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城市的年龄

青铜器时代彩绘


4000年前：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关键词：甘井子双坨子遗址、氏族显贵的墓葬———大石棚
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大连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1964年发掘的甘井子双坨子遗址三叠层及其以后的研究，为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树立了标杆，即双坨子一、二、三期文化。双坨子一期文化距今4000年至3600年左右，重要遗址还有旅顺于家村遗址下层、小黑石坨子遗址下层、甘井子大嘴子遗址下层等。在大嘴子遗址下层发现的青铜戈形器，是迄今大连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大连地区青铜时代到来的标志。双坨子二期文化距今3600年至3400年左右，重要遗址还有旅顺北海大坨子遗址下层、小黑石坨子遗址中层、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瓮棺墓地等。这一时期文化与山东岳石文化非常相似，特别是一部分器物可以说就是岳石文化舶来品。双坨子三期文化距今3400年至3100年左右，重要遗址还有旅顺于家村遗址上层、北海大坨子遗址上层、小黑石坨子遗址上层、甘井子大嘴子遗址上层等。大嘴子遗址上层是迄今大连地区发现的同类遗址中最先进、最发达的一处。整个聚落在石墙包围之中，出土了形体硕大的青铜镞和大量的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石棍棒头等兵器，尤其是石戈深受商文化的影响。大嘴子遗址上层出土的稻米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遗址上层稻米的发现还为研究我国栽培稻东传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实物资料。青铜时代晚期即距今3100年左右，大连地区出现了一批氏族显贵的墓葬———大石棚。这些都说明原始社会即将解体，就要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了。这一时期，大连地区应属于青丘、周头之地。




新石器时刻纹陶壶

17,000年前：已有人类遗迹和遗物
关键词：古龙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大连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1981年在瓦房店附近古龙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了4件石器和许多骨器，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经科学测定，距今已有17,000年的历史。这是迄今在大连地区发现最早的人类遗迹和遗物。此外，在大连周围的黄、渤海海域，屡有骨器和披毛犀、猛犸象等动物化石出水。联系到大连近邻的本溪发现的距今40万至50万年的庙后山人和营口发现的距今20万至30万年的金牛山人，大连地区还应有比古龙山更早的人类遗迹和遗物。




牧羊城遗址

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第一缕炊烟
关键词：长海广鹿岛小珠山遗址
大约在10,000年左右，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海平面上升，最终形成了今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样的地理格局，而历史上的胶辽古陆则被淹没在海底。距今7000年左右，大连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黄海岛屿和沿岸，以及渤海沿岸升起了新石器时代的第一缕炊烟，尤以1978年发掘的长海广鹿岛小珠山遗址最为典型。通过小珠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建立起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年代序列的标杆，即小珠山一、二、三期文化。小珠山一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除小珠山遗址下层，还有庄河黑岛北吴屯遗址下层、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下层、清化宫遗址、广鹿岛柳条沟遗址、獐子岛李墙屯遗址、沙泡子遗址、海洋岛亮子沟遗址、普兰店碧流河塔寺屯遗址、庄河殷屯半拉山遗址、平山西沟遗址、旅顺口区北海王家屯遗址下层等。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建房造屋，使用磨制石器和压印之字纹筒形罐陶器，从事农业与狩猎活动。发现了辽东半岛最早的玉斧。小珠山二期文化距今5000多年，重要遗址还有旅顺郭家村遗址下层、庄河黑岛北吴屯遗址上层、长海广鹿岛吴家村遗址等。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房屋建造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并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家畜饲养业。磨制石器大量使用，玉牙璧、玉环、玉斧、玉锛等数量较多。陶器发展为刻划纹筒形罐。此时，辽东半岛开始了与胶东半岛的文化交往，大汶口文化的釜形鼎、罐形鼎、实足鬶、觚形杯和彩陶等传到了辽东半岛；小珠山二期文化的玉器开始向山东半岛和内地传播。小珠山三期文化距今4000多年，属于龙山时代即铜石并用时代。重要遗址还有旅顺郭家村遗址上层和老铁山积石墓地、大潘家村遗址、甘井子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墓地、普兰店乔屯遗址、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中层等。小珠山三期文化时期胶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综观小珠山三期文化，虽然一部分器物仍有着地方特点，但另一部分器物如袋足鬶、扁凿足鼎、三环足盘、单把杯、镂孔豆和蛋壳陶器等，都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特点，在积石墓地更甚。最终山东龙山文化取代了小珠山三期文化。这一时期，大连地区应属于《禹贡》一书所记载的青州之地。介于小珠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之间的三堂村一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而得名），也应是属于铜石并用时代。




战国青铜短剑

西周中期至战国：出现了一批最早的城
关键词：张店城、亮子城、牧羊城等
西周中期至战国时期，大连地区成为一个以使用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民族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重要地点有普兰店双房石盖石棺墓、甘井子岗上墓地、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曲刃青铜短剑墓地等。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任秦开为将，大败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置辽东郡等“以拒胡”，大连地区即属燕辽东郡辖地。这是大连地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设治之始。于是，大连地区出现了一批最早的城——战国城。目前可以确定为战国城的有普兰店花儿山张店城、杨树房黄家亮子城、旅顺老铁山牧羊城等。从城址的规模、地望、周围墓葬的分布，以及出土器物分析，张店城应为战国后期的燕辽东郡沓氏县治所，亦即汉代辽东郡沓氏县治所。张店城内和城外曾出土大量的战国遗物，如铜斧、铸铜斧范、残玉虎和安阳布等。城西陈茔出土有一枚“临薉丞印”封泥，这枚封泥有十字界格，具有先秦印玺的特点。因封泥是官府之间传递公文信件的缄封印记，是张店城为燕辽东郡沓氏县治所的又一佐证。虽然文献没有关于燕辽东郡所辖县的记载，但根据汉承秦制，秦承燕制，可以认定张店城为燕、秦、汉辽东郡沓氏县治所。
两汉时期，大连地区属辽东郡沓氏县和文县所辖。文县治所为瓦房店陈屯城。历年来在甘井子营城子和旅顺牧羊城、普兰店张店城、瓦房店陈屯城、金州大岭屯周围，发现有数百座汉墓，出土了龙纹金带扣、马蹄金、铜鹿镇、铜承旋、铜酒樽、玉剑璏等珍贵文物。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50年之久，从辽东郡分立出辽西、中辽两郡，大连地区仍属辽东郡辖地。




明代青花瓷碗
西晋末年至清：渐成辽东半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关键词：安东都护府、复州、金州厅
西晋末年，兴起于浑江一带、一直是中原王朝或中原北方政权藩属的高句丽崛起，占据了辽东，筑有卑沙城（大黑山山城）、得利寺山城、魏霸山城、城山山城、夹河山城等。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张亮率水军夜袭卑沙城（大黑山山城），获男女8000口。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大连地区属安东都护府所辖。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鸿胪卿崔忻在完成册封粟末靺鞨大祚荣使命后返回长安再次途经旅顺口时，在黄金山北麓凿井刻石，成为唐与渤海亲密关系的实物见证。
辽代在大连地区设有苏州和扶州（后改为复州），属东京道辽阳府，筑有土城。辽代遗留下来的遗迹主要有镇东长城（金代改为化成关、哈斯罕关）、复州永丰塔（应为宝岩寺塔）、金州梦真窟、庄河千佛洞等。金灭辽占据辽东后，合并苏、扶二州为复州，属东京路辽阳府。原苏州降为复州所辖之化成县，复州下属永康县治为复州州治，地在今瓦房店复州城。庄河北部属盖州岫岩县。金宣宗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又将化成县升为金州。金代遗留下来的遗迹主要有普兰店望海寺摩崖造像、唐屯石塔和滕屯石塔。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五月，于金州设金复州屯田万户府，先后有四批新附军到金复州屯田万户府屯田戍守。金州城北门外岱宗寺菜地出土的元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记载有上百户张成两次奉命屯田戍守的史实。
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七月，马云、叶旺两定辽都指挥使从山东登莱渡海，于狮子口登陆，遂借“旅途平顺”之意改狮子口为旅顺口，开始收复辽东。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设金州卫，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设复州卫。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时任辽东总兵官刘江在金州滨海咽喉要道望海埚大败入侵倭寇，取得了著名的望海埚大捷。现存的明代建筑主要有甘井子永兴寺，金州胜水寺（当始建于辽代）、朝阳寺、石鼓寺、挂符桥、二十里堡烽火台、石河烽火台，普兰店清泉寺、报恩寺、新台子烽火台（永安台）、元台烽火台，庄河仙人洞庙，瓦房店排石烽火台等。
后金与明的连年征战，造成了大连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清世祖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则，鼓励汉族人进入辽东。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改金州为宁海县。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宁海县改为金州厅，将熊岳副都统衙署移驻金州，成为辽东半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王禹浪简介
王禹浪：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特聘教授，兼大连大学历史文物陈列馆馆长，旅顺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大连市政协委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院客座教授，日本东亚历史文化学会理事，韩国高句丽国际学术研究会学术顾问。从事东北史研究近三十年，对东北亚地域进行了长达24年的实地踏查，多次赴韩国、俄罗斯、日本进行学术讲学活动。共出版及参与主编著作15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

