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福建海商的发展以及在中外文明交流上的意义

法国十九世纪的东方学者莱麦撒（Abel Remusat）在谈论元代世界交通时说：“蒙古人的西征，将以前闭塞的路途完全打开，将
各民族聚集一处。西征的最大结果，即使各民族人民可以互换迁徙。不仅堂堂使节东西往来如织，还有不计其数的不知名的商人、教士，以及
随军的人，也络绎地往来。------为谋利或由于好奇而到东方去的，更是不可胜计了。”蒙古大军征服所带来的东西交流之盛况是成吉思汗所
不曾预料到的，元军东征西讨不但扩大了疆域，还打通了欧亚之间的间隔：打破了历史以来中国与欧洲的交流需要阿拉伯人作为中介的命运，
提高了海路贸易的安全系数，洲际间的海洋贸易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元朝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港口，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
构，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元朝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在中国
设立行省，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福建行省地位的确定，对福建海洋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福建海洋事业在元朝走向鼎盛，参与贸易的
航船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两宋时期，大批闽人远赴海外或经商或定居或游历，把中国物产和文化带到各地，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商业活动也促进了福建海商的成熟，出现了实力强大甚至影响到改朝换代的官商合一的海商；元代福建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加深了当时人
们对海外世界的认识，元世祖以后，与元代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140个。大一统的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建立不仅打开了亚欧大陆东西方
之间的陆路交通，而且也为东方地区和印度洋之间的海洋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
一、 国内航运
元代疆域辽阔，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控制和转运南北货物，修运河，开海运，筑驿道，设水站，四方“商旅迁，毕达京师 ”。元代海运漕粮
先后沿续了七十余年，每年经由海道从江南运往大都地区的粮食，起初为数万石，后逐渐增多，全盛时为三百多万石，以海运漕粮的航线向南
延续到广东，向北延续到辽东半岛，可见元代国内漕运之盛况。
福建“海上运漕”始于元至正十九年秋（1359年），是年京都大饥，政府命太尉张士诚遣使督两浙粮食运储于京都，而当时占据浙西的张
士诚同占据浙东的方国珍攻战不和，导致两浙储粮不能如期运至京都。元政府只好转向福建，以盐易粮从海道赶运粮食10万石至京都。当时闽
江可以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当年马可•波罗护送元公主出嫁波斯，是由浙江入
闽，经建州（今建瓯）沿闽江而下，到福州转泉州。宋元时代的闽江水路已成为海港和陆道两端互相连接的重要桥梁，闽南一带处于九龙江水
系，沿九龙江上行，越过一小段陆路，可与闽西的汀江联接，下行经嵩屿，出海口北至泉州、福州，南达广东潮汕。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 。元朝驿站
仍承宋制，但驿的名称改为“站赤”，仍分陆站、水站，其站赤的分布与路线，基本上和宋代相同 。宋元更替之际，福建与台湾的航运一度中
断。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底，元政府派兵6000人前往招降流求，次年3月29日又自澎湖乘南风出发之便，向东偏北航驶，经过四五小时航行
抵达，但是因语言不通遭到抵抗。至元年间（1271-1294年），元朝政府在台湾设立巡检司，作为管辖台湾，澎湖的行政机构，从此之后，闽台
商贸活动日渐频繁，“土商兴贩，以广其利，贸易至，岁常数十艘”，加强了福建与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联系。   二、外海航线
《岛夷志略》记载了元代海上航运的情景：“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
以达其道路，象胥（翻译）以译其语言。惟有圣人在乎位，则相率而效朝贡互市。虽天地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统治者征服了四
夷，同时获得他们对帝国繁华的崇拜与向往，异国商人纷至沓来，创造了中国海上贸易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代。商人们目标只有一个——利益
最大化，元朝商人通过海、陆与亚、非、欧洲和阿拉伯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往来，尤其以泉州、广州与波斯湾之间的商船往返极为频繁，海上贸
易异常活跃。当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
（一）东洋航路， 即通高丽、日本的航线。元代的日本海船除了到达庆元之外，还驶向福建。大德元年（1297年），福建僧人就搭乘日本
船只从福州东航日本。国内其他到达日本的航线是从大都经运河至黄河入海，东航可至今日的朝鲜开城附近；或由杭州等地沿海北上至登州，
驶向东北抵达开城附近，而后再去日本。高丽为元朝的藩属，多通陆路交往互市，福建与高丽的海上交通几乎陷于停顿，自印度马八儿国（南
印度的马拉巴尔，MALABAR）王子孛哈里来到泉州定居后，派使献礼于高丽，双方的海上交通又得到恢复。
（二）南海航路。13世纪的后半期，忽必烈发兵攻打占城（爪哇）、安南（越南）等地，席卷东南亚，通往南海的航路迅速发展起来走向
成熟。占城是东西航线之要冲，是中外交通的中继港口，“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宋时福建与安
南之间已经有固定的路线，福建人到安南贸易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海船抵达安南的云屯港（今海防）；另一条是先泛海至广西，从中越边界
入境。入元之后，航线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增多，福建不仅继承了宋代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而且开辟了从泉州经澎湖、琉球（台湾）至菲律
