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政委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中

空军政委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中 

叶介甫

余立金，1912年出生，湖北大冶人，1927年参加红军。历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赤胆忠心，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阴谋制造了“杨余傅事件”，使他遭受了残酷迫害。

一

1965年5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余立金为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上任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就爆发了。1966年5月24日，空军“文革”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吴法宪，副组长余立金。5月26日，空军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对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部署。

在研究空军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会议出现了不利于团结的气氛。对此，余立金严肃地指出三点：一、空军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错误属工作方法问题，对他的批判斗争不能上纲上线；二、对刘亚楼的看法、评价，要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空军党委三届八次全会做出的《空军党委关于学习刘亚楼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努力做好空军工作的决定》上来；三、坚决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搞好空军的各项工作”。会议开开停停，直至9月8日才告结束。

1967年3月初，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派林立果到空军是专为吴法宪保驾的。于是，吴法宪当即决定由他和办公室秘书周宇驰介绍其入了党，改名李果。

1967年4月下旬，空军党委办公室成员刘沛丰、周宇驰和李果写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并公开发表。余立金看后认为提法不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余立金的看法不谋而合。余立金于是向吴法宪说明了杨成武和他自己的意见。吴法宪将杨成武、余立金的意见汇报给了叶群。几天后，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上，吴法宪在发言中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余立金表示：这样提法中央从没有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余立金的意见又通过吴法宪、林立果传到了林彪、叶群那里。这样，林彪、叶群对余立金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7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进程问题。毛泽东给“文化大革命”定下部署：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游水”。毛泽东外出，事关重大。周恩来亲自到武汉东湖宾馆安排毛泽东的住处，又指定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等随同前往，务必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当晚，余立金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当即与谢富治、王力乘飞机赶往武汉。

15日，毛泽东乘火车抵达武汉，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17日上午9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郑维山、王力等人，听取处理西南地区群众武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翌日晚8时，余立金参加了毛泽东在梅岭一号主持召开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讲话。会后，周恩来乘飞机回到北京。

武汉地区存在着“百万雄师”和“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两大群众组织。7月20日，王力独自到武汉水利学院讲话，表示中央文革支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于是引发了“百万雄师”群众组织的不满，这部分群众追踪到东湖宾馆王力住处，围攻宾馆，绑走王力，这就是“七·二〇事件”。杨成武、余立金不明事情的原委，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当日傍晚飞抵武汉。在百花一号紧急召集杨成武、余立金等研究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方案。方案提出由空军出动1架飞机，让毛泽东飞离武汉。经毛泽东同意后，余立金迅即赶到空军王家墩机场，选择编号232的1架伊尔18型飞机，并亲自乘机试航，又确定最好的飞行员待命。21日黎明，毛泽东登上232号飞机，余立金亲自下达起飞命令，陪同毛主席乘飞机离开武汉，飞抵上海，安全降落在虹桥机场。

22日中午12点半，毛泽东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北京和武汉的情况。最后，毛泽东又单独将杨成武、余立金留下谈了对陈再道、钟汉华等军队领导人的看法。谈话中，毛泽东对报纸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宣传表示反感，说：“谁封给我的4个官啊！”提醒杨成武、余立金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列宁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毛泽东还嘱咐杨成武、余立金“离开部队时间长了，回去看一下”，并要他们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他的情况。受毛泽东委托，杨成武、余立金于“八一”建军节前夕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重要内容。

二

在空军大院，余立金和吴法宪住前后院。余立金一回到家，吴法宪就闻风而至，要求余立金透露毛泽东沿途谈话的内容，被余立金拒绝。

功夫不大，吴法宪变换花招，打电话给余立金，称常委已经集合好，共同要求和等待余立金去传达。余立金在电话里说：“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汇报的。”

吴法宪不阴不阳地说：“我看你还是汇报一下好！”

余立金回答说：“吴司令，我的确没有汇报任务。”

“没有就算了！”吴法宪说完，狠狠地摔下听筒，挂断了电话。遭余立金再一次拒绝的吴法宪对余立金从此恨之入骨，同时将余立金的“表现”汇报给叶群。

1968年3月23日凌晨，吴法宪打电话请余立金到其住处，说有要事相商。当余立金一走进吴法宪的房门，便被两个彪形大汉把双手扭到背后，随即被押送上车，无端关押起来。半个小时以后，他的夫人陆力行也被关押起来。第二天，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14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

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7日在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叶群、吴法宪宣布：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二、余立金犯有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后，在江青和林彪的策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接连召开声讨批判大会，庆祝粉碎“杨余傅事件”的伟大胜利。林彪在毛泽东面前下结论，做保证，并一手炮制了撤销3位将军职务的中央文件。随后，林彪、叶群、林立果又指使空军机关造反派印发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余立金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罗织的4大罪状是：一、1956年，余立金在南京空军干部会上胡说“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对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贡献。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是有影响的”等等，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二、1967年11月30日，余立金在北京经空军党委转报中央文革的一份报告上，将“一定要把大权集中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手中”的话的后半部分删掉了，蓄意反对林副主席。三、余立金在一份材料中将“建议把一贯最坚决、最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有卓越功勋的江青同志，选进中央最高领导机关”这一段话全部砍掉，用心在于仇视和反对江青同志。四、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抛出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黑报告，余立金竭力拥护，得意忘形地说：“刘主席的话很有道理，使人听起来口服心服。”可见余立金在历史上一贯执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三