关键词:
■城史纪元就是城市的诞生日
■“百年大连”属于这座城市的新纪元
■大连最早的城池在哪里
■地理区位优势古今一脉相承
■希望展开城史纪元的讨论
刚刚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大连，其城市之美似乎是无需赘言的。蓝天，碧海，绿地，广场，文明，发达，时尚，现代……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关键词几乎每个大连人都能随口说出一串。然而，有一种城市之美却不是每个大连人都能感受的。那是在积淀厚重的土地中缓缓流动的悠悠古意，是遗落在街头巷尾娓娓道来的传说故事，是幽静古刹中隐隐传来的晨钟暮鼓，是在秋意萧索的季节突发的思古幽情……
巍巍黑山，目睹着大连的沧桑巨变；滔滔黄海，倾诉着大连的悲怆往事。在世界城市的兴衰史中，究竟能够保留下多少座长盛不衰的城市呢？研究东北史近三十年的王禹浪教授，就经常沉浸在对城市古老文明的探寻里。1998年，他在故乡哈尔滨发起了关于城史纪元新思考的大讨论，最后以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为依据，将哈尔滨建城史改写为890年；2004年，又应邀参与齐齐哈尔城史纪元的研讨，结论是以金天会三年为宜，今年即建城880年。前不久，他又接到东北地区许多城市的邀请，都是相同的题目：追溯城史纪元。三年前，大连大学将王教授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来，创立了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从哈尔滨来连工作的他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说，和其他城市相比，大连追求现代文明的步子很快，但追寻古代文明的脚步却显得慢了。他这样委婉地推辞了其他城市的邀请：我要先把大连的城史纪元研究明白，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啊。
最近，他的一篇题目为《大连城史纪元的新思考》的论文在《大连大学学报》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市有关领导的关注。他认为，城史纪元的最早上限应该从该地最早建城年代开始算起。据史料记载，汉代辽东郡下设的十八县中的汶县、沓氏两县的地望，就位于今天的大连市管辖区，这不仅是目前所知大连地区正式设立行政建制的开端，同时也是大连古代城史纪元的开始。我市的考古工作者多年来一锹一铲地辛勤挖掘，在大连地区已发现了七座汉代的城池，这些城池的存在已经充分说明这里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说明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的开端应该是汉代。
何谓城史纪元？研究城史纪元有何意义？大连的城史纪元究竟应该从何时算起，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到底有多少岁？和目前“大连百年”的提法有没有冲突？日前，记者带着疑问来到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采访了王禹浪教授。城史纪元就是城市的诞生日
记者：汉墓挖掘的消息大连人并不陌生，我们也知道大连的历史不仅百年，但城史纪元对我们来说却是个新概念，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城史纪元？探索城史纪元对一个城市有哪些意义？
  　王禹浪（下简称王）：城史纪元是城市发展史纪元的简称，一般说来，也就是一个城市的诞生日，就像一个人的生日一样。人有生老病死，城有迁徙兴衰，大连这座城市经历了兴起、形成、移动、繁盛、衰落到再兴起、再形成、再繁盛、再移动的历史过程，备尝艰辛和磨难。时间的演变，历史的更迭，自然的更替，旧城址的迁徙与毁灭和新城池的诞生都是城市发展史中必然出现的联接与断裂的过程，然而城史纪元绝不会因为古代城址的迁徙和毁灭而不复存在，更不能因为近世的新城址的建立而改变它的起始年龄。打个简单的比方，某人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爷爷没有客观存在过。
在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的进程中，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人们都开始对自己的居住地进行文化、文明的探寻，带着深深的怀旧情怀努力寻找着文明的源头，源头越遥远，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这块文化厚重的福祉之地就会更加认可和自豪。如果忽视了城市人文地理的研究，城市的整体文化理念会变得浅薄，失去城市文化根脉的魅力。大连是一座中外闻名的美丽城市，最近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在这样的时候回顾城市的人文背景，追溯丰厚的几千年文明，挖掘悠久的文化底蕴，打磨和提升城市品牌，让市民增加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了解，进而增进自信心和自豪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百年大连”属于这座城市的新纪元
记者：“百年大连”的概念是大家熟悉的，您怎样看待这种提法？
王：“百年大连”并非是一个错误的定位，我认为，这只是从近现代大连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出发，仅仅强调了19世纪末，由于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修建而再度兴起的大连新城。这是大连地区城史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可谓大连城史新纪元。大连城市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古代城池的兴起形成阶段和近现代城市再复兴阶段。既然大连这座城市最早曾经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阶段，其城史纪元的起算时间就应该在古代历史中去寻找，而不该舍远求近，本末倒置。
大连最早的城池
记者：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城池有哪些？从您的研究来看，哪一座城可以作为大连城史纪元起点的标志？
王：甘井子区营城子镇汉代古墓群是大家所熟悉的，大连市文物处吴青云先生介绍，这一地区已经探明和发现了约180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有贝冢墓、贝石墓、贝瓦墓、贝砖墓、砖瓦墓、花纹砖墓、砖石墓、壁画墓等。从墓葬的规模和性质上分析，营城子汉墓中有的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有人据此推测其附近可能是自西汉以来的聚居地，并怀疑在营城子的汉代墓葬群附近应该有汉代古城。如果在营城子附近发现汉代城址的话，可能就是辽东郡所辖的汉代的汶、沓氏两县的治所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营城子附近并没有发现汉代古城的踪迹。
根据《大连文物》提供的考古资料，我们知道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城池有如下七座：一、牧羊城，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的南山里，是大连地区所发现的重要汉代城址之一。在牧羊城附近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两汉时期的遗物。其中有两方汉代的封泥出土，即“河阳令印”、“武库中丞”，均为汉代行政官员和主掌兵器的官印封泥。
  　二、普兰店市张店汉代古城址，位于原花儿山乡张店村西北靠近海湾的地方，是迄今为止大连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城池。城址内出土有“临秽丞印”封泥，汉代“千秋万岁”瓦当，以及“射襄之印”、“高阳”等字样的铜印、彩绘陶器，货币有“安阳布”、“五铢”、“货泉”等汉代钱币，以及汉代皇家铸造的马蹄金等。有的学者推断，张店汉城当为汉代的沓氏县治所。
三、开发区董家沟街道汉墓群及南山城，在临近小窑湾的近海处，分布着东汉时期的墓葬群。在墓葬群的东侧山冈处原有一座汉代古城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

