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厂分房委员会主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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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科新推选的分房代表。2，串联各单位：有1/2职代会代表签字，要求公布上一届分房结果。3，当选监督委员会主任，分房委员会副主任。4，为置定分房条件努力。5，走访北京人事部。6，北京人事部单为天拖发文件。7，通过了只有我反对的分房条件。8，检举信新像雪片一样。9，各种各样的说情者。10，调查吴XX。11，天津市公安户籍办公室的全力帮助。12，走访北京公安部信访办。13，在天津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4，突击问讯吴XX。15，公安南开,红桥分局的道欠。16，和厂书记杨德明的谈话。17，我和分房委员会和工会、分房办公室的关系。我也有私情。18，去纺院学习经验。19，推行自己选房。20，十栋楼，一天半就分完了。21，分房后的感想。22，结束工作后的副作用。
回忆我在天拖当分房监督委员会主任时的两年。
1，80年代天拖盖了十栋楼。50个楼门、50x30=1500间房。得房的、小调大房的约3000户。加上申请人约五千多户。牵动着万人大厂的一半人的心情。
设计科以技术干部为主，历来是在前方车间的后面，跟着拣口吃的。这次也鼓足了勇气,要争一争。当时的气氛，也正在落实文革后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科长和科书记也想在这次分房中出口气。
物色一个合适的代表，是当时大家的一致希望。我当时在60拖拉机设计组，从试制工段工艺员提上来的。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又是科里第一届职工代表之一。家里负担不重，4口人住着市里三间一个单元。绝对没有向天拖要房的可能，说话很硬气。就这样，我被公推出来了。
我报的态度是：要干，就要干好 /  我向科里老同志，详细了解了：过去的分房。过去的分房搞的很神秘。两栋楼就要分几年，要平横各方面的关系。分房结果还是密不示人的。分房委员们也借此渔利。对这，群众意见特大。第二就是技术干部的厂龄。过去是按毕业后入厂算，所以，技术干部要比同年的人晚近十年。他们要求：起码从入大学算工龄。第三就是王承芬她们   要求女职工同样参加分房。，，，，，，。积重难返，要想纠正的事太多了。我必需抓住主要的攻其不备，团结起大多数人，曾加自己说话的份量，一个各问题来办。
2，我逐步悟出一个好办法。拿我自己当时给它命名叫：“围魏救赵”。就是利用职代会章程规定，一旦有1/3的代表通过，就可行成职代会“紧急提案”。利用我的职代会代表的身份，和我在厂兵乓球队的及大学同学众多的关系，串联各单位职工代表、要求公布上一届分房的结果。通过这简单合理的要求，把群众团结起来。串连的同时我也说明：由于我的环镜，我四口人在市里住三间一个单元，我绝不要天拖一寸土。
当然，“签字，”我要从设计科开始，一开始科长和书记一听说要他们带头簽字，还是很慎重的。问我是打算干什么？我笑了，干紧说：我不想当中国的瓦文萨。如果一切顺利，我也不想用过多的时间去纠缠上一届的分房。如果事不如愿，那对不起，我会组织人一查到底/  我相信这里面问题不会少，这只不过是自己留一手。
应该感谢老唐和老郭。是他们签字，给予我非常的信任。老郭和我同事多年，又有过一此合作。还是同一个大学的校友，自不必详说。老唐刚来，和我相处的时间不久，可真不简单，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是他们的带头给了许多中层干部一个胆量。
这之后，我又去找了分厂的书记杨伯伯、供销科的副科长王伯伯，这都是原来爸爸厂的会战天拖时的派来的中层干部。我尊敬他们，他们很高性兴。也签了字。