宾的定期航线，以及泉州-澎湖-琉球（台湾）-麻逸（摩逸）的新航路。宋代船由泉州港航往菲律宾，必先南航至三佛齐后，转东北航至渤泥，
约40日可达，再由渤泥东北航，约30日才到达菲律宾。到了元代，有由漳州或台湾南航直达菲律宾。元代通航马六甲海峡以东各航区增多，船
只从泉州或广西西南航经今日越南河内，至今加里曼丹岛而后东达菲律宾；或由加里曼丹南航至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
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97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38个。
（三）西亚、非洲航路 。西亚与非洲盛产乳香、象牙、犀角,这些物品等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元代以前基本上通过阿拉伯中转，到了元
代泉州港与波斯湾、亚丁湾一带国家和地区直接通商，从泉州或广州的船只航经今泰国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或由新加坡过马六甲
海峡至今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至斯里兰卡，再西南行至今马尔代夫群岛；或由斯里兰卡经印度南部，西至当日波斯湾的名港忽里模子
（今伊朗阿巴斯港）；由此西行经今阿曼佐法儿，西入亚丁湾的麦加，再西抵开罗；或由佐法儿南行至今东非索马里、坦桑尼亚、直达马达加
斯加。
（四）欧洲航路。12世纪以后，蒙古势力延伸到黑海地区，震撼了欧洲各国，他们纷纷派遣使者到蒙古以探虚实，双方发生了直接的接
触。当时从欧洲来中国的海路有两条,一条是渡地中海至埃及，从埃及出红海东来；另一条是取道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朗至波斯湾，从波斯湾
抵达中国。泉州是中国与欧洲交通的主要口岸，欧洲商品多在此卸货，然后转运中国各地。泉州同波斯湾头的火鲁没思之间的航路，不仅是当
时最为繁忙的东西贸易通道，而且也是联结元朝中国同阿拉伯，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友谊的纽带。
航线不仅递运着货物，还搭载往来使者,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为修复中日邦交，元廷“遣僧一宁，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
本”。此外，影响较大的有亦黑迷失、杨廷璧、周达观、汪大渊。其中汪大渊，元•顺帝年西元1330年和西元1337年，汪大渊两次由泉州出海游
历菲律宾、爪哇、马尔代夫、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红海等地区，《岛夷志略》见证了元代福建航海事业的盛况。
三、 海上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航线和港口的开辟意味着贸易的扩大，外国船舶大量碇泊泉州、广州等港口，中国商人也纷纷搭上开往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及南亚次大
陆地区的商船进行贸易。进出口的物品数量和品种较之前代均有显著增加。据《岛夷志略》记载，我国出口货物的品种高达一百五十多个。
第一、 纺织品 。中国丝绸以其种类繁多和花色丰富受到了外国市场的欢迎，有诸色绫罗匹帛、南北丝、建宁锦、苏杭五色缎，实用的棉
布在元后期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岛夷志略》中列举的出口棉织品就有三十二种之多，几乎可以同丝、瓷并论，而以苏、杭等地生产的各色丝
绸最为畅销。
第二、 陶瓷器。《岛夷志略》记载的出口瓷器品种有青白处州瓷器（浙江龙泉窑系列），青、白花瓷器（江西景德镇系列），以及东南沿
海为适应外销需要而新兴的仿青、白瓷系列，证明了海外贸易与国内生产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良性互动关系。福建德化白瓷、泉州青瓷也大量
销往海外。
第三、 药物。盛产于我国四川、陕西、湖南等地的川芎，可供药用，有活血、止痛之功用。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下里，“地产胡椒，冠于
诸番”，但“采椒之人为辛气薰迫，多患头痛。（惟）饵川芎可愈” ，成为采椒工人必备止痛药，宋、元时期大量出口。
第四、农副产品和文化用品大量出口海外，而且品种繁多。 农业副产品如谷米、酒、茶叶、荔枝、盐、糖之类；日用小商品，如牙箱、
伞、针、木梳、篦、綦子手巾等；文化用品如纸札、乐器（阮、琴、鼓、板、瑟之属）、书籍等等。
除了商品贸易之外，元朝同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方面交流也十分频繁。第一，与东洋一带的政治、文化交流。元朝曾遣使到高丽，双方结
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关系。元初，程朱理学传入高丽， 两国商人、僧侣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元朝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
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张昱《可闲老人集》卷2），高丽人纷纷来到中国并侨居各地，做官的也不在少
数。元朝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就有大量日本商船来元朝，新安沉船
遗物中有铜钱二十二吨、瓷器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件。 此外，元代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有茶叶、茶具、书籍、绘画、文具等项。元朝和日本两国
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繁，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
人还国"。第二，元朝与南洋的政治文化交往 。元朝在南宋的基础上同中南半岛的交趾(安南)、占城、真腊、 暹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忽必
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
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国，发展海外贸易，其中不少人迁居于南海诸岛。 元成宗初年，元朝遣使真腊，随行人员中有周达观，他到达真腊都
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的当时真腊人民购自于元朝的生活日用品，该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今