进行过调查和挖掘，有人推测董家沟街道的南山城址当为汉代的沓氏县治所。
四、开发区得胜镇大李家村汉代古城址，也是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也有人推测这座汉代城址可能为汉代汶县或沓氏县治所之一。
此外，我市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旅顺口区的潘家村、金州的马圈子、瓦房店市的陈屯等地，也发现了汉代古城址。
学术界到底哪里是汶县、沓氏县的争论一直在延续着。我认为，学者们的研究和推测都是有依据的，遗憾的是，目前这七座汉代古城并没有发现能够足以证明汶、沓氏两县的确凿证据。地理区位优势古今一脉相承
记者：现代大连和古代大连在地理和历史上有怎样的文脉关系？
王：现代的大连城市与古代大连地区的城池之间存在着性质、功能、规模、形制、作用、布局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但它们之间依然是地脉相接，水土难分。
我在考察了大连城市发展历史的全过程后深深地体会到，大连这座城市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之所以能够几度勃兴，并有着接连不断的筑城历史，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连所处的辽东半岛，在东北亚地域内有着不可替代的绝对的地理区位优势。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商贸、交通，大连从古至今都处在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清朝末年，将熊岳副都统衙门搬迁到今大连地区的金州，升金州协领为金州副都统（即副省级）。大连地区在历史上行政建制与地位的不断升级，说明了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今日的大连依旧突显出它在历史上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行政建制和体制的特殊性，这就是贯穿于大连古今，之所以兴盛不衰的本质所在。
希望展开城史纪元的讨论
记者：1998年5月25日，您曾在《哈尔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城史纪元的文章，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讨论，涉及地名文化、民族关系、周边关系等诸多学术话题，还促成了一个受到城市决策者重视并认可的研讨会，最终得出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定论。您能否也为大连的此项探究提一些对策和建议？
王：当时在哈尔滨引起的强烈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全市相关研究单位都积极参与了大讨论，最后市政府牵头召开研讨会，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是年轻的还是古老的报道最近还见诸报端。我在论文中说，希望我的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想，最好能发动我市的科研院所、文博系统、大专院校的学者及有历史感的市民展开广泛的讨论，把城史纪元从百年史上溯到西汉时期，并进一步探究西汉时期所设立的辽东郡所辖的汶县、沓氏县所在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讨论大连的城史纪元，弘扬大连的地方文化，不仅能够提升广大市民对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新认识，增强人们对家乡故土的亲和力，更对“大大连”的文化建设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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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纪元： 打磨城市品牌
国际惯例
城市犹如人类一样，也有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不是别的，即是建城的起始时间及经历。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搞清“身世”尤为必要，这对于挖掘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弘扬、彰显传统文化内涵，打造极具价值和魅力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城的起始时间是世界所有城市都很关注的问题。基于各城市的实际，在时间的确认上又分别有不同的标准。
并不是每一座城市都有明确的建城记录，也不是都曾有过建筑城堡或城市围墙的历史，所以在计算起始时间时，往往是从当地村落形成过程中选择最早一个或有文献或有文物可证的时间，作为计算建城历史的纪元。
莫斯科建城于1147年，因为这一年是库赤卡大公为自己的这个小村庄围起了一道木栅栏。
彼得堡建城于1703年，因为沙皇彼得一世决定将该地的小村庄加以扩建，使其形成新的港城，并启用了圣彼得布尔赫的名字。
其他如里加（1201年）、金边（1371年）、哈瓦那（1519年）、华盛顿（1791年）、亚的斯亚贝巴（1885年）以及罗马（前754年）等许多城市，在确定自己建城的起始时间的时候，也多是从各自村史中选定的公认能够标志本地重大变化而且可以确知的年份作为纪元的。  　  但是更多的城市，虽然历史悠久却又少见经传，其建城纪元可能永远是个未知数，只能采取以世纪标年的方法作为建城历史的上限。例如，德里（3世纪）、威尼斯（5世纪）、柏林、华沙（均为13世纪）、东京（15世纪）、胡志明城（18世纪）等等。号称“俄罗斯城市之母”的基辅城，推算自己形成村落的时间是在6－7世纪，波恩城最初建立的乌比恩斯居民点是在2000年前，巴黎城以高卢族人的柳特西亚村为始源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显然，以世纪标年与建城的实际年份可能有数十年、近百年、数百年的幅度差，然而却是被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的。
中国通例
由于中国城市起源悠久，把有无城址和城址的起建时间作为建城纪元的关键，已经达成社会共识。《礼记·礼运篇》载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这里所说的“今”即指进入奴隶制产生国家形态的夏朝，即“鲧作城郭”、“禹都阳城”的时代，约在4000多年以前。
到了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分封诸侯，设置70余国，各分封国亦纷纷建造城郭，以至留下众多的古城址给后人作城市发展研究之用。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中说：“建国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这就是说，建城虽多，但多按爵位确定规模。今沈阳地区也曾有此时的封国设立，从理论上讲有当时的城址遗留也是必然的。
按城址追溯建城纪元，郑州、偃师都有商城的发现，西安亦有镐京的确认。其他如齐国的临淄、即墨（今平度），燕国的下都（今易县），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今开封）、老邑（山西支县），韩国的郑城（今新郑），楚国的郢都（今江陵）、宛（南阳），秦国的咸阳等都能确认建城的起始时间了。
悠悠数千年间，朝代更迭，战争破坏，许多城市往往是“兴为都邑，衰为废墟”，这就可能使许多古城遗址难觅了。例如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大小封国即达140余个，但现在能确认的遗址毕竟有限。于是，中国通例也允许将有文献记载的时间作为建城的纪元。
对于东北而言，不乏有扶余王城、纥升骨城、国内城、渤海王城的确指。对于辽宁而言也可以有三燕故都、辽东郡治等古城的确认，但箕王城、箕侯城、列阳城等就仍属历史谜团。
建城史的长短是衡量一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是否悠久和深厚的标尺，更是留给后人的值得挖掘和彰显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国内外经营城市理念的深入和竞争的加剧，各地的城市为了打造自己的城市形象，凸显城市历史地位和文化品位，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纷纷依托本地资源的比较优势，借助自然、地理、历史、民俗特点，组织专家、学者举办城市历史研讨会，追本溯源，弄清城市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北京以1153年金迁都为依据，改写建都史为850年；哈尔滨以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为依据，将哈尔滨建城史改写为890年；齐齐哈尔市的建城纪元应以金天会三年为宜，今年即齐齐哈尔市建城880周年；沈阳市以燕国时期“侯城”所在地为依据，把建城的历史推进到2300年前。



鎏金嵌贝铜鹿镇 花儿山出土

11月13日《城市杂志》抛出了
《追溯大 连的城史纪元》的话
题后，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在张店汉城遗址立的石碑

