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林沛理：董建华再评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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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董建华再评价的启示
时间:2010-06-06 07:10 作者:林沛理点击:871次今日公论或是他朝偏见，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深知历史淹没个人、时势埋葬理想的无奈。
越来越多人对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投票特首”曾荫权民望屡创新低。这其实不足为奇，公众人物的评价，有时就像香港的楼价一样飘忽不定。今日的公论可以是他朝的偏见，前朝的昏君随时会成为后世的明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任时给“伊朗门”事件弄得焦头烂额、常被讥为不学无术、过目即忘的美国总统列根(里根，Ronald Reagan)自二零零四年离世后“行情”不断上涨，到今天已被普遍认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对苏联解体、东欧解放，以至弘扬“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经济体系，作出重大贡献。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由一个英国政府在香港的代办(proxy)，以及英国利益的扞卫者，摇身一变而成为香港争取民主的先锋、斗士，甚至烈士。中国政府称彭定康为“千古罪人”，但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他是一个令人忘不了、顶天立地的“漂亮的失败者”(beautiful loser)。
就连史上最恶名昭彰、出卖耶稣的罪人犹大，也因为用古埃及文写成的《犹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出土和修复，而被某些宗教人士提升至圣人的地位。他的所作所为，亦被诠释为执行神付托给他的任务(fulfill God‘s plan)。这抄本于一九七八年在埃及发现，凡二十六页，用科普特文(Coptic)于公元三至四世纪抄写于十三张纸草（papyrus）纸上；与《雅各》文稿、《彼得致腓力书信》以及《阿罗基耐书》的片段合订在一本皮革封面的书内。书中纪录了耶稣与犹大在逾越节前三天一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并提出一个与传统基督教福音迥然不同的观点——犹大是最了解耶稣的知己，也是他最忠实的门徒，他对耶稣的“出卖”完全是出于耶稣之命。
由此可见，评论界、媒体、史学家和公众会按照新的证据和事实，以及社会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公众人物进行收编挪用，并不时修正对他们的评价。所以，倘若董建华的历史地位有朝一日被重新评估，甚至平反，在今日看来也许依然难以想像，却绝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表面上，董建华似乎注定是一个历史地位（香港首任特首）与政绩（治港无方，经济上令楼市崩溃、香港元气大伤；政治上令社会分化、五十万人走上街头）不相称的“大时代、小脚色”。可是如果我们只以冷嘲热讽、鄙夷不屑的视角看董建华，将他看成小丑、废物，不但误解了他，更无助我们认识香港权力的架构、组成和运作。董建华其实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他的滑稽可笑，是一种悲剧人物的滑稽可笑，就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不自量力的唐．吉诃德(Don Quixote)受封为骑士的滑稽可笑。董建华充满矛盾，因为他是一个可以直达政治权力核心的局外人(a well-connected outsider)——他一方面得到中央政府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又被他要管治的香港文化精英、主流媒体、商界利益和公务员队伍大力排斥。他在建制内反建制，既是政治体制的维护者、受惠者，又要做无事生非、制造不安定的摇船者(the one who rocks the boat)。
他被千夫所指的八万五建屋计划、问责制、教育改革，以至对公务员的减薪，恰恰都直接威胁、损害香港最有势力的阶层、组织和界别的利益。他的失败，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悲惨下场，是一个患了“革命幼稚病”的从政者的必然下场。
难怪董建华喜欢看《汉武大帝》和《雍正皇朝》。这两套历史剧讲的，分别是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以及在腐败体制内改革的不可能。到最后，汉武帝和雍正都是有权而无能的领袖，对于这种历史淹没个人、时势埋葬理想的无奈，董建华一定知之甚深了。
从这个角度看，曾荫权毕竟是接替董建华的最佳人选。在香港，没有人比在权力的护荫下茁壮成长的曾荫权更懂得在官场的生存之道和权力之道。证之以事实也是如此：过去几年，在曾荫权的领导下，香港最有势力的阶层、组织和界别，从地产商到公务员，他们的利益皆得到政府的充分照顾——最近提出规管楼宇买卖的所谓“九招十三式”，也不过是政府把手高高举起，然后轻轻放在地产商屁股上的“打者爱也”而已。至于香港的长远和整体利益，那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