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官场“潜规则”（十六）23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八奸》中认为作为领导者必须警惕八种奸计，他们分别为：同床、在旁、父兄、羊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
同床：利用美女帅哥在床上吹枕边风。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就是利用西施的美色，击跨了吴王夫差。如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吏，有几个不是被“枕边风”吹晕的呢？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官员呢？
在旁：就是利用领导的秘书和司机。一旦领导对这些秘书和司机没有有效约束和警惕，他们或美言或谗言，或仗势弄权、鸡鸣狗盗，多少领导都会毁在这些人的手上！
父兄：利用领导的长辈、兄弟或亲属密友，行贿送礼，从而达到目的。
养殃：就是投其所好。领导爱听好话，我嘴酿蜜糖；领导爱玩爱泡，我也乐得逍遥；领导故作风雅，如喜欢打桥牌下围棋，玩古董字画打高尔夫球，我就苦心钻研，先弄个“三脚猫”功夫，努力与领导有“共同语言”，让领导走火着魔，然后从中取利，直到折腾得领导身败名裂！
民萌：收买民心，玩弄民意，善于利用领导给的权力，去做“好事”，用公家的财物去为大家“某福利”，笼络人心，弄出个周围的所谓“民意”来。领导也要考核，要选拔，要有人来说好话，害怕有不同的声音。那好，我就用这“民意”，在考核、选拔中左右领导，威胁领导的威信和权力，甚至从此拿住领导，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那些平时政绩并不突出，“民评”“民调”不高的，一到考核时，就怕真实的“民意”。
流行：华美的言语，流利的辞句。就是通过能言会道之人，以流行方式和流行观念为自己的私利去向领导游说，影响领导的意识和判断，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一方面送钱送物，寻靠山拉关系，极尽逢迎献媚之能事；另一方面，甜言蜜语蒙蔽他人，并通过他人去影响领导。
威强：营造势力，威逼领导，营造自己的圈子或势力，以威势要狭领导，架空领导，胡作非为。古今中外，类似例子枚不胜举，领导们不得不用许多的心智放在各种帮派、势力、山头去搞所谓的平衡。
四方：就是利用外部的力量、外界的舆论来制约领导。
韩非子所说的《八奸》，其实在我们的官场上可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时候领导您爱好什么，嗜好什么，一旦爱得入迷，嗜而有癖，就会扰了自己的心神，影响了做事时的理智和判断，自然，最后您损失的是我们的事业，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形象，作为一个领导者，您不得不防啊！
前人的深刻，让后人深感惭愧！韩非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如此“预言”，期间有无数人在“预言”中不幸中招倒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啊！
能力强并非就可以被重用，干得好不一定就可以被提拔。
学生时代，学习好就会被老师和同学宠爱，就会被重视、被喜欢。考试成为衡量学生能力水平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存在很大缺陷，但确实是目前为止相对合理的方式。可能恰恰出于这个原因，使得很多人以为只要能力强，就会在机关得到最好的发展，只要能力强，就可以坚信被提拔重用，只要能力强就可以睥睨同事、孤高自傲。这实在是一个致命的误解。事实上，很多能力很强的人被“窝”在一个很难受的位置，废掉了。
如果把“干得好”理解为一个包含业务水平、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等在内的综合性的评价，而不是单一的业务能力评价，那在有些时候还是对的。但即使这样，至少还是有一半的可能是不对的，因为，重用不重用绝对不仅仅考虑“干”的情况，还要综合平衡其他各种因素。
表现好并非就可以被别人喜欢。与人为善不一定就可以得所有人欢心。
在机关，你干得好，就会有人感到威胁，就可能打破利益平衡，从而有可能招来嫉妒和白眼。这里边，关键是要明白，你现在面对的已经不再是有着亲情关系并对你寄予厚望的父母，不再是通过你的成绩来体现自身价值的老师，也不是你的成绩可以给他人带来激励和帮助的同学，你面对的永远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以综合平衡为己任的领导，永远是你的进步就可能给他带来危机和压力的同级同事，永远是和你一样同样需要机会的同龄人。
机关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想得罪任何人，结果你可能还是得罪了人，你想尽可能少的得罪人，结果还是得罪了很多人。一条铁律你不能不承认：在机关，你可以作出最大的努力，但你还是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说你好。这是事实，可能不是你的错，但你终将会得到这样的错误待遇。明白这一条很有好处，不必为一点点摩擦而伤感，因为矛盾无处不在，“敌意是生活的一部分”(克林顿的母亲在他小时候这样告诉他)。
进了机关并非就拥有权力， 有时候跟对领导也不等于就可以飞黄腾达。
实话说，许多人是背着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重负而选择从政的，他们对权力有一种特殊嗜好和攫取的欲望，并以为到了官场就可以办很多事，就可以“君临天下”。这种状况使很多年轻的从政者失去位置感，变得不可一世。岂不知，连他自己也觉得心虚。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拥有了什么资本。
领导是要常流动常调换的，而新旧领导者之间是可能有过节的；和领导交往过密，是容易引起其他同事厌恶的；一门心思地依赖领导，是容易忽视其他对自己成长的不利因素的；领导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有时候是会牺牲属下的利益的。
从政的命运并非自已可以完全掌握，机会不一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但在机关，这个命题却值得重新考虑。在种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你的政治生涯是难以设计路线图和归宿点的。也许你可以一步一步地往上努力，但你不会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达到怎样的高度。机关就是这样，机会无所不在，宠辱时刻变换，你可以努力做到不最差，但你却永远无法做到最好。