汉代铜盉

陶立俑与坐俑 花儿山乔屯

《汉书·地理志》中对辽东郡
的记载

汉代陶鼎

汉代彩绘陶壶

汉代陶塑猪

马蹄金花儿山西北村

临秽丞印封泥花儿山西北村


深爱这片厚重的土地
从11月13日《城市杂志》抛出了《追溯大连的城市纪元》的话题后，我们一直与大连的考古、文史专家一起，探求着大连城史纪元的源头，寻找着大连地区最早城池的影子。
从文献资料的只言片语中，在斑驳久远的出土文物中，我们渐渐接近了大连城史的源头。
她源起于2000多年的一座古城，身后的青山，翠色如烟，前面的海湾，波光粼粼，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孕育着城市的童年。
朝代更迭，战争纷乱，小城早已“兴为都邑，衰为废墟”，但生命之火一直传薪不已。城市也血脉相系，从童年步入了壮年———一座国际化的都市傲岸于黄海之滨。
从2000多年的思古幽情闪回到现代高楼林立的喧哗，我们仍在寻找，寻找着追溯城市纪元的意义。我们曾是一个热衷于考据考证的民族，故纸堆中的穷经皓首更多是一种“恪守祖训”的因袭，是“今不如古”的无谓叹息，它曾经挡住了我们前行的虎虎生气。
那么，现在，当“日新月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标签时，我们回首寻找那段已经被湮灭的城史时，要找的绝不是一段城墙，几个陶片那么简单。
我们要找的其实是自己。当找到对城市童年的认知时，我们找到的，实际上对自身的尊重。曾经，我们非常急于割断与传统之间的血脉，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只向前看，才能追赶到世界的前列，然而文化的断层让我们变得急躁、浮华，像一根没有根基的芦苇。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著名的国际化大城市即使拥有再多的高楼大厦，对反映城市文化流承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砖，也是敝帚自珍。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一个没有脐带，淡漠历史的城市永远是苍白而无力的城市。
我们要找的还有对家乡的深爱。一个大连人从西安回来后说了一句让人深省的话：“大连的年轻让我自豪，也让我自卑。”今天当我们追溯城市纪元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大连地区的古老同样让我自豪。”考古发现证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大连地区的土著部族在文化上与山东半岛、辽河流域及中原地区的部族和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百年大连”，只是这座城市的新纪元，在过去的2000多年，虽然经历着兴起、繁盛、衰落，再兴起、再繁盛、再衰落，备尝艰辛和磨难，她却从未失去原有的勃勃生机。爱国，首先是爱家乡，对家乡的过去不了解，怎么谈得上深刻的爱。
我们还要找到城市品牌塑造的新契机。经过几年精心地打造，魅力之城，浪漫之都是大连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然而只有厚重内涵的美才能让城市从内到外地焕发。城史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是否悠久和深厚的标尺，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值得挖掘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一笔经营城市，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让我们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而厚重的土地。———编者
【外地专家观点】
发起对大连城史纪元的研究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魏国忠：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著名东北史专家、研究员
在大连市获得我国首批文明城市光荣称号之际，由《大连日报》发起对大连城史纪元的讨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其实，展开对城史纪元的讨论意义，不仅在于要寻找到城市的诞生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有意义的讨论使广大市民增强历史感，以及延伸对城市文明线索的追述中获得文明素质的提高。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地域，它不仅是沟通中原和东北联系的纽带，更是连接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桥梁。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大连都是作为文化传播、经济交流、贸易往来的枢纽而存在。建议贵报能否把城史年龄的追寻，扩展到对城市文明的更加广阔的空间范围。我同意大连日报发表的意见，尽可能的将城市的初始时间提前，且又不排除近现代城市兴起的历史背景。
从汉代入手研究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
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著名历史学教授
《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中的“聚”、“邑”、“都”均是指大小不同的聚落或城的规模。作为城史的纪元的“城”的概念，显然不是专指都市或城市，而是强调城市的聚落时代的特征。大连地区或者更加广泛地称之为辽东半岛地区最早的城市聚落，不仅是发生在汉代。据我了解在大连市城区的周边已经发现了几座战国时代的古城，古城的概念实际上是我们考古学上惯用的术语。所谓的古城其实就是古代城市或城市聚落。许多汉代的古城就是建立在战国时代古城的上面，我个人认为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可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计算。从考古发现的角度看，汉代大连地区的城市聚落已经相当普遍，其商品经济也已经十分发达，从汉代开始入手研究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则是正确的选择。
大连地区在整个东北区域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
穆鸿利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著名东北史学家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现代化的海滨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城市。至少从先秦两汉时期，这里已经建造了数座城池，这种筑城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以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辽、金、元、明、清时期，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充分说明了这一地区在整个东北区域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应该深入研究这种历史现象。我赞成大连大学王禹浪教授的观点，实际上这些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的古城遗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历史编年体系。在研究大连的城史纪元的同时，展开对其城市诞生的原因、过程、功能、作用，以及人口、交通等文化与经济因素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应注意到大连地区古代城市的诞生具有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复合特点
王绵厚：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著名东北历史考古学家、研究员
大连是我考古生涯中记忆最深刻的城市，因为我无数次来到大连地区从事考古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可以说我对大连地区的文物遗迹并不陌生。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这一地区的汉代古城和一系列的汉代墓葬的发现，尤其是在汉代墓葬中出土大量丰厚的精美文物，为我们展现了二千多年前的大连地区的商品经济、文化面貌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所以我认为，大连的城市历史的纪元应该从汉代算起。因为汉代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要素都已经具备。开展对大连的城史纪元的研究，能够推动整个辽东地区城市的发展史的研究。如果从地域特色的角度，看待这一研究的意义的话，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大连地区古代城市的诞生具有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复合特点。
张店汉城：坐落于渤海普兰店湾东北沿岸，一片较开阔的原野上，城址东濒平阳河，西及北部有起伏的群山环抱，自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40米，东西宽240米。此城以夯土筑成，今城址上仍可见微微隆起于地表的西墙和北墙。城址内出土遗物丰富，说明自战国直至辽金时期，这里一直是辽南地区重要城邑之一。
陈屯汉城：位于今瓦房店市原太阳升乡王店村，是为辽东郡文县城址。此城建筑于今复州河右岸较平坦的田野上，复州河自城南向西南曲折注入渤海。城为土筑，略呈方形，总面积为9万多平方米。该城损毁严重，现所存之城东墙，迭压于近代堆筑的水渠之下。
牧羊城:大潘家区：位于旅顺口区西部，是沓氏县南部沿海重要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地区。在这个地区内，除存有著名的牧羊城以外，还于大潘家等地发现有汉代城址。牧羊城周围及其与大潘家城址之间的尹家村、刁家村、鲁家村、大坞崖一带，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汉代墓葬、居住址以及窖藏遗迹，出土大批珍贵文物，由此足见当时当地经济的发达和人口殷盛。
营城子:沙岗子区：位于今甘井子区西北部，濒临渤海。此区历年来先后发现两汉时期的各类墓葬近百座，具体地点有营城子、前牧、后牧以及濒海之沙岗子一带。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汉代城址和一定规模的遗址，但从墓葬的种类、数量以及分布的范围看，此地在两汉时期是相当繁荣的。
董家沟———得胜———大岭区：位于今金州区东部，东近黄海。此区除大岭底汉城外，重要的遗迹有董家沟城址和墓葬、得胜冷屯汉墓等。
大魏家———东马圈区：位于今金州区北部，西近渤海。东马圈发现汉魏时期城址和墓葬，大魏家一带分布有较密集的汉墓。
大河沿———潘大屯区：位于今瓦房店市东北部之原太阳升乡。两地及其附近村屯，发现多处东汉砖室墓地和汉魏时期的石板墓地。
李官———洪屯区：位于今瓦房店市北端，其地隔李官河北与营口市盖县为界。此区墓葬多为花纹砖室墓，有的筑墓砖刻有文字。
提升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可度和历史认知感
王禹浪教授：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
追溯城史纪元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明确城市的年龄究竟应该从何算起，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史纪元的研究过程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促使我们的市民从心理上提升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可和历史的认知感。作为一座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提升市民的文化心理素质，因为代表城市的文明程度的最终表现，不仅仅是大楼和绿地，更是市民的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引导广大的市民提高对我们这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地上和地下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正在走向消失。因此，如何保护这些具有城市历史档案功能作用的遗迹和遗物，则是我们当前必须慎重考虑的迫切问题。例如，在营城子汉代墓葬区建立遗址博物馆就是非常迫切的，因为营城子汉代墓葬中所出土的大量的高品位的生活物品都是城市贵族奢华生活的一个侧面，墓葬中出土的种类繁多的各种陶器、青铜器以及制砖制瓦的技术都说明了城市手工业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出土的汉代五铢铜钱反映了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的发达，以及人们重视敛财思想的普遍性。营城子汉代墓地的周边可能存在着汉代重要的城市居民的生活区。因此，开展在营城子地区寻找汉代的城市聚落，这是城史纪元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城史纪元究竟始于何时虽然存在着许多难以统一的不同观点，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史纪元的准确时间可能永远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城市诞生日的时代是不难推断的，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找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或者商、周以前的古城，那么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纪元，就应该继续向前推算。如果我们目前仅仅能够确认本地区的城池出现在汉代，那么我们就可以暂定这座城市的历史纪元从汉代算起。也就是说，城史纪元的初始时间是随着考古的科学发现被不断提前，在历史研究领域，所有的结论都只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诠释，而不是终极结论。大连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地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城市聚落的群体化，这是城市聚落的人口不断增加的结果，城市聚落的交通网络已经初步形成。
【相关文献】
沓氏、文县城址的考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的辽东郡共辖十八县，有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人。今大连地区时为辽东郡十八县中之“沓县”、“文县”所辖。汉之辽东“沓、文”二县位于大连，中外史学界似无疑义，但两县之城的具体地址，由于史籍语焉未详，难于确指；现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两县城址作如下考证。
“沓县”又称“沓氏县”，“文县”始作“汶县”。两县名称先后见诸《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许慎《说文解字》云：“辽东有沓县”。应劭《汉书·地理志》注：“沓氏，水也”，则指明沓氏县因水而名。许慎与应劭同为东汉时人，所言应该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其后的《三国志》，虽出于晋人之手，因其去汉不远，所言亦为可信；特别是关于三国时期沓县、文县居民“渡海居齐郡界”以及有关“沓渚”、“沓津”的记载，不仅记录了与沓、汶两县有关的历史事件，同时表述了两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据上述史籍可知：
第一，辽东郡沓、文两县相邻；第二，两县同位于濒海的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地区，因而与隔海相望的山东地区有着便利的海上交通的自然条件；第三，东晋咸和八年（333年）慕容皇光部将高诩等与慕容仁曾战于平郭南之汶城北。平郭为辽东郡属县之一，故地在今盖县熊岳一带。如此记载不误，则文县居今大连地区之北部，沓县居其南；第四，沓县县城附近及其所属境内，有所谓“沓渚”和“沓津”。《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津，渡口也，沓津意为沓县之津。
依据地下考古发掘资料，汉代辽东郡的沓、汶两县所辖县境，分别为今大连地区的普兰店一带及其以南区域和瓦房店一带及其以北区域。其中，沓县县城即今普兰店市的花儿山“张店汉城”，文县故址是为今瓦房店市原太阳升乡“陈屯汉城”。（以上资料由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提供）

