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教育

第二节 各种教育思潮的兴起

　　“五四”运动时期，在社会剧变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下，教育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教育思潮和相应的教育实践运动。

       一、平民教育思潮和平民教育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平民教育”思潮的发展和当时的民主思潮相联系，它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提倡教育普及，反对教育的等级性和教育特权；提倡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性和教育，反对强迫训练的教育。总体上要求教育所有国民都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养成合格公民的资格。

       “平民教育”思潮和实践在发展中表现各异，主要有两大不同的倾向。第一种是倾向改良主义的平民教育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平民教育，逐渐地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部分师生联合组织了“平民教育社”，出版了《平民教育》刊物，并声称“要来细谈根本改造的教育，不愿去高论‘空中楼阁’的政治”，即代表了这种倾向。另一种倾向是一种革命的平民教育思想，这一派人物主张平民教育不仅传播文化知识，更主要是唤起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主要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像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1919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代表了这种倾向。他们的目的在于引导劳苦大众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的工农革命教育的源头。
       1923年8月，由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劳动群众聚集的地区和单位，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大规模地推行平民教育，掀起平民教育的高潮。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的平民集中在乡村，1925年后“平教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乡村，平民教育运动渐为乡村教育运动所取代。

       二、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及其实践
       “工读”的一般涵义就是提倡“做工和求学相结合”，“做工和读书相结合”。但在思潮发展和具体实践中，“工读”这两个字实际表现出深浅不同的各种层面的涵义。
       第一种涵义是勤工俭学。是以勤工的方法达到俭学的目的，勤工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解决求学的费用。第二种涵义是工学结合，就是要求把所学的内容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认为做过工、实验过、应用过的学问，“方是透达、纯熟、实在的真学问”，这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第三种涵义是劳心与劳力的结合，促进身心的和谐发展，养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平等的观念，“完成自己的人格”等等。第四种涵义是出于建立一种“新村”社会和“共产”社会的理想，采用和平演变和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变，由“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和北京大学何孟雄等人发起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即是这一理想的产物。“工读互助团”将成员编成许多小组，每小组分别办食堂、洗衣局、小作坊等，利用所获得的收入来读书，学习。他们的理想是建立起一种“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组织，由这种小的社会组织不断发展，联合，形成更大的组织，最后扩张到整个社会，建立起新的“共产”社会，取代“私产”社会。但实施不久他们的计划即流产。第五种涵义是强调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与工农共同生活、劳动过程中发展对工农的感情，唤起工农的革命觉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正是这种工读主义道路。
       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从产生时起就和海外（主要是欧洲，特别是法国）中国留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见教材第387－389页）可以说是“工读主义教育思潮”的一次五规模实践。

       三、职业教育思潮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提出“实利主义教育”，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实际上涵盖了整个智育，不过偏重于职业教育的内容。但是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并末突出职业教育，北洋军阀政府也没有加以重视，所以职业教育在民国初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到1916年，学校数还到当时普通学校的百分之一。也正是这种状况，引起了企业界和教育界的不满和重视，从而引发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从1915年开始，“全国教育联合会”多次提出推进实业教育的议案。1917年，以黄炎培为首组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以适应生活。”的任务，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行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思潮推向高峰。
       职业教育思潮也是应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而兴起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大部分被北洋政府所继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减轻了对我国商品市场的压力，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机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补充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熟练工人，从而推动了职业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四、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因民国初年蔡元培的介绍而与中国教育界见面，其后影响逐渐对中国教育产生影响。1919年5月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住留两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遂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教育思潮，杜威教育学说的一些基本命题如“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一时充斥报刊杂志。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要求改革传统教育、教育救国的愿望，对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些基本观点被大量引用来解释教育现象，指导教育改革，如教材应以儿童活动为中心并取心理顺序进行组织的观念，“教育即生长”、“教育无目的”、教育的过程就是它自身目的的观念等都在二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中留下了烙印。我国1922年新学制的结构框架基本采自美国正试行的新学制。

       五、科学教育思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教育思潮整体包括两个方面：“科学的教育化”与“教育的科学化”。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但涵义不同。“科学的教育化”即是要求让科学知识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科学在学校教育内容中的份量，“科学”一词一般限于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在清末“新政”时期，学校教育中虽然引进了一些“西学”的内容，但远远不能和传统经学内容相比。辛亥革命以后，学校课程中儒家经训的内容减少，科学课程增加，但份量不够，“科学教育化”正是针对这一点提出来的。
       在提倡科学知识教育化的同时，又开始关心如何进行科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是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科学的教育不能只注意知识的灌输和死记硬背，而应注意实验启发、理解；科学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还应该养成一种科学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等等。“教育的科学化”就是提倡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办理教育：教育的实施必须以教育理论和科学的研究为根据，教育理论研究又必须运用调查，测验、测量、统计、实验、观察等科学方法来进行。在1921年前后，教育界掀起了一次推广教育调查、教育测量、心理测验的高潮，如进行汉字字频调查，对汉字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以作为编定小学教科书的依据等，都是教育科学化的反映。

       六、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国家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是其早期代表。国家主义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民族优胜”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主义也和其它各种思潮一样，从欧洲传入中国。中国较早接受国家主义的有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人。这些人“五四”后分别到英、法留学，又进一步受当地国家主义的影响。1923年末，他们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了国家主义政党――中国青年党，发表了《中国青年学宣言》，并创办《先声》周报作为该党的机关刊物。1924年，青年党的一些骨干分子回国后，在国内一些重要省市建立党部，创办《醒狮》周报，推行国家主义运动。
       国家主义派在政治上以“全民族利益”，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自强心”相标榜。他们着重从文化上定义国家，认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灵魂，造成这种灵魂是生活地这个国家里的人民对过去的丰富的纪念，凝聚一国人民的力量一方面来自对过去的怀念，一方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承诺。
       国家主义派十分注意教育，他们写了很多关于教育的文章，出版有名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论文集，并掀起了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在教育上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些基本观点。（1）在教育中强调“民族性”、“国性”的教育。（2）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寄托主要来自对过去历史的怀念，所以他们反对当时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因此在教育中比较注重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教育，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模仿外国的倾向表示不满（3）重视情感教育。国家主义派认为“共同相通的情感”是形成国家意识的基础。认为共同的情感可以弥补贫富、贵贱、智愚等各方面差别。除此以外，国家主义派对教会教育、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非常反感，他们对推动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二十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