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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
零容忍简介
零容忍，顾名思义就是零度容忍，不能客忍。“零容忍”口号作为言简意赅的流行语，被人们用于更多的行业和领域，“零容忍”政策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酒后驾驶零容忍
相关词条
零容忍警务是一种警务战略，又称"生活质量警务"，其核心是通过对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下降的一种警务运作方式。
“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严格执法。它主张采取主动进攻的警务策略，集中力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对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严惩不贷，这就要求一线警务人员严格执法，但绝非随意执法，不行使自由裁量权，严格施行逮捕或处罚等措施。
二是重视打击轻微犯罪。它主张防患于未然，决不姑息任何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该政策认为，当众酗酒、当众小便、涂鸦、破坏公物、流浪乞讨、街头卖淫、使用大功率音箱、强行洗车等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微犯罪，同时也常常是暴力犯罪和恶性犯罪的导火索。因此，对这些犯罪要高度重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打击，以增强警方和社区民众与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密切警民关系，防止严重犯罪行为的发生。
“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的理论依据是1982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犯罪学家乔治凯琳提出的“破窗理论”。该理论指出，如果社区中有一栋建筑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未得到及时修补，那么，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体建筑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了自己可以任意进行破坏的心理暗示，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会给人一种社会无序的感觉，各种违反秩序的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会在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潜滋暗长，整个社会治安状况随之逐步恶化。“破窗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非常有力地使人们相信，在轻微的违法行与严重的犯罪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而“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正是一种有效合理的修补“破窗”的策略。
美国纽约的“零容忍”政策
在美国，“零容忍”最初是在上世纪80年代控制毒品犯罪的活动中提出来的，随后被引入学校。1989年，为防止毒品和暴力进入校园，加利福尼亚州的学校首先实施“零容忍”政策，对持有毒品和参与帮派活动的学行毫不留情地开除。在1966—1997年期间，为维护学校安全美国75%以上的学校采用了“零容忍”政策，这一政策成为绝大多数学校纪律规范的核心支柱。“零容忍”作为一种警务战略的推行，应归功于前纽约警察局局长布拉顿和秩腕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将政策有效地应用于实践。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纽约，地铁站等公区场所到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强行乞讨的乞丐、非法推销的小贩；墙壁上的涂鸦、随地大小便随处可见，不堪入目；暴力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搞得人心惶惶。布拉顿决定从严厉打击地铁逃票等看似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入手整纽约的治安秩序，结果收效极佳。这种“零容忍”策略得到了1993年当选的市长朱利安尼的大力支持。在随后的几年中，朱利安尼把“零容忍”政策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主要针对毒品、枪支、青少年犯罪、汽车盗窃、腐败、交通违规、家庭暴力和各种影响生活质量的犯罪。这样，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在1994 一1997 年短短几年间，纽约的犯罪率降低了37% ，凶杀案件的犯罪率甚至降低了50% 以上，达到了纽约近30 年来犯罪率的最低点；1993 年至1995 年，纽约市的机动车犯罪案件下降了40% ，抢劫案件下降了32% , 入室盗窃案件下降了38％。
纽约市警察局推行“零容忍”政策的主要举措
（一）制定明确的犯罪控制战略 一是清除街头枪支。重新整合巡逻资源，用于识别和追踪贩卖枪支的罪犯，修改了对进行涉枪犯罪调查和逮捕的警察的培训方案。
二是遏制学校和街头的年轻人暴力。为学校制定安全计划。增加警力，加强对暴力案件的侦破。
三是赶走纽约市的毒贩。麻醉品专业调查队负责将户外的毒品交易活动赶离街道，并对交易者的枪支、现金、毒品和车辆追查到底。
四是消除家庭暴力。每个分局都有专门处理家庭暴力的警察，必要时逮捕虐待者。打击家庭暴力办公室为受害者及其孩子提供庇护所和支持性服务。
