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也谈胡风“清算”姚雪垠的旧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4:47:50
也谈胡风“清算”姚雪垠的旧案
姜 弘
2004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224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有一篇《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说的是当年路翎批评姚雪垠的旧事，把一两篇批评文章说成是胡风“清算”姚雪垠的“运动”，并把这说成是几年后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原因。这些奇怪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和当事人直接谈论过这两件事的人，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路翎为什么批评姚雪垠；二是姚雪垠为什么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前者是文艺问题，后者则与政治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姚雪垠主动向我提起的。1982年秋天，他和我谈到出版旧作的计划，并谈到了当年在重庆挨批评的旧事，说那时胡风很左，宗派主义严重，在文坛上很有势力，他们在《希望》上发表文章，大骂《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市侩主义、色情文学。其实，这些话他早已写进回忆录并公开发表了。接着，他向我透露回忆录里没有写的重要内容，即当年他挨批评的真正原因。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也就是这件事的内幕：当时胡风他们要批茅盾，说茅盾的创作是客观主义的，色情。周总理不同意，出面制止。他们没有办法就骂我出气，因为茅盾和我的关系很好，充分肯定我的创作。这事牵涉到茅盾和总理，我不好说，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你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以后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把我说的这些写进去……”
从姚家出来，我就近去看望胡风，谈话间很自然地提到刚才姚雪垠所说的“秘密”“内幕”。胡风一口否定，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在文艺问题上周总理从不下命令发指示，总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建议。他曾建议胡风把“客观主义”的提法改为“旁观主义”，那是为了避免哲学上的误解，与批评茅盾的事无关；他知道胡风所说的“客观主义”包括茅盾，却并未阻止对茅盾的批评。事实上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茅盾，而批评者也是路翎。胡风说，那是文学思想上的原则分歧，他发表路翎的文章，是为了坚持文学上的鲁迅道路，坚持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抵制当时正在泛滥的客观主义倾向；把路翎的作品和茅盾的作品对照着研究，就会明白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客观主义。
几天以后，我到团结湖去看路翎，自然免不了要谈到姚雪垠。当时的路翎的思想还有些迟钝，记忆却并不差，他还记得当年重庆的论争，记得他写文章批评四个正走红的作家——茅盾、沙汀、姚雪垠、碧野。他的看法和胡风一样，说那是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他并不认识这几个人，更没有私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他也承认，那时年轻（22岁）气盛，文字上或有过分尖刻之处，但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是抗战期间文学上的一股逆流，也就是所谓的“抗战+恋爱”——标语口号+低级趣味”，姚雪垠的几部小说都有这种倾向。
当然，把茅盾和姚雪垠的作品笼统地称为“色情文学”，是不恰当的。虽然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有可议之处。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文艺批评，可是，到了《炎黄春秋》上，路翎的两篇批评和阿垅的一篇杂文，竟变成了胡风有意发动的“清算”、“整肃”姚雪垠的“运动”，而且导致了1949年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后果。
现在就来说第二个问题，即姚雪垠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简单说来，就是上海解放前夕，姚雪垠卷进了一个中共地下市委接收上海的活动，后来这个地下市委被取缔了，盛怒之下的陈毅要处置姚雪垠，是夏衍出面说情，才交由文艺界把他送回了河南。当时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是章靳以，他在写给河南省委的信里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姚回去不要开欢迎会，二、不要给予特殊待遇，三、不要让他到处做报告，四、让他到生活中、群众中去好好改造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河南文艺界怎么可能推举他去出席文代大会呢？进入80年代以后，姚雪垠多次提到当年在河南所受极左势力的迫害，而且不点名地提到当时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的李蕤。李蕤则不同意把当年的一切，包括姚雪垠从上海回来所受待遇，统统说成是极左。为此，二人在《新文学史料》上打起笔墨官司。《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老人，曾向我了解姚李二人交恶的情况。楼适夷当年曾与章靳以一起参与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对姚雪垠的情况十分清楚，包括他从上海被送回河南的过程。当时，楼老还要我转告姚李二人：不要扯旧账，那样对两人都不好，《史料》也不会再发这种文章。我转达了，此后他们也都没有再提这回事。