什么是有准备的头脑?作什么准备?这些问题是需要在机关重新认识的。另外，从这个说法所表明的态度来看，有消极等待机会的意味。在机关，消极等待常常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一个一门心思做事的人，常常会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倒也不是说他们会吃亏到何种程度，关键是他们可能得不到最优的对待。而那些会“哭”会“闹”、善于表白自已、勇于推销自己的人，则可能得到意外的超出于辛苦准备者的收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官场上“机会”是跑来的、是创造出来的、是请求下来的，正所谓：“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跑”“叫”“要”容易坏了风气，但也有合理的成分，所以，我们可以明文禁止，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被提拔并非就意味着被领导信任，组织的决定不一定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按照正常的逻辑，只有被重用才会披提拔，提拔自然也表明领导和组织对你的重用和信任。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提拔有各种理由，也有因为不受领导信任和待见而被提拔的情况。有时候领导实在不太喜欢你，看到你在他眼皮底下晃来晃去就烦，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把你提一下，让你离开。这个时候，提拔你实际上成了打发你的一个交换条件，你在比较舒服的心情下接受了这个条件，双方都很体面，矛盾也就随之化解。
组织不是章程不是规定不是天条，它自己无法发挥作用；组织是一个概念，是一个象征，是由具体的人来代表并行使其职能的。有些不光明的人，在给你好事的时候，他去强调这个决定的个人色彩，告诉你这是他的功劳，是值得你感激和铭记的，而在给你坏事的时候，他会动用组织的名义，告诉你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组织的决定，从而巧妙地利用你对“组织”信任和服从的心理，来达到他自己的某些意愿。所以，当领导特别强调组织的时候，你应该更多地感到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不为人民服务，只为领导服务
国家法律规定，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这个道理我们懂。但问题在于，现在权力并没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代表人民的领导手中，所以人民给不了我们权力。
我们的每一步升迁都是上级领导关怀的结果，每一项权力都是领导给予的，人民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权力！按照权责一致的理论，下级必须对授予他权力的上级负责。我们的权力既然是上级给予的，我们就必须对上级负责。
实际上，我们的一切，从升迁到工资都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不由得我们不为上级领导服务。得罪了百姓，他们顶多骂我们几句，得罪了上级领导，我们的前程就没有了。得不到领导赏识，我们就难以提拔，就掌握不了权力，官小权轻、人微言轻，我们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像那些书记、市长、局长，随便签一个字，就可以划个千万百万，给老百姓造个桥修个路。所以我得先给领导服务，领导高兴了我才能得到提拔，提拔了我才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有了权力我才能签字，才能为人民服务。你们看那些只注重为人民服务、不注重为领导服务的官员，有几个有好结果的？在我们这里，那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在百姓中有很高威望的官员，没有几个受领导和同事欢迎，也没有几个得到提拔重用。有几个脑筋不开窍的家伙，一天到晚扎在基层为人民服务，至多在年终总结表彰的时候，给他们评个优秀，评个劳模就顶天了。
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老板服务
老板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是特殊的人民。为老板服务，其实就是在为人民服务。把老板服务好了，就是把这部分特殊的人民服务好了。
现在当官很不容易，再不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时代了。每年上级都要布置许多任务，有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招商引资增长，有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维护稳定，多得我们都记不清。这些任务到年底都是要结硬帐的，任务完不成，轻则挨批评丢奖金，重则降职免职。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这些指标任务都与老板有关。比如，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要靠那些大大小小的企业来完成，安全生产离不开那些煤矿、制药、食品老板的支持。就是计划生育，那些老板随便生几个，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要完成上头布置的这些任务，我们只能依靠老板，只有主动服务老板。不把这些老板服务好，他们责怪我们投资环境不好，不在这里投资，或者把公司工厂搬到其他地方去，我们的目标任务难以完成。任务完不成，我们就没有政绩。没有了政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想必大家都知道。没有了位子，没有了官职，我们想为人民服务都服务不成。所以在为人民服务之前，我们必须为老板服务。把老板服务好了，我们才可能有位子、有时间、有兴趣为人民服务。
不为人民服务，只为自己服务
西方哲学家说，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我们的老祖宗也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为自己服务，不过是遵循西方哲学家和老祖宗的教导而已，有什么错？况且，不为自己服务，不把自己服务好，我们千辛万苦当这个官干什么？另外，我们不把自己服务好，身体不好，心情不好，怎么为人民服务？中国官方统计显示，95%贪官包养情妇，民间也有顺口溜形容：“十个贪官九个淫，还有一个在调情。”