五是改造纽约市的公共场所。通过实施有关公共秩序方面的法律来控制社会秩序，提高公众的信心，使他们感到街道是安全的。
六是减少纽约市的涉车犯罪。分局指挥官有权对“剁碎店”，即被怀疑拆卸或买卖被盗汽车配件的企业采取“针刺行动”。这一行动是指警察设店铺假装从事收购赃物业务，从而逮捕销赃的罪犯的做法。同时，增加各巡区反汽车盗窃队的警员，配备存储有被盗车辆、司机驾驶证和注册数据等方面信息的移动数码终端计算机系统的警车。
七是根除腐败现象。主张创建一个空前廉政的警察机构，引人腐败投诉、案例分析和正直测试等制度。
八是改善纽约市的道路状况。成立负责疏导交通流、减少交通事故的交通控制支队。
九是缉拿逃犯。制定一套进攻性追击和拘禁逃犯的精细方法，包括强化巡逻中的凭证逮捕措施、引人新的调查技巧和利用其他地方执法机构的资源去识别和拘禁逃犯等。 （二）重拳打击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微犯罪 布拉顿一再强调，纽约市严重犯罪下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轻微犯罪采取了进攻性的战略。他在任期间，明确要求警察执行更多的逮捕，尽量减少“案头罚单”, 即一种取代逮捕的现场罚单。布拉顿声称：“如果你在街头小便的话别再指望一张罚单就了事，你必须到监狱里去待待。”纽约市警察局打击生活质量类犯罪的举措主要是：
1 ．严厉打击涂鸦行为。成立了新的反涂鸦、破坏公私财物专业队，直接向警察首长负责，该专业队建有涂鸦标记数据库，以便分析比对各种涂鸦行为。
2 ．严厉打击流浪乞讨和非法摆卖行为。在“扫荡”这些人的过程中，警察还采取“栅栏行动”，即将公园、广场等封锁起来，并将其尽数拘捕。有人批评对流浪者的这些举措侵犯了公众的宪法权利，时任市长朱利安尼说：“在街上睡觉的权利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享有，美国的开国者从来就没有把这种权利写在宪法上。”
3 ．严厉打击强行洗车行为。一个时期以来，纽约“洗车者”拿脏乎乎的破布在挡风玻璃上划拉几下就向司机索要服务费。1 993 年，纽约市警察局开始逮捕这批人，在被逮捕的人中，约有一半人有严重犯罪记录，一半人有毒品犯罪史。
4 ．严厉打击地铁逃票行为。这一举措不但增加了地铁运行的收入，而且带动了犯罪的大幅度下降。
5 ．严厉打击制造噪音的行为。警察配备有噪声计，并使用声频陷波器查找高声放音乐的汽车，使用摩托车检测器检测摩托车的噪声。警察可对肇事车主进行处罚。
6 ．严厉打击未成年人饮酒问题。警察对在公共场所公开持有酒类饮品的未成年人，一律发出传票；警方招募未成年市民做志愿者进行试探，对向未成年人售酒的商店店主进行逮捕或发传票，如果店主多次向未成年人出售酒，店铺将被关闭。
7 ．严厉打击街头卖淫行为。自1 997 年，纽约市警察局规定铲除卖淫是每个警察的责任，应采取多种手段对付卖淫活动，包括安排便衣警察用望远镜识别潜在的缥客和妓女，另外还采取“蚀本行动”, 让女警扮成妓女搜寻缥客，一旦达成交易，后援警力便前来逮捕缥客。
8 ．严厉打击酒后驾车。1 999 年，纽约市警察局开始一项针对酒后驾车的“零容忍”举措，若嫌疑人身体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法定标准，警察将没收其汽车。美国民权联盟因此将纽约市警察局称为“纳粹”, 而前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沙弗则认为，没收酒后驾车者的汽车就如同从街道上清走了一件重达3000 磅的武器。
9 ．着力解决社区“热点”扰民问题。纽约市警察局制定了“处理社区热点跨机构反应方案”，联络税务、消防、卫生、证照管理等部门共同开展执法检查，及时清除酒吧、俱乐部、杂货店、废旧汽车堆放地等“热点”部位存在的问题。
（三）情报主导警务 为提高打击犯罪的针对性，纽约市警察局在布拉顿任期内开创了后来风靡于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计算机化统计模式，全面推行由计算机统计报告、分局指挥官简要报告、犯罪对策会议构成的情报主导运行体系，即将计算机用于分析和统计犯罪数据，并将其与警务责任紧密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警察的责任感，促进了警务效益的提高。
纽约市警察局运用计算机系统监控高危场所和人群，及时收集有关情报，为警务管理人员提供犯罪“热点”区域和犯罪趋势等信息，为刑事侦查人员提供信息系统链接服务，通过连续的情报信息指导各级警务人员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定期召开各警区警长参加的计算机综合统计数据月度分析会，各警长根据犯罪情报信息，特别是犯罪态势图表，确定本辖区犯罪高发类型和部位，并回顾总结上个月的工作措施，简要报告下个月的工作计划。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认为，这种模式的推行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纽约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关键原因。
（四）以“零容忍”原则管理队伍 纽约市警察局将“零容忍”原则引入队伍管理，严格执行内部管理纪律，大力整伤警队风气。其主要手段有：一是组织重塑，重塑需要确定清晰的目标，需要调整组织架构，需要警局内外专家最大限度的参与。二是分散化管理，赋予分局指挥官更多的决定权，使纽约市警察局“真正拥有了76 个小型警察局”，使各分局指挥官可根据市局确定的总体目标，从本辖区实际情况出发，自行决定合适的警务措施。三是知人善任，将表现和承诺作为最重要的用人标谁，而不是服务年限。沙弗认为，作为警察局局长，必须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大胆交流、处理或调整那些效率不高的人。沙弗在任期间，76 名分局指挥官有54 名都被撤换。四是强化培训，把培训作为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分新警培训、晋升培训和在职培训等。五是严格考核，把整个警队分三个层次（最好、可以、需要改进），对于经过培训和劝诫后仍不能维持职业水准的警察予以降职或辞退。
纽约市替察局推行“零容忍”政策的其他案例
