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金日成回忆录_丹东天马旅行社

    我的一生是在朝鲜近代史上民族灾难深重，悲剧重叠的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在我出生以前，我国已经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皇帝的统治权，随着“韩日合并”条约①的签署，完全移到了日本天皇的手里，我国百姓变成了任“总督制令”②摆布的现代奴隶。以悠久的历史、富饶的自然资源和秀丽的山河著称的这块国土，遭受着日军铁蹄和炮轮的践踏。

    民众为丧失了国权而悲愤不已。“是日也放声大哭”的余音尚未消逝，数不清的忠臣和儒生，忍不住亡国的悲痛，自尽于草野和屋檐之下。连受人歧视的屠夫们也为被放在停尸板上的国家命运发叹，以自尽反抗耻辱的“韩日合并”。

    从那里起，日本在我国建立了野蛮的宪兵警察制度，不仅仅是警察和普通文官，连普通学校的教师都穿镶有金边的制服、戴制帽、佩军刀。根据日本天皇的敕命，总督掌握了在朝鲜统率陆海军的权力和任意搏夺朝鲜民族的言论自由，束缚朝鲜人手脚的无限制的权力。朝鲜人组织的一切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都没能逃脱出被解散的命运。

    朝鲜的爱国者们在拘留所和监狱里被系着铅蛋的皮鞭抽打。刽子手们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德川幕府时代审问犯人的毒刑。他们用烧红的铁棍任意烙着朝鲜人的身体。

    连篇累牍的“总督制令”，使朝鲜人连衣裳也不能不泼上墨水，来自玄海滩彼岸的日本财阀，在所谓“会社令”、“调查令”等法令的庇护下，大量地掠夺我们祖国的金银财宝和各种财富。

    我曾去过世界许多地方，看到了不少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但从未看到过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民族语言和姓氏，甚至连吃饭用的餐具都掠夺净尽的极为狠毒的帝国主义。

    当时的朝鲜是名副其实的活地狱。对朝鲜人来说，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两样。列宁非常贴切而正确地指出：“……日本将为继续掠夺朝鲜而战，它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结合在一起，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在我成长的那个时期，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斗在别的大陆上也进行得很激烈。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各地错综复杂的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海军在洪都拉斯登陆；法国把摩洛哥据为自己的保护国；意大利侵占了土耳其的罗得斯岛。

    在我国，“土地调查令”的出笼，弄得人心惶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度过了不幸的幼年时期。这样的社会背景，对我的成长不可能没有影响。

    我自从听了父亲讲的我国亡国史以后，就十分痛恨封建统治阶级，我噙着眼泪下定了为恢复国家主权献出一生的决心。

    当外国人开着军舰和火车周游世界的时候，我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却仍然戴着乌纱帽，骑着小毛驴，成天吟风咏月，虚度了几百年的岁月。当东西方的侵略势力带着舰队来攻打我国的时候，他们打开了关得那么严实的锁国之门。从此，封建王朝变成了听任外部势力摆布，争权夺利的交易所。

    历来崇洋媚外而又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在列强的操纵下进行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结果是，今天亲日派得势，就由日本军队守卫王宫；明天亲俄派得势，就由沙俄军队守卫王宫；后天亲清派得势，就由清朝军队把守宫廷。堂堂的一个国家的王妃在宫廷中死于外国恐怖分子的刀下（1895年“乙未事件”），国王竟被外国公使馆囚禁了一年（1896年“俄馆播迁”）；国王的父亲被劫持到国外去过流放生活，却还非要向外国人谢罪不可。

    在连王宫的守卫都交给了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由谁来保卫和治理这个国家呢？

    在辽阔无边的世界上，家庭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然而，这一滴水珠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把亡国的悲惨命运强加于朝鲜的近代历史的浪潮，也无情地冲进了我的家庭。但是，家里的人们没有在其威胁面前屈服，而是同全民族休戚与共，毫不踌躇地投入了时代的风暴之中。

    我一家，是在我的先祖金继祥那一代，为了生存，从全罗北道的全州迁到北方来的。

    我们家在万景台安家落户，是在曾祖父（金膺禹）世代。曾祖父出生在平壤的中城里，自幼务农。因家境贫穷，19世纪60年代，跟住在平壤的地主李平泽说好，替他守墓，于是搬到了万景台，住进了那家地主的守墓房。