大连最早的城建于2300多年前
都兴智：蒙古族，1950年1月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市。 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获考古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东北地方史专业，师从金史和东北地方史专家张博泉先生，1985年毕业，获史学硕士。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文物馆馆长，辽金史、东北地方史硕士生导师，中国辽金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和东北地方史。承担《金史今注》和《辽宁通史》国家级研究课题。出版独撰及合著的学术专著《辽金史研究》等10余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专著和论文多次获省市级奖励。
大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
记者：都教授，您认为追溯城史纪元对一个城市而言有哪些意义？
都教授（后简称都）：不少人以为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只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其实，大连和很多城市一样，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瓦房店市西郊古龙洞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证明，至少早在距今约4万年前，人类就已经踏上了辽东半岛，繁衍生息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大连地区的土著部族在文化上与山东半岛、辽河流域及中原地区的部族和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常讲的爱国主义不是一句空话，爱国，首先是爱家乡，对家乡的过去都不了解，怎么谈得上深刻的爱呢。探寻城市的悠久历史，无疑会增加地方文化的厚重感和城市人民的自豪感。
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始于战国末期
记者：根据您多年的研究，您认为大连的城史纪元应该从何时算起？
都：根据将近30年对东北地方史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大连地区最早建城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末期。公元前300年，也就是燕昭王十二年，周赧王十五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燕国大将秦开率燕军北逐东胡，东却朝鲜，建燕北长城，设立郡县。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从秦开拓疆东北开始，包括大连地区在内的辽东和辽西之地都正式纳入了燕国的版图，燕国的势力到达辽东以后，大连地区的土著文化与燕文化结合，逐渐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与此同时，东北的南部地区广泛地设置了郡县，建立城市，包括大连地区在内，也步入了封建社会，开始了本地区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新设立的五个郡与大连有关的是辽东郡。辽东郡的治所在今辽阳市，大连地区当时归辽东郡辖领。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战国时燕国所设的辽东郡下面具体辖有几个县，但西汉时辽东郡下统的18个县中，有的就是战国时燕国旧县的沿用，这是确定无疑的。经调查发现，大连地区的古城址中有的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遗物，如旅顺的牧羊城、普兰店市花儿山张店古城等，可以肯定其城郭是最早始建于战国晚期。具体建城时间应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80年之间，如此算来，大连地区的建城历史应该有2300余年之久了。
普兰店花儿山张店古城可能是大连最早建城的地方
记者：从城址的规模、地望、周围墓葬的分布、出土器物，以及文献记载情况来看，王禹浪教授提到的汉代汶县、沓氏县的原址在哪里？哪座城是大连最早的城？
都：先说说汶县。如果汶县确实设在辽南，我比较倾向于瓦房店市原太阳升乡的陈屯古城为汉代汶县的说法。这是辽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城，位于复州河北岸，是一座边长为800米的方形城，南壁已被复州河破坏。从字面上看，汶县是靠水边的，汶水可能就是复州河。但从出土文物看，没有战国的东西，有西汉的东西，可见这里是一座汉代古城，不是最早的城。
汉代辽东郡沓氏县治所应该就是沿用了战国晚期的燕辽东郡沓氏县治所，城址地点有两种可能：旅顺的牧羊城和普兰店市花儿山张店古城。我去看过牧羊城，那里曾出土过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但从其长130米、宽82米的规模上看，可能是一座海防要塞，不大可能是县城的治所。从考古依据和文献记载看，我认为张店古城应该是沓氏县治所，也可以说是大连最早建城的地方。其边长340米、宽240米，已具备了县城的规制。曾发现战国和汉代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战国遗物，如封泥、明刀钱、泥灰陶器等。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元240年，沓氏县老百姓从海上跑到山东，在山东建了一个县就叫“新沓”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有一句话：“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东汉的《尔雅·释水》解释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渚即是水里的小岛，张店古城的西南是普兰店湾，海上的小岛可能就是文献里说的“海渚”。《三国志·陆瑁传》记载：“公孙渊东夷小丑，屏居海隅，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当时公孙氏统治中心在今辽阳，这说明沓氏县离辽阳距离很远，把它比定在辽南地区还是可信的。
用乡土教育加深大连人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
记者：听您一番讲解，我们深深感到身为大连人，对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真是了解得太少了。如果想更多接触到城市的古老文明，应通过怎样的方式？
都：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件事。我曾带几个研究生到旅顺郭家村遗址考察，聘请了一位考古学专家现场讲解那里所代表的龙山文化。在和当地居住多年的老人交谈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不仅不了解当地的历史，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理解还有很大的偏差。我遗憾地看到，多数大连人对家乡的历史都了解得太少，应该尽快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乡土教育。比如，针对中小学生编辑家乡历史教材，开设相关讲座；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在电视上播放专题片，报纸杂志上开专栏；出版社发行图文并茂的大连历史书籍，等等。探究生于
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像一个人要一代代追溯家族史一样，爱家乡，前提应该是了解家乡啊。
【后记】采访都教授的时候，时刻被他所掌握文献资料的丰富，研究思路的缜密和治学态度的严谨感染着。他说，历史研究不能太绝对，留点余地比较好，城史纪元的讨论也是如此。其实由这个话题可以引发很多课题，比如历史上地方行政设置和地方机构沿革，即地理历史问题，地方文明起源和文化发展问题，地方部族和民族发展问题，地方经济发展史等等，这次讨论可以说开了个好头。我们《城市杂志》也希望在专家和读者间架起一座桥梁，让专业的城市历史研究走出书斋，让更多大连人了解城市的前世今生。

燕昭王十二年，大连城史发端
刘俊勇：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 游学院教师。长期从事大连地区考古和地方史研究，曾主持碧流河水库淹没区、普兰店花儿山、甘井子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和墓地等发掘；曾参加旅顺郭家村、于家村，长海广鹿岛小珠山、大长山岛上马石、甘井子营城子等遗址和墓地的发掘。出版有《中国大连考古研究》、《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合著）、《中国文物考古汉日小辞典》（合编）等，参编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报告百余篇。
本报记者邢文辉 　　刘俊勇：王禹浪教授提出的追溯大连城史纪元的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利于提高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过去很多人说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持这种观点的外地人有之，本地人也有之。 　　大连的近代城市出现得比较晚，是随着旅顺、大连湾军港建设的兴起，才出现了医院、剧院、自来水、电报局等设施，具备了近代城市的雏形。日俄战争结束后，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大连港的开埠，标志着城市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连有百年的历史是没有错的。 　　大连设治之始：公元前300年左右 　　记者：您认为，大连的城史纪元应该在什么时间？ 　　刘俊勇：经过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和对大连汉城的考古研究，我认为大连设治应该是在战国燕昭王十二年，即公元前300年或稍晚一点。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战国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任秦开为将，大败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现在的大连地区即属燕国辽东郡辖地，这是大连地区有明确记载的设治之始。大连地区从这一时期开始建城，即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或稍晚一点。 　　如果往前追溯，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大连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禹贡》中的古青州。商周时期属于东北夷的青丘、周头等部。 　　汉代的沓氏县是秦和燕的沓氏县 　　刘俊勇：燕国时辽东已开始设郡，只是下设的县史书上没有记载，有记载的县是从汉代开始的。人们都在往前追溯，汉承秦制，秦承燕制，汉代的沓氏县应当是秦时所置，而秦时的沓氏县则应当是燕时所置。也就是说，汉代的沓氏县是秦和燕的沓氏县，始建年代是战国。 　　记者：有什么考古依据呢？ 　　刘俊勇：我们的考古依据就是战国城，这些战国城大多在汉代仍继续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座，一是旅顺的牧羊城，另外一个是普兰店花儿山的张店城。 　　张店的战国城范围较大，在城里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铜斧、战国货币如襄平布等。在张店还发现了“临穢丞印”封泥，和在牧羊城发现的两方封泥不一样，它中间有十字界隔，这是秦代官印的风格，早于汉代。 　　牧羊城的范围比张店的略小，它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青铜时代文化层，人们仍使用磨制石器，距今大约有三千多年历史；二是战国文化层，出土了许多战国实物，墙壁夯土中也夹杂着青铜时代陶片；三是两汉文化层。夯土层中夹杂的只有青铜时代的陶片，但没发现战国和汉代的陶片，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牧羊城始建于战国。 　　沓氏县如果在营城子，那也是汉代的沓氏县 　　记者：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古代城的建立？ 　　刘俊勇：大连最早建城有两个标志：一是铁器的使用，二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 　　在汉城的周围出土了许多战国的货币窖藏，迄今大连地区发现的战国窖藏货币地点达50多处，多在汉城周围，说明当时本地商业经济很发达，这是建城的突出标志之一。 　　记者：有专家认为，沓氏县应该在营城子，您怎么认为？ 　　刘俊勇：营城子应该有城，但是至今没有发现城址。我们曾经用探铲钻探过，但没有发现夯土层，所以不敢下结论营城子就是有城。 　　但是汉代县城可能有一个迁移的过程，营城子如果有城，应当是汉代沓氏县，但它不是战国的沓氏县。当然也不排除汉代沓氏县一直在张店的可能。 　　城的历史是人的历史
记者：大连地区现在发现最早的人类是距今约1.7万年前的古龙山人。但是像本溪庙后山人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营口的金牛山人距今约二三十万年。大连有没有可能发现更古老的人类？ 　　刘俊勇：理论上说应该有。但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我们不能大量发掘，无法找到更多的实证，再加上历史上人类生活地点的变迁以及第四纪气候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原先陆地的低洼处变成了海洋，使得我们祖先的生活遗址更加难寻。 　　在一万多年前，胶辽古陆是相连的，后来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形成了现在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沿海渔民们经常在黄、渤海打捞出披毛犀、猛犸象等动物的化石，它们当年都是生活在寒冷地区的长毛动物，说明这里曾经是陆地。而这些动物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所以我们说是距今一万多年。 　　这个时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过着定居的生活，发明了陶器，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农业也开始出现，畜牧业以饲养猪为主。 　　在现在的长海县的广鹿岛小珠山、大长山岛、海洋岛等地都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人类生活遗址，庄河黑岛也发现了这时期的生活遗址。 　　城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我们将会寻找到祖先更久远的生活遗迹。

