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西班牙篇：海上帝国的崛起 西欧殖民的先声

从十五世纪开始，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开辟通往东方世界的新航线和发现西半球新大陆，孤立的世界各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世界史过渡。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开风气之先，建立了强大辽阔的海外殖民帝国，从而开创了西欧列强依仗先进技术和强大武力统治全世界的格局。
在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全部因素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机遇。十五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在西亚地区突然崛起，势不可挡。1453年土耳其军队攻克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东西方贸易传统中心的陷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东西方商路的畅通，启动了欧洲传统的贸易和财富中心意大利诸城邦长期衰落的进程。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和以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的冲突成为当时欧洲外交斗争的重心。欧洲海外新航线的开辟，葡萄牙帝国之所以能避实就虚，西班牙帝国不可避免登高跌重，无不与其密切相关。
虽然伊斯兰世界的新生力量奥斯曼土耳其在环地中海文明圈的东端对基督教世界发动了新的攻势并且大有斩获，但在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世界却遭受了重大挫折。1492年，苟延残喘八十年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据点格林纳达被西班牙军队攻克，而这一时刻距穆斯林最初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刻已经将近八百年了。
伊比利亚半岛曾经长期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以辩证的眼光看，文明的冲突的另一面就是文明的活力。欧洲传统的核心地带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和采取独立行动的愿望往往受制于罗马教廷的宗教体制和特殊利益而阻力丛生。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在通过自主的外交和战争手段从穆斯林世界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宗教信仰却是一种推力而非阻力。正是这种相对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促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后能以我行我素的勇气进行海外扩张。
温和中庸，夹缝生存
葡萄牙崛起的特别之处就是其独立和统一在欧洲诸国中最早。由于葡萄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的贫瘠山区，穆斯林统治者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之初就对此地不甚在意。得益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穆斯林政权和作为西班牙前身的诸王国之间你争我斗，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葡萄牙的独立与统一的过程相对平和，更多的是折冲樽俎，偷鸡摸狗，本身并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宗教与民族独立战争。葡萄牙独立后，与强大的穆斯林邻国和卡斯蒂亚王国（西班牙王国的前身和组成部分之一）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深谙外交中庸平衡之术。在天主教世界内部分裂之前，罗马教皇的宗教权威在欧洲基督教各国被普遍承认，1179年，葡萄牙统治者的阿丰索·恩里格斯借助教皇的权威，使葡萄牙获得了王国的称号，从而防止更为强大的邻国西班牙在复兴和统一的进程中，顺便把蕞尔小邦葡萄牙也一并统一。这是葡萄牙为维护本国独立，借虎驱狼的第一次尝试，以后这个模式屡试不爽，成为葡萄牙外交的传家宝。
葡萄牙当时的国内政治结构也比较合理均衡。葡萄牙国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中下层界结盟打击大贵族的割据势力，由于大西洋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隔绝，葡萄牙偏处西欧一隅，其国内贵族阶层与其他西欧国家的贵族阶层联系较少，而且当时伊比利亚半岛上西班牙贵族正与穆斯林统治者打得不亦乐乎，无暇旁鹜，因此葡萄牙贵族很少得到外力的支援来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葡萄牙得以在内政上保持了统一。为了制服国内大贵族们的反抗，国王需要独立于贵族和教会的知识分子提供王权的理论与合法性证明，也需要来自资产阶级的金钱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内有一定的地位，这一格局使得葡萄牙保持了社会发展与海外开拓所必需的社会活力与开明态度。
