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古瓷外销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福建省文化厅　陈春惠　福建省情物馆　林忠干
自古以来，福建人民就具有奋发进取的开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早在先秦时代，闽族先民就创造了富有南方特色的几何形印纹陶文化，并传播至东南亚各地。秦统一中国后，随着封建制的推行和各族人民的交流融合，福建人民逐渐在海上开辟了对外交通的航线。东汉时代，福州(时称东冶)已发展成为沟通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的著名港口。三国东吴时，长乐港建立了造船基地。到了五代闽国时期，闽江人海口的甘棠港，开辟了远至东南亚及西亚的航线。“帆樯荡漾以随波，篱檝崩腾而激水”，福州城人群“填郊溢郭，击毂摩肩”，呈现一派繁荣景象。①《泉州留氏族谱》载：“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而从亚洲各国输人的各种商品，往往成为闽国统治阶级的消费品或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记：“福州贡玳瑁玻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据考证，闽王王审知墓出土的玻璃器、②其子媳刘华墓出土的孔雀兰釉陶瓶③等，都是从西亚波斯等国输入的。入宋以后，随着窑业的繁荣，造船业的发达，沿海港口的兴盛，品类繁多的福建陶瓷产品，更大量销往海外市场，形成了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和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福建陶瓷贸易的发展
宋元时代，朝廷以海上贸易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在广州、福州、泉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每岁造舟通异域”。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与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的东方贸易大港。这里所造海舶，载重量高达300吨以上，位居世界前列。从泉州港出发的中国商船主要有三条航线：一是经福州往日本；二是经澎湖去南洋群岛；三是经广州下南海抵东南亚，至波斯湾及东非海岸。西亚、中亚等地的外国商船，也渡过印度洋来到泉州。“涨海声中万国船”正是当时泉州海上贸易繁忙景象的写照。
在频繁的中外贸易活动中，瓷器是大宗的商品。南宋福建市舶司提举赵汝适著《诸蕃志》记载了“博易用瓷器”、(“青白瓷”、“青瓷器”)；元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也记载“贸易之货用瓷器”(“粗碗”、“青白碗”、“青碗大小埕瓮”、“青白花器”)。其中相当部分是福建窑口烧制的。考古资料表明，宋元时代福建的瓷产品，以建窑为代表的黑釉瓷器，以大口窑、德化窑为代表的青白瓷器，以同安窑为代表的青釉瓷器，以及以磁灶窑为代表的绿釉和釉下彩瓷器，在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埃及，以及东非的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出土。④达累斯萨拉姆以南317公里的基尔岛出土的元代德化窑白瓷莲瓣碗，是迄今发现的福建瓷器销路最远的一例。⑤公元1292年，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自泉州港归国。马氏携带的福建白瓷器与彩色小瓷瓶，今存威尔斯市圣马可宝藏所。⑥
明初，三宝太监郑和率3万舟师，60余艘宝船，以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先后七下西洋。其间曾在福建长乐、泉州港候风补给。船队经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远抵西亚和中非海岸。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明中叶，虽然封建王朝屡施“海禁”，大规模的官方贸易宣告中止，但大陆沿海的民间贸易活动仍很频繁。明末郑芝龙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异常活跃。据日本《出岛兰馆日志》记载；公元1641年6月26日，郑氏海船装载1447件瓷器驶往日本。7月10日，从福州出发的小海船装载瓷器27000件。10月17日，大小海船97艘赴长崎，内装瓷器30000件。因海禁难以禁绝，朝廷有时不得不实行局部开关。
16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陆续派遣船队进入远东，建立了贸易公司或商站，开辟了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线，将亚、非、欧连结起来，以至延伸到美洲大陆。西方船队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我国大陆沿海地区的瓷器生产和贸易活动。明代，泉州安平港和漳州月港最为繁荣。“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⑦而漳州附近的月港，“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居民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貯户峠。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⑧到了清代，则以福州、厦门为主要贸易港口。福州向有海运传统。厦门于1684年设海关，“人民商贸，番船辏集，等诸郡县”。⑨