这以后的签字很顺利，我还没遇到一个不同意见，一个推委。很快签字就超过了1/2。这样职代会的提案就形成了。因为它的签字已超过了职代会的多数，也就自然通过了。
3，不久，我被职代会一致通过，选举为分房监委会主任，另三位副主任是工会主席—牛之光，女职工代表—李婉素，干部代表—王海龙。我还被选为分房委员会副主任，分房委员会主任是生活副厂长—王震鹏。副主任还有工会主席—牛之光。我是唯一的群众代表。
4，在这场争斗中，我始中终没有脱离基层党组织，我知道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太重要了。按上次和老郭合作的办法，和上回撵走上面派来的工段长一样，每天由我汇报工作，他们只是听着。皱眉头，就表示还要考虑，微笑，就是默许。当然在背后也免不了要嘱咐几句。
可以看的出，在处理这件事上，厂领导是极力妥协的，为的是怕乱。如不满足我，那后果不堪设想。而我，也尊守我最初的诺言，我只为这次分好房，不为其他。把厂搞乱了，这对谁都不好/但是我还要留一手。
对职代会的选举我十分满意。李婉素心直口快，62届天大毕业生，像个大姐姐一样。她既代表了女职工、又代表了知识分子，我的许多话都可由她说了。至于销售科副科长王海龙，我当人面叫他王科长，背后叫他王伯伯，那自不必说。至于职代会责成分房办公室主任康凯，交来的那份去年的分房表，罗列了好几张纸，早被我锁入了抽屉。
我只抓了三件事：1，稳定监委会内部。2，请职代会主席团搞一个“我厂职工文化程度的调查”。3，听取群众意见。
[1]，许多单位是按老标准推选的分房委员。这些人有的在分房办，脱产干了好几年。和那些人的关系密切。尽管有的人曾是我的球友。这五、/六个人我决定劝退，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副主任们的同意。由我出面和几个单位协商，全换人了。[2]，我找了职代会主席团的成员黄家全，我们是一个科里的好友，我当然知道他要分房，我告诉他，”要分好房：只靠分数，绝不能靠关系。”就委托他搞一个调查报告，调查我厂的职工的文化程度。
制定分房评分标准，各派人争执不休，我自有主张，但为了赢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一般不表态。有什麽想法叫李婉素替我说，我只等在一边裁决。
5，正在这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央人事部的文章。文中肯定了南京一家单位的分房评分办法。他主张技术干部，应以入厂时间记算工龄。这对我厂肯定影响不小。我骂他们是“一帮白吃饱”，高高在上，也不做调查研究，根本不知道百姓是怎麽生活的。气愤之下，我准备去找人事部辩论。
那时我和黄家全负责和北内柴油机的配套，经常住到北京前门。黄的报告也写完了，我们去了住在八宝山农民日报社附近的一栋小楼的人事部有关机关。我们被告知主管领导不在，是不是可以和他们谈？我们找了个沙发坐了下来，“不能主事的，免谈/”。喝茶、抽烟、看报摆出了等下去的架子。不久，负责的一个瘦处长来了。讨论就此开始，不出我们所料，他根本没有调查，只是在读各地上报材料中选一个。一遇到有充分调查材料的我们，他听的像傻子一样。像天拖这样的国家大厂，职工的平均文化水平才初中。为此，我们要求技术干部的工龄从上高中算起，这一下和他原来所说差八年。他考虑了一下说：双方都退一步吧/从入大学算起。先走一步吧，别一步到位，这样大多数人好接受。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怎麽办？我们认为：他的文章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麻烦。他据实讲：他们见报也要等机会。我说：“我们不管，造成了多大影响，就在多大范围消毒”。他最后说：现实的办法是，以中央人事部名义给天拖发文件。我们希望别过三天。就这样，三天内他们给天拖发了文件。
6，这可能是中央机关第二次为天拖发文，[上一次是天拖大会战时]。在他们看奉若“圣旨”。任何不同意见都没有了，在我看：不过是我妥协的结果。他们改多了五年，那是证明他们知错了。
