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宗泽其人

廖宗泽是在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进白公馆之后数月，才由川西监狱转押过来的。就在廖宗泽被押进白公馆监狱的时候，逃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悲痛宣布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在大陆死亡的消息。蒋介石追授他为中将军衔。
廖宗泽在重庆他主持的兵工署警务处就是一个防奸、防谍、防偷漏，专门在兵工系统中从事特务活动的公开单位。1949年11月18日，毛人凤于嘉陵新村何龙庆公馆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公秘单位头目开会，落实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计划。会上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廖宗泽任处长，具体负责执行破厂任务。11月29日，廖宗泽策划和指挥了对资源委员会长寿水电厂、大溪沟重庆电力厂、国际广播电台、二十一厂、二十四厂、二十五厂等兵工厂和沙坪坝军械总库、白市驿机场、川江船只、山洞公路桥的爆炸破坏。早在1949年10月份兵工署警务处由广州逃迁至重庆后，廖宗泽眼见西南也相继解放，他便受毛人凤之命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共同组织了游击武装，出任保密局西南特区游击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召集兵工厂稽察及警卫队长开会，组织力量，反共自救，并提出组建反共救国团，在警务处下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团，廖自任总干事长，网罗各兵工厂警务组长及警卫大队长任干事，各厂下设分团，分团下设小组，以稽察和警卫队员为主要对象，采取秘密方式招兵买马。
重庆解放前几天，廖宗泽以反共救国团为骨干，网罗多名兵工厂稽察和警卫队员，并裹胁各兵工厂职工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及落后分子共4000多人，组织为"坚忍"部队，番号重庆卫戍司令部独立第一师，廖自任师长，各厂为独立师支队。11月29日，廖宗泽主持实施重庆大爆炸后，率部携保密局配备的CMS特情机两台，向合川方向逃窜。12月初，廖宗泽残部经广安逃往岳池。这时，廖部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撤逃中，一部电台丢失。廖决定放弃到华蓥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将残兵败将撤退到蓬安、仪陇整训，然后转移到大巴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廖部刚入蓬安县境便被解放军击溃。廖率残部逃到仪陇，同杨远森"四一"部队游击武装会合后，派人去找驻巴中的胡宗南收编，遭拒。杨远森见势不妙，取消了"四一"部队旗号，将残余人员编入廖宗泽的独一师后，带了四五名卫士逃往成都，潜伏于金堂县五凤溪，1950年5月被抓获归案。而廖宗泽则是在一年以后，才被新都县公安局缉拿归案。
廖宗泽的人生道路，却是一个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怪圈。廖宗泽曾经是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共产党员，而且，在广汉起义中，他和曹荻秋是亲密战友，两人同在红军中任政委。现在，他成了共产党的阶下之囚，而昔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曹荻秋却成为了共产党的重庆市委第三书记。领略一下廖宗泽曲折的人生道路，是会让许多人发出感叹的。
1930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霜降后的第二天。这天是星期六。夜深了，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广汉县城，周末的喧闹声已渐渐地平息下来。电灯公司在夜11点按时拉闸断电，全城顿时沉入一片黑暗之中。突然，从广汉中学里响起一阵"当、当、当"的钟声。宏亮的钟声，在这秋末的寒夜里显得格外震人心弦。紧接着，尖锐刺耳的枪声撕裂了夜空，虽然枪声并不密集，但却比钟声更加令人震惊。
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武装起义广汉起义爆发了！当时驻广汉的军队是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在驻广汉的二十多个连队中，有三分之二的连队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是革命基础较好的一支部队。起义爆发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革命力量便完全控制了全城。第二天下午，大部分起义部队被集中到广汉公园里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成立。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年轻人走上主席台，代表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讲话。部队中有不少人认得他是广汉中学的教员曹老师也就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曹荻秋。曹荻秋宣布了前委对红军指挥员的任命。"第一路纵队政治委员廖宗泽！"
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应声走到主席台前，向士兵们敬礼。这年刚满二十七岁的廖宗泽，虽然年轻，却已有着多年的革命经历。他在黄埔军校时便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期毕业后与文强、于渊一同受党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从事兵运工作。此后，他又在杨暗公领导下搞兵运工作。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刘伯承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并在起义中担任刘伯承的警卫营长。起义失败后转移到成都，被派往川军第二十八军（江防军）参加地下军支工作，对外以江防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科长一职作掩护。1929年，他又参加了邝继勋领导的江防军第七混成旅遂宁、蓬溪起义。失败后撤回成都，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继续投身于在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这一既危险又艰苦的工作。这一次，他和曹荻秋分别担任了新诞生的红军第一、第二纵队的政治委员。