海峡彼岸的台湾岛，明清时代发展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除了与大陆沿海口岸通航外，还开辟了北至日本、南抵南洋群岛的航线。荷兰占据台湾时，这里的陶瓷转口贸易十分活跃。据《巴城日记》载：1644年10月25日，台湾荷兰长官卡朗称：他在大员(按即台湾)“购集了许多面花瓷器，其中比送来大员的样品还好，绘制相当奇丽的珍品不少。又根据最好的样品，向商人Jousie和Tecp1in大量定购，让他们制作出尽可能好的珍品。作为奖励，长官麦尔先付给其中的一人1600里尔，另一人925里尔。确报明年1月，上述定货就会运到。”这是中国商人先提供货样让荷人选择，再根据需要带回大量生产的实例。也有荷兰人自己提供样品，让商人带回定制的。1640年12月6日，台湾长官特罗登纽斯“向中国人出示描在纸上的Visiapour国王定购的各种陶器图形，但没人愿意承制。虽然这样，长官还是把图纸交给他们，力劝他们设法带来。”中国商人也以大员为据点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范围远至巴达维亚、柬埔寨，广南、北大年、宋卡等地。其中1653年运往巴达维亚的商品中，有“上等茶碗120束，粗茶碗1050束”。同年，另一艘前往巴达维亚的商船，也载有“粗茶碗200束，瓦4000枚，上等器皿60个”。
中外商贸渠道的畅通，使福建平和、安溪、漳州、德化、永泰等地出产的上好瓷器，源源销往世界各地。文献资料载云：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福建漳州(月港)收购大量中国瓷器；162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福建漳州(月港)收购12814件中国瓷器；163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福建漳州(月港)收购豪华中国瓷器；⑩1684年，厦门设立海关，作为“通洋正口”，从厦门运往南洋群岛商品中，有永春窑瓷器；(11)1704年，英船“马尔巴勒号”从厦门港运载“茶叶、瓷器”(12)。不仅如此，据考古发现，日本、菲律滨、印度尼西亚、泰国、埃及、坦桑尼亚、牙买加等众多国家，都有中国瓷器。本世纪80年代，由美国海洋研究所等组成的考古队，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港口及海域，发掘出明末清初德化窑烧制的乳白釉杯、观音像、狮子像等。这些瓷器是从福建沿海转口马尼拉，由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运到牙买加的(13)。
明代的万历、天启、崇祯和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六朝，是福建陶瓷对外贸易的繁盛期。道光以后，统治者腐败无能，百业凋敝，国困民贫，繁盛的福建陶瓷外贸也随之衰落。
二、福建陶瓷工艺的传播
随着福建陶瓷的外销，其独特工艺也传播到世界各地。
南宋时代，日本佛教徒在浙江天目山金山寺参禅，回国时携带中国茶碗，谓之“天目茶碗”。这种“天目茶碗”，其实是福建建窑出产的黑釉茶碗。后来“天目”一词演变为所有黑釉陶瓷的代名词。(14)日本人对中国黑釉陶瓷极为推崇。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山城人加藤四郎，因不甘其父加藤左卫门基连仿造宋瓷生产的失败，毅然追随高僧道元禅师来到中国福建，潜心学习制瓷技术达五年之久。绍定元年(1228)，加藤四郎回到日本，在京都、知多、爱知等地烧窑。失败后，又在薪料甚丰、土质优良的濑户村(今名古屋市郊约55里)设窑，挂牌“中国建窑名师嫡传”，结果获得成功。其产品刻有“藤四郎烧”字样，世称“濑户烧”、“濑户黑”，名扬遐迩。藤四郎学习福建陶瓷工艺，开日本瓷业之先河，被后人尊为日本的“陶业之祖”。(15)
宋代德化窑发明的伞形支烧窑具，采用约高12厘米，直径8厘米的粘土柱，上托直径约40厘米的泥质园盘，盘上再立一柱，柱上再置园盘，一盘一层往上叠摞，直至窑顶，其状如伞，高度可达2米左右。粉盒、碗碟之类瓷坯就放在园盘上。这种窑具，后来传人日本(16)。明代德化的阶级窑，由一个个状如馒头的窑室组成，各自成室而又彼此串通——也在明末清初时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串窑”的始祖。(17)
到了明代，晋江一带的百姓大批移民菲律宾。南怡老戈省美岸社一带的华侨，主要是吴姓宗族，其祖先以烧瓷为生，他们带去了家乡高超的烧瓷技术，后来发展为该地著名的工艺一“文奈”，大量烧制中国式的陶瓷瓮。(18)17世纪以后，德化窑的乳白釉瓷流传至欧洲，其细腻洁白的瓷胎和著名的象牙釉令欧人惊叹。18世纪，欧洲瓷器艺术中心德国迈森的匠师柏格特，首先吸收德化工艺，开始试制真正的硬质瓷器，约于1715年成功仿制出两件德化白瓷：一件是圆柱形烛台，上饰菊花浮雕图案；另一件是五英吋高的弥勒佛瓷塑坐像。由於柏格特的倡导，欧洲各国掀起了模仿德化瓷器的热潮。乾隆五年(1740)前后，英国的切尔西和“弓”瓷厂大量仿制德化瓷，上饰葡萄、李子等浮雕图案。此外，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雷瓷器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厂等，都先后吸收了德化窑的先进工艺，所烧制的白瓷器皿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19)
三、福建陶瓷对海外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
