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董必武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湖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是这一重大策略的坚定拥护者与践行者。他们密切配合，以尽快在湖北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具体情况的变化，在湖北地区建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董必武的肩上。在董必武等人的精心筹备下，1925年7月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武汉胜利召开。2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是国共合作的成功典范，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成为湖北地区指挥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一、董必武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筹备
1923年6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性构想。11月24日，中共举行三届一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对国共合作做了进一步部署，指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而国民运动又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要求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地，由共产党员“为之创设，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国民党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正式拉开了国共合作的序幕。
董必武早期长期活动于武汉地区，并在武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国共合作成为国民运动中心的前提下，董必武以其特有的社会地位，逐渐成为湖北地区实现国共合作的中心人物。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以工农为主体的国民运动中，创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早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前，董必武在代表中共武汉区委赴上海汇报工作时，特向中共中央请示了如何在湖北地区开展国共合作的问题，因为条件不成熟，中共中央没有作出具体的指示。中共三届一中全会讨论了湖北省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在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武汉近来突起的爱国运动“忽然沉寂下去”，“国民党有成立支部之可能，但多为工学界的新分子，旧党员可靠者极少”，“党务负责者尤少”，“对于内部教育训练工夫，太没有注意，故同志精神颇不振”。这使董必武在武汉创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增加了困难。
1924年1月31日，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部。汉口执行部由林伯渠、张知本、覃振三人负责筹备，林伯渠任组织部长；张知本任宣传调查部长；覃振任青年兼妇女部长。“这个执行部的任务不仅是主持湖北的党务，而且还要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湖南、陕西的国民党党务。”但是，由于当时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而覃振和张知本两人一直都反对国共合作，所以都没有到汉口来，只有林伯渠不畏艰险，于四月秘密来到武汉。他与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武汉创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刘伯垂、项英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商议初步决定在日租界建立国民党汉口临时执行部（即湖北省临时党部）。
然而，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军阀吴佩孚等人的注意。1924年5月，吴佩孚等调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大搜捕，妄图一网打尽中共汉口地委和国民党汉口临时执行部的负责人。刘伯垂、许白昊、杨德甫等人不幸被捕，项英被明令通辑。林伯渠也无法在武汉立足，被迫于六月返回广州。日租界的国民党汉口临时执行部也被查抄封闭，筹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任务也因此搁浅。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被反动势力破坏的湖北省党组织必须立刻重组，以便于领导湖北地区的国民运动。为此，中共中央指示由董必武接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职务，同时还要求他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如此一来，领导中共汉口地委和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任务都历史性地落在了董必武的肩上。
二、董必武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建立
董必武肩负湖北省国共两党的领导任务后，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共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上。经组织审查，吸收先进革命分子入党，并在党内设党小组以便组织工作。由他领导的中共汉口地委，管辖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四地党的工作。“有党员五十名左右，下设六个小组．即汉口两个小组，有党员十四名；徐家棚一个组，有党员十二名；江岸一个组，有党员九名；汉阳一个组，有党员九名；另外驳轮工会一个组，有党员七名”。党员人数较武汉地委时期明显增多，为创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开展反帝反军阀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1924年底，董必武的亲密战友陈潭秋从安源回到武昌，任中共武汉地委委员长，两人同心协力开创了湖北地区国民运动的新局面。董必武与陈潭秋商议后，重建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由他与刘昌群、刘光国、许鸿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由何恐任秘书，余世颂任干事。这些人都是坚定的先进革命分子，依靠他们来发展壮大湖北的国民党组织是较为妥当的。
其次，粉碎了“西山会议派”的阴谋，牢牢把握了湖北省党部的领导权。1925年，董必武在为建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打出了“反共清党”的旗帜，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早在1924年底，西山会议派就背着国民党中央，擅自组织伪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并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的名义，公开向北洋军阀统治的湖北省政府立案，以取得“合法”的地位。董必武毫不示弱，他率领国民党左派向他们发起了反击。第一，董必武以湖北省党部的名义将西山会议派等人的非法活动呈报给国民党中央，揭露这伙败类集团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的真面目。第二，1925年3月24日，在全省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上，董必武公开宣布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早已成立，宣布以郭聘帛为首的伪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为非法组织。郭聘帛迫于形势，不得不取消了他们的筹备处。第三，董必武报请国民党中央，委任刘伯垂负责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得到批准，5月21日，以刘伯垂为首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正式成立。郭聘帛等国民党右派的夺权阴谋彻底破产。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使武汉也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帝风暴。成立湖北省党部的时机成熟，董必武开始集中精力主持筹备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15日，董必武主持召开了为期六天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各县市共有28名代表出席，汉口特别市临时党部代表列席。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关于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工人运动议决案》、《农民议决案》和妇女、商人、青年、等九个议决案。这些议决案观点鲜明、富有时代感，它们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湖北省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方针、策略和任务。董必武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谁是我们的友？谁是我们的敌？”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他是党内提出这一命题的第一人。大会号召社会各界动员起来，组成反帝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进而完成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任务。