葡萄牙向海外扩张更有其内在的因素驱动。葡萄牙本国的土地有限，与强邻为伴，进行陆地扩张几乎不可能；葡萄牙国内土地贫瘠，农业和渔业收成均有限，国土远离欧洲传统的中欧商业通道上，不可能快速致富；葡萄牙濒临大西洋，海上暂时没有强大的对手和敌人，扩张阻力较小，因此权衡利弊，趋利避害，集全国之力向海洋进行扩张，寻找新航路和新的机会是必然的选择。
以小博大，刚柔并济
葡萄牙的成功之处在崛起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先进造舰和火炮技术的威力，在营造殖民商业帝国的过程中，以占领交通要道上的岛屿和港口为主，缔结海洋商业殖民帝国网络，以小博大，以简驭繁，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葡萄牙早在十五世纪初就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进行探险，建立殖民据点，从奴隶贸易中获利。这奠定了葡萄牙日后东方政策的模式，那就是利用垄断优势、远程贸易和产品差价来积累巨额财富。
由于本国的资源和人力有限，葡萄牙从未能对东方世界的庞然大物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巴斯波斯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明代中国和日本幕府政府，葡萄牙都是极力避免与其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葡萄牙极为明智地选择了通过占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港、印度的港口果阿，东印度群岛的马六甲和中国澳门四个战略据点，建立了印度洋殖民商业帝国，垄断了东亚与欧洲的香料贸易以及西方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在传统上由印度人、阿拉伯人和中国华侨垄断的印度洋—西太平洋贸易圈里，葡萄牙发明了对其他国家的商业船只发放航海许可证和收取关税的制度，通过这个办法来收取各种费用。这个制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葡萄牙超强的海军优势，以简驭繁，以小搏大，节约了管理成本，获取了超额的经济利益。
在维持其印度洋商业帝国的过程中，葡萄牙文武兼资，精明地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军事政策和殖民同化政策。一是招募当地的雇佣兵，而以葡萄牙人作为军官，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葡萄牙殖民军队自身人员不足，从本土调兵困难的弱点；二是通过传播天主教和进行葡萄牙文化教育，培养出一批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认同葡萄牙文化和葡萄牙殖民利益的当地人。这一模式其后在英国—印度帝国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历史上，葡萄牙也并非一贯的小心谨慎，在它崛起初期，也曾经大动干戈地捏过软柿子。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北非的休达这个至关重要的据点。但是二十年后，穆斯林重新夺回了休达，这一仗葡萄牙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国内青年菁华损失惨重，领军的王子被俘而终老异乡。葡萄牙国王试图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但收效甚微，事实上葡萄牙人民的爱国热情热度是由对手强弱程度而决定的。此后葡萄牙仅仅维持了对丹吉尔和休达两个据点的统治，其他的北非据点都主动放弃了。
一个小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作为缓冲，经不起多次的失败。北非征服的失败，迫使葡萄牙统治集团汲取历史教训。葡萄牙统治集团明智地评估了自身的实力和特长，扬长避短，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它选择的国家战略是依仗的是航海与海军优势，维持商业网络的畅通，从中赚取垄断利润，明智地避免了与强大对手进行伤筋动骨的战略对决。
当这一教训被忽视而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6世纪开始后，由于各种因素，印度洋商业殖民帝国由盛转衰，葡萄牙统治集团故态复萌，企图近水楼台先得月，占领近在咫尺的富庶肥沃的菲斯王国（摩洛哥的前身）而建立北非帝国。1515年，葡萄牙舰队企图在马穆拉建立两座城堡，但是遭到了穆斯林军队的痛击。1541年，葡萄牙遭受了圣克鲁斯大败。1568年，年仅十四岁乳臭未干的塞巴斯蒂昂国王执政，此人作为基督教宗教狂热分子，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讨伐异教徒和报仇雪恨。1578年此人组织了一支十七万人的大军进攻已成为奥斯曼土耳其藩属国的摩洛哥，结果全军覆没，国王也杀身成仁。国内军事力量丧失，国王本人绝嗣，国内外危机重重，葡萄牙统治集团不得不寄希望于与西班牙合并来改善帝国的命运。
审时度势，谨慎精明
葡萄牙帝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地缘政治变动，但是每次葡萄牙统治集团都能适当地调整殖民战略的重心，维持殖民帝国的崩而不溃，死而不僵。当初葡萄牙势力在北非受阻，便着力建立印度洋商业帝国；在亚洲受制于英荷，便全力巩固巴西殖民帝国；在拉美独立的浪潮中失去巴西后，便收紧门户，死守非洲殖民帝国。甚至当初在重重危机之下与西班牙共戴菲利普二世为君，组成欧洲历史上常见的“君合国”，这也不算一个全盘皆输的战略选择。
虽然葡萄牙统治者为了本国的长期强盛而殚精竭虑，但葡萄牙本身的一些根本性弱点却难以克服。葡萄牙本国的地缘政治处境虽然简单，也明智地极少介入欧洲大国的冲突，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助力，葡萄牙本身却无力绝对力量来抗拒大陆霸权的侵略和吞并，因此葡萄牙本土先后在1580年“自愿”与西班牙合并，在1810年被拿破仑帝国全盘占领而毫无反抗。