    万景台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家旁边的山叫南山，爬到山顶上向大同江俯瞰，是一片美丽如画的风景。外地的富豪官僚都争先恐后地买下万景台一带的山地，修造祖先的坟墓，就是因为这一带的风景特别好。这里还有平安监事的坟墓。

    我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佃农，家境十分贫寒。我的祖辈三代都是独生子，到我祖父（金辅铉）一代，生下了六个兄妹，人口增到十来个人。

    祖父为了让子孙能够糊口，从没有歇过手。在别人都熟睡的凌晨，他就到村里东奔西走地捡粪；夜里则坐在油灯下搓草绳，打草鞋，编草席。

    祖母（李玉益）也是白天黑夜地纺线。母亲（康盘石）带着叔母（玄养新）和姑母（金九日女、金亨实、金亨福）白天到地里除草，夜里织布。

    因为家里太穷，大叔父（金亨禄）九岁时只学了一点《千字文》，从没有上过学，自小就帮助祖父种田。

    全家老小都拼死拼活地干活，却常年连粥都喝不饱。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吃的是没去皮的高粱米【米查】子熬的粥，吃起来扎喉咙，咽不下去。吃水果，吃肉，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有一次，我的脖子上生了火气（一种地方病），祖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猪肉，我吃了它，火气顿时就消了。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吃猪肉的时候就想，再生点火气该多好。

    我在万景台度过幼年时代的时候，祖母常常为家里没有一个挂钟而叹息。她是一个没有物欲的人，但是唯独对一家邻居的挂钟十分羡慕。她羡慕邻居的挂钟，是从我的父亲入了崇实中学时开始的。因为家里没有挂钟，她天天夜里不能安心睡觉，只好眯一阵醒一阵，天不亮就起来，估算着时间，急忙做早饭，因为从万景台到崇实中学，足有30多里地，不早点做早饭，我的父亲就会迟到。有的时候她半夜里起来做好早饭，却不知道是几点了，只好蹲在锅台边上，睁着眼睛等好几个钟头，坐等东边窗口发亮。这样的时候，祖母就对我的母亲说：“到邻居家去问问现在几点了。”母亲走了出去，却不好意思叫醒人家，连人家的院子她都不敢进去，只好蜷缩在篱笆外边，等着他家的挂钟发出的当当报时声。挂钟响过以后，母亲这才回来把时间告诉祖母。

    当我从八道沟回家乡来的时候，叔母在问过我父亲的情况以后说，你父亲过去上学路远，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住到七谷外婆家去，离学校近，该多好啊。

    直到解放，我们家始终没能挂上一个我祖母那么羡慕过的挂钟。

    我们一家人，虽然过着吃不饱的苦日子，但是对亲骨肉和乡亲的关心、照顾和帮助却是十分真诚的。

    “没有钱可以活，没有人缘却活不下去。”这是祖父常常告诫子孙的话，也是我们家庭的座右铭。

    我的父亲对新事物很敏感，学习热情很高。他在私塾学《千字文》的时候，就很想到正规学校去读书。

    在发生“海牙密使事件”③的那年夏天，在鹫鹰村举行了顺和、楸子、七谷、新兴这四个学校学生的联合运动会。这天，父亲作为顺和学校的选手参加了运动会，在单杠、摔交、赛跑等好多项目中都夺得了冠军。但是跳高项目的冠军却被别的学校夺走了，因为在跳高时他头上的辫子缠住了横竿，失了分。

    运动会结束后，父亲就到学校后面的山上，一下子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他无视沿袭了几百年的旧习俗，而且未经父母的许可，断然剪掉了发辫。这在当时，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祖父听说这事以后，大发雷霆，说是闯下了大祸。我们一家人从来都是刚强有主见的。

    后来听说，那天父亲怕祖父发脾气，不敢进屋，只好在篱笆外面打转。曾祖母把我父亲从后门领进屋里来给饭吃。曾祖母特别疼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我家的长孙。父亲常说，他能够入崇实中学，也是因为有曾祖母的支持。当时，在封建意识还很浓的情况下，我祖父那一代人不喜欢新式学校，是曾祖母说服了我祖父，才让父亲入了新式学校的。