福建陶瓷，尤其是宋元以来大量精美陶瓷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满足了各国人民日常生活需求，其社会习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饮食习惯方面，中国瓷器问世之前，各国有着多种不同的饮食及其方式，但均无理想的饮食器。某些社会进步较快的地区，也仅限上层人物使用金、银、铜、锡等金属材料制作的饮食器。而普通的平民百姓，则仍沿用古老的粗陶或木器。一些发展比较迟缓的地区，甚至无饮食器皿可言。宋《诸蕃志》载：东南亚地区，流眉国“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勃泥国“无器皿，以竹编具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元《真腊风土记》说；柬埔寨寻常百姓，做饭用“瓦瓮”，做羔用“瓦铫”，以树叶为碗，用菱叶为匙，取椰壳为杓，盛饭用的“瓦盘”还是从中国进口的。明《东西洋考》也说：大泥国“以蕉叶为盘”。适用的器皿如此匮乏，中国瓷器备受欢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正如《宋会要辑稿》所言：“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原得。”宋《诸蕃志》记载：波斯国王“食饼肉饭，盛以瓷器，掬而啖之”；明《瀛涯胜览》云：占城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甚爱之”，《明史文郎马神传》也说：该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福建窑口的出口产品以日用之碗、盘、杯、碟为大宗，正是迎合了各国人民的这种迫切需求。这就是说，随着中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瓷器的大量外销，中国瓷器逐渐成为各国贵族乃至平民十分喜爱的生活器皿。
福建宋元以来生产的瓷器，造形美观大方，釉色透明滋润，胎质坚致细密，叩音清越悦耳。不仅具有耐酸、耐碱、耐高温的优点，而且表面光滑，易于擦洗，价廉物美，无疑为各国人民，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地区，提供了理想的卫生饮食器，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福建瓷器不但在亚非地区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卓有影响。特别是明清两代，由於产品质量的长足进步，花色品种的日渐增多，福建瓷器在欧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保守估计，18世纪输入欧洲的包括德化白瓷和青花瓷的中国瓷器，数量多达六千万件以上。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推动了西人传统器皿的变革，瓷器逐渐取代了金银器。例如法国，路易十五曾将宫中金银器皿熔化以派它用，而以瓷器替代换下的器皿。故此上下仿效，中国瓷器乃盛极一时(20)。
明清时代的德化窑工，还善于按照西式器皿样式制作瓷器。比如茶具，欧人要求茶壶中带过虑器，以便茶水滤出，德化窑便制作出带过滤器的茶壶。欧人有喝咖啡的习惯，德化便生产咖啡壶。在一幅欧洲画家描绘的著名基督徒别伦兹生活的静物油画中，我们看到别伦兹使用的便是德化产的咖啡壶。别伦兹，1658年生，1722年卒，故其所用德化咖啡壶，当是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早期的作品。
德化窑18世纪烧制的一种瓷水罐极为别致。其造型是一位身着欧式外套的中国妇女：头部发髻高耸，用以盛水；右手所握水瓶则是水罐的咀，用以出水。该作品系欧洲商人定制的，今藏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17、18世纪中国尚无啤酒，但德化窑却生产啤酒杯，其口沿带螺旋纹，明显是模仿荷兰或德国的金属或陶制啤酒杯制作的。从造型看，显然是用于出口的。
古代德化的瓷塑工艺十分发达，而最引人人胜的流行题材是表现欧人日常生活的作品，诸如地方长官肖像，据说是以真实人物为摸特的。还有狩猎、旅行、骑马、家居等荷兰商人的形象，其衣冠动作，无不维妙维肖。至于西式儿童玩具，从口哨、牛马、狮虎、骆驼，到神话故事中的各种怪兽，以及千姿百态的人物塑像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玩具，有的还用红、黑色釉彩绘，做工精巧细致，釉色鲜艳夺目，造型简练逼真。
四、福建陶瓷：卓越的文化载体
运销世界各地的福建古陶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一种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载体，从而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东亚，唐宋时代传人日本的饮茶习俗，逐渐发展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在这种茶道仪式上，建窑黑釉茶盏(碗)一枝独秀，往往被当作珍品备受推崇。日本南北朝(1331～1392)时期，新兴的武家贵族“凡缺少进口的珍奇之物，则不能举行特殊的雅玩仪式”，建盏茶具等我国宋代瓷器，成了当时客厅普遍的传统摆设。室町时代(1338～1573)，禅缯清严正彻在《正彻物语》一书中称赞善于品茶的人是“对茶具保持清洁，对小茶盏、天目茶碗、茶釜、水舀等各色茶具，衷心爱好的人”。(21)至今，日本的待客茶道仪式，只有最尊贵的佳宾，才得一睹建盏风采。