一、牢系安全带“零容忍”行动 自1999 年，纽约警方每年都与其他部门联手开展三次牢系安全带“零容忍”行动，每次10 天左右，旨在增加安全带的使用率，挽救生命。这一“零容忍”行动每年将挽救至少148 条生命，挽回超过州乙美元的经济损失。
专家认为在高速公路上不系安全带比酗酒导致的死亡比率更高。纽约2003 年死于车祸的司乘人员超过1 / 4 属未系安全带，而这些严重的死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警方的安全警语是“牢系安全带，不然罚单来”。发展至2005 年，纽约市法律对安全带使用对象的规定是：所有前排座位乘客（不管年龄大小）；所有后排座位乘客中小于16 岁的；4 岁以下儿童须安置于州政府核准的儿童安全座上；4 岁以下但体重超过40 磅的儿童，须安置在设有护腰和护肩安全带的辅助座位上；4 一6 岁儿童须固定在一个合适的儿童安全座上或辅助座上。尽管早在1984 年纽约就颁布了一部强制使用安全带的法律，但在1999 年之前，安全带的使用率低于75 % ，而到2003 年纽约市民系安全带比率已达91 . 4 ％。2003 年，纽约市警方共设立763 个安全带检查站，开出56474 张罚单，其中1 877 例为儿童安全带违章。2004 年，设立超过840 个检查站，开出54000 张安全带罚单，其中近1458 例为儿童安全带违章。
二、对非法烟花爆竹的“零容忍”警告 2006 年5 月8 日，纽约市长布鲁姆伯格、警察局局长凯里和烟花火器管理局局长斯高派特对纽约市民运输、买卖或非法使用烟花爆竹发出警告令。在纽约，所有烟花爆竹消费者均是非法的，一经发现买卖者、使用者均将予以逮捕。对运输烟花爆竹进入纽约市的人，其交通工具将一律被纽约市警察局没收。 相关链接 “零容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英国曾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提出“零容忍”口号，但纽约犯罪率的大幅下降才真正使英国人对“零容忍”刮目相看。英国一些警察局也将这一政策付诸于实践。克利夫兰郡集中对公共场所乱丢垃圾、涂鸦、破坏公私财物、乞讨等行为实施了“零容忍”政策，结果犯罪率有了明显的下降，首府的犯罪率一年中就下降了25 ％。伦敦的王十字地区于1996 年12 月也采取了“零容忍”行动，增派25 名警员“清理”公共场所的乞丐、醉鬼和无家可归的游荡人员。这一政策得到了首相布莱尔和内务部长杰克? 斯托等政要的赞扬。为打击日益猖撅的卖淫活动，英国政府从2006 年起开展了一项打击卖淫“零容忍”运动。
与此同时，法、德、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纷纷前往纽约“取经”。墨西哥城曾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其犯罪率之高也是出了名的。墨西哥城行政长官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于2 002 年11月不惜花重金聘请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及前警察局局长、法律顾问等协助解决墨西哥城的治安问题。据估计，朱利安尼的年薪达400 万美元，其薪水连墨西哥总统都望尘莫及。中国香港廉政公署反腐模式是“零度容忍，贪一块钱也不行”，这成为著名的司法理念。加拿大在1 993 年出台了“容忍度为零”的政策，该政策规定：一经发现家庭暴力，必须立案；警察有权入室制止；一旦发现丈夫对妻子有施暴前科，离婚时，房屋将全部归妻子所有。
“零容忍”在中国
与其他国家一样，“零容忍”也漂洋过海到了中国。中国许多部门都在叫响“零容忍”这个口号，掀起各种各样的“零容忍”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反腐倡廉、学术造假、教育失公、假冒伪劣、虚假广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等。
“零容忍”最初是作为一种打击犯罪战略提出的，它理所当然引起中国警界的关注。目前，“零容忍”在中国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已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杭州、广州走在了最前列，是国内“零容忍”警务的先锋和领头雁。
杭州市公安局2005 年开始学习借鉴纽约的“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以强硬姿态和积极主动策略，扫荡包括强行乞讨、酗酒、违章驾驶等在内的一切影响生活质量的轻微犯罪和街头犯罪。有一段时间，杭州一帮未成年人强买强卖、违法经营、小偷小摸把社会治安搞得乌烟瘴气，杭州警方基于 “零容忍”精神，开展30天的集中整治，共组织了179次行动，出动警力2405人次，清理摊位1026处，清查涉案人员4072名，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6名，救助未成年人17名，对此百姓无不拍手叫好。据统计，杭州警方在坚持“零容忍”政策下，“平安杭州”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05年刑事发案数同比下降3.88%，破案率上升。据2006年杭州市统计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杭州市民中97.9%的群众认为有安全感，98.6%的群众对杭州治安状况表示满意。  广州市也引入了“零容忍”警务模式，以谋求整个社会的平安。2005年广州先后开展了旨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剑兰”行动和旨在打击治安犯罪的“剑峰”、“越剑”等行动，力求通过对轻微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下降。广州警方对更多社区的轻微犯罪采取“杀鸡用牛刀”的方法：白云区警方排查出永平街的解放庄和新市新街两个重点地区，出动500多名警力，以雷霆万钧之势，集中对上述两地区的派卡招嫖、站街女、制贩假证件、无证照经营发廊、地下旅店和摩托车非法营运、二手市场、机动车零配件市场、废旧物品收购站等涉嫌违法犯罪活动的场所和人员进行全面的清理整治，力争从源头上消除各种治安隐患，净化社会环境。广州警方的“零容忍”警务模式已取得明显成效。