汉代的沓氏县故城址

瀛云萍：93岁，1949年考入东北师大地 理系，曾在旅大师范学校（现大连大学）任教，在辽宁师范大学讲授历史地理数载，著作颇丰。
汉代的沓氏县是辽东郡最南，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县，其历史地位很重要。 　　《汉书·地理志》说：辽东郡、秦置、辖沓氏等十八县。就是说西汉的辽东郡是沿袭秦的旧制，汉时置十八个县，沓氏县是其中之一。 　　按西汉十八县主要分布于郡治襄平（今辽阳）的周围及其以南一带。在今大连市辖区内，有文县和沓氏两个县。文县辖今瓦房店市和普兰店市北部地方。沓氏县辖今普兰店市南部、庄河市南部以及金州、旅顺、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和长海县所有海岛等广大地区。 　　记者：那么文县、沓氏县的县城到底在何处呢？ 　　刘俊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有关学者依据考古调查资料，把文县划到今熊岳城，加了个问号；把沓氏县划到金州古城。 　　经过近几年中国史学界，尤其我们大连史学界的努力研究，已初步确定汉文县城故址，在今瓦房店市太阳升乡王家店村政府所在的陈屯的“汉城址”。 　　对沓氏县城故址近年大连史学界提出，在大连市辖区内，有三座古汉城可能是沓氏县故城。这三座古城是：旅顺牧羊城；金州大李家乡大古汉城址；普兰店市花儿山张店古汉城址。这三座三汉城址中，必有一处是汉沓氏县城。 　　以上三座城址中，可能是“汉代沓氏县城”的比较，只有普兰店市花儿山张店汉城址，堪当“汉沓氏县治”其理由如下： 　　从规模上：以张店者为特大，堪为大县治所。 　　从文献上：《资治通鉴》引胡省三注说：“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以上所举三座古汉城址，只有张店汉城“西南临海渚”与史录相符，其他二城则无此条件。 　　从地地理位置上看：沓氏是辽南第一大县，辖境辽阔，事务复杂而繁多，与郡治襄平必须有畅通的交通路线。汉时襄平（今辽阳市）往辽东半岛的主要交通路是由襄平经首山、今海城县治、安市（今海城县治东南英城子村东山上）、平郭（今盖县）、今熊岳城、今瓦房店太阳升乡王家店村、今瓦房店市治到沓氏县，再往金州古城、革镇堡、营城子、旅顺的三涧堡镇，南到旅顺口街。只有小路西通牧羊城堡，大岭汉城更不在主要交通线上。 　　综合以上三条，我认为只有普兰店市花儿山张店汉城址是汉代沓氏县城。

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始于汉代
王嗣洲：1958年生，山东牟平人。系中 国考古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钱币学会、中国文物学会等学会会员。辽宁省考古学会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学会保管委员会秘书长。大连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辽东半岛暨东北亚史前考古、大连地方史及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等诸方面的研究。目前著作一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现为副研究员，旅顺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大连的城史纪元是从汉代开始 　　记者：您认为大连地区的城史纪元是在什么时候？ 　　王嗣洲（以下简称王）：从文献资料上看，应是从汉代开始。汉代时期大连地区当属于辽东郡并设置有“沓氏县”。但沓氏县城址到底在那儿，只是推测，还没有考古的依据。 　　从目前考古的出土文物上看，大连地区汉墓成群，分布密集，早已引起国内外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关注。从营城子汉墓分期看，其时间纵跨汉代四百余年，说明汉代时期的营城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之发达，人口密度之大，更说明大连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依考古学一般而论，发现墓群的地方是城的外边，因为古人死后一般埋在城的外缘附近。所以大凡有汉墓群的分布，皆有相应规模城址的存在。以大连地区而言，如旅顺老铁山镇南山里汉墓群，附近便有牧羊城；金州大李家汉墓群，便有大岭屯汉城；金州马圈子墓群，也相应有其汉城；普兰店市花儿山乡汉墓群，当有花儿山汉城；瓦房店市太阳升乡陈屯汉墓，亦有陈屯汉城。那么，营城子汉墓想必有一座城址的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迹可寻。我们先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八九十年代，曾做过多次调查和勘探，都未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成为谜团。 　　但是依我之见，当时的汉城址或许在今日的牧城驿附近。此地方发现的汉墓远远少于营城子附近一带。 　　战争原因、元明时期的垦荒导致了营城子汉墓群周围没有发现城址 　　记者：什么原因导致了营城子汉墓群周围没有发现城址？ 　　王：依我的研究和分析，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战争原因。东汉末年，统一的封建王朝被各地兴起的封建割据势力所代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辽东太守公孙度趁机占有辽东，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兴起的封建割据势力之一。公孙政权以襄平（今辽阳）为政治中心统治范围包括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其世袭统治达50年。其间与曹魏、吴孙政权的战争，多次波及到“大连地区”。尤其是公元238年，魏军大将司马懿率兵4万征讨辽东，攻破襄平，直取辽南“大连地区”。一路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致使良田被毁，城邑被破，百姓流离失所，一片凄凉，遭到一次战争的浩劫。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势力的统治；后燕与北燕的割据；高句丽政权对辽东的占领；隋朝4次对高句丽用兵；唐朝初年对辽东的收复等等。历史上的数次战争与践踏，都相继对汉代的城址有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是城垣毁灭。因为汉代城址多是以土夯筑，易于损坏和塌落。

二是，元明时期的垦荒。由于历史上的辽东地区连绵战争，致使“大连地区”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的境地。从元代开始，在“大连地区”实行了户制屯田，即战时打仗，和时农耕。明代实行军屯，亦是如此。军屯人员除驻军士卒外，还有因罪充军戍边的犯人。据记载明初，因罪谪戍辽东者，主要来自山东、山西、浙江、贵州、云南等地，辽东地区当时几乎成为全国各地谪戍犯人的积聚地。此外，还有各驿站的驿卒，明政权要求各驿站实行附近屯田自给。营城子地区附近的牧城驿，明代称“木场驿”，是当时辽东通往旅顺、山东的重要驿站。按规定每驿站三百余驿卒，拨30匹马，并给赎罪囚徒120人为驿夫。以当时每卒50亩计算，合1.5万亩。由此可见，当今的牧城驿营城子一带，是明初军屯垦荒的主要地带。如此大规模的垦地屯田，汉代时期遗留下的城垣，或许自然地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存，而变成顷良田，致使被后人所忘，至今无迹可寻。 　　上述两个方面原因，我想无论哪一种，都会给当时的汉代城址造成极大的毁灭性破坏，或许是兼而有之的。至于汉代时期，辽东郡在大连地区所设的“沓氏”，也称“沓津”县治，其治所在何地，众说纷纭。一说在普兰店市的花儿山汉城；一说在金州的大岭屯汉城，当然应该也不能排除早以荡然无存的营城子汉城。 　　拟建的“大连汉墓博物馆”选址在甘井子城区地带比较合适 　　记者：现在有些专家呼吁在大连建立“大连汉墓博物馆”，您是怎么看的？ 　　王：博物馆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标识。在论证拟建大连汉墓博物馆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定位和建立后能否持续发展。 　　我们不能认为营城子地区近年发现百余座的汉代墓葬，出土2000余件文物，加之周边有四平山新石器时代积石冢；岗上、楼上春秋战国积石墓地，及早年发现的营城子汉壁画墓，而盲动片面地要建一座具有古墓性质的博物馆；也不能应时而急功近利地建立一座具有地方经济利益趋动的“小型”“特色”的博物馆；更不能因势利导建立一座区域性的地方型的博物馆。或许单一类型的古墓博物馆，似乎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理，但是现代乃至今后经济的发展，先进科学的导引，人们所需要的是大信息、大文化、高品位，单是一个小小古墓博物馆很难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而古墓仅是一个历史时段的社会文化侧面。权衡大连历史文化，权衡大连现有博物馆各自的特点和定位发展，权衡大连甘井子一带，我认为将拟建的博物馆选址在甘井子城区地带比较合适，未必选建在营城子地方。营城子古墓仅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而已。 　　个人认为将拟建的博物馆冠名 　　为“大连历史博物馆”，既有理论的科学性，也有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原因有四，一是综观大连各博物馆，尚没有能全面反映大连古代历史的博物馆；二是冠名为“大连历史博物馆”，基本建构和完善并能反映各类博物馆的功能和特点，可将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元明清历代的历史文物收藏并展览于此。进一步增加这类博物馆的功能性、观览性和定位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大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性战略定位。因为它能全面地反映大连古代历史及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对大连乃至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四是不会偏颇固有古墓展览和存在，因为它是大连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营城子的古墓替代不了大连的整体历史文化。

