拒不认错，这位法学博士让批判会变成了“舌战群雄”。于是，等待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1958年1月26日，罗隆基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保留“政协委员”一职外被剥夺了所有职务。此后，香港方面曾想邀请他去办报，为此周总理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一直认为自己没错、相信自己的事能得到公正处理的他表示不愿离开。
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提到章、罗二人是时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1965年，罗隆基黯然去世，至今无人知其尸骨下落。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的右派的55万人的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平反。“右派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知识分子，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被认为用自己的正直的社会良心、高尚的知识分子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因此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惨痛人生代价换来了名留青史的不朽！
然而，由于邓小平曾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
永远的“未改正右派”罗隆基的这桩经两度经御笔钦定的铁案，恐怕永远也不会有昭雪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