广汉兵变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执行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和在此之前省委举行的一系列兵变一样，广汉兵变也注定不可能成功。失败以后，廖宗泽和前委的其他同志一道商定了撤退隐蔽的方案，然后他同第二纵队司令员易心固一起化装后离开了部队。疯狂反扑的敌人夺回广汉后开始了大搜捕、大屠杀，成都平原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廖宗泽逃回离成都不远的华阳县石板滩老家（他家祖籍广东，系早年迁来此地的客籍人）躲避风头。不久，因刘湘在重庆组建的21军特务委员会收罗了不少叛徒四出认捕共产党人，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已无法立足，被迫迁往成都，廖宗泽又参加了省军委的工作。这时，廖宗泽的革命信念开始动摇了，导致他产生动摇的原因，并非是来自敌人的白色恐怖，而是当时中共党内一再出现的左倾错误。
廖宗泽在四川长期从事的是军事工作，而恰恰是在军事方面，左倾路线所带来的一次次惨败，使他这样做具体领导工作的军事干部最有切肤之痛。川军中的士兵革命运动本来是开展得比较好的，但是立三路线不顾主客观条件草率发动的暴动、兵变，却是以尚不成熟的革命力量去以卵击石，几下便把革命者辛苦经营多年积蓄起来的家当拼光了。同时，在起义中，立三路线的不少作法也使从事具体领导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困惑甚至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兵不要官，在起义中，片面地强调阶级成分，排斥军官。而当时的现实是绝大多数的军官都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甚至连许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也一律被排斥在外，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起义被称为兵士暴动和兵变。连党的各级军委也统统更名为兵委。
广汉之前举行的江津兵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江津兵变士兵们空洒碧血于前，而此后的广汉兵变同样如此。据当时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前委委员刘连波回忆：根据当时立三路线要兵不要官的错误指导思想，川西行委决定，有关起义的消息，均不可通知原在部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党员，起义成功后，这些党员也同其他军官一样遣送离队。逻辑很简单，既然他们当了军官，就必然受到了反动派物质上的利诱和思想的侵蚀。现在来看这样的决定，简直是荒唐至极！但在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们却是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执行的，因为理由冠冕堂皇：这是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由于这样的决定，导致在起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既悲又愤的事情。当时担任广汉兵变前委秘书的淇汀同志事后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起义爆发后，因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处都无人负责，原编制被打乱，导致部队一团混乱。部队编制系统一直到部队遭到失败，仍然还没有弄清楚。各队因编制混乱，给养无人负责，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饭。新兵初招募者凡数百人，亦以无人负责管理遂至自行散去。由于将军官以及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一律排斥在外，导致原地下军支组织也被打散。"淇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沉痛写到："一旦兵变爆发后，前委概不管组织问题，两三天过去都没有把各连组织清理一下，失败之处，此为第一原因。"
这样的起义，焉能成功？当晚，起义部队就在乱哄哄的状态中开往高平镇。因原有编制被打乱，新编的系统不明了，且不惯于新的番号，以致宿营时随处可见士兵们在大喊大叫，寻觅本队人员。人疲腹饥，没人先办给养，许多人都得不着饭吃，于是便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出现。一些有经验的士兵已经看到了危机，倘若这样下去一旦与敌遭遇焉能御敌。行军路上，怨叹之声四起，认为负军事总责的人能力太差，不善于部署一切，又不能统率部队，数千人的生命，岂不是当成儿戏？议论越来越强烈，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让原来的参谋长刘狄军出来担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刘狄军是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前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而且是地下军支委员。在士兵中威望也相当高，本应作为起义领导成员，但就因为他是军官，便遭排斥，并属于遣送离队之人。只因在起义爆发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前委考虑到军事干部缺乏，才勉强同意他留下来，但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眼下士兵们呼声四起，均要刘狄军出来负责，前委迫于无奈，考虑到前有强敌，后有追兵，部队极其危险，稳定军心，当是第一要旨，只好匆匆宣布任命刘狄军为红军总指挥。但又害怕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独揽军权发生不测，便对他进行了诸多限制，要求他凡事均须向前委请示。第二天，却又生出一桩事来，一位排长因是军官，本被排斥在起义之外，但在起义信号发出后，这位排长主动率部参加起义，而且十分英勇机智，最后控制了全营。前委也只得任命他为大队长。谁知这位大队长却在一位前委成员向被抓起来的土豪劣绅催缴赎金时，为其中的一个富绅说话，与前委成员发生冲突。这件事立即使前委成员形成共识，认为起义部队中已经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苗头，便在起义已经失败、部队正在与敌激战时决定在部队中进行肃反，那位大队长首先被肃掉，而且还把总指挥刘狄军也列入了肃反处决名单。并决定在打下绵竹县城后立即将刘狄军处决。