反贪应该零容忍
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标准一直是刑法学界乃至社会上的热点话题。对于目前5000元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标准，是高还是低，法学界一直都有争议。
近日，主管全国刑事审判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一次学术讲座中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延长严重经济犯罪的刑期。其理由是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已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还没有做出调整。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样同是贪污者，有的受到处罚，有的却相安无事，导致缺乏社会公正性。
张军“抓大放小”的学术建议引来舆论的一片反对之声。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反贪中的“抓大”的确存在严重问题。比如按照法律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的和贪污受贿100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在量刑时都是十年以上，量刑区间是一样的。贪污多少金额应判无期徒刑，多少金额又应判死刑，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从十年到死刑，在量刑上不仅尺度难以把握，还给司法腐败留下了空间。

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而被判死刑；随后，深圳原海关关长赵玉存受贿9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最近，中石油原董事长陈同海又因收受他人财物近2亿元，以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缓。这些贪污受贿者的不同下场，也说明了在量刑标准上，确实缺乏公正性，有改革之必要，以落实刑法总则规定的“罪刑相当”原则。
但反贪是否应该 “放小”则存可商榷之处。支持提高贪污受贿犯罪认定的数额标准的人认为，如果“大小”一起抓，进入刑法惩治范围的贪污者数量惊人，将导致目前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更为紧张，大量案件根本查不过来，更会导致“捡了芝麻丢掉西瓜”之可能。与其如此，不如提高标准，集中资源抓“大老虎”。
这种功利性的立法思维无疑会伤害法律的尊严,毫无疑问，巨贪者都是从“第一次伸手”开始，从小额的受贿到最终一步步堕入腐败深渊而不能自拔的，如因受贿2226万元而被判处死刑的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其第一次“灰色收入”仅仅是两条领带。所以“抓早抓小”应成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中之重，而在立法上，也应该体现这一思想。否则，因为恶小而纵容之，这种法律上的让步，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更多巨贪的出现。
从世界各国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来看，都采取的是“零容忍”的立法思想——贪污贿赂罪名的成立条件只看有没有犯罪行为发生，不看数额的多少。《美国联邦法典》第203节在关于“国会议员、职员和其他影响政府事项中的人员的报酬”中明确规定，上述人员“谋取、收受或者同意收受任何报酬的”即构成犯罪；德国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只要是公务员以职务行为为自己获取利益，即构成受贿罪。
当然，法律的最重要功用在于规范而非惩戒，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反贪污腐败，不仅仅要在法律上“零容忍”，更要求整个社会的“零容忍”，这就需要预防机制的完善，包括实施全民基本道德培养、防止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建立较为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行之有效的司法惩处制度等，让贪污者无漏洞可循。这才是防止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发生的根本。
构筑制度反腐的“铁壁”，对腐败零容忍
网友“王自力”：要遏制中国的反腐败，根本方法唯有通过制度建设，从制度上让反腐没有“漏洞”，对腐败“零容忍”。这样，从上至下就会形成强大的反腐合力，腐败分子没有了生存空间，社会才会风清气正。
抓制度建设，筑牢体制机制防线。不断完善制度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根本构成要素，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制权、管钱、用人”三个关键环节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切实解决导致腐败滋生的深层次问题。
网友“JIANGJIE”：打黑要打保护伞，严肃查处贪污、私分、截留、挪用救灾救济款物、失业保险金、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行为，不能让党员干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并且，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的“三公”行为要坚决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网友“行云流水”：现在腐败滋生的地方主要在基层政府，从经济建设到执政为民，从依法治国到反腐败，地方政府的行动往往落后于中央的决策。这些年网络问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躲猫猫”也好，“为谁说话也好”，官员说谎不仅不主动向公众道歉，或者引咎辞职，反而总想通过关系给予庇护、过关。“一把手”监督很关键，“上梁不正下梁歪”，依靠行之有效的“制度反腐”势在必行！
