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回忆录：我改不了我的不宽容

德语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部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最近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三部回忆录奠定了卡内蒂一世名声，在回忆录里，这位作家的熟人一一登场亮相，这些身处政治乌云下的文化精英不论得到的评价是高是低，无不具有呼之欲出的鲜明个性。在他的第四本回忆录《闪电战中的聚会》中，他将他认识的“顶尖文化人”又嘲弄了一番。

 
 
 
棍扫一大片
卡内蒂三十岁的时候就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个由八部小说组成的系列“疯子的人间喜剧”，结果只完成了一本《迷惘》，知道二十多年后，《迷惘》才逐渐受到重视，被称为先知之作，因为小说中描写的二战前夕德国社会怪诞的氛围，多少切合了当时仍未走出创痛的人们的感受。再往下，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就是三个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的游戏》了，题目都很特别，隐隐标示着卡内蒂感受世界的独特途径，以及惯用自然现象和人体器官作比喻的写作风格。
《闪电战中的聚会》数月前在英国出版英译本之前，恐怕少有人知道卡内蒂还有这第四本回忆录，更没人会想到他在书中竟然张嘴就骂了帮助自己成名的人：C.V.维吉沃德，正是此人把《迷惘》翻译成了英文，并且为促成此书的出版殚精竭虑。当然，炮轰总要挑大腕，卡内蒂贬得最厉害的是T.S.艾略特。他并不懂多少艾略特的诗学，他嘲讽艾略特在战时伦敦文人的聚会中以老大自居，要大家吟诵他的诗句。
卡内蒂在战时伦敦也认识了当时英国的一批顶尖文化人，例如伊诺克·坡威尔、威廉·恩普森和伯特兰·罗素，当然还有著名的多产女作家艾丽丝·默多克。他现在把这些人一一嘲笑过来，他说坡威尔只会大段大段地引用尼采，说罗素的笑声像山羊。从1952年开始，已婚的卡内蒂与默多克有过一段三年左右的情史，让人愕然的是，他连默多克也没有放过，或者说，他把对其他人的冷眼一视同仁地延续到了英国情人的身上。
连旧情人也不放过
“卡内蒂喜欢随身携带一个审判席。他有种诡异的力量，尤其对女人而言是如此。他总想表明艾丽斯是属于他的，是他一手缔造了她。他从来不会为人们掌握自主权而高兴。”这是牛津圣卡特琳娜退休教授约翰·巴利的愤激之语。1999年默多克去世的时候，这位跟她相伴走过45年的老伴痛不欲生，五年之后卡内蒂的回忆录的问世，给他的创伤又撒了一把盐：“我不认为对这家伙关于艾丽斯的评价有什么可重视的，我肯定无法从他的描述中辨认出她。我认为，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不会对他的评价感到惊讶。他们会把这些话归因于他病态的自负和嫉妒。”
在1978年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大海啊，大海》里，默多克以卡内蒂为原型，满怀敬畏地塑造了一位名叫查尔斯·阿罗比的导演。她也许想不到，昔日的情人后来会如此评价她：她一件一件脱掉“跟爱没有丝毫关系的衣服，都是羊毛织品，难看得很，”然后“毫无魅力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只是觉得我进入了她，没感到她有什么反应……若是她用某种形式抗拒着，也许我本来还能感觉到，但这跟快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完事离去的时候，卡内蒂还注意到她的一双扁脚穿着“古里古怪的拖鞋”，走路像一只“让人讨厌的狗熊。”
既然是一个在床上毫无激情的女人，又何必要跟她在一起呢？回答是标准大男子主义式的：“是她需要我，不是我需要她。”“我喜欢把艾丽斯当作一个听众，”卡内蒂写道，“我感到她擅长这个，我认为这是她要向我求取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想要听我说话的欲望更能让我靠近一个人了。”同时，卡内蒂又讽刺默多克是一口“冒沫的牛津锅子”，集中了他所鄙视的英国式生活中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她作为家庭教师在酒馆里不停地说、不停地听，在床上跟她的男女情人说话的样子。”
在巴利眼里，卡内蒂是个蛊惑人心的巫师，默多克跟他共处三年，虽然1955年被巴利救出魔窟，身上却一辈子烙下了阴影。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魅力十足，能让对方心甘情愿俯首帖耳的人物，其中的傲慢有时让人咋舌：“尽管她缺少热情会使我凉了半截，她的爱却永远不会冷却——只是因为这不是爱，这是一个冷漠的行为，对她却有着莫名其妙的重要性。”他认为默多克写作没有“合法性”，从未因为思考和写作吃过苦头，不像他自己既是犹太人又是流亡者，“根红苗正”，有权忆苦，有权写作。
巴利终于按捺不住要质疑他的为人了，他同情地说起默多克的受虐倾向，同时愤怒指控卡内蒂“是个病态的自大狂”，是因为“嫉妒她的成就”才如此丑化默多克的形象。巴利给故妻写过一本传记，名叫《艾丽斯挽歌》，根据此书改编的影片在2001年获得了奥斯卡奖。现在看来，他为亡人辩诬的事业还得继续。