廖宗泽没有参加这次前委会议，因为他当时也和刘狄军、曹荻秋同在前线指挥作战。事后当他得知前委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后，真是既震惊又愤怒。当刘狄军攻打绵竹失败后得知前委曾作出处决他的决定后，马上带着溃散的部队投向了四川大军阀田颂尧。而这样的结果却恰恰让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坚信左倾路线正确的预见性，只可惜下手迟了一步，让这样的反革命头子跑掉了。凡此种种，极大地挫伤了廖宗泽对党的信仰，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不久，党内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又使廖宗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
仲秋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到成都爵板街廖宗泽住处。此人叫周敦婉，江津县人，在四川党内，她有着很高的威望，是中共地下党第一任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也是四川省第一位女省委委员，前夫是已经牺牲的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后来她又同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文强结为夫妻。周敦婉神色不安地告诉廖宗泽，文强已经秘密到成都来了，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只好呆在旅馆里，让她独自前来联系。文强是廖宗泽的好友，在黄埔两人同期毕业，同随朱德入川。1927年国民党清党，文强被迫逃离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二次入川，通过廖宗泽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二人长期一起在邝继勋的部队里从事兵运工作，交情十分深厚。廖宗泽马上随周敦婉一同前往春熙路一家小客店里会见文强。见面之后，廖宗泽才知道为何周敦婉会愁容满面。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这年春末因为重庆白色恐怖严重，被迫迁往成都后，在重庆另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文强被留在重庆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重庆和川东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不料这年6月里，文强被叛徒出卖，抓进21军特务委员会。好在敌人不知道文强此时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东领导过农民起义军。文强便称自己在川东起义失败后便已脱离中共组织，这次是刚到重庆，打算另谋职业。当时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是外号"四川卡尔"的郑佑之，他足智多谋，早已在特务委员会中打进了自己人，经过里应外合，文强终于越狱逃出。由于特务们四处抓捕文强，他在重庆已无法立足，经川东特委研究后，决定文强与周敦婉立即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谁知当时省委领导刚刚开始贯彻王明路线，正在坚决反右倾的风头上，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要给文强处分；而实际上文强是按照狱外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巧妙与敌周旋，拖延时间，以利于营救，说了一些并不涉及党内机密的事情。廖宗泽听了文强的述说，十分生气，对文强他是非常了解的，多年来两人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决不同意省委对文强的处分，联系到立三路线导致的一次次惨败，他既悲痛又沮丧，说到伤心处，他竟然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
在文强与周敦婉向省委申诉、辩解期间，廖宗泽积极为文强夫妇寻找住处，在凄风苦雨中带着夫妇俩东躲西藏（因文强尚在敌人的通缉之下）。但是，最后省委仍然执意要处分文强，并因文强拒不承认错误，将处分由严重警告升级为开除出党。文强和周敦婉一气之下，愤然离川，打算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但他们并不知道四川省委已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文强与周敦婉与上海中央接不上关系，生活无着，最后，文强只好携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三年后，经廖宗泽向曾扩情介绍，文强投向了国民党。
文强与周敦婉的离川，使廖宗泽十分寒心，眼见立三路线之后又是更左的路线，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哪儿还能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终于对革命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主动脱党了。
正在这时候，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民族矛盾骤然上升，蒋介石向黄埔同学发出了归队为国效力的号召。这正好给了廖宗泽这类因各种复杂原因从革命队伍中叛离出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一个改换门庭，投向昔日敌对阵营的台阶。
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有120人左右归来。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蒋介石分批召见了他们，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状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廖宗泽，这个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年轻共产党人，就这样同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与他同时投向国民党阵营的共产党人，还有曾在四川同他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黄埔同学、中共四川省委兵委干部陈远湘。三年后，文强也通过廖宗泽的引荐，投入了国民党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