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有情妇的官员99%是贪官，腐败的领导干部中7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情欲可以让人失去理智，可以让人疯狂，可以让懦夫变成勇士，也可以让贪官去干他平时不会干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贪官与其情妇的交易，都被视为腐败和贪欲的催化剂，都包含着程度不一的权色交易。贪财的美色与变质的权力一拍即合，这才造就了“十贪九色”的社会奇观。
自古以来，“红颜”对于把持不住的官员来说似乎均是“祸水”。在新的反腐败形势下，此说不仅有失偏颇，还有为贪官逃避责任找借口的嫌疑。尽管贪官的情妇手段非凡、人格沦丧、追求享受、嗜钱如命，是贪官腐败“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和消化者，但并不是贪官犯罪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权与色的交易流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永远是“权力”。贪官有权便有钱，有权便想拥有一切(包括女人)。一旦他们的道德栅栏难关“满园春色”，势必要借机炫耀权力资本，于是“色”便成了权力的消费品和刀下俎。
可以说，从来贪官多好色，贪官常伴情妇眠，自古如此，不足为奇。
为什么“从来贪官多好色”呢？古人云：“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一位名人曾说：“男人不喜欢美女，那还算什么男人”？同样的道理，官员没有美人陪伴，那还算什么官员，做什么官呢？
为什么贪官多好色？好色必贪官？其实逻辑很简单：一个公务员无论什么级别，如果光靠工资等合法收入，那是不可能养得起情妇的；另一方面，现在很少有情妇是只谈感情不谈钱的，所以只要这个公务员有情妇，基本上便大致可以断定他有不合法收入来源，他便极有可能是个贪官。贪官与女人非正常的交往，无论是找相好、包二奶、养情人，还是带小蜜，或是嫖娼狎妓，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
“泡妞”成为商场、官场“攻关”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为当今“上流社会”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足。一些贪官谈起自己的情妇观来洋洋自得，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为数不少的官员觉得在当今社会中，如果婚外没有一个（甚至几个）“红颜知己”或“小蜜”，就似乎枉度此生，而如果不趁年轻和有权时多与几个异姓练练床上功夫，便似乎成为此生的一大缺憾。
情妇现象的“生生不息”，伴随着腐败官员的“前仆后继”，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学现象。
贪官们包养情妇，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忠诚，那么我们怎么能去相信他们会忠诚于党，忠诚于政府，忠诚于人民？？？“性贿赂”呈现以下五个特点：（1）发展极为迅速，突然之间就成为社会腐败中一个难治的公害；（2）已从地下转向公开成为某些腐败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和“时尚”；（3）“公费”色彩越来越浓：用公费进行色情腐败，用公费去满足情人的欲望是当今贪官好色的显著特点；（4）有结伙发展的趋势；（5）司法腐败也烙上了色情的痕迹：一些地区的执法单位公然以色情为诱饵进行所谓的“创收”。“性贿赂”就是“色贿”，就是俗话所说的“美人计”、“有色腐败”，形象地说就是“小姐”招待，是“精神性贿赂”（“非物质性贿赂”）中的一种，就是别有用心之徒用美女、色相作为一种手段，去引诱、拉拢、腐蚀权力者，从而达到其它方法达不到的目的。在当今不法奸商的眼中，“性贿赂”已经成为行贿者打开权门的首选。用美女攻击贿赂目标，命中率极高，几乎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因而“性贿赂”甚至成为一种比金钱还要管用的行贿方式。
“性贿赂”是一种“色权交易”，一般属于短暂型，但也有个别长期的，如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姿色加风骚，故能双方长久。“性贿赂”与“钱权交易”的贿赂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二者都是一种以权谋私行为。只不过一种以财物为交易“筹码”，另一种以性服务为交易“筹码”罢了。而这两种交易，都让行贿和受贿双方从中获取好处，同时损害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玩人”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权色交易。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玩”得团团转，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安惠君是中国“性受贿第一案”的主角，更为奇特的是她是作为女性接受“性贿赂”的第一人。据媒体披露，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同样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小学文化、“三假”身份的发廊“三陪女”陈丽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足见该市委书记“床上培养干部”的卓越才干。
“中国官场第一美女”之称的刘光明，原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直属分局下辖税务所的一名普通女税管员，为了讨得官员们的喜欢，她不惜花费500万元巨资，先后多次到韩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做面部整容、隆胸术、臀部整容，仅屁股整形一项就花了52万余元，整成了鞍山市“最美的屁股”。凭此资本，她周旋于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之间，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税管员，一步步升迁至税务所副所长、所长、税政科副科长、科长，直至攀升到市国税局局长的宝座。
——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之类的话没少讲，可是不少贪官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养情人、包二奶，道貌岸然地做“公仆”、当“君子”。如此这般，我不禁要问：到底是贪官的脸皮厚，还是反腐的力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