7，经过了分房代表和职工代表的充分讨论，意见基本统一，广大技术干部同意厂龄从大学算起。相应的对知识青年厂龄从下乡算起，对复员军人的厂龄从入伍时算起。女职工男职工一样。我的意见基本达到了。但还有不足：一是，技术干部的工龄从大学算起，那只不过是一个妥协，二是，对在厂的双职工没能充分优待。在代表表决中，只我一人投了弃全票。并非突出个人，只是为自己参与提出的条例，由大家公平选择吧/  我不再为它施加任何影响。妥协、折中这是我在群众运动中的不得已的选择。最后条例以压倒多数通过。
8，评分标准条例通过之后。我的工作完成一半，只是在专心接受群众来信、来访。群众的来访集中在几个人头上。一个是生活厂长王振鹏。一个是小拖厂团委书记[其爱人是我的羽毛球教练]。另一个是我的同学门红玉，[其爱人小鲍是我的熟人]，再一个就是吴XX。厂服务公司的一个复员军人、党员。他串通两个区的派出所，为他改动了户口参与分房。
王厂长家我去过，很一般。至于多几处房，那是他家的特殊环境所至，论级别他是大厂副厂长，和我爸相仿。论住房可不算特殊。小彭他们捎好一点，那也是人之常情，无任何违法的举动。门红玉太狂了，得罪了不少人，算了吧/  一切都看在小鲍的面子上。至于吴XX，本领不为不大。岂不知，正为此招徕了民愤，连多年干分房的分房办也很气愤。但是调查很难。既然他们这样干了，就是明知孤犯，没有什麽可原谅的。我决定了，就从这杀一警百。最初的调查，由总装的小王来进行我只在幕后，小王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最信的过的人。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业已查出他虽把户口改了，但没改副食本。这露出了马脚，但还不足以定案。下面的工作更需要保密了，也更艰巨了，我决定自己来。
9，在这之中，因为天拖一下子要分十栋房，引来了各界的关注。而且都是有权有势的上级机关。分房办公室把这事推给了我。我也当仁不让，把这事接了过来。我宣布：分房监委会受职代会委托代表全厂职工利益，没有分房监委会的同意，任何单位不能对外。
通过中间人找来的单位不少，我也很好说话，但他们在我要求摆到桌面上来，全退了回来。原来全是假公济私。摆不到桌面上来。
10，11，为调查吴XX的事我找到了市公安局户籍管理科。[香港路八号]在我说明身份，和来意之后，一位因年老退二线的侦察员很理解我，椐他说：他一直没很好的解决住房问题，他特别恨那些在这事上搞违法乱纪的人。他让我等二十分钟,以有专人为我到地下室去查调动户口的原始凭证。他告诉我：每当有人调动户口，就要有一个副本存在我们这。应该放心，我们这不会更改。今后如果有什麽问题，来找我们，那一年的文档，我们全在文字上或用的纸上全留有记号。冒充不了。
很快就有一位女同是送来了原始底档。果然和他的副食本一致，铁案如山，我照了像并请户籍处为我出了证明。
12，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我找到了公安部信仿办公室。里面等了许多人，有的在这里已等了好几天。他们告诉我：做好等的准备。我挤到窗口告诉他们：“我是代表单位来的，到北京开会，没时间等，如这里解决不了我会上告国务院。你们看着办吧/  把告状的文和厂分房监委和厂职代会的介绍信一并递上。
没等一会，出来一位老太太，看身份不低，她劝我回天津解决，她已给天津的小龚打过了电话，她说：情节不大，事情明了，性质非常恶劣。对天津处理不满意，还可以再来找我。
13，在市公安局门卫，我给市公安局纪检办的小龚打了电话，是他下楼来接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他细看了我上报的材料，说：所调查清楚，不需要在查了，你希望怎麽处理，说吧/  我说：1，市公安局要保证我的安全。2，两个分局的派出所的领导，私自改动户籍卡，影响了我厂的工作，所造成的影响极坏。必须在我厂书面公开道欠。3，市公安局纪检对有关人员做出处理。