余立金被捕后，直接被押往秦城监狱。高高的围墙，粗大的铁丝网，把他和外边的世界隔离开来。他的生活待遇是：一日两餐，上午稀饭，下午窝窝头，上顿不吃，下顿热热又送了回来，每顿饭后，用塑料碗给一碗热开水；每天一份《北京日报》，这是他了解铁窗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然而，林彪、江青和叶群一伙对他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12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在林彪、江青和叶群的授意下，通过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的刑讯逼供，一手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该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余立金等十几个人是该党的“委员”。由此，余立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押解出去，挨批挨斗。虽然他的牙齿脱落了，身体消瘦了，但他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他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冤死，相信党中央会查明真相、妥善处理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及其死党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此后，全党开展了揭发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余立金发现《北京日报》上涉及林彪时，常用的一些提法不见了，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等待着时局进一步的发展。

1972年4月16日，被下放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的余立金次子余小敏，在中南海西华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转交给周恩来一封信，提出探望父母的要求，周恩来马上批复同意。

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被捕”后，几经辗转，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政治犯们都是单人一室，室内仅一张20公分高的木床，别无他物。“放风”时，也要等前一个回去，下一个才被允许出来。以至于陆力行和余立金同在一个狱中多年，却互不知晓。当工作人员通知陆力行，周恩来已批复其子女可以探望父母时，陆力行擦去一把苦涩的泪水，说：“让孩子们看到他爸爸后，再来看我吧。”

4月底，余小敏兄妹4人被带到秦城监狱。见到余立金时，4兄妹竟然不能认出这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父亲。余立金一头雪白的寸发，身着一件不合体的黑色对襟棉袄，明显苍老了。余立金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便一把把他们揽进怀里。当孩子们告诉他，母亲也被关在秦城监狱时，余立金不禁潸然泪下。这以后，余立金和陆力行的伙食虽然改善了，但监狱对他们的看管并没有丝毫松动，更不用说出狱获得自由了。

1973年4月下旬，余立金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浑身无力，经诊断是患了肝炎。后来，他被送到北医六院治疗。3个月后，又被送回了秦城监狱。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74年7月30日，监狱通知余立金出狱，随后，一辆空军牌号的轿车将他接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住下。下午，陆力行也被放了出来，这对苦难的战友和夫妻，在度过漫长的6年4个月零8天的狱中生活后，在招待所团聚了。余立金拉着妻子的双手说：“没想到你也被抓起来了……”

当天晚上，空军后勤部派人送来一套军装和一件衬衣。余立金看着久别了的红领章和红帽徽，心头顿时涌过一股热流。

8月1日，余立金出席了中央军委举行的“八一”招待会。在会上，他见到了杨成武，两个人悲喜交加，互致问候。周恩来走过来对他们说：“没有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接着，周恩来把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的“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的话转述他们。余立金长吁一口气，这是6年多来第一次听到的中央关于这一冤案的正式态度。

在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叶剑英走到余立金跟前，安慰过后谈了对他的工作安排，并征求他的意见。余立金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2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余立金为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中国民航总局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技术力量、职工素质、规章制度和服务水平都遭到严重影响。余立金到职后，在局党委会议上，详细分析了民航总局的形势，确定了近期以整顿作风纪律、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为工作的目标。余立金说：“作风纪律和业务技术，是民航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大事，是局党委确定的近期必须抓紧的工作内容，各省局领导必须认清形势，明确责任，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1975年1月13日，余立金作为民航总局推选的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重申的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会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全面整顿。余立金从中看到了希望。

8月3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空军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通知》，任命马宁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余立金为第二政治委员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余立金一方面参与空军的重要决策，另一方面还要主持民航总局的工作，工作虽紧张、劳累，但心情异常舒畅。9月份，他开始感到有些胸闷、气短，保健医生要他去空军总医院检查，但他觉得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被耽误了许多，不该再为身体上的小毛病耽误工作时间，一直没在意，只吃了些消炎、顺气的药片就过去了。不料，在1977年初，余立金被诊断为肺癌。然而，他在医院仅住了2个月就出院了，他要在家一面工作一面治疗。在住宅里，余立金布置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看文件，听电话，找人谈话。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出席了这次会议。12月20日，他又被选为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

1978年初，余立金的病情加重，中央军委免去了他民航总局政治委员的职务。他被送进空军总医院进行治疗。

在余立金住院期间，叶剑英派秘书专程看望，谭震林、陈士榘夫妇以及华东军大、南空、民航、空军的一大批老同志、老战友到医院看望他。每当同志们向他介绍国内、军内大好形势时，他憔悴的面庞上总是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与激动。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重新为党工作。但不幸的是，癌细胞正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肌体。他忍着病痛，一次次地与曾受自己株连而长期得不到公正待遇的长女余苏宁、次女余慎平和长子余华栋、次子余小敏、三子余奕长谈，要求他们“政治上要坚定，思想上要进步。入了党的要做合格党员，没入党的要争取早日入党，千万不要因为父母一度蒙冤而埋怨党”。

1978年11月中旬，余立金病情急剧恶化，12月2日12时03分，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党史纵览》200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