葡萄牙帝国的商业据点遍布印度洋和东亚沿海，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东西方贸易，但是它的商业据点易于被强大对手摧毁。比如在波斯湾的商业据点霍尔木兹，就被阿巴斯波斯帝国轻易摧毁了。由于葡萄牙本国人手不够，对印度洋商业帝国的管理只能采取间接的手段，而不可能把商业竞争对手全部排挤出去。尽管葡萄牙海军控制了海洋，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到处还是穆斯林、印度人和中国人商船。对乘虚而入的英国与荷兰竞争者，葡萄牙也是防不胜防。
受制当时的工业技术发展程度、葡萄牙本国的市场经济容量和社会经济结构，葡萄牙未能及时发展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因此它的领先优势易于被新兴国家（荷兰、英国）模仿，不能形成绝对垄断。在印度洋和印度次大陆，葡萄牙在荷兰、英国与法国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印度洋商业殖民帝国土崩瓦解，在东印度群岛最终只留下东帝汶一个殖民据点，而在印度次大陆上只剩下果阿一个城市。
1640年从西班牙帝国获得事实独立后，葡萄牙统治者痛定思痛，尽弃前嫌（葡萄牙帝国的衰落极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英国与荷兰的激烈竞争和打击造成），决心与海洋霸权国家英国紧密联盟，获得英国的海上庇护，维持其海外殖民帝国的苟延残喘。虽然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拉美殖民地独立的浪潮中，葡萄牙又丢掉了土地辽阔、物产富庶的巴西，但是在非洲大陆上还是保有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块较大的殖民地。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作为葡萄牙本国萨拉查体制结束的副产品，这两块殖民地才最终宣告独立，这也算是西欧殖民主义列强保有大块殖民地的最长纪录。
葡萄牙殖民帝国的成功经验被英国与荷兰在更高的层次上模仿。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对海洋交通要道上的岛屿和港口的偏爱就是学习葡萄牙殖民帝国经验的结果。荷兰在英荷战争中败于英国的海上霸权后，明智地选择了战略妥协，依托于英国的善意和欧洲各国的均势，维持了其庞大的东印度殖民帝国。英国则在二战后推出了“三环外交”政策，指望英美特殊关系和欧洲联合来维持英联邦的纸老虎架子。而这两国之所以能够学习葡萄牙的经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在地缘政治处境上有近似之处——英国是个岛国，地缘政治优势与葡萄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荷兰偏处西欧一隅相邻强国，与葡萄牙几乎一模一样。
宗教激情，权势诱惑
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本质上是个大陆宗教民族。西班牙作为一个广土众民（以当时的标准）的国家，从它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运动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激烈的斗争中心——无论是宗教文明的冲突还是地缘政治的冲突。在它收复失地，建立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后，由于国势强盛，它克制不住权势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卷入到了欧洲大陆的外交斗争中。这种权势的诱惑由于宗教信仰的偏执而火上浇油，西班牙一贯坚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积极维护教皇权威、力主天主教世界的统一和坚决抗击穆斯林入侵者，承担了额外的战略负担，最终这些过重的负担把帝国给压垮了。
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的优势在于土地广袤和人口众多，有能力行使大征服战略，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领土殖民帝国。1519年，作为哈布斯堡家族复杂政治联姻的后果，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领地以及随后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掌握了欧洲核心部分的权力，组成了空前辽阔的“君合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地缘政治上的困境由此而来，西班牙帝国从此站在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对抗的第一线，即便日后再度与奥地利帝国分家，这一义务出于家族和宗教情感也未削弱。而且这个巨大帝国引发了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当时欧洲边缘国家和帝国内部新教诸侯的嫉妒和恐惧，对这个超级大国和单极霸权，这些国家和帝国内部的新教诸侯们必欲除之而后快，即便这个大帝国的存在有利于抗击东方异教徒的攻势也改变不了这些现实主义政治家们的决心。