网友“自说自话”：从之前新疆阿勒泰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它，这是推进制度反腐的突破口，希望能早一天推广全国。
网友“王自力”：要遏制中国的反腐败，根本方法唯有通过制度建设，从制度上让反腐没有“漏洞”，对腐败“零容忍”。这样，从上至下就会形成强大的反腐合力，腐败分子没有了生存空间，社会才会风清气正。

网友“xiyanggaozhao”：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要建立反腐倡廉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四个方面的制度。制度贵在落实。“规定”再多，不如一个“落实”。有了制度，不去落实，比没有制度更加可怕。中央已经“破题”，下一步就看各地如何“解题”了。
网友“yuduanyu”：我们大力查办腐败案件，不是仅靠查办案件和惩处腐败人员的数量增加去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查办案件，发现和解决问题，是要通过查办案件找到现行制度的缺失和弊端，从而不断地完善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只有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通过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才能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不敢贪、不能贪。
网友“干部要为民做主”：虽然这几年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是从长远看，只有从制度上筑牢堤坝，才能有效防治腐败。而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
网友“弯弯的月亮”：反腐倡廉制度的威力应该让群众能够触摸得到。制度的执行还是要依靠各级党委结合实际来贯彻，各级党委只有切实担负起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才有利于形成抓好反腐败工作的社会氛围和整体合力。
网友“谁比谁聪明”：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有效管用”四个字，我觉得这正是针对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存在着重制定、轻执行现象来讲的。制度反腐要形成铁的制度，不能像橡皮泥！虎年，希望反腐能虎虎生威，让贪官无处可躲！
网友“gameover11”：我认为，应该调动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制度落实的强大力量。从转变领导干部作风入手，让反腐倡廉教育触及心灵是基础，加强权力运行监督是关键，建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的预防机制是治本之策。
网友“zhuyupiggy”：中央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以后，制度反腐的号角将吹得更加响亮。制度需要“有效执行”，且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才能不断净化制度执行环境，才能不断增强制度的约束力和制衡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真正发挥出“制度反腐”的威力。
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要求，“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这是科学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经验，深刻揭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基本规律，明确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遵循。
对“零容忍”政策的评析
对于“零容忍”政策，除了一大片的欢呼与喝彩之外，当今西方民众与学者对其的批评与争议也不绝于耳。有人说，在犯罪率下降的诸多因素中，“零容忍”政策充其量只能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有人说，这一政策强调警察以强硬的态度严格执法必然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使得警察作风粗暴、侵犯公民个人利益、导致警民关系紧张、使向来敏感的种族关系也付出了代价等；也有人说这一政策过分强调犯罪率升降等统计结果，为将来的警务管理风格和文化理念埋下隐患；还有人从犯罪学的“标签理论”出发（该理论认为，一个人一旦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这个否定性的身份就会迫使他继续走上犯罪的道路），指出“零容忍”对轻微犯罪的严处可能会导致未来重新犯罪率的升高。 不管围绕“零容忍”政策展开的讨论是怎样广泛与热烈，存在的争论和分歧是如何的深刻与对立，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政策对西方社会的治安工作已经发挥了重大影响，我国应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零容忍”政策是在执法阶段实现刑罚对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目的的有效手段。曾饱受犯罪率居高不下之苦的纽约、墨西哥城、伦敦的王十字地区在采取这一政策后，发案率大副下降，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到有效遏制，警民关系更加密切，警队士气高涨。 其次，这一政策是符合社会科学规律的一种警务策略。传统警务中警察是“打击犯罪的战士”，是“武装到牙齿的机器人”，“零容忍”政策变被动反应式警务为主动提前式警务，以积极主动的策略去减少犯罪，消除社会无序和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