14，有关吴的问题我早就查清了。一直没处理。我对外说：先把吴的事挂起来，调查没完。吴的事涉及面很广，不等到各方面都认了帐，我是不愿打草惊蛇的。如今我要收网了。我带了其他两位副主任，到了厂服务公司。我找了服务公司党支部书记，请他在场记录。并请他去找来吴2，说我们今天要和他当面核实几个问题。
吴到后，坐到中间，说是核实问题，可他们几位副主任全看过材料，态度和审问差不多。就看我和吴是怎麽演了。我有权、又有材料所以不急不燥，慢条斯理的抛出了小王的第一轮调查。“为嘛我们的调查，你先迁的户口，而后过了两个月才迁的副食本？许多邻居证明：你是迁副食时才搬的家。请你解释一下那份户口迁移证明，是真是假？”[在哪个年月，人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副食本。]
我故意给他留有解释的余地，其不知那是“请君入瓮“之计。吴果然信誓旦旦、编了一套理由和我周旋。还发誓以他的党票为证。我笑了，提醒在场的他们的书记听清楚了。这之后我公布了我到公安局户籍科的证明。吴哑口无声，我呢只说出了我的个人意见：1，取消这次的分房。2，上报这次的谈话记录，准备接受厂党委的党纪处理。3，所涉及的有关民警，违反了党纪国法，去准备接受市公安局纪监处的处理吧/ 这事已惊动北京公安部。翻案是不可能了。三天之内，两个分局来我厂书面道欠。我劝吴：这不是害朋友吗？这不正是，老唐教我的，“可别抓不住狐狸反惹一身骚，抓住狐狸尾巴一定要拧三圈。”
15，不久，两个分局的领导来厂找我承认错误，一再道歉。我们谈的很融洽，最后我说：书面检讨就算了，总还要维护公安的威信吗？
16，和吴谈完话后的当天下午，厂书记杨德明找我。过去我们只在公开场合接触，还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谈话。但是两个人都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视我是文革中的头头。我视他，不过是解放初期的三条石的一个工会主席，好能钻营呀/  老革命的老本和文化，你都没有。
谈话的议题是他先说的，依他说，天拖是个近市区的万人大厂，始终受到市领导的关注，搞乱了天拖可不得了。过去我们事事让步，那是因为我们怕乱，对波兰船厂的瓦文萨，我们党迟迟没有表态。如今表态了，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他又照本宣科的讲了许多，我自付：亏我的工作抓的紧，差不多都完了。我耐心的听完，我说：“我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我是从不吃硬。优点之一，就是能理解别人。你放心，我也不希望把天拖搞乱，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可别逼我，否则，你也逃不脱干系。”他第二个议题是关于吴的问题。看来吴拖人找了杨来压我。杨说：你们把吴XX的事挂的不短了，总该给个结论吧/  那时我还年轻，脸上藏不住事，一脸的鄙视。杨善于察言观色，看出来了，要说的话，停了下来。一转口要听我们的意见。我说：我听你这个书记如何处理了。我希望你能教育你的党员，在这时都以全厂利益为重。事后，我好后悔，如能再挺一挺，就能抓住一只老狐狸了。不久，党委宣布：给吴党内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17，我和几个部门的关系，很微妙。尽管有时观点是格格不入，但总的来说是相互友好、尊重的。王厂长是从晋察冀走出来的工业干部，年龄又长我一代人，我自是对他尊重有加，从不当面顶怆，有不同意见也是提出来讨论。王对我也是比较满意。他曾试探性的提出：把这次的工作配合好，以后来给我当厂长秘书吧/  我笑了当即开玩笑答曰：我当秘书，那只要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熟悉工作，第三天送你回家。在我看来，这一代人老了，又没受过很好的教育，早该退了。工会主席牛之光，是个大学毕业生、转业前是个部队的正团级干部，爱人是南大的教师，是位高干子弟。牛在许多事上是和我观点一致的。事后我们成了好友。杨自知在学问上在才干上都不是我的对手  ，常把牛派出来对付我，自己居二线，这一套我懂。