    父亲入崇实中学是在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1911年）春天。当时正是提倡开化的初期，贵族们上新学堂的很少。像我们这样连【米查】子粥都吃不饱的穷人家，供子女上中学，确是十分吃力的事情。

    听说当时崇实中学的学费每月要缴二圆。为了交这二圆学费，母亲还到顺和江去捡河蚬，祖父种香瓜，祖母种小萝卜，才15岁的大叔也打草鞋，拿去换钱。父亲也为了挣学费，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办的实习场里做苦工，直到傍晚。然后又到学校图书馆读几小时的书，深夜才回家，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又上学去。

    如上所述，我的家庭，是一个在当时朝鲜的任何一个农村、任何一个城镇都能见到的那种简朴而平凡的家庭，是一个极为平凡，毫无特殊的穷人家庭。

    但是，只要是为祖国为同胞的事情，我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挺身而出，不惜献出一切的。

    曾祖父虽是一位给别人守墓的人，却是一位热爱乡土，酷爱祖国的人。

    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船“舍门”号沿着大同江逆流而上，停泊在头老岛的时候，曾祖父同村民一道，把各家各户的缆绳都集中起来，一道道横在万景峰和江对岸的【昌鸟】游岛之间，并从山顶上推下大石块，阻止贼船前进。

    当他听说贼船窜犯到羊角岛，开枪打炮，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时，便立刻带领村民直奔平壤城。当时，城里的人民群众同官军一道，把许多装满柴草的小船连成串，点上火，顺流推下，烧沉了贼船，把美国海盗全部葬身在水里。在这场奋战中，祖父也作出了贡献。

    “舍门”号被击沉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派军舰“谢南迪亚”号，一直进犯到大同江入口，大肆烧杀掳掠。这时候，万景台的人民群众也组织义兵，齐心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

    祖父常说：“男子汉应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沙场上。”他经常教育我们全家人都要为国尽忠，而且不惜把自己的子孙献给了革命斗争。

    祖母也教育子孙要刚正不阿，坚强不屈。

    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日本人把我的祖母拉到满洲的山野拖来拖去，百般折磨她，企图迫使我祖母诱我“归顺”。但是，我的祖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痛骂敌人，表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母亲、革命家的祖母的气概。

    我的外祖父(康敦煜)在故乡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育青少年。他是一位为教育后代和争取国家独立献出一生的热诚的爱国者和教育者。我的大舅(康晋锡)也是一位早年投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者。

    我的父亲从我小时起就孜孜不倦地教育我，让我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从这种愿望出发，父亲给我起了“成柱”这一名字，意思是希望我成为国家的顶梁柱。

    我父亲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带着两个弟弟，在我家旁边种了三棵象征三兄弟的白杨树。那时候，万景台还没有白杨树。那天，父亲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白杨是一种长得快的树，我们三兄弟要像白杨树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后来，为了革命，父亲离开了万景台。接着，二叔(金亨权)也走上了斗争的征途。只有大叔一个人留在万景台老家。

    那三棵白杨长得很好，很快就长成了大树。树阴越过地界，一直投到地主的地里。地主借口有树荫遮着良田会降低产量，蛮横地砍掉了我家那三棵白杨。尽管这样，谁也不敢说一句说。那时就是这样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解放后，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感到既惋惜又气愤，就越发想起父亲的纯洁而高尚的夙愿。

    令人惋惜和气愤的何止这一件事。在老家的前边原先有过好几棵水曲柳，我小时候常常领着小朋友爬上去玩。可是我回到阔别20年的老家时，那棵靠近我家的水曲柳竟然不见了。

    祖父告诉我那是大叔砍掉的。原来，这里也有令人气愤的故事。

    大平派出所的警察为了监视我们家，天天来这里值班。大平与万景台有一段距离，因此，每到夏天，警察就把这个有水曲柳树荫的地方当成他们的“办事处”，盘坐在树荫下，动不动就叫来村里的人进行审讯，没事就扇着扇子乘凉，睡大觉，有时杀鸡喝酒，还向我的祖父和大叔寻衅闹事。