大连的城史纪元应该在公元前三世纪
吴青云：1954年5月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 历。中共党员，农工党大连市市委委员。曾任职于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大连文物店、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文管办）处长，大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大连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从事辽南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和文史研究工作，先后参与辽西地区、大连地区的文物调查，主持大连湾青铜时代遗址、瓦房店陈屯汉魏晋墓地、金州七顶山土龙积石冢以及营城子汉代墓地第二地点、董家沟汉代墓地等大连市各地勘探。
吴青云的办公室很小，四周堆满了和考古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看上去显得凌乱。而让记者惊奇的是，当他提及《汉书·地理志》时，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这本文献，并迅速翻到了记载着辽东郡下设县情况的那一页。听他的同事说，一提到大连的考古及文物的话题，他的眼睛就会放光，因为这双眼睛见证过太多凝固的历史。提到追溯城史纪元的报道，他连连点头：我十分赞赏王禹浪教授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建设文明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建设，对城史纪元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城史纪元是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大连史学界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数十年考古经验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今天应该统一整理、分析和研究，得出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了。 　　城市不是哪一年建起来的，大连的城史纪元应该在公元前三世纪
记者：您多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参与了几乎所有汉代古城及汉墓的挖掘研究活动，您如何理解城史纪元的概念？沓氏县和文县原址在哪里？
吴青云（以下简称吴）：我们今天探讨城史纪元，应该先弄清一个概念，是指大连地区最早设立行政建制的地方。古代的城和市是两个概念，所谓“城”，最初只是指简单的用土、木头或石头围起来，起到防御作用的围墙，没有后来所谓“市”的买卖商品交易活动的概念。大连湾大嘴子也曾发现过石围墙，据考证距今已3000多年，是青铜时代的遗址，因此，我认为那里应该是大连地区建城史的第一缕曙光，但不能说那就是城史纪元的开始。
一座城市的诞生不像一个人的诞生，有具体的年月日，甚至可以精确到时辰。城市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哪一年更不是哪一天建起来的。我想，追溯城史纪元的意义应该是借此追寻城市的文化发展史，而不是非要认定城市的年龄到底有多少岁。
我认同都兴智教授和刘俊勇教授对沓氏县和文县的考证，他们引用了充分的考古依据和文献依据。因为从事考古工作多年，在古城的发现，遗址挖掘和文物分析方面我可能更有发言权，陈屯古城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当时城址保存较好，周围有铁器窖藏，结合文物和文献分析，那里应该就是文县遗址。沓氏县原址是普兰店市花儿山张店古城，我认为也是毫无疑义的。一些相同的论据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文县丞印和沓氏丞印封泥的出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我只想强调一点，城市的建立不应该确定在哪一年，应该用“世纪”更准确一些。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开“破走东胡”的时间是公元前300年，那么“燕亦筑长城”是什么时间？设五郡又是什么时间？可以说，具体时间史无明载。说辽东郡下辖县城是大连地区最早建制的地方没错，但由此就把大连的城史精确到历史上的某一年，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有悖于历史。如果让我说，大连的城史纪元应该在公元前三世纪。
城市是有兴有衰，彼此消长的
记者：有观点认为，如果在城市的中心地带（比如中山广场）地下挖掘出一座古城，才可以把它算做最早建城的地方，而往远处追溯是不准确的，对这种观点您怎样看？
吴：大连地区的汉代古城有近十座，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泛，在市中心地带至今确实还没有发现汉城。但现在的电视塔所在的绿山附近，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过青铜时代的石刀石斧等，是3000多年前这里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城市是有兴有衰，彼此消长的，不是这个地方今天繁荣就意味着一直会繁荣下去，旧城址的迁徙与毁灭和新城池的诞生都是城市发展史中出现的断裂与联接的过程。现在的大连市区就在汉代的沓氏县和文县管辖范围之内，而沓氏县又可追溯到战国末期。所以，追溯城史纪元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大连近现代城市的区域，应该扩展到整个大连地区。
两汉时期大连地区已出现繁荣景象
记者：对沓氏县和文县遗址以及其他汉墓出土的文物进行分析，您能否推断一下当时大连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图景？
吴：从汉初至文、景的数十年间，处于诸燕王封建王国统治下的今大连地区，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从汉武帝时期辽东郡县制确立之后，直至东汉，这里的社会经济在西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呈现出繁荣景象。
农业方面，各种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犁耕技术也开始广泛应用，镬、斧、锄、镰、犁铧等大量出土证明了当时的农田耕作水平。当时的人们还会开发和利用水源。在一些汉代墓葬中，以陶土烧制的各种“陶井”模型作为随葬品的现象屡有所见，可见水井在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有相当的位置。从大量陶猪的出土不难看出养猪业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手工业生产也有明显的进步，其中，以铁器、铜器等金属制造业、盐业、制陶业等门类为主的手工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盐业为例，辽东的海盐生产自战国以来久负盛名。从地理环境看，文、沓两县，濒临黄、渤二海，有着丰
富的海盐资源，沿海海岸曲折，水浅滩平之处甚多，拥有盐场作业的天然优势，可见大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辽东海盐的主要产区。在铜器制造方面，普兰店花儿山贝墓出土的鎏金铜贝鹿镇显示了以铜、贝组合成器的手工艺制作的高超技能，堪称西汉时期手工艺制品的杰作。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两汉时期大连地区商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便利的海陆交通，则为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83年出土于普兰店花儿山张店汉城东南海滩的两件“马蹄金”是大家所熟悉的，它们的出土表明当时的沓氏县不仅与其他地区有广泛的经常性的联系，而且在商业贸易活动中拥有可观的财力，并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活动能力。商贸活动的另一例证是大批漆器的发现。漆器多产于我国南方的长沙、成都以及中原等地，在贝墓中发现大量案、盘、方壶等漆器，表明当时大连地区与上述地区有着频繁的商贸关系和文化联系。
文物不说话，却传达着久远年代的信息
记者：在外人看来，你们的工作是寂寞的，需耐得住寂寞才能一直坚持。您多年来与大连深埋地下的古代文明打交道，感觉寂寞吗？目前您正在忙什么？
吴：我们是曾被称做“在寂寞中挖掘历史”的人，但我觉得寂寞和静心是两回事。做考古工作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和双眼为探索大连的古代文化孜孜以求，是在设法通过遗迹来读懂大连这本历史书。文物本身不说话，却传达着大量来自久远年代的信息，挖掘过程的本身就是研究、体会、了解历史的过程。比如，发现一件看似普通的陶器，我们要记载当时它在什么位置，是什么年代的，是怎么做的，是干什么用的等等，再结合相关文献，进一步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乃至推测出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这是一个艰难的、需要吃苦的过程，可同时也是充满激情和魅力的过程。目前我们正在忙着做大连地区汉墓的编年工作，就是把出土的墓葬文物排起队来。比如，一件文物，哪个年代的？确定是汉代的，之后再进一步确认，是东汉的还是西汉的？是西汉的，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这样的工作是需要静下心来默默去做的，每天和凝固的大连历史对话，对大连地区历史文化的悠久深感自豪。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大连是全国最早开展文物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所以每每听到人们说大连历史短，文化土层薄，就感觉痛心。
到博物馆寻找大连的历史发展渊源
记者：大连人要更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您认为应采取怎样的方式？
吴：当然最好是能找一些专业书籍来看，但现在有些书籍包括杂志都存在着晦涩难懂的缺点。通过阅读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相关专栏也是个好方法，但媒体最忌讳的是把考古研究娱乐化，把出土器物联系现代生活尽情发挥想象，显得有些随意。文字毕竟还不够直观，最好是能有组织地参观汉墓或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对营城子汉墓的挖掘、记录、资料整理、出土器物修复等工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能尽早在营城子汉墓附近建一座汉墓博物馆，对大连地区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汉代文化的保护、研究和传播是有重要意义的。旅顺博物馆专门开设了大连地方历史分馆，起到了历史博物馆的作用，在那里可以寻找到大连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渊源，脉络非常清晰。如果通过多种方式深入了解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的历史，大连人也会自豪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悠久文化的现代文明城市。