柬埔寨人民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第三，元朝与东非、中亚的政治文化交往。蒙古大军西征过程中，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
使用火药的火枪手，同时一大批中亚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
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把他们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色目人。他们在内地聚居 ，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维持原有的习俗，都在
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回回人带来了中亚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如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至元四年(1267年)进
《万年历》。 第四、元朝与欧洲诸国的政治文化交往。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到达上都，《行纪》中说他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
城、印度诸地，在扬州做官三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根据他口述在旅途和在元朝定居期间的见闻，整理出版的《马可•波罗行纪》传播甚
广，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派遣的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到中国，
在1293年左右渡海来到大都，受到元成宗的接见，并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孟德科维诺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座教堂，到1305年，先后洗礼
人数达6000人。1307年，教皇决定派遣七名副主教前来布教，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与安德烈三人约在1313年抵达中国。大概在这一年后，
泉州也创设了主教区，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活动规模之大，地域之广，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宋元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包容性给予福建对外贸易巨大的发展空间。传统儒家文明对商人十分鄙视，元代统治者反其道而行，商人在元代
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鼓励商业发展是其一贯方针。元朝福建成为外国商人经商贸易的首选之地，福建经商氛围十分浓厚 ,出现了以航
海为业的显赫家族，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且在政治上都很有地位，由他们主导的大规模的的航海活动，远至印度洋西部，到达处于阿拉伯
海与红海联结点的亚丁（哩伽塔），并进入红海西岸的库赛尔（阿思里），直抵马达加斯加岛和其对岸的克利马内（加捋门里）。 元代的海商
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商人的“刻板印象”——以土地占有、农业经营为其营生的最主要方式；拥有的船只数量、远航实力成为衡量其经济实力的
重要标准。
一、汉藩商人
汉藩商人，是指在中国定居的外国商人，他们在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因各种原因与汉人杂居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群体。"夷夏杂
处"的状况可以追溯至唐朝，蕃商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藩人巷。"宋元两代统治者及当地政府对藩商采取
了保护政策，允许他们在中国自由经商，他们既可与中国海商合作业经商，也可以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南宋后期藩商发展蕃为舶海商
集团，操纵和垄断本港的海外贸易。"蕃人巷"在北宋宣和（1119--1125）年中即已拥有五十万人，入元后在泉州居住的最为出名的莫过于色目
人。色目人，即目色相异，是元朝时中国西域民族的统称,在元代的社会阶层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在政治上享受
有崇高的待遇，他们把持泉州的经济，势力十分强大；有了色目商人的支持，外国商人纷纷到来，“蕃人巷"的规模日进扩大，从镇南门向东迤
逦于近郊的法石港，在福建这片土地上，蕃商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经商自由，福建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蕃商带来其祖国的文化，语
言、建筑、艺术、宗教，在蕃人巷内外，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庙宇林立。有诗云“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梅檀
绕，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商船多海宝。”
蕃商及其后裔在福建安定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与福建人融合，在元代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汉藩群体，最终出现了官商合一、汉蕃结合
的大海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导元倾宋，叛宋仕元的海商蒲寿庚（1205-1290年）。 蒲寿庚原是阿拉伯侨民后代，其先人原居广州，后
移居泉州。德祐间（1275—1276年），蒲寿庚官至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掌管福建沿海的军事和民政。宋度宗咸淳末年，蒲寿庚因击退南海
一带的海寇，功授闽广招抚使，从此，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以“合法”方式经商获取财富。他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