    有一天，我那老实憨厚的大叔，突然挥起斧头，一口气砍倒了那棵水曲柳。祖父说，当时他看见了这情景，但根本不想阻止。他说：“俗话说，三间房虽已烧光了，可看到臭虫也都烧死，心里倒是挺痛快。”

    听了祖父的话，我不禁苦笑。

    我的祖父和祖母，因为有闹革命的子孙，受尽了苦。他们在严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下，坚守了气节，顽强地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统治的末期，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但我的祖父母没有听从。在我的家乡，直到解放坚持没有改用日本式姓名的，只有我们一家。别人都改了姓，因为不改姓，在城市里日本官厅不发粮食，活不下去。

    亨禄大叔因为坚持不改用日本姓，多次遭到毒打。

    警察问他：“从今天起，你不是金亨禄。你叫什么名字？”大叔回答：“我叫金亨禄。”

    警察扑过来打他的耳光，然后再问：“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仍不改口，坚持说：“我是金亨禄。”

    警察气极了，打得更狠。我的大叔只要回答一声他叫“金亨禄”，警察就打他一拳，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屈服。

    当时，祖父对大叔说，你没改成日本名字，做得对。现在，成柱正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那还行吗？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改用日本名字。

    我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祖国后再回来的誓言，健步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来的只有我一个。

    为独立运动献出一生的父亲，32岁时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男子3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葬礼结束后，从故乡赶来的祖母，来到抚松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前放声痛哭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六年后，我的母亲，没有等到祖国独立的那一天，在安图逝世。

    母亲去世后加入游击队扛枪作战的弟弟哲柱也牺牲了。因为他战死在战场上的，连遗骸都没能找回来。

    又过了几年，被判了长期徒刑后关在麻浦监狱中的二叔，因遭到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当时，我家收到了一份取尸的通知，却因为没有钱，没能领回来。所以，我二叔的遗骸就埋在麻浦监狱的共墓里。

    在20年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许多生气勃勃的人就这样死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异邦，化作一把泥土分散在天南海北。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到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都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却把躺在万里他乡的生身父母的遗骸，都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中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别人家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哀痛，都有着对那些永远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胆的痛苦。这块国土上的成千上万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为光复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民族，越过鲜血、眼泪和叹息汇成的大海，冲过枪林弹雨，争取祖国的光复，竟花了36年的漫长岁月。这是浴血奋战的36年，我们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浴血奋战，没有作出这样的牺牲，还能想象有今天的祖国吗？无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必定成了一个耻辱的奴隶生活仍在持续的痛苦而不幸的世纪。

    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乡下老人。但我要说句真心话。我佩服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我从他们的革命精神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认为，把子孙们拉址大，送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然后默默地忍受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还坚持不懈地给儿孙们作后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和一两次的战斗或几年的监狱生活所不能相比的。

    我们一家遭受的这种不幸和苦难，只是失去国家的我们民族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的缩影而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千百万朝鲜人被饿死、冻死、烧死和打死。

    国家沦亡了，人和山河都不会安宁。在被沦陷的国家里，就是那些卖国求荣的奸臣逆贼，也必然不能高枕无忧。人，即便活着，也不如丧家之犬；山河，虽依旧存在，却难以保持本来的面貌。

    最早认识这种道理的人，叫先觉者；卧薪尝胆，努力改变国家悲惨命运的人，叫爱国者；自己变成一团火，照亮人们看到真理，唤起千百万人民去推翻旧社会的人，叫革命者。

    我的父亲，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894年7月10日诞生在万景台，1926年6月5日，在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深夜含恨去世，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我于国家沦亡后第二年，即壬子年(1912年)4月15日出生在万景台，是父亲金亨稷的长子。

注释：

①  “韩日合并”：1910年8月29日日本强行吞并朝鲜。

②  “总督制令”：为了镇压朝鲜民族，掠夺朝鲜的资源，总督制定的各种反动法令。

③  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参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野心，呼吁支援朝鲜独立，密使中的一人李俊剖腹自杀，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