浅说大连古代城邑与近代城市
王万涛：助理巡视员、研究员。为大连地方 史专家，《大连市志》责任主编。主编、编审、编辑的志书100余部，撰写理论文章2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二部。为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大连市史志学会秘书长、大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社科联（院）特邀研究员、大连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大连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
大连作为辽东半岛南端的要津，自夏商时代起，就是沟通中原与东北腹地及朝鲜半岛的桥梁，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层，遗留了多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历史遗址、遗迹。他们不仅是大连璀璨的古代文明的里程碑，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代文明的脚步，其中城邑文化便是重要内容。 　　大连地区现已发现的古城遗址有60余座
大连在历史上曾数荣数衰，其原因主要与军事活动相攸关。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发展史上，凡北方势力南下，多是先占大连，再跨海逐鹿中原，而中原王朝收复东北，亦必多以大连为基地，方敢言饮马松辽。故大连地区古代最早期的城邑，多体现军事城堡性质，并兼具粮秣军械储备转运的功能。其特点是城邑多建筑在近港险隘之处，以海运之利，固军事城堡之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辽金以后修筑的城邑，其功能开始向多元化发展。大连地区现已发现的古城遗址有60余座，分别分布在北三市、金州以南及长海县等地，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军事城堡、二是州县治城（州县衙驻城）、三是综合性城邑、四是粮秣储藏转运城邑、五是驿邮小邑。这些建于不同时代的城邑，各具不同功能，代表不同的文化现象。军事城堡以旅顺汉代牧羊城、金州明代望海埚为代表；州县治城以普兰店张店汉城、金州大岭屯魏国东沓县城，复州城和金州城为代表；综合性城邑以旅顺南、北城，得利赢城及城山城为代表；仓储城以长海广鹿岛城、普兰店红嘴堡城为代表；驿邮小城以金州石河驿、甘井子牧城驿及孛兰城（普兰店）为代表。这些古代城邑组成了大连古代史的壮丽画卷，是大连古代文明的真实写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大连”之名是大连古代居民自己的创造
古代城邑与近代城市既有内在联系，又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近代城市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非农业经济的工商业发达，二是非血缘关系的人口密集，三是具有相当完备的公共设施和设备，同时构成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连地区的古代城邑，虽然具备了一些近代城市的特点，但与近代城市概念在程度上尚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一部分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发展成现代城市，而多数城邑先后在时代演进中因种种原因失去存在的价值而被废弃，仅存遗址。而新兴的城市（区）则异地崛起，如马桥子、杨树房、炮台等地，几十年前都是典型的乡村，而如今已建成新兴城市（区）。
大连地区最早进入近代城市行列的有旅顺口、金州城、复州城等，但是作为全地区近代中心城市，便是作为地名意义出现的大连———以中山广场为中心的城市区。
1898年以前，大连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分别在金州城和旅顺口，北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复州城。当时的今大连城市区一带是个有五六十户渔民的被称作青泥洼（有东、西之分）的渔村。1898年3月和5月，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武力胁迫清政府，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大，租期25年，旅顺变成俄国海军远东要塞，青泥洼辟建为其远东商港，从而把旅大变成俄国控制远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政治中心。同年春，沙俄强行将青泥洼一带中国居民迁出，并以今中山广场为轴心，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1899年8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下达敕令，批准达里尼港和城市建设方案，同时将城市和港口分别命名为达里尼市（远方的城市，并与“大连”谐音）和达里尼港。除市街区外，沙俄当局还强征了街区周边25个村屯的土地，总面积达5万余亩。沙俄政府将达里尼编为“特别市”（下设老虎滩、沙河口、市街共3个区），属俄国财政部直辖，并建立三市（金州市、貔子窝市、旅顺市）、五区（金州行政区、貔子窝行政区、旅顺行政区、亮甲店行政区、岛屿行政区），设置一整套租借地统治机构。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沙俄侵占大连。日本辽东守备军司令部于同年2月改俄称“达里尼市”为“大连市”。由此，有人就认为大连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俄国或是日本人命名的，甚至认为大连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这都是因为对大连的历史变迁不甚了解而形成的误区。经过史志工作者科学考证，“大连”之名是大连古代居民自己的创造，并非殖民统治者所命名。
大连之名源于大连湾。而大连湾的称谓可以追溯到明代。大连湾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湾，水域面积346平方公里，其湾口东向，湾内湾接湾、港连港，湾湾通泊、港港毗连，风平浪静、不淤不冻，三山岛环列湾口，形成天然屏障并分割成三条水道，故远古以来便闻名遐迩。明代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以中国北京为中心，在中国传教。传教士在辽南的金州卫和复州卫传教过程中，制成了一份简要的辽南地形图。图中将今大连湾的位置用英文标注为“DaLian”。英文DaLian是传教士根据明代当地中国居民的发音记录的。当时的“DaLian”翻译成汉语则是“褡裢”。褡裢是一种盛钱（铜币）的布制用具，其两头呈袋状，中间连一起，以便搭在肩上外出携带，为时人特别是商人外出时必备之物。故人们依其形常把相连的小湖泊称作“褡裢泡”，把相连的小岛称作“褡裢岛”。因三山岛其中二岛有沙岗相连，故时
称褡裢岛。传教士在标注这一地名时，是泛指今大连湾地区，并非确指海湾和陆地。考证古文献可知，东汉至清中叶的1800余年间，今大连城区名称与海湾并不同名。东汉时称“三山”（《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有争议）、唐初称“三山浦”（《新唐书·高丽传》）、唐贞观年间称“青泥浦”（贾耽《道里记》）、明代称“青泥岛”、“青泥凹”、清咸丰年间称“金州海口”（《清实录》）、清同治年间称“青泥洼”（松山寺古刹重建碑铭），上述这些称谓均指陆域。褡裢湾作为海湾的概念明晰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是以英文的形式出现的。1858年，英国“沙普林”号商船船长韩德，受英军海军提督霍普的指派，以经商为幌子，在辽东半岛寻找适宜英舰队停泊港地和陆地扎营地，为侵犯中国京津做战前准备。于是，韩德对褡裢湾海域进行了非法测量，并绘制成草图。1860年，英军舰队司令约翰·瓦特根据韩德的草图，将舰队开进褡裢湾，又经详密测量，制成正式海图。图中将三山岛以北的海湾标注为“ Da Lian Wan”，还原为汉语仍为“褡裢湾”。此图还将湾内的小湾分别注标为“维克特里亚湾”（今大连港至石化公司间的鮻鱼湾）、澳曲湾（今大孤山湾）。此外还将旅顺口以英王女婿名字命名为“亚瑟港口”，把普兰店湾以英军提督之名命名为“亚当木斯湾”。后来，日本人将瓦特的海图“ Da Lian Wan”译作“大联湾”是毫无依据的想当然。
褡裢湾是什么时候变成“大连湾”的？首见官方文献是1879年（光绪五年）10月28日北洋大臣李鸿章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其中首次出现“大连湾”字样的地名。此后，李鸿章主持修建旅顺港坞和大连湾沿岸炮台工程，“大连湾”一时成为热点词汇而频繁见于电报文稿和奏折中。而“褡裢湾”也于同期从人们视野中消失。褡裢湾改为大连湾，不仅笔划简洁，字义也显得宏大脱俗和大器，加之官方倡导，很快被国际社会接受。《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中，均有数款提到大连湾。日本侵占旅大后，将俄称之达里尼市改称大连市，只是顺其谐音将海湾之名移植陆地城市之名而已。
日本投降后，大连地区在经受了沙俄和日本先后共47年的殖民统治后，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大连的市级政权（部分年代为省级）的名称先后称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关东公署、旅大行政公署、旅大市。1981年2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大连市至今（1985年列计划单列市、1994年列副省级城市）。
大连城邑的变迁史，是大连历史风云变幻的缩影。
研究城市历史文化属“瞻前”行为，其意在“顾后”为目的。回顾历史不在于仅仅弄清一些过去的事情，重要的是能带给我们对于今天现实的把握，梳理出历史遗留给今天的内在脉络，挖掘出历史文化的张力和惯性力，推动现代文明社会的车轮前进。正如哲人所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通视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大连的城邑文化尚在研究之中，大连地区最早的城邑建在何处、何时，以及大连湾名称的来历，专家们还有许多高见。本人的一些看法只是一孔之见。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也可能有新的古城邑被发现，届时，大连地区的古城邑文化会更加多彩多姿，一些历史疑点会逐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