卡内蒂的品行在生前就颇受微词，他暮年写下的文字更是在身后给自己引来麻烦。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毫不宽容的人，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难以与他所取得的荣誉相称。卡内蒂的原配妻子薇扎对丈夫也是忠心耿耿，甚至全力支持丈夫的婚外恋，还做过一顿饭约默多克一起共进。这些都让人对他的尖酸刻薄生出反感。
卡内蒂似乎无意于研究政治。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社会，确如他惟一的小说《迷惘》里描写的那样阴气四溢，但同样的氛围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黑暗时代。因为他的终极关怀落在广义的“人”上，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体的人抽干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标本。这种顽固的识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钟的秘密心脏》和小品集《耳证人》，也最终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别人和他自己的形象。
卡内蒂在乎的只是“人”
文如其人。以“沉默是金”为学术品格的卡内蒂，他的功名之路也只能后发制人，必须借助回忆录的力量立功立言。三十年不作声地观察人，倾听人，最后卡内蒂也成了自己笔下的怪人之一，当年的宏伟抱负——八卷本系列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之所以草草收场，也正是因为他在计划描写的每一个“疯子”身上都看到了现在或将来的自己，而这另一个自己，早在第一本《迷惘》中就被他“自噬”——点起一把火烧死了。沿这样一条窄路走，卡内蒂文学创作数量有限乃属必然，于是他撤下了战场，回避了在文学和学术创作上与同时代人的比拼，也不关心比他年轻的人的作品，把心思全交给“回忆录”这种能把识人术发挥到极致的体裁。那一代名人这时已所剩无几，他也得以放开手脚勾勒、评说。
不管是鄙薄还是景仰，卡内蒂的观测方向都是人性的某些细部，一旦把它们显微放大，谦谦君子也成了狰狞怪物。在回忆录里我们看不到多少现实政治关怀。他在乎的只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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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蒂简介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的国籍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这与他一生游踪不定有关。他生于保加利亚北部鲁斯丘克（今鲁塞），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父母以经商为业。八岁丧父，随母迁至维也纳，先后在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地求学，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从小就酷爱艺术，对犹太教、商业活动深感厌恶，卡内蒂潜心研究文学、历史，并开始写作。
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占奥地利，卡内蒂流亡法国，辗转至英国，定居伦敦并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用德语写作。
卡内蒂自幼受母亲影响颇深，而德国文学，尤其是歌德对他一生的创作影响很大，乃至被称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里的18世纪的作家”。此外，卡夫卡也给他很大影响，他们是至交。卡内蒂早年攻读过自然科学，这又使他喜好以冷峻的态度表现精神与现实的冲突，特别喜好剖析那些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如异乡客、怪人以及精神反常的各种小人物。他善于从文化史角度洞察社会与人生，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人物和事件中去探索全面的解释，表现了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所独有的个性、智慧和才能。
迄今为止，卡内蒂发表了二十部著作，散文最多，戏剧次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政论《群众与权力》（1960年）。此外享有声誉的还有戏剧《虚荣的喜剧》（1950年）和《婚礼》（1964年）、杂记《人的省分》（1973年）。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1977年）、《耳中火炬》（1980年）、《眼睛游戏》（1986年）在西方博得一片喝彩声。长篇小说《迷惆》是他惟一的一部小说，西方评论界一再把它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并曾多次获奖。 1981年，在他获得卡夫卡奖金的同时，以“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