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南宋退到福州，并得到蒲寿庚得帮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蒲
寿庚被任命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拥有更大的权力。元廷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
灭性打击。因此，早在攻陷临安前，元军就曾招抚蒲寿庚，未果。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入福建后，蒲寿庚却改变
了先前的态度，闭泉州城门不迎躲避元军的南宋朝皇室，而派亲信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蒲寿庚降元，并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
攻残余宋师，走头无路的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自尽。元廷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后改镇国上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
广东市舶。蒲寿庚是宋元两朝官商合一的最大成就者，他身上具有明显的重利轻义色彩，以封建社会的道德准衡量蒲氏，他是个十恶不赦的罪
人，以商人的标准看，他是个成功人士。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已经融合进蒲寿庚的处事哲学中，在战争中保住自己的经济财产免受巨大的损失
是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客观上使泉州港避免战争创伤，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蒲寿庚功不可没。
二、华侨商人
海洋文明铸造了福建人远涉重洋、开放、进取的性格，当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依然固守夷夏大防的观念时，福建人却将海洋性格融入了行
动中，频繁地与来自各国的“夷人”打起交道。泉州港兴起之后，出国经商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他们背井离乡为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做出
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知的定居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华人群体以广东和漳泉人为主，分别在宋元时期移居到海外。当时在占城、
真腊、暹罗、三佛齐、单马令、爪哇的等国港口有许多“土生唐人”从事招徕商客的活动，《岛夷志略》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泉州
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1267年，中国人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
岸的讷加帕塔姆）建中国式砖塔；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
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元末，福建沿海居民因不堪封建官吏的剥削迫和色目商人的排挤，纷纷到海外定居，谋求发展。有
“海贾林氏，尝驾大舶行诸蕃间”，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人之众的大海商集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海外的福建商人往往联合起来，在海外建立
商业据点，从而形成华侨商人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元末朱道山集团。“朱君道山，泉州人也。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
商者，皆推焉，以为师”，华侨商人集团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商业资本已经开始向世界性的航海贸易势力演变。
三、 个体商人
西元1258年，海上"丝绸之路" 的强者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所扫灭，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突告衰落，这一切成为刺
桐港振兴的难得机遇 ， “听民与番互市，故海岛居民多货番。"沿海的商品经济观念的十分浓厚，传统的男耕女织和读书做官的观念被从事
“舟楫”之利所代替，这些条件促使了本土海商的大量出现。拥有政治权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大商人毕竟不是多数，大部分是独自经营的个
体小商人，他们出身微贱，没有政治势力可以依附，也没有世代相袭的家产，以小本起家，期望一朝获得巨利成为富商。个体小商人为了生
活，不得不奔波于海上，从事危险的工作，资力的限制使他们无法独自经营海外商业，只好到处借高利贷出海贸易，如果失败，便会官司缠
身。为了减少风险，个体商人多采用合伙经营的方式，以避免举借高利贷的盘剥。宋代，“奸民相结贮钱，小舟潜往海洋，纳诸巨舶，捆载而
归”。从采办货物、运输、保管、销售到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比较统一的组织，获利之后，再进行分配，《数学九章》列举了一个例子，
“问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伍千八十八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包四十斤，象牙二百一十二盒，以大小为合，斤两俱等，
系甲乙丙丁四人合本博到，缘昨来凑本，互有假借------今合拨各借物归原主名下，为率均分上件货物，欲知金银、袋盐、度牒原价，及四人
各合得香、椒、牙几何？”。这种“合本博易”，按资本比例分配利润形式的资本联合已经具有某些合股企业的萌芽，有利于海商资本的集中
和发展，到了元代个体商人之间的经营方式逐步从合股经营已发展成资本之间的长期合作。 海商进行海上贸易，往来要数年，“其所涉异国，
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商人之间往往达成常年的合作协议，颇似股份合作，以扩大经营的规模和
范围。
福建商人以海洋为舞台，以中华大陆的物产与消费为后盾，在千百年前就展现出自己作为一种最具发展前景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