牛夹在中间常受夹板气。几次牛对我推心置腹的说：厂工会就是厂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消防器，我不听不行。我也亮出了观点：让他尽可放心，我决没有从政的心意，只想把这次的分房工作办好。鼓动群众闹事那不可能，但是可别逼我。谁要逼我闹事那是要负责任的。分房办主任康凯，比我大的多，历史上曾是中长铁路的调度。王厂长有意安排我们在一起，到山海关、北戴河旅游。几天的相处，互相还是了解的。在我看来他勤于思考、忠于职守，是个唯唯诺诺的好工具。他也应该知道我不是蛮干的武夫。他对我是满尊重的。
和别人一样，我也有友情。而且，我特别看重友情。我在利用我熟悉政策、解释政策，在帮朋友获取高分。比较明显的是吴敬群，这人非常老实，又是我多年的朋友。哪天他红着脸去找我，说话支枝梧捂，我一猜就是为这事。索性我开门见山的说：你们妹夫单位可以为你出个证明不？说明他们要经常回津，住到你们家。希望给予照顾。他第二天就去北京开回了证明。他的评分大概是第十名之内。
18， 我正在琢磨如何分房号？哪天李婉素找我，她说：他们单位王育才[我的大学同学]住在纺院，那里也是评分，然后是自己选房。好多矛盾都解决了。
我越想越好，这不光解决了过去只靠分房办公室几年分一栋楼的老办法。也杜绝了在分房中搞关系、走后门，，，，，，一系列不良现象。为说服上上下下的一斑人，我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我决定第二天去纺院取经。
纺院的后勤处长是个年轻的大学留校生，介绍的很有条理，广大分房群众各取所需，而且很快。很受大家的欢迎。
19，为推行自己选房办法，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先是在全厂广大技术干部之中宣传了这种新办法，之后是耐心说服牛之光，取得了工会的支持，在我有了百分之八十的支持之后，我开始把这一方案提交职代会通过。很顺利就通过了。
20，我通过分房委员会各位主任，向分房办公室布置了一系列具体指令，自己选房开始了。到了那一天，各家的代表，带着图章和钢笔，在已画好的大表上选自己事先已看过多遍的房子。在他们出门前，分房办已为他们办好了各种手序，还发了住房的钥匙。对此，群众满意极了。尤其是没有什麽门路的广大工人。
谁也没想到十栋楼，一天半就选完了。这种经验很快就被南大、及一些别的单位推广开来。
21，[1]，我在一个万人大厂的，主要一段工作中，在权力的顶峰，经历了一段时间。我的成功是一个机遇，.和自己的才干。但机遇是主要的。我在想：我这次是成功了，那是对付杨德明这一斑人，今后都总能成功吗？不可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走麦城”，是不可免的。于其那样，我还不如“急流勇退”，找我自己该干的工作。参于政治太危险了，不容我有一点输忽。[2]，在这场工作中，使我了解了广大工人群众们是怎麽生活的，一家老小三代人住一间并非罕见。解放五十年了，再不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实在是说不过去。好象是一堆干柴，太危险了。[3]，任何成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前，我在长工资时，靠了老唐的赏识，连涨了三级，和六一届毕业生一样多的钱，本该轮到我出面，为大家付出代价了。
22，分房工作结束了、我仍回自己的设计科做设计师的工作。这些日子，我被请去参加大家搬家的“稳居”不断。我在技术干部中的威信大增。这时，厂里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我们的科长被提为厂长，科书记被提为厂书记。两个人面对一个旧的党委，一段新与旧的争执开始了。老唐和老郭首先想到的是使用我。而旧党委的一斑人首先是要把我撵走。围绕我的争执开始了。[见下一段：我在新菩森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