7月2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由14名执行委员组成，其中共产党员11名，他们是董必武、陈潭秋、刘季良、蔡以忱、钱介磐、吴德峰、徐虔知、张培鑫、何彦彬、李子芬、刘昌绪；另3位委员为国民党左派张国恩、张郎轩、郝绳祖。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组织上形成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基础，成为指挥湖北地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三、董必武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主要贡献
在以董必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成为湖北地区大革命时期的一面革命旗帜，为推动北伐战争和国共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第一、董必武领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掀起了湖北反帝斗争的新高潮。1924年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五十个群众团体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组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宣布为废除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努力。为了与北京等地的反帝斗争相呼应，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于9月初发出开展“反帝国主义运动周”的号召，印发了各种小册子、传单十万余份，宣传反帝斗争。5日，董必武在武昌中华大学主持召开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武汉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并被推举为主席。7日，时逢“辛丑条约”签订二十三周年，董必武通过武汉反帝大同盟发起召开“九七”国耻纪念大会。共五十多个群众团体的数万群众代表参加。在激昂的气氛中，董必武被推举为主席，并首先代表武汉大同盟讲话。他指出：“此条约利害之大，有如封豕长蛇，一日不废除，吾国一日不能伸张，而吾国人亦无享平等幸福之一日。”并号召广大群众要为“废除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及谋人类之生存，谋国际外交之平等”而群起努力。他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反响，与会群众会后纷纷走向武昌各处及城外示威游行。1925年6月11日，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一一惨案”，是继上海“五卅惨案”后的又一个大惨案，引起了世界和全中国的震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特别市党部立即发表了宣言，指出“汉案与沪案同一原因，而残暴野蛮之凶手，又均为英帝国主义”，号召全国各界“应以援助沪案之同一热情精神努力和方法，援助汉案”。武汉人民掀起了更大的抗议风暴，学生、工人、纷纷走上大街举行示威游行活动。15日，15万群众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活动；汉案周月纪念日，武汉三镇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各街道商店均降半旗以示哀悼。在董必武等人的组织和宣传下，反英斗争由城市扩散到农村，广大农民纷纷进行募捐，以支持沪、汉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北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高涨起来，给予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第二、董必武领导下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有效地策应了北伐战争，为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武汉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空前发展，铲除封建军阀的时机逐渐成熟。192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如何发动各地党组织和工农商学兵界投入北伐的问题，认为：北伐“不仅广东作军事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当在各地以国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接到中央指示后，董必武立刻行动起来，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求在湖北设立政治委员会湖北分会，以处理湖北及周围地区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视，但由于蒋介石正在着手夺取中央的党权，而将此问题束之高阁。董必武与陈潭秋商议后，决定在武汉成立湖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并向国民党中央备案，仍被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否定0 6月1日，董必武再次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陈述了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关于呈请派员组织政治委员会分会的理由。认为：湖北成立的临时政治委员会，“惟两月中之工作实有相当成效”。经过董必武的再三请求与催促，六月上旬中央政治委员会才作出决议，认为，“不必设政治委员会，但可设特种委员会”。由此，湖北特种委员会正式成立，董必武任主席。因刘孝澄、潘康时尚未返汉，暂由张国恩、吴德峰代理。
湖北特种委员会在统筹迎接北伐军各项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董必武把工作重点放在工农群众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方面，他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下辖的军事运动委员会和省农民协会，派出几批迎接北伐军的宣传队和军事特派员，分赴工厂和农村发动组织群众，组成一支调动灵活的迎接北伐军的有力后盾。其次，董必武领导特种委员会，在北伐军打到武汉前，切实侦察清楚吴佩孚兵力的部署情况，向北伐军司令部提供制定作战计划的可靠依据，对北伐军攻打武汉具有重要的军事参考价值。最后，对吴佩孚的部下将领进行策反，以便里应外合。由于北伐军攻打武昌城受阻，而决定先攻汉阳、汉口，而汉阳汉口又有长江天险，“单凭武力攻打是难以很快凑效的”。而此时，董必武与邓演达对吴佩孚的大将刘佐龙策反成功，对北伐军的顺利进军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董必武领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掀起了湖北省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5年，董必武主持召开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就专门作了《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号召各级党部对军阀的横征暴敛。施仪以反抗的宣传”；各种团体要鼓励农民“作切实的反抗运动”，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农民“武装自卫”，“组织农民自卫军”。为了适应开展农民运动的需要，董必武组建了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作为公开指导农民运动的群众团体，并创办《湖北农民》杂志，作为指导农民运动的刊物。十月，董必武与陈潭秋、陈荫林为推动全省的农民运动，又组建了湖北省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专门讨论和决定农民运动的问题，使农民运动有组织地蓬勃发展起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董必武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加大了指导农民运动的力度，把农会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广泛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到一九二七年初，有组织的农民会员迅速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并在国民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开始进行减租减息和反对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的斗争”。至“一九二七年六月，湖北的农协会员达到二百八十多，其规模、其声势仅次于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
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省农民协会根据湖北省党部的指示，着手筹备湖北省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会议——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全省农民铲除封建土豪劣绅的斗志，对湖北省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董必武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也加紧进行保护农民运动的立法活动。1927年3月6日，董必武主持湖北省党部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两个草案，并决定将其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实施，使镇压土豪劣绅反革命活动更加有权威性和规范性。为了培养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人才，董必武还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名义举办了农民训练班，校址选在武昌粮道街。令各县党部挑选年轻的农民积极分子到训练班集中培训。由于董必武的辛勤付出，湖北地区的农民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在荆楚大地，成为全国工农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是国共亲密合作的成功典范，在湖北地区掀起了农民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并积极策应北伐战争，为国民革命军顺利攻克武汉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为湖北广大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湖北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