再次，纽约的经验证明，准确选择“零容忍”政策适用对象，对于该政策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警务工作不需要也不可能全面解决所有问题，但只要警察集中打击犯罪原因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就会在遏制和预防犯罪中取得明显成绩。” 最后，应当客观地认识对“零容忍”政策的批评。犯罪率下降的确不可能是一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但“零容忍”政策的确是导致犯罪率明显下降的重要因素。纽约自1994年，犯罪率的下降是巨大的、惊人的，连最不可能隐瞒或虚报的凶杀案发案率下降都超过了50%，居民安全感明显增强。对“‘零容忍’并不能涵盖纽约警务工作的全部变化和改革”的批评，必须认识到，“零容忍”这种警务策略的有效运行并非独立存在，其作用的发挥仍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来辅助。面对“零容忍政策与现代人权和民主理念格格不入”的指责，应当看到，问题不是出自政策本身，而是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都会发生的一般问题，这一政策是以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为前提的，其结果恰恰是改善了社会治安，提高了社会福利，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及权利。
零容忍
总之，发源于纽约的“零容忍”政策在西方社会的实践，清楚地阐释了防微杜渐、打击轻微犯罪在预防严重犯罪中的重要性，较好地实现了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实现需要，这为我们中国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提供了新策略、新思路。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避免和消除由于执行不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零容忍”政策尽管刚在杭州、广州等地有警务实践，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警方会在实践中更好地诠释“零容忍”政策，在警务改革的浪潮中大展身手。
食品安全零容忍并非限量
我国总的食品合格率在15年以前大概只有50%到60%，三鹿毒奶粉事件以后，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更加的重视了。

三聚氰胺在乳制品及含乳食品中的限量值 CFP供图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考虑食品安全问题时就认为风险应该为“零”。从保护健康的角度来看，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科学，也不现实。“可接受的风险”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能引用到食品安全的领域呢？消费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自我保护措施，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安全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全国食品加工企业难以胜数，光靠检测，安全问题防不胜防。除了严把市场准入关，更要“反弹琵琶”，创建“从田头到餐桌”和“从餐桌到田头”的双向全程食品质量安全监控管理体系和安全控制技术体系。
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保证食品安全，包括立法、监管，但这仅仅是一方面。作为消费者永远可向政府提出要加强监管，当然，这个监管是有限度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行业协会和生产经营者也有责任保证，这是三方面的事情。政府、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面都要往同一方向努力形成合力。我相信，食品安全的问题会越来越少，但是永远不会被消灭。
对裁判的“零容忍”政策
球员和教练如在比赛中因判罚和裁判纠缠或是对裁判出言不逊、做出侮辱性手势，都会被判一次技术犯规。这就是现在被称为“零忍耐”的NBA新规则。
由于球员对裁判的判罚经常不满并抱怨，影响了裁判的权威，为了树立裁判的权威，联盟在本赛季实行“零容忍”政策，具体指球员不得在裁判吹哨后诅咒辱骂裁判，不得以举起双手作为对裁判的抗议，不得做出其他的手势或姿势来表达自己对于判罚的不满。这项规定的改变意味着向来自大狂妄的球员们必须在场上尊重并服从裁判，否则他们将频繁收到裁判的技术犯规判罚以及来自联盟的罚单。
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在解释联盟推出这种新规则的意图时说：在我当联盟总裁的22年里，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次判罚由于球员们的抱怨而被改判的。球员们向裁判不断抱怨只是在向全世界的球迷们展示这群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们不太光彩的一面。