1555年，当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即原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因为内外重重危机对这个帝国进行划分时，根据不同的战略方向，将奥地利帝国与西班牙帝国重新一分为二。奥地利专注于德意志境内而面对土耳其的挑战，而西班牙专注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帝国，而且把富庶的尼德兰划给了西班牙，这本是改善帝国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但福兮祸所倚，尼德兰爆发了独立革命，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所导致了的英西战争，连带而来的西班牙军队干涉法国内政又导致了法西战争，西班牙帝国在这三场战争中均失败，国势大坏。最终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在欧洲的优势被法国彻底终结。总而言之，西班牙帝国的外交政策更多的追求抽象的荣耀，而非现实的利益，而且其承担的义务与其实力不对称，长期损耗本国资源，这是它日后彻底失败的根源。
好大喜功，坐吃山空
尽管占有了富庶的美洲殖民地国，但是由于西班牙国内社会—商业模式上的重大缺陷，搜刮来的金银财富绝大部分流向了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本国长期处于财政赤字，最终在财政上破产。西班牙统治集团毫无保护本国工业的意识，本国物价由于金银无节制的流入而高涨，导致本国的工业品成本急速抬高，丧失了竞争力，从而坐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契机。外国相对廉价的工业品蜂拥而入，其恶果是高额利润流入工业比较发达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革命，日后正是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打垮了西班牙帝国。
由于贵族政治的有害残余，西班牙王国由国王直属地区和享有免税以及其他特权的数个地区如瓦伦西亚、加泰伦尼亚等联合而成，在西班牙本土妨碍了真正的中央集权。作为合并葡萄牙帝国的代价，葡萄牙所属地区只享受经济权利而不负担任何经济义务，于是整个西葡联合帝国财政开支的大部分由卡斯蒂尔和阿拉贡这两个不甚发达的国王直辖地区供给。由于来自殖民帝国的财富作为债务直接流失到了其他国家，为了改善财政状态，帝国对富庶的尼德兰地区和意大利属地横征暴敛，却又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反抗不断，出兵镇压的同时进一步恶化了本已经极为恶劣财政状态。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成功的偶然性极大，由于整个民族专注于长达数百年的独立和统一运动，它缺乏像葡萄牙那样的由杰出领导人物亨利王子所主导和规划的航海传统，对海外扩张并没有做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人力储备。西班牙海外帝国的建立是出于对葡萄牙海外帝国的羡慕和仿效，而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大外国航海家的偶然发现。与葡萄牙那种严守航海、商业和技术机密，尽量排除外国竞争者的风格相反，西班牙由于缺少航海传统与航海世家，它不得不依靠外国航海家，像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哥伦布寻找西去亚洲新航线的副产品，菲律宾的占领则是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副产品。由于本国长期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后来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运输业长期被荷兰等国的商人和海员垄断。西班牙靠开采墨西哥的银矿，维持了菲律宾—美洲大陆—中国的三角航行和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银贸易航线，而掌握这些航线的水手竟然绝大部分是亚洲人。
由于长期独立战争和统一运动的传统以及天主教义的熏陶，西班牙本国的社会民众都以当军人和教士为荣，或者是赳赳武夫，在海外殖民地肆无忌惮地征服和抢劫；或者是君子喻于义，专注于传播福音，拯救异教徒的灵魂。作为社会精英的贵族，奢侈浪费，寅吃卯粮，从未深层次地考虑过如何让来自海外的巨额财富持续增长。西班牙国内的传统商人阶层犹太人和摩尔人在天主教会精神专制的淫威下，则作为异教徒惨遭迫害。它的国内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从来没有有效的利用殖民帝国的巨大资源，对外征服更明显有政治和宗教上的狂热，不甘人后，炫耀国势的成分居多。这些社会行为模式和经济社会结构都不利于高效率商业帝国的建立和运转。
四处树敌，分散精力
1580年西班牙帝国再一次处于极盛的顶点，这一年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被纳入了帝国范围，就在第二年，因为富庶而饱受西班牙王室巧取豪夺的尼德兰宣布独立。此后就是西班牙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进程：镇压尼德兰的长期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英国的低地国家政策就此成型，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在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彻底终结欧洲大陆优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所引发的独立和革命浪潮中，失去美洲帝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老朽的西班牙帝国受到新生的美利坚帝国的挑战而最终失去了菲律宾和古巴。