现在日本留传下来的建窑碗盏，多系寺院传世之宝。其特别优秀者，被视为“名物”或“大名物”。国家征集或民间收藏的珍品，则列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富”。这些器物包括曜变釉的“曜变天目”，杂色釉的“灰被天目”、“黄天目”、“珠光(青)天目”，以及“乌盏”等等。日本陶艺家小山富士夫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象我国拥有如此之多珍贵的天目器物。”其珍品之多，实所罕见。(22)此外，明代德化的抱婴瓷塑观音在日本极有市场。该国盛行佛教，但基督教徒亦众。这些基督教徒竟以抱婴观音为圣母玛丽亚的偶像，其需要量之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23)
在东南亚。宋代德化、磁灶等窑生产的军持，是伊斯兰教徒必备之物。每天参拜真主之前用以“小净”；三餐饭后用以净手；赴麦加朝圣，用以存貯饮用水；朝圣归来，用以盛阿必渗渗泉圣水和阿拉伯蔷薇水。
磁灶窑系的陶瓷瓮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居民顶礼膜拜的圣物，他们认为，每瓮都有其神秘的起源或历史，或是龙的化身，或是从天而降的神物，只有长着慧眼的人才能看见它。加里曼丹盛行圣瓮节，每当收获，都要举行拜祭典，祈祷丰收，驱逐邪崇。南洋群岛的居民对瓮的用途更是多方面的，既可存放珠宝，又可用以酿制美酒。而拥有瓮的数量的多寡，则是衡量财富、地位的重要标志。土著居民甚至用作巫术仪典上的祭品。有的还把它用于治病：把符咒写在白瓷碟或小杯上，加入水和草药，然后饮之。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地居民则把它用作“祖骨崇拜”的“瓷棺葬”(24)。
非洲国家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毫不逊色。除饮食等日常生活用瓷外，北非和东非的上流社会，把中国瓷器当作财富和高雅的象征，置于宫室、寺庙，或充宫室内陈设。考古资料表明，坦桑尼亚基尔岛大清真寺遗址，曾出土有德化元代的瓷莲瓣纹碗。托伦岛基尔瓦等地遗址，也都出土过清代德化窑青花围点碗、云龙盘、牵牛花碟等文物。这些文物，多是古代建筑废弃后遗留下来的。托伦岛还曾发现用德化青花碗镶嵌的古墓柱，反映了当地的殡葬习俗(25)。
16世纪，西欧各国贵族极为青睐和欢迎德化窑的白瓷器。他们不满足于零星购买，而采取大批量无限定货。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欧洲的贵族家庭常有“瓷器室”设置，以陈列中国的瓷器。对一些大件的“华瓷”，则专门设制了精美的木质器座。一般的中等人家，也将盘碟等置于墙上，以为装饰，表现了对“华瓷”极尽钟爱的审美意识。
博物馆，是人类古代物质、精神文明发展、交流的艺术宝库和历史见证。欧洲各国博物馆珍藏的德化瓷塑艺术家创作的白瓷观音、弥勒佛、达摩、寿星，以及八仙、罗汉、关公、西王母等作品，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令人为之倾倒。而镌刻在这些器物上的何朝宗、何朝春、张寿山、林朝景、林学宗等一代瓷塑大师的名字，将永存世界人民心中。专家估计，欧美各国博物馆珍藏的德化瓷塑精品，单何朝宗的作品至少在200件以上(26)，说明了福建古外销瓷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其艺术魅力和文化影响力将是永恒的。
注：
①福州庆城寺闽王祠存《恩赐瑯琊郡王德政碑》。
②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5期。
③陈存洗《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兰釉瓶的来源问题》，《福建文博》1984年1期。
④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⑤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⑥朱培初《明清陶资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⑦〔明〕何乔远《镜山全集》。
⑧〔明〕朱纨《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
⑨〔清〕周凯《厦门志》。
⑩〔日〕村上直次郎译注、中村孝志校注《巴达维亚城日志》，东京平凡社1975年。
(11)〔清〕周凯《厦门志》。
(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3)龚国强《牙买加发现德化“中国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14)〔日〕小山富士夫《天目》，平凡社1974年。
(15)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16)熊海棠《东亚陶瓷技术的发展史与技术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日〕铃木已代三《窑炉》。
(18)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9)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20)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
(21)〔日〕满罔忠成《宋瓷和日本文化》，《世界陶瓷全集》，第12册，小学馆1977年。
(22)〔日〕上田恭辅《支那古陶瓷研究□引》，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十六年版。
(23)〔日〕小山富士夫《天目》，平凡社1974年。
(2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5)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26)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