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后毛泽东发现东来顺羊肉不好吃了

公私合营后毛泽东发现东来顺羊肉不好吃了

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了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头者则是最大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都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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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陈云

同日，毛泽东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他风趣地对时年40岁的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公私合营后生产怎么样？”荣毅仁回答说:“比以前要好。”

在视察后，荣毅仁当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新华社记者问起荣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我的企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还准备实行定息的办法，这样每年利润更有了保证。我已经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表示了决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润以投资企业和购买公债的方式，用来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个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来尽我的责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在20万民众的欢呼声中，乐松生登上天安门城楼，代表北京工商界向毛泽东主席献上北京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由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第二天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报喜队的一名代表装扮成“天官赐福”的样子来到会场向人们报喜，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二天，在早春的细雨中，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据当时的报纸描述:“大会在诵读完写给毛主席的报喜信后，人群立即欢腾起来。无数气球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宛如五彩缤纷的海涛。鞭炮的青烟在蒙蒙细雨中凝结成一片片云雾，久久挥之不去。人群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由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诸多年老的资本家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向周围的群众欢呼招手。从这一刻起，他们及其家属将放弃剥削，学会本领，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热烈的人群中，荣毅仁大声地朗诵道:“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天津，盛大的游行队伍第一排是由一群资本家的太太们组成的，一年后的《人民画报》对其中的7个人进行了追踪采访，龚锦成了天津市第四医院X光部的护士，沈恩秀进入天津人民造纸厂当了文化教员，张玉英成了社区托儿所的一名老师，岳东平进入夜校学习，蒋恩钿大部分时间在做翻译工作，另两位也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①

变化比计划快，这是中国常有的事。不过，事情快起来之后，也会发生预料之外的状况。正是在这次重要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向陈云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东来顺是北京城里一家有150年历史的老字号饭馆，它以涮羊肉出名，其羊肉“薄如纸、匀如晶、齐如线、美如花”，投入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又香又嫩，不膻不腻。1955年，东来顺搞了公私合营，改名为民族饭庄，从此它的羊肉再也涮不出原来的鲜美味道了。民间因此有人调侃说:“资本主义的羊肉经社会主义改造后，就不好吃了。”这些言论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陈云对这一现象也早已观察到了，自从公私合营之后，很多老字号的质量明显下滑，除了东来顺的羊肉，常常被群众议论的还有全聚德的烤鸭，这家烤鸭店的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陈云专门针对东来顺羊肉和全聚德烤鸭去作了调研。所以，当毛泽东向他提问时，他当即给出了回答。

东来顺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全聚德的烤鸭也是同样的问题，原来的烤鸭用的是专门喂养100天左右的鸭子，有严格的喂养规矩，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和公私合营后，烤鸭店的原料由国家统一调配，给他们的是农场喂养的老鸭子，结果自然是不好吃了。

毛主席问陈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陈云坦言了他的看法，他谈道: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20万户，雇店员的不到1万户，50%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们人数很多，铺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对营业是不利的。

陈云还以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小铺子为例，详细阐述了他对个体小商业的看法。他说:“那是一个只能站两个顾客的小店，但是它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8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12点敲门也卖东西。这样的铺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如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①一律30块、35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半夜12点钟门也敲不开了。全部改变以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对这些人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比如雕刻，如果这种人也组成合作社，进货是统一的，销路是统一的，那他的手工艺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馄饨担怎么办？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怎么办？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把他们搞掉了，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陈云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此外，他还对私营工厂的效率和质量下降提出了建议，认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统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

在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是，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出了巨大的体制性隐患，它将困扰人们长达22年之久。就当陈云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时，中国两位学者却从制度层面上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

他们是顾准和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

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天津，盛大的游行队伍第一排是由一群资本家的太太们组成的，一年后的《人民画报》对其中的7个人进行了追踪采访，龚锦成了天津市第四医院X光部的护士，沈恩秀进入天津人民造纸厂当了文化教员，张玉英成了社区托儿所的一名老师，岳东平进入夜校学习，蒋恩钿大部分时间在做翻译工作，另两位也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①

此时的顾准正在中央党校潜心学习，他从早到晚都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过去的三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苏联理论家们的计划经济理论、黑格尔以及凯恩斯的着作，此外还读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浩大而孤独的阅读经验，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而敏锐的思想家。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渐渐形成了体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他如此评论“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须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言论在当年无疑是大逆不道。就在这时，顾准开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与顾准达到同样思想高度的另外一个学者，是他的江苏老乡孙冶方。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1949年当过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与顾准有过同事的经历。1954年他赴京升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接着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顾准翻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与孙冶方进行讨论，这段文字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

对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让两人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危险的窗户。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可容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一些发展，然后慢慢改造它们？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适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样化的需要？第三，怎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首先用于什么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还不敢像顾准、孙冶方那样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先驱”。

在《试论》一文中，顾准更是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他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须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他像先知一样地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很多年后我们仍能感受到他思想的灼热。

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天津，盛大的游行队伍第一排是由一群资本家的太太们组成的，一年后的《人民画报》对其中的7个人进行了追踪采访，龚锦成了天津市第四医院X光部的护士，沈恩秀进入天津人民造纸厂当了文化教员，张玉英成了社区托儿所的一名老师，岳东平进入夜校学习，蒋恩钿大部分时间在做翻译工作，另两位也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基本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12年。这个速度不仅超出我们大家的预料，而且也超出毛主席本人的预料。”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