在西班牙帝国的极盛时期，为了称霸欧洲和维护殖民帝国，不仅在尼德兰、英吉利海峡、法国和意大利大打出手，还要在遍布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殖民地进行战略布防。为了履行家族和宗教义务，而且还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当时基督教世界最沉重的战略负担——在地中海与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进行战略对抗。这一对抗，耗费了无数的财富和人力，导致帝国在外交战略上动弹不得，除了那些虚幻的宗教威望以外，看不出这一举动哪里能够改善西班牙的竞争地位和国家处境。如果西班牙帝国能够自我克制，安心以比利牛斯山脉为天然疆界，避免介入欧洲大陆中心部分的冲突，它本可以在守住门户的基础上保住海外殖民帝国的。事实上，十八世纪的时候，当时西班牙事实上已经无力保护其海外帝国，之所以能够继续拥有这块巨大的产业，完全是得益于欧洲大陆大国的外交均势，任何一个大国（主要是英法两国）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个国家因为攫取西班牙海外帝国而如虎添翼。
英国干涉尼德兰革命和鼓动葡萄牙独立是英西战争的导火索，是西班牙帝国衰败的开始，也是荷兰与英国崛起的先声。英国与尼德兰一贯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尼德兰是英国羊毛的出口地，出于经济利益和维护欧洲大陆均势的需要，英国一贯支持尼德兰对大陆军事强权保持独立与自由，英国欧洲大陆外交政策的基石的“低地政策”就此成型。西班牙干涉法国国内宗教战争以及法国随之而来的反抗也是法国崛起的先声。由于法国内部的宗教分裂和王位争夺，导致西班牙出兵干涉法国的王位继承，其后的法国统治集团，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举全国之力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帝国与奥地利帝国，为此甚至背弃了天主教意识形态，与新教徒国家瑞典和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土耳其在外交上结成了联合战线。葡萄牙帝国虽然被西班牙帝国合并，但是作为丧失政治独立的代价，葡萄牙在经济上完全自由独立，对于西班牙来说，合并葡萄牙是一桩在经济上的亏本买卖，丝毫无助于增强西班牙帝国的力量。而且为了防范和镇压葡萄牙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帝国分散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顾此失彼。墙倒众人推，作为欧洲一切后起国家和弱势国家众矢之的的西班牙帝国不倒也难。
天命人事，缺一不可
葡萄牙、西班牙崛起的共同原因是，崛起时刻极其幸运，扩张时并不引人注意，也没有其它国家的干扰，而它们所面对的扩张对象不是过于弱小，不堪一击，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焦点地区。葡萄牙崛起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集中全力在东欧和奥地利帝国决斗，在地中海与西班牙舰队争雄；阿巴斯波斯在和土耳其长期争夺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高加索地区；莫卧儿帝国在对付内部土邦分裂势力，明代中国和日本幕府政府则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他们对出现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葡萄牙舰队和商船都熟视无睹，听任他们占领那些富有战略意义上的小岛和港口而无动于衷，只要他们不打算深入大陆帝国的统治中心。与葡萄牙直接对抗的是那些地处交通要道上的依赖商业贸易的小国，而那些小国在与葡萄牙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葡萄牙的机遇也和西班牙帝国在正面承受奥斯曼土耳其战略压力有关，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裙带关系，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与长期为敌，土耳其帝国海军的战略中心在地中海，从而忽视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而与奥斯曼土耳其作对的阿巴斯波斯，则不惜与异教徒哈布斯堡帝国联合起来对付奥斯曼土耳其，把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的出现当作是一种助力，因此才慷慨大方地出让霍尔木兹这个据点。
西班牙的海外扩张也相当幸运，征服印第安人居住的美洲新大陆和菲律宾群岛都是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在武力上有着绝对优势。印第安人的两个帝国阿兹台克和印加其组织程度和动员能力都非亚欧大陆上的传统帝国可比。因此，在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西班牙缺少那种与大帝国长期较量、失败与妥协平衡的经验积累和感受，很少能够细微地区别大权力中心的长短之所在，同当西班牙自身也成为一个超级强权而且与另外一个超级强权搏斗的时候，那种缺乏自制与平衡的特点便暴露无遗。
西班牙人对天主教有着极为虔诚和炽热的感情，西班牙的独立和统一得益于这种炽热的宗教情感的驱使，但正是这种过分的宗教情感妨碍了维持一个大帝国长盛不衰所必需的现实感、平衡感和中庸感。同时，在这种教义下催生出来的对天主教世界帝国的追求，干扰了西班牙在独立战争和统一运动中已经产生的民族国家意识，从而妨碍了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对国家外交利益的清醒判断。这种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对西班牙国内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多元化也毫无益处。西班牙的决策层未能对自身成功的基础明察秋毫，也认识不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未能找到维持帝国长盛不衰的成本最低的扩张与统治方案。
