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险招与成败之四:指令刘邓挺进大别山

(2009-05-06 20:08:46)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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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经历
抗战结束后，共产国际认为国共两党应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共产党占据江北，国民党统治江南，显然一直受共产国际排挤的，时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的志向决不在此，他要的是彻底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抗战结束刚胜利，毛泽东眼看着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主要在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而长江以北根据地很少。他研究了长江沿线地形，最终惊异地发现，大别山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武汉和南京的正中间，武汉是当时中国的大城市，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如派遣一支部队控制住大别山，意味着东可取南京，西可取武汉，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唾手可得。这一发现，既是改变国共军队力量对比的胜负手，也是一招定乾坤的妙招。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1947年7月正是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且捷报连连的时候。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29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
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需休整补充。但刘伯承、邓小平看完标有3个“A”字的电报后，简单商量了一下，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邓小平明白：三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悄悄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注定是一着险棋。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十几个旅的部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也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又要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真可谓困难重重。
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到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黄泛区”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积水没膝，深处及脐；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些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17日，刘邓大军战胜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进军。
蒋介石曾错误地认为刘伯承、邓小平所部是“北渡不成而南窜”，这时，蒋介石如大梦初醒，惊出一身冷汗，气恼的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蒋介石调来整编85师经过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并且以很猛的火力来阻击刘邓大军。前有阻兵，后有追兵。面对此情此景，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说：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野战军先头部队打的果然很英勇，他们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沿途不留一个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说8月25日下午，刘邓大军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最后一道险关就是淮河。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挡在淮河北岸。此时，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的紧急起来，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刘邓大军刚刚冒险渡过淮河，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不料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
经过20多天千里挺进，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的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以来，革命战争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点评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党史、军史都是作的正面评价，这些评价集中起来就是：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把战火烧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动摇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根基；策应了全国其他战场解放军的对敌作战，调动了敌人的兵力布暑，驰援了山东战场，缓解了国民党军对华中、山东野战军的进攻压力，为其歼灭敌军创造了条件。
但是，纵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对战略全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达到当初的设想。
首先，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山东和华中的战局并未改观，有时甚至为了支援刘邓还不得不采取支援作战，失去消灭敌军的战机；而刘邓大军如能与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山东和华中的战局改观并非没有可能。当年在关内作战的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大约40个旅25万人左右。至1947年５月，刘邓所部野战军加地方军共有42万，力量不算小。当时华东解放军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至少也有60万，由于我军是内线作战，两军的机动兵力至少有40万。也就是说，关内敌我机动兵力对比是25万对40万，我军兵力有优势。此前，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机动兵力比较分散，我军已经大量歼敌（如华东的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刘邓乘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打的鲁西南战役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已经与一年后我军打洛阳、打开封类似，战争实际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关键时刻。陈粟当时也认为只要再消灭国民党军的一个硬核桃或二个烂葡萄，华东就可以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如果从更大的范围看，这将不仅是华东，而是整个关内战场的转折。如果此时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方面能进行战役配合，以机动兵力40万对25万兵力优势，加上此时敌人基本以一个整编师为作战单位（直到豫东战役，我军都可以每次歼灭一个整编师）。打一二个胜仗，战局就可能逆转，我军直接转入战略进攻或战略决战并非不可能。
其次，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对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唯一的。有人把淮海战略决战胜利的原因归结与刘邓挺进大别山，因为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这个说法有些牵强。不错，此前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后重创了华野和中野，战略上是成功的。但到战略决战时，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却被分散了。战略决战时，华东的国民党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和整编11师均不在华东（战役进行后整编11师才在白崇禧的拖延下姗姗而来），但国民党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实际上，蒋介石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民党军再集中到华东与解放军决战，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造成桂系不再把部队派到华东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乘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蒋介石力量的削弱，以逼蒋下台。因此，华东我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来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而不是挺进大别山。
第三，刘邓大军跨越黄泛区时重装备全部丢失，作战实力大打折扣；挺进大别山后，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围之中，人员损失巨大，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直到淮海战役结束才恢复了真正的实力。据王玉彬《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所述，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出征前的兵力统计为124147人，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除去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不足万人计，刘邓大军尚不足70000余人。以致到了淮海战役时，当年战术素养极高的刘伯承及实力强劲的中野只能给陈毅粟裕指挥的华野充当下手打打阻击。电影《大决战》中有一个场景：中野准备围歼黄维兵团，一些高级将领担心实力不足打成了消耗战，邓小平政委做工作说：我们即使拼光了老本，中国革命有其他野战军照样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说明以中野当时的实力想独当一面歼灭12万人的国民党军一个兵团是有困难的。实际情况是华野派出了四个纵队协同作战，中野顽强拼搏最终才消灭了黄维兵团。
第四，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决战场所不在大别山而在淮海一带，刘邓大军只有与华东野战军（由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联合作战才是取胜的有效途径。在华东战略决战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华野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但两大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刘邓在大别山实在呆不下去，请求退出大别山，而刘邓大军出大别山后又鬼使神差地靠近了华东地区。同时，粟裕又不愿分兵去江南作战，这才使两大野战军有了联合作战的可能。但话又说回来，以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以后的实力，对付国民党军一个师或一个军尚可，对付一个兵团则很难啃得动。看看华野初战淮海吧！华野准备拿黄百韬兵团开刀，黄百韬见事不妙拨腿就跑，华野一路追击，硬是把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圩，消灭黄百韬兵团一部后暂时按兵不动，目的是想再钓一条大鱼。而淮海附近的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面对蒋介石的严令也不敢全力救援，始终不肯脱离徐州保全了自己。蒋介石无奈只好命令远在南阳的黄维12兵团千里跋涉去救援，而书呆子气过于浓厚的黄维居然敢在四周随时有共军出现的地方长途跋涉，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如果刘邓大军当时不依托华野联合作战，实在想不出解放战争刚开始就首战全胜出手不凡给予蒋介石当头一棒的中野还有多大的作为。
第五，毛泽东还一度设想让华东野战军一部过长江挺进国统区的心脏作战，由于粟裕的劝阻，毛泽东才放弃了这一决定。战略决战的基本条件是有稳固的后方支持作战，以解决弹药补充、军需物资补给、兵源补充和伤员的救护，这些在解放区是能做到的。但深入国统区作战，这些条件基本丧失，刘邓在大别山的作战，损兵折将之大除国民党军实力强劲之外，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支持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粟裕也正是看到了这个短处，再联想到刘邓大军进出大别山前后的实力对比才得出不愿分兵去江南作战的决定，而事实证明粟裕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刘邓挺进大别山并不成功。
从毛泽东老想着分兵到敌后方作战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维还停留在抗战时期，总想着到敌后去扩大地盘，这种想法已经落伍了，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已不是单纯的争地盘的事了，而是谁能消灭谁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有百万之众，民兵超过了200万，拥有几十个解放区和上亿的人口，与国民党决战的时机正在逐步形成，有了充分的决战条件而不去运用，将优势化为劣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在不是高明的办法。看来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绝不是某些人吹嘘的“神”，只是个常人而已，既有如抗日战争持久战的神来之笔，也有战略判断失误如指令粟裕到江南远离根据地作战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