姜 弘
2004年第10期 炎黄春秋杂志224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有一篇《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说的是当年路翎批评姚雪垠的旧事，把一两篇批评文章说成是胡风“清算”姚雪垠的“运动”，并把这说成是几年后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原因。这些奇怪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和当事人直接谈论过这两件事的人，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路翎为什么批评姚雪垠；二是姚雪垠为什么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前者是文艺问题，后者则与政治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姚雪垠主动向我提起的。1982年秋天，他和我谈到出版旧作的计划，并谈到了当年在重庆挨批评的旧事，说那时胡风很左，宗派主义严重，在文坛上很有势力，他们在《希望》上发表文章，大骂《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市侩主义、色情文学。其实，这些话他早已写进回忆录并公开发表了。接着，他向我透露回忆录里没有写的重要内容，即当年他挨批评的真正原因。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也就是这件事的内幕：当时胡风他们要批茅盾，说茅盾的创作是客观主义的，色情。周总理不同意，出面制止。他们没有办法就骂我出气，因为茅盾和我的关系很好，充分肯定我的创作。这事牵涉到茅盾和总理，我不好说，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你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以后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把我说的这些写进去……”
从姚家出来，我就近去看望胡风，谈话间很自然地提到刚才姚雪垠所说的“秘密”“内幕”。胡风一口否定，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在文艺问题上周总理从不下命令发指示，总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建议。他曾建议胡风把“客观主义”的提法改为“旁观主义”，那是为了避免哲学上的误解，与批评茅盾的事无关；他知道胡风所说的“客观主义”包括茅盾，却并未阻止对茅盾的批评。事实上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茅盾，而批评者也是路翎。胡风说，那是文学思想上的原则分歧，他发表路翎的文章，是为了坚持文学上的鲁迅道路，坚持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抵制当时正在泛滥的客观主义倾向；把路翎的作品和茅盾的作品对照着研究，就会明白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客观主义。
几天以后，我到团结湖去看路翎，自然免不了要谈到姚雪垠。当时的路翎的思想还有些迟钝，记忆却并不差，他还记得当年重庆的论争，记得他写文章批评四个正走红的作家——茅盾、沙汀、姚雪垠、碧野。他的看法和胡风一样，说那是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他并不认识这几个人，更没有私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他也承认，那时年轻（22岁）气盛，文字上或有过分尖刻之处，但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是抗战期间文学上的一股逆流，也就是所谓的“抗战+恋爱”——标语口号+低级趣味”，姚雪垠的几部小说都有这种倾向。
当然，把茅盾和姚雪垠的作品笼统地称为“色情文学”，是不恰当的。虽然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有可议之处。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文艺批评，可是，到了《炎黄春秋》上，路翎的两篇批评和阿垅的一篇杂文，竟变成了胡风有意发动的“清算”、“整肃”姚雪垠的“运动”，而且导致了1949年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后果。
现在就来说第二个问题，即姚雪垠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简单说来，就是上海解放前夕，姚雪垠卷进了一个中共地下市委接收上海的活动，后来这个地下市委被取缔了，盛怒之下的陈毅要处置姚雪垠，是夏衍出面说情，才交由文艺界把他送回了河南。当时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是章靳以，他在写给河南省委的信里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姚回去不要开欢迎会，二、不要给予特殊待遇，三、不要让他到处做报告，四、让他到生活中、群众中去好好改造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河南文艺界怎么可能推举他去出席文代大会呢？进入80年代以后，姚雪垠多次提到当年在河南所受极左势力的迫害，而且不点名地提到当时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的李蕤。李蕤则不同意把当年的一切，包括姚雪垠从上海回来所受待遇，统统说成是极左。为此，二人在《新文学史料》上打起笔墨官司。《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老人，曾向我了解姚李二人交恶的情况。楼适夷当年曾与章靳以一起参与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对姚雪垠的情况十分清楚，包括他从上海被送回河南的过程。当时，楼老还要我转告姚李二人：不要扯旧账，那样对两人都不好，《史料》也不会再发这种文章。我转达了，此后他们也都没有再提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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