葡萄牙作为一个全民皆商的海洋商业民族，似乎较西班牙人似乎更适应近代商业文化，而且葡萄牙统治集团把天主教的传播作为维护帝国统一的纽带甚为成功。但是葡萄牙照样受制于天主教保守的宗教文化传统，还是未能发展出一种足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新的文化。
葡萄牙和西班牙衰落的共同原因是，殖民帝国的财富不能有效地推动技术进步，也不能引发社会与经济革命，因此它们的领先优势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无法长久的维持帝国的强大。在丧失盛产金银的美洲殖民地以后，更是一蹶不振。葡萄牙和西班牙本质上都属于前现代民族，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深刻洗礼，也因此而未能把握住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征服和改造的良机。尤其是当两个帝国在十九世纪彻底衰落后，苟延残喘之余，它们的行为模式开始日益趋同，为了维护残存于非洲的殖民帝国，内政日趋保守。两国殊途同归，最终在内政上都彻底倒向了极度守旧和专横的法西斯体制，葡萄牙出了个萨拉查教授，西班牙则变本加厉出了个佛朗哥将军。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西欧人认为欧洲的边界是比利牛斯山，拒绝承认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欧洲文明国家。这种歧视性待遇，与这两个国家在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开西欧风气之先，被西欧各国争相效仿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
两种路径，两类国家
十五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对殖民帝国的崛起引发了西欧列强模仿和追赶的狂潮。由于追赶国家在民族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处境、大国力量对比、国际权力结构和外交利害关系的不同，领先者和追赶者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继承和模仿的脉络。
葡萄牙—荷兰—英国这一系列的国家可以归结为一个大模式即“海洋商业帝国模式”。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天生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头脑，在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善于以小博大，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它们在征服战争中，有明确的，经过利害关系和经济利益算计的征服对象和目标，而不是漫无目的的以征服全世界为荣。它们获得胜利时容易自我克制，不为己甚，避免把对手逼上梁山，走上决一死战的道路。在自身实力下降，对手实力上升，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时候，它们能够主动进行战略退却，而且其过程往往是相对缓和的，善于以妥协退让求得本国的长期生存。因此，它们的征服成果往往能够长久，而失败往往是有限的，相对和平的，很少看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局面。
西班牙—法国—德国这一系列的国家也可以归结为一个大模式即“大陆军事帝国模式”。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往往有着传统欧洲贵族和骑士的豪侠之气，其推行海外扩展战略往往是出于对领先国家的羡慕，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全国整体战略。它们在扩张、征服和争霸的过程中，往往只算政治帐，而不算经济账，夸耀武功，不计成本。虽然它们也曾经拥有大片的海外殖民地或欧洲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国内思想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不善于把这种外在的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同时又因为历史恩怨、宗教情感或者意识形态的驱动，它们经常在外交上走极端，追求永远的胜利和绝对的霸权，最终却四处树敌，一败涂地。由于不善于在外交上进行妥协与平衡，它们的失败过程往往极为惨烈，很少看到它们能够主动退却以最大限度地保住残余的帝国。随着它们走上世界舞台的序列一个比一个晚，它们旋起旋仆的节奏一个比一个快。
正是这两种崛起路径和两种类型国家的存在，欧洲近现代史才呈现出列强争雄，你追我赶的大发展局面，从而奠定了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基础。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斗争范例也丰富了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宝库，对当今时代的外交斗争